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诗经》研究：思想与艺术兼顾

朱熹的《诗》学思想意蕴至今尚未得到人们充分理解和关注。他在生前就预料:“某尝谓死后千百年须有人知此意。自看来，直是尽得圣人之心。”^[31]“尽得圣人之心”六个字说起来何等简单，他却要等到千百年后人“知此意”。探索他《诗》学思想和艺术兼顾之深刻意蕴，就是为了尽可能地理解圣人之心、圣人之意之具体内容。朱熹对于《诗经》艺术方面的研究，往往融合在对其思想的研究之中。明确地对艺术手法进行说明的地方相对思想内容而言不多。但他对《诗经》艺术手法比较重视，也是事实情况。比如他说: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32]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33]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34]

就赋、比、兴三种艺术方法简略地作了陈述。或者指出这三种艺术方法互相兼而用之，或者指明该篇“比也”，“兴也”，“赋也”，等等，扼要指明每一诗篇总体上运用的艺术手法。关于朱熹论比兴之艺术手法，李开金撰文引述资料，考察源流，比较得失，论证合理，结论可靠，但仍然认为“朱熹的政治观、道德观、文学观有它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一面”^[35]，这可能与时代风气有关。在整个《诗集传》中，主要是探索每一首诗的思想内容。文学的思想和艺术，其实是密切相关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艺术魅力的根源正是在于思想的内在意蕴的深刻!从这个意义说，朱熹并不是对文学艺术方面不重视，而是他研究的重心是在思想意蕴方面，这恰恰又是艺术魅力的核心和源泉所在。所以，事实上，朱熹对《诗经》研究是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着手的。比如他对赋、比、兴与风、雅、颂的讨论，就是如此。他认为，兴，就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比，是以彼物比此物；赋是直接铺陈其事。风就是民俗歌谣之诗，之所以说是风，是因为受到德治之化有感而发，所发之言又足以感人，就像物因风之动以有声，而其声又足以动物那样。^[36]雅，是正的意思，是正乐之歌。正小雅，是燕享之乐；正大雅，会朝之乐，是受厘陈戒之辞。^[37]颂，是宗庙之乐歌，就是《大序》所说的“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38]颂与容，古字是通用的。兴、比、赋谈的是艺术形式，风雅颂说的是题材内容。朱熹认为三“经”是赋比兴，是做诗的骨子，无诗不有，才无，则不成诗。而风雅颂却是里面横串的，所以叫三“纬”。实际上，这些都是主要就《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而论。因为风雅颂虽然是诗的题材内容，但正因为其题材的差异，所表达思想内容的不同，在艺术方法的运用上才必然有具体的区别。朱熹对比兴艺术手法作具体分析说，比虽然比较贴切，但兴的意味却比较深远，而其具体之运用要看作者修养的高下，也有兴而不甚深远的，这是作家修养较差，也有比而深远的，这是作家修养较高，好和不好不可一概而论。比是以一物比一物，而所说所指之事常在言外；兴是借彼一物以引起此物，而其事常在下句。但总体说来，比意虽切而却浅，兴意虽阔而味长。^[39]诗之比相对说来较为贴切，一物比一物，意思较易理会看透，所以说“浅”，而兴则不同，以彼一物以引起另一事，不必很切近，事物形象所展示的意境很开阔，所以能引起读者的联想、想象也就十分丰富，所以说“虽阔而味长”。

张健对朱熹在每章末缀以“赋也”“比也”等语以揭示《诗经》艺术手法表示怀疑，说“这种作法”郝敬毛诗原解序曾有批评，“朱子又以赋比兴分配各篇，愚按三义原非离析。……若裁为三体，岂成义理!”^[40]此乃没有理解朱熹《诗经》研究思想和艺术兼顾之特点。当然，朱熹论《诗经》艺术手法时也存在矛盾状况。比如，他在批评吕伯恭论《大雅》《抑》时说:“如一句或为兴，或为比，或为赋，则曰《诗》兼备此体。某谓既取兴体，则更不应又取比体；既取比体则不应更又取赋体。”^[41]这里的说法与其它时候说的有矛盾。朱熹在论《诗经》艺术手法时说到诗兴而比，比而兴等修辞手法，说的正是“兼备此体”。那么这里为什么又批评吕伯恭呢?根据上文，朱熹批评吕氏说诗，“其原生于不敢异先儒，将诗就那序。被这些子碍，便转来穿凿胡说，更不向前来广大处去。或有两三说，则俱要存之”^[42]。就可以了解朱熹所批评的是故意“俱要存之”，这当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朱熹为了批评吕氏的错误，也犯了一个绝对化的错误，就是说诗不能“兼备此体”。但这些矛盾的情况并不影响朱熹对于《诗经》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所作出的深刻论述。细细考察《诗集传》的原文，不难发现，朱熹对《诗经》风、雅、颂思想艺术都作出了前无古人的深刻论断。朱熹极其重视《诗经》艺术成就之阐发，在每一诗篇注释中都加以简明扼要之说明，是赋，是比，是兴，或者兼备比兴，使读者一目了然。对于《诗经》篇章结构和修辞手法，也有中肯实在之分析，而贯穿《诗经》研究始终者则是对国家民族社会健康发展之高度关注，因为思想内容永远是艺术魅力的核心所在。

