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楚辞研究与文学思想

朱熹研究《楚辞》有《楚辞集注》之作。关于他阐释《楚辞》意蕴之背景目的，学界历来看法不一。朱熹在《修三闾忠洁侯庙奉安祝文》中把屈原当作神来供奉，“惟神为国上谋，遭谗放逐。行吟憔悴，厥有《离骚》”^[1]。其缘由乃是因屈原为国家民族利益而壮烈献身与他本人爱国忧民思想产生强烈共鸣。对此理解之深，评价之高，莫过于钱穆:“今读其《楚辞集注序》，性情义理，相通兼得。……俯仰今古，彼我死生，真如一体。就文论心，即心见道……诚非仅止乎文章之与著述而已也。”^[2]张健在其研究专著中认为朱熹《楚辞集注》“就文学批评的立场看，亦只吉光片羽而已”^[3]，理解不深。束景南谈朱熹的楚辞研究比较深切。^[4]吴长庚著《朱熹文学思想论》有一章涉及。^[5]莫砺锋著《朱熹文学研究》有一章专门加以论述，即第六章“朱熹的楚辞学”^[6]。拙著《朱熹文学思想述论》，有两章讨论即第三章“朱熹的《楚辞》研究”^[7]，第四章“朱熹《楚辞集注》的具体篇目分析”^[8]。

综观学界之研究，最欠缺者乃是对于朱熹楚辞研究具体的思想意蕴作深入的阐发。朱熹的《楚辞集注》与时代政治关系密切，“熹在当时，讲正心诚意之学，颇为时人所妒恨”^[9]。朱熹《楚辞集注》决非一般学者文士所理解之文学研究不言而喻。我们有必要对于《楚辞集注》文本的深微含义进行阐发。

党禁之祸使他在生活实践中更深一层地理解了屈原的伟大人格和充满艰难险阻的奋斗。庆元五年冬间，杨万里有信给朱熹，问起《楚辞集注》一书，朱熹在《戏答杨庭秀问讯离骚之句二首》中吐露了注《楚辞》的真实用意:原来他要为灵均作杜衡，颂扬体现在屈原身上的坚贞高洁的精神品格。

昔诵离骚夜扣舷，江湖满地水浮天。只今拥鼻寒窗底，烂却沙头月一船。春到寒汀百草生，马蹄香动楚江声。不甘强借三峰面，且为灵均作杜衡。^[10]

朱熹研究《楚辞》，深受其诗学研究之影响，尤其喜欢将二者进行比较。对此，学界前辈早有论述。张健说:“朱熹以六义论骚词是他的一大创举，也开辟了楚辞研究的新途经。”①可惜分析极为简略。朱熹在《楚辞辩证》中将《楚辞》艺术方法与《诗经》比较研究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其篇内又或自为赋、为比、为兴，而各有当也。”②朱熹认为，楚俗祠祭之歌虽然生动有活力，但其辞语“亵慢淫荒”，屈原在继承民俗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加工润饰，用以寄托自己的忠君爱国之意。在类型上与三颂是一回事，但其用辞受民俗的影响，则有如国风再变之郑卫。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君臣之义而言，其篇内又或自为赋、为比、为兴。这就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这种艺术辩证法的层次和立体观念是相当有启发意义的。正因为如此，欣赏艺术作品和阅读一般的文章是有很大的差异的。这对读者而言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朱熹在《离骚一》的解释中所说的“古今声诗条理”就是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声”即语言音韵，“诗”则指诗歌内容，“条理”就是篇章结构方法。朱熹对文学艺术性之重视可以从下面的关键词中得到证实:“篇章节奏之异”，“直陈其事”，“取物为比”，“托物兴词”，“属辞命意之不同”，“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叙事陈情，感今怀古”，“比，则香草恶物之类”，“兴，则托物兴词，初不取义”，“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11]在很少的篇幅中，朱熹谈的几乎全是艺术手法的运用。他多次谈到赋比兴手法的运用，说赋是直陈其事，比是取物为比，兴是托物兴词，这是从艺术角度来讲，但为什么作如此的分别呢?朱熹认为是因为“其属辞命意之不同而别之”，这显然是说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为不同的思想内容表达服务的。还是意在强调思想与艺术密不可分，同为一体!他认为用这种文学研究的方法，可以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然后把《诗经》与《楚辞》联系起来，进行了比较分析和研究。他说，《楚辞》当中寓情草木、托意男女以极游观之适的内容，是变《风》之流；叙事陈情，感怀今古、不忘君臣之义的内容，是变《雅》的一类；至于说语冥婚而越礼，抒发怨愤而失中，则是《风》、《雅》的再变。《楚辞》中祀神歌舞的盛况描画，则几乎《颂》，而且更有甚者，变化多端。《骚经》的首章就是赋；诗中的香草恶物之类就是比；兴在《楚辞》中是“托物兴词，初不取义”，如《九歌》中沅芷澧兰用来兴思公子而未敢言的一类。朱熹最后比较《诗经》和《楚辞》在赋比兴方面的不同说:《诗》之兴多而比赋少，骚则兴少而比赋多。朱子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在楚辞学研究中也得到了自然的运用。莫砺锋指出朱熹《诗集传》对赋、比、兴艺术手法有深入研究，故其研究屈赋亦能“从赋、比、兴的角度”进行艺术分析。^[12]完全正确。(www.xing528.com)

①张健著《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第71页。

②朱熹著《楚辞集注》《楚辞辩证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

朱熹在《楚辞后语·序》中，显示了他研究文学与诗学研究相同的两条标准:一是思想性，他高度重视体现追求社会理想、忠君忧国的经典文学作品，强调指意深切的社会讽谏教育作用，提出了衡量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义”的标准。一是艺术性，极其重视“无心冥会”“词调铿锵”的从心中流出的文字，反对虚伪造作的雕刻文学。《楚辞后语·序》在对思想意蕴的阐发中，强调中和之美，强调作家的独立人格和“学之有本”。在评论作家时，表达了鲜明的价值取向；对扬雄的“反讪前哲以自文”深表不满，对陶渊明的行己有耻欣赏备至。^[13]从而明确地表达了艺术性从属于思想性，形式为内容服务的文学思想。

朱熹研究《楚辞》特别重视对于屈原伟大人格的阐述，把作家人品与文品联系起来加以深刻讨论，并且以扬雄为反面教材作比校，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之深广度大大拓展，对现实人性之引导熏陶得到加强，影响后世，启人深思。对此，张健认为“由屈赋说到贾扬之赋，是正宗的文学批评材料”^[14]。可惜他对于此中深意无所探索。莫砺锋对朱熹关于作家人品研究最为中肯、规范。^[15]朱熹研究《楚辞》深微用心体现于具体理论阐述和具体篇章之注解中，研究者必须加以体察，精心探索，咀嚼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