朱熹文学思想研究成果分析

朱熹的《楚辞集注序》和《楚辞辩证》集中体现了他楚辞学研究的思想理论。在《楚辞集注序》中，朱熹指出了屈原《离骚》等作品的巨大影响力，虽然用理想主义的文学观来衡量，他的志行“或过于中庸”，但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永放光芒的。对《离骚》语言的运用，浪漫主义的特色虽缺乏充分理解，但认为它是“不能自已之至意”，是所谓“天生成腔子”的自然至诚语言。他还充分肯定了《离骚》等作品的社会意义，不敢直以“词人之赋”视之。他看到了屈原作品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内容。他非常遗憾，历来研究者失其旨趣，无论是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方法这两个方面都不能真正地理解屈原的作品。对于楚辞的“大义”，人们没有能“沉潜反复，嗟叹咏歌”，追寻其文辞指意的客观存在。他反对人们没有科学根据地“取喻立说，旁引曲证”^[16]，牵强附会。有的人不懂得文学的特殊的审美特征，对楚辞至诚情感渺漠无睹，有的人急于索取深厚广博的思想内容而违反了文学反映生活的艺术规律，使屈原当年真实的思想感情和巨大的艺术力量得不到正确的认识。朱子说这番话时自己也身处逆境和疾病痛苦之中，他与屈原作品的思想感情高度共鸣。他在危难之中，痛定思痛，对《楚辞》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方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其识见之卓绝，其情怀之宽阔，其立意之深刻，忧国忧民，悲天悯人，千古传诵。

朱熹在《楚辞辩证》上的论述中，指出《七谏》、《九怀》、《九思》，虽然也是骚体，但它们的“词气平缓，意不深切”，更加上其“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17]的矫揉造作，所以在自己的选本里没有加以收录。这是他非常独到的文学眼光。他破除陈规，把贾谊的作品多加选择，更显示了他的卓越的文学见识和勇气。他对扬雄的看法，深刻有力。他认为雄在艺术上刻意造作，以艰深文其浅陋，在思想上失节变态却作什么《反离骚》，实在是屈子的罪人。收录其作品，“使居于八卷之外”，作为反面的参考资料而已。这是主要就文学选择的思想内容而立论，也涉及到了艺术性的问题。如反对雕刻的造作文风，对“词气平缓”表示批评。这与他爱有力的诗句是同样的审美倾向。

朱熹还对王逸的艺术分析加以辩证，认为其有得有失。^[18]如说配忠贞、比谗佞等是对的，也就是《诗经》比的艺术表现方法的运用，批评王逸分类不科学及比配不当，都是十分中肯的，这些都说明了朱熹对文学艺术性的高度重视和深切理解。朱熹研究文学时联系现实社会，感慨系之。朱熹文学研究的立足点是现实社会和人生，这也是他文学思想内容的一大特点。张健说朱熹对王逸、洪兴祖二家之批判，“正说明他作集注的动机”，以使“读者得以见古人于千载之上”。^[19]

在《楚辞辩证》上的讨论中，朱熹对思想和艺术的分析证明，诗赋之思想和艺术并不一定是绝对平衡的，“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这种论述有其封建主义时代的局限。而朱熹本人也对此进行了自我剖析和阐述。“及徐而深味其意”，深深感受到其中的忠君爱国忧民之心，“于此为尤切”。^[20]他指出君臣之义，全篇皆以事神为比，不杂它意，以事神之意来说，一篇之内又或自为赋、为比、为兴，恰到好处。他叹惜人们不懂得“全体之为比”的艺术特点，或疏或密，都无法比较正确、客观地把握其思想情感和写作特色，以致失去了“当日吟咏情性之本旨”。朱熹对文学之独特的审美特征，不惜多次强调，意在使大家明了必须遵循欣赏和研究文学的审美过程和特殊规律，才能有真正的收获而有补于世道人心。

朱熹在《楚辞辩证》下的讨论中从语言气象的分析入手，把握屈原的思想历程和写作过程，认为屈子在初被放逐之时并无“奋然自绝之意”，所以《九歌》、《天问》、《远游》、《卜居》以及《惜诵》、《涉江》、《哀郢》诸篇，没有“一语以及自沉之事”。说它的“词气雍容整暇，尚无异于平日”。至若《骚经》、《渔父》、《怀沙》诸篇虽有彭咸、江鱼，死不可让之说，但还没有决死之意，所以其用词虽切尚未失其常度。到《抽思》以下，死期渐迫，至《惜往日》、《悲回风》，则其身已临沅、湘之渊，而命在晷刻，故所作之词已“不暇择其辞之精粗”，屈原的作品，“其志之切而词之哀，盖未有甚于此数篇者”。朱熹不但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屈原作品的语言风格与其思想经历的密切关系，而且在内心引起了高度的共鸣，“真可为恸哭而流涕也”^[21]。(www.xing528.com)