他在《诗集传》中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而风者，民众歌谣之诗也。谓之风者，以其被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考其俗尚之美恶，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43]这里提出了文学艺术感染力“足以感人”的思想特性，也强调了文学的认识作用:“考其俗尚之美恶”，以及文学的舆论的监督作用:“知其政治之得失”。关于“雅”，朱熹说:

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各有正变之别。……故或欢欣和说，以尽群下之情，或恭敬齐庄，以发先王之德，词未必同……而各以其声附之。^[44]

这里对于某种文学的样式的细微差别、用途等作了客观的介绍。

“其次序时世，则有不可考者矣”。关于“颂”，朱熹说:这里对于颂作了总体的介绍和扼要的说明。这是就风、雅、颂作整体的阐述。进而又对十五国风作进一步的说明和分析。

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45]

朱熹论述周南有一个根本的思想，就是“化”，自己能“化”，有“化”的德能，使别人“莫不从化”。修身齐家从自己开始，进而使自己的国治民安，天下太平，繁荣昌盛，不必强迫他人他国服从自己，而是让他们自然而然、甘心情愿地“从化”，这既是作为个人的真正的自由，也是作为国家的真正自由。

朱熹还对周南作了一个总体的思想分析。其中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深刻的思想，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解和重视。一、朱子坚信中华民族的大一统的局面必须以家齐、国治之效的化成天下为前提；二、朱子也坚信“天下已有可平之渐”；三、天下之平必须依靠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女同志亦不例外，“后妃之德，固不为无所助”；四、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有人言诗，以为是“专美后妃而不本于文王，其亦误矣”。^[46]

关于“召南”的思想内容，朱熹亦有精辟的论述。“文王之化”，“所施者溥”，“风化天下”“化”、“风化”这类字眼在《诗集传》中是用得相当多的，如果我们设身处地为天下百姓着想的话，我们是会百读不厌的。“所施者溥”证明了任何事情，尤其是伟大的事业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朱子坚定的天下大同、百姓安乐的信念至今还鼓舞着我们为新一代的理想而奋斗!朱熹引程子的话，强调了正家与邦国之治的关系。朱熹的文学思想也离不开百姓日用的生活问题，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士庶百姓，现实的时间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家中度过的，不但是关心一家一事，而且是“风化天下”，“化成天下”。

学界探讨朱熹《诗集传》破《小序》甚多。其实，朱熹之诗学思想与《小序》在为国家政治服务方面本无差异，所不同者，朱熹对《诗经》文学性更为关注，反对不顾事实直接以政治教化目的来阐释每一篇章，这正说明朱熹对《诗经》艺术性之高度重视。张健说朱熹某些观点“相当传统”，“用之乡人，用之邦国”“根本是诗序的原文。”^[47]正说明二者目的之一致性。

关于“邶、鄘、卫”，朱熹认为，诗的起源地是诗产生的背景，要深切了解诗的内容、缘由，对地理环境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朱熹引张子(载)的话说:

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耕耨，故其人心怠惰。……使人情性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郑诗》放此。^[48]

地理环境对人类生存的影响是很复杂的。这段话不一定全部合理，但也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的因素。中国古有遗训，“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乃人们所畏避，却又可以成就人们的功业；安乐乃人们所期望，却又可以毁掉人们的进取。当年刘备堂堂英雄，在东吴成亲怡乐，也几乎不愿再受鞍马之劳，何况从小享受贯了的阿斗。怎样解决人类生活中的这样一种矛盾，朱子没有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已告诫我们，优越的环境其另一面可能会毁掉我们的事业，这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正心、诚意的修炼功夫之重要。(www.xing528.com)

朱熹阐述王风，心情极为沉重，一句“于是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49]，让读者对于沧海桑田、历史变迁感慨万千，这正是朱熹研究《诗经》之深刻思想意蕴。在朱熹看来，《诗经》无穷艺术魅力正来源于具体篇章细节所蕴含之深刻义理。

关于郑风，朱熹的探索颇为微妙，“郑卫之乐，皆为淫声”。^[50]何谓淫声?难道说他全然否定人类的情欲?而且说“卫犹为男悦女之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似对女子热情主动表示感情不满。站在现在的立场上，如果不全面地加以考察，再联想程朱著名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话，我们难免不感到困惑，甚而怪朱先生何以如此绝情?但若果你从当时社会的客观情况出发，若果你处身于封建社会的弱肉强食之中，若果你在那时为天下苍生着想，你就会领略朱熹的深刻用意。实在是过分纵情纵欲的人多了，乃至已经大大影响到社会的安定、民生的幸福，有了少数人淫乐的自由，就没有了大多数人正常生活的自由。所以孔子论为邦以郑声为戒，不戒不行啊!学界有关朱熹“淫诗”说争议颇多，对之深切理解则较为罕见。理解最深者莫过钱穆:“诗文有精诣，故能深得此中三昧。”^[51]对这个问题必须重申，朱熹是肯定人们的正当的情欲的，这从他的生平所作所为都可看出。他六劾唐仲友，不是否定唐的正当的情欲，而是痛斥他唐仲友的误国误民、道德败坏!朱子说，诗可以观，岂不信哉!他充分地理解到了文学的认识作用。但这种认识作用必须辩证地看，搞不好被人误解歪曲那结果就适得其反了。所以我们要慎重地对待婚恋感情，因为历古以来这就是一个最敏感的社会课题。朱熹《诗经》研究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他站在时代高度研究经典文学，考虑的是本时代之道德规范，本时代之审美主体。作为研究者他既要发挥出《诗经》最佳之艺术感染力，又要引导其道德典范作用。

谈到齐风，朱熹有着更加深广的思考。为什么“民多归之，故为大国”呢?是因为“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52]。道学家决不仅是理论上的战士，事实也是经济上的实干家。道学家的文学理论、文学思想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决不是一般人想象中的道学家。看朱熹的文学思想，从他在这里肯定“工商工业”就可以略见他的文学思想的实在性，是以便国利民为其核心和宗旨的。道学家不是不言利，而是要看这“利”利于谁、怎样“利”，怎么“利”，结果如何，效果如何?利己、利人、利集体、利国家，这就是道学家的符合义理的大“利”。朱熹之文学思想体现于《诗集传》中最深刻者，就是以义理悦心的核心价值观。他希望审美主体能够深切体认这种使人类得以走向和谐和平之道德理念。《诗经》的核心思想价值在此，艺术魅力之深厚源泉亦在此。

至于魏风，朱熹概括说:“其地狭隘，而民贫俗俭，盖有圣贤之遗风焉。”^[53]艰难困苦塑造了多少英雄伟人啊!不过“俗俭”作为圣贤的遗风，就是在今天，我也是要为朱熹大唱赞歌的。地球上的资源是有限的，注意人类行为的可持续性是全球明智之士的共识。八百年前的理学大家朱熹看到了这一点。俭朴，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最大的美德!过分的消费不但使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枯竭，而且也会使人类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污染而无法生存得好。朱子在《诗经》学中所表现的思想是广大精微的，这正是《诗经》不朽的艺术魅力之核心或者本质。这笔遗产是十分珍贵的，是有现代意义的。

朱熹研究唐风时，再一次提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54]朱熹讨论地理、俗尚、风气对文学的影响，往往深具哲理的内容。朱熹研究《诗经》之思想和艺术，有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有着悲天悯人的境界情怀，不是就文学的范围而讨论其许多一般人所熟知的问题，更不是一般概念化的演绎和推理，而是就文学的起源、生成、作家标准、个性差异、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等作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深入探讨，而且始终贯穿着一个总纲，就是文学必须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类社会的总目标服务，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文便是道”，就是“三代圣贤文章”。张健以为郑樵所说“汉人立学官讲诗，专以义理相传”，“在朱熹手里作了实践性的扭转”^[55]。实乃大谬。朱熹正是以义理分析诠释《诗经》，并不同意郑樵此一观点，正因此，对于郑氏诗学借鉴极为谨慎。