朱熹还以民俗的记载为依据，认为招魂之本意并不都是形式的文饰，“古人于此诚有望其复生，非徒为是文具而已也”^[22]。对文学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事实作出了又一论证。值得注意的是，朱熹认为屈原之后，作者继起，宋玉、贾生、相如、扬雄是著名的代表。但朱熹对此有自己的审美评价。他认为宋玉和相如“辞有余而理不足，长于颂美而短于规过”，可知他不欣赏歌功颂德的庙堂文学。至于扬雄，“乃专为偷生苟免之计”，在思想上与屈原背道而驰，在艺术上“斧凿呈露，脉理断续”，所以尚不如宋、马之作。唯有贾谊“以卓然命世英杰之材”，所出之篇是一时诸人所无法企及的。朱熹极赞贾谊《惜誓》中“黄鹄之一举兮，见山川之纡曲。再举兮，睹天地之员方”之意蕴，“超然拔出言意之表，未易以笔墨蹊径论其高下浅深也”^[23]。这与他评价李白诗非无法度乃从容于法度之中同意。李白是圣于诗者，而贾谊则是赋中英杰卓异之士，同屈原之赋一样，不敢直以“词人之赋”称之也。朱熹对作家作品的审美评价和批评极具眼光，远远超出同时代文学批评家之上。尤其是他研究屈原作品，进入境界似与作者同行，感情共鸣苦难如同身受，其所体现之文学思想境界之高远诚非常人可及。

朱熹的楚辞学思想在《朱子语类·论文》中也有体现。其中朱熹首先认为“《楚辞》不甚怨君”^[24]。从思想内容上排除了对楚辞的曲解曲说。对此钱穆最为理解朱熹之深意:“其治《楚辞》，亦如其治《诗》，用力所在，亦只在‘平心看他语意’之六字。既曰‘何尝有一语是骂怀王’，又曰‘亦不见他有褊躁之心’，此其所体会于《楚辞》者，亦可谓弥深而弥切矣。”^[25]朱熹认为《楚辞》在文字表达上，只是信口恁地说，皆自成文。并以此确定楚辞是“说出”的自然而然的文学，而不是造作的就纸上做的文学。前者如圣贤之经典、苏秦、张仪，《史记》所载“想皆是当时说出”。而后者如班固、扬雄等则是就纸上做的文字。当然具体层次又不一样。朱子以《离骚》为例，说其“初无奇字，只恁说将去，自是好”^[26]。意在提倡从胸中流出的自然朴实的文学，反对后世的造作的雕琢的文学。他一再强调“楚词平易”，而“汉末以后，只做属对文字”，积弱不振。朱子还把“屈宋韩柳所作”并举，说明其均为一时代文学的高峰，必须学习。同时，韩愈倡“文以气为主”，韩柳古文运动之实质也是要使文章从造作的骈体文学中解放出来，这都是与楚辞是“说出”的文学相通的。朱熹之文学研究大力赞赏从心中流出之文学对于后世白话文学之深远影响难以估量。

“《宾戏》、《解嘲》、《剧秦》、《贞符》诸文字，皆祖宋玉之文，《进学解》亦此类。”^[27]此论说明了楚辞对后世的影响。但认为大多数拟《骚》之作，文字反而艰深，无其深沉抑郁之思，是造作的一类；解《楚辞》者亦牵强附会，曲为之说，“《骚》学殆绝。”就《语类·论文》简短论述《楚辞》的文字，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楚辞，尤其是对屈原文学的高度重视。他对《离骚》、《天问》、《九叹》、《九辨》、《卜居》、《九歌》、《山鬼》的字义叶韵、内容等的认识都力求真实客观，为此花费了大量心血，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学术难题，在对楚辞具体作品的思想认识方面独排众议，迈越前人，成就卓著。在艺术上，他特别强调其两大特点:一是冲口而出，自然而然，是活的文字，而非后世造作者可比；二是用语平易明白。这与第一点是相通的。要注意到这两点是朱子理想主义文学观的评价体系中艺术性的重要内容。在思想内容上《语类·论文》没有多谈，但认其“不甚怨君”，是忠君爱国的一种表现。在《楚辞集注》中朱熹认为屈原是“忠”而过于中庸者也。这就完全充分肯定了屈子在艰难困苦、坎坷不平中爱国忠君的伟大献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