朱熹对秦风的叙述着重对历史源流的探析。对秦的历史背景的简介，几乎就是秦的兴亡发展史的缩影。^[56]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始终是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的。是人民生活艺术的实录。朱熹研究文学，十分注重考察各具体文学的源头、历史背景，产生的具体情境。这尤其表现于对《诗经》每一首诗的研究中。因为文学不是凭空产生的，总是有一个产生的活灵活现的情境，甚至有时就是历史事实的艺术再现。因为这些事实本身就具有典型的意义，再加上诗人的艺术加工，就更加能传之久远。但是，朱熹并不一味地为文学作历史的考据，有则有，没有则没有，主要从文学本身的内容出发作实事求是的考察研究，所以他反对诗序的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朱熹在对陈风的叙述中，有一句话特别值得注意，就是“大姬妇人尊贵，好乐巫觋歌舞之事，其民化之”。而且这位“大姬妇人”来头不凡，“武王赖其利器用，与其神明之后，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满，而封之于陈”^[57]。这反映了朱熹实事求是的态度。“巫觋歌舞”能使“其民化之”他并不隐讳。这隐隐透出了朱熹内心深处的矛盾。各种学问、各种音乐都可能产生教化作用，这从朱子对释、道两家的态度也可以看得出来。学问，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学问决不只是一家。但为什么朱子终究是独倡儒术，力排其它诸家呢?这就是各家学说在现实社会中走样走的太远了，反而害道，反而无助于某种学说的本来意图的实现，只有儒教不偏不倚很难产生负面影响，万一产生负作用被人利用也是比其它学说对社会更为有用的。朱熹的心态实际上是多元的、开放的，只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在现实社会中不得不奉行儒教，排诋异端，这种做法的客观效果还要进行研究，不能过早地下结论。但在朱熹的内心深处，是渴望社会人心的多元化的。中国的儒家祖师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朱熹不可能不懂得这一点。而他一生当中对学问是无所不好，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医卜星相，风水异说，鬼神巫怪等等都有探讨。尤其是对释道两家，情有独钟，曾经一度沉迷于彼，叹息无穷。我们从这种矛盾的心态可以领略一心救世济民者的苦衷。人欲之私者是苦不堪言的，因为总要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计较得失，互相残杀，永无宁日；具有完美的人性的圣贤者也是痛苦矛盾的。要追求真理，探索科学，要坚持正义，维护善良，还要考虑实际效果，要为国为民奋斗，还要保护爱惜自身，倘若自己一身都不可保，用什么来爱国忧民，社会民生又能得到什么实惠呢?所以朱熹既很理解社会的多元化之必要，自己也在内心深处渴求世界一切知识的补充和营养，又不能不坚持儒家的中庸之道。研究朱熹的《诗》学思想，必须理解他的儒家思想理念，必须注意他与一般文史专家之差异。作为理学大家，朱熹不可能与专业文学研究人士一样机械地专门探讨所谓文学作品之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

关于陈诗，朱熹又引东莱吕氏的话说:这就回到了现实当中，而且是回到了封建社会的现实当中。“男女夫妇之诗一何多邪?”真令人叹为观止。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的业余时间多了，男女夫妇歌舞时间也就多了。现在的情况是东莱吕氏无法想象的，当时古人的男女之情放在现在的历史背景下就是儒家的中庸之道的内容，一点也不过分。朱熹研究《诗经》不忌讳探讨男女之情，但对他认为的二十多篇“淫诗”提出了惩戒意见。他的淫诗说在后世引发极大争议，大力赞扬者有之，严厉批评者有之，双方始终争执不休，这显然与个体生命之遗传结构复杂性密切关联。

东莱吕氏曰:变风终于陈灵，其间男女夫妇之诗一何多邪!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正风之所以为正者，举其正者以劝之也。变风之所以为变者，举其不正者以戒之也。^[58]

朱熹之诗学无论是探讨思想内容还是分析艺术形式，都多少带有哲学的意味。他在《诗集传》中谈到世界的秩序，值得我们研究。有了天地，才有万物，有了万物然后才有男女，有了男女然后才有夫妇，有了夫妇然后才有父子，有了父子然后才有君臣，有了君臣然后才有上下，有了上下然后才有礼仪的程序。世界的秩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在不断地“变”化当中，而且是不断地由量变到质变。表面上他一再强调封建的秩序，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关系，这是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社会生产力和文化自然而然地发展了的时候，自然各种事情都会发生变化，礼教与人性的冲突是表象上的，礼教在其本质上是真正维护人性实现的通途。

朱熹《诗集传》中所反映的诗学思想和艺术，实际上是传达一种古老的圣贤哲理，“创业难，守成更难”，这就是豳风背景概说给我们的启发。他对豳风的思想阐述不敢自专，要“读者择焉可也。”实际上是他强调审美主体的个别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言变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系之以正。变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终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59]。从总体的内在的关系上，联系风诗的正变缘由，探讨豳诗的位置安排及其思想意蕴，是很全面和深刻的。对于一个人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个社会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整个人类也好，有变有危，但只要始终坚持奋斗，又不失其本，那就能走过艰难险阻，取得最终的胜利。朱熹这里讨论的文学内在的深层意蕴是值得反复思考的。“非周公至诚，其孰卒正之哉!”^[60]至诚是人类能够感动天地，成为万物之灵的内在根缘。朱熹在诗的阐述中不止一次流露了这种思想。

朱熹对于歌功颂德之文学有比较科学的认识，比如他讨论《鲁颂》，文学的“颂”的社会作用显而易见，但必须“颂”的恰当。“成王以周公有大勋劳于天下，故赐伯禽以天子之礼乐。鲁于是乎有《颂》，以为庙乐。”^[61]这也是符合儒家的中庸之道的。歌功颂德，只要恰当，就是好的，就是对的；但若不恰当，就背道逆理，就有害，就危险。

朱熹对于文学的客观真实性问题有相当认识:“然因其实而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62]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它不是主观的臆造，而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再现，能更高更典型更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从而映照出历史发展的进程。朱子的这种对文学真实性的认识，是远远超出一般的文人学士的。文学的作者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客观的艺术形象之中，只要“因其实而著之”，“是非得失”就自在人心，就自有读者自己的评判。作家的主观感情只能自然而然地、符合逻辑规律地融会在艺术的形象之中，它就是艺术的生活本身!只有这样，作家的主观感情才能有助于客观的艺术形象之魅力实现。从而，在这种艺术的形象中，我们不但看到语言文字所表达的客观的历史的内容，而且可以从其无穷无尽的艺术之生活真实中汲取深刻的因人而异的超越历史时代的内在意蕴。这也就是《诗经》作为经典文学艺术魅力深入人心、流传不朽的根源。

在讨论《商颂》时朱熹说:“然其存者亦多阙文疑义，今不敢强通也。”^[63]他对待文学研究的态度是尽量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探索，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再来探索其深刻的内在意蕴。而且主张文学的内在意蕴必须由读者本人去反复吟诵、体味，联系全部的历史发展，社会现状、地理环境、人情风俗来加以深入的思考、综合的研究。对于“阙文疑义”，“不敢强通”，尊重读者自己的选择，研究文学的人所能给读者的帮助只能是正确的引导、提供读者难以知晓的背景、事实、典章、文物、风情、俗尚，然后加上在事实基础上的深入探索的理论参考。研究者尤其不能似懂非懂、不懂装懂、牵强附会、割裂事实，把读者误导到偏离客观实际情况的轨道上去。

事实证明，虽然朱熹反对《诗序》的穿凿附会，但对于《诗经》本身所反映的真实的历史内容和社会内容，他是认真地加以分析和研究的。文学本来就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只不过是艺术的反映而已。在朱熹的欣赏研究中，文学的娱乐作用是淡化了的，如果说有的话，也是渗透在对国家民族前途、人民生活困苦的深刻思考之中，这里，文艺的认识作用教化作用被十分强化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与朱熹时代内忧外患人民生活苦难息息相关。朱熹研究《诗经》思想和艺术兼顾，钱穆曾经有过很好总结:“朱子以文学方法读《诗》，解脱了经学束缚，而回归到理学家之义理”，^[64]可惜学界未予足够重视，令朱熹所阐释之深刻诗旨长眠古籍，沉睡未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