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小史》的自传性质，使得其中不经意地保存了诸多的文化信息。其中，作者反复记录了看戏的经历:
第一回回忆童年生活，“又记得三月三戏，演《三官堂》、《鱼藏剑》、《百花台》、《翠花缘》、《双合印》、《满堂福》。又记得演《百花台》这夜，大雷大雨，我走回家，雷声轰轰，电光闪闪。”
第二回回忆少年生活，光绪二十年甲午，在他13岁时，“我仍在家读书，我母亲教我念《收白蛇》、《状元祭塔》的曲簿，我都认得，且能口述。”“这两年中，世甲公开茶号，我们尝到茶号里游玩。端午节介子哩为头目，代小孩子打花脸，为元丁扮包爷，戴纸盔，神情毕肖。……茶号里面，另有一间，妇女们在那熯茶，我曾在那里念《状元祭塔》等曲与他们听，某妇甚喜欢。”“秋季扮马灯，细成为灯头，运动母亲教我扮小旦。头次与祖懋、灶金及查村银桂扮四大美女；二次扮和番，与荣哩去了头，接连扮了数夜。至于与松和、养元扮小旦，第末夜值天雨吃了苦，此事大约在后两年，但记不得是几岁时的事了。”
第三回回忆少年时候随父亲到浙江一带的经历，在石门“至乡间初会，陆地有扮犯人、扮地戏者，船上有上层扮戏、下层奏乐者，蛮箫社鼓，酣畅淋漓。”湘伯为让姨太太高兴，叫了变戏法的艺人到住处演出，“变戏法诸人来到，先摆桌案，其女郎携带雏鬟，参见老爷、太太，打个万福，退而就坐，弹起琵琶，敲起檀板来，两人各唱了一二枝京剧。”
第四回写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我”16岁时，“祥瑞门演戏，我上去观看，竟连夜卧人家门首石凳上打瞌睡”；该年冬天，族内办大庙开光事，“时对面溪设台演戏，做四角，扮五福蟠寿，匾额用‘律中黄钟’四字，不知何人所书。戏班中金不换在内，徒弟好多须生，大家称为好戏。旦角则只小源好哩一人，善演苦戏，如《重台分别》，竟真下泪。另一花旦生病在把内，惟末夜演过一出《拾玉镯》，身段苗条，做工亦好”。光绪己亥年，“本年先生曾带我至大汜看戏”；次年庚子三月三后“我”要去参加府试，却“正在看戏，日坐戏台，与一丑角嬉熟”。
第七回写光绪二十九年(癸卯)，“我”仍然在学堂读书，“有时篁村演目连戏，先生禁止去看，我们约定人数禀明先生而去，先生也不阻止”。甲辰年，“我”科试落榜，父亲命他去杭州学生意，因练市有阜生木行，就让他去走走，“当日我往练市……看戏群仙茶园，系髦儿班，是夜演《目连救母》、《六月雪》、《唱山歌》、《鱼藏剑》等剧”。半月之后，“又与镜清看戏，系演《天水关》、《杀子报》等剧”。
第十一回写“我”在练市学习木材生意，“是年本镇看戏，觉得下路的戏，水路班子确演得好。曾看有《乌龙院》、《张公馆》、《海潮珠》、《白水滩》《京杀皮》等戏，比杭州戏园尤佳”。
第十五回写“我”往上海法政讲习所学习，“又曾到群仙茶园看髦儿戏……是夜演《翠屏山》、《三娘教子》等戏。后又与范志澄看新舞台，系演《看女儿》、《新茶花》等戏”；还有“一夜，我独往曲群仙看戏，系演《紫霞宫》”；“又一夜，大舞台开张，我独去看戏，是夜演《水淹七军》、《潘查斗富》。
第十七回写“适新屋门詹天佑得工科进士，演戏庆贺”。
续编第一回写民国二年(癸丑)秋收后，“我”带儿子善儿到杭州一游。到达后“次日，我乃率善儿先至拱阜看戏。善儿初到此地，颇觉广阔眼界。是夜所看何戏，记不清晰，惟觉得末出演《小放牛》，善儿爱看，尚流连不肯去云”。后又到上海闲游，亦有看戏的记录。甲寅正月，与善儿重作海上之游，“看戏四夜，且到白克路访广达。所看的戏，十七夜醒舞台演《女儿国》，十八夜丹桂演《贞女血》，十九群仙演《斗牛宫》，二十凤舞台演《卖身投靠》、《万花船》……我后回到杭州，城站戏馆亦已开幕，我与善儿看过数次，《斗牛宫》的灯彩布景，且驾海上而上之”。
续编第二回写民国六到八年三年间在婺源县城开办振记商行，记述了“曲堂”及“我”参与的情况:“按邑城曲堂新、旧有三，我这班角色系由乐群国乐会改组，与胡元佑、朱多贤等同学，命名‘三乐堂’，取君子有三乐之意。初请聘光发教唱，后又换请王宝哩。我学唱二花脸，兼习二胡越弦。已入门径，不料出堂三次，渐渐解散。”
续编第五回写民国十三年(甲子)“我”在杭州闲游，“觉得杭州自开通以来，城站旗下营，均有舞台，男女京班，不时开演。蒋月英之《翠屏山》，张文艳之《纺棉花》，自我观之，女班中可称顶好。至于《李陵碑》、《霓虹关》、《朱买臣》、《错中错》、《探亲家》、《花田错》、《时(晴)雯撕扇》、《巴骆和》、《小放牛》、《拾玉镯》、《打渔杀家》、《十八扯》、《翠书寄柬》、《献西川》、《落马湖》、《刀劈三关》、《三娘教子》、《宝莲灯》、《空城计》、《狮子楼》及《七夕之天河配》，虽瑕瑜互见，亦尚可观。凤舞台演《悦来店》，小杨月楼之《十三妹》甚惬意，其他角色演《莲花湖》、《珠帘寨》、《投军别窑》三本、《铁公鸡》、《逍遥津》等剧，亦均认真有精彩。又《文昭关》、《请朱灵》、《盗御马》、《韩(猿)门射戟》、《拿高登》，一角头狠值得。大世界中《狸猫换太子》出色当行。应宝莲、沈飘芳之《游龙戏凤》亦佳。至三雅园则较之他家稍逊，文明戏中为《红颜白发》、《闷葫芦》、《大男寻父》、《人为财死》等剧，男班固好；而《龌龊家庭》、《双美复仇》、《卖油郎独占花魁》、《碧玉簪》等剧，女班亦不差。”
以上所录，并非小说中所有涉及看戏的记录，但从中可以看出，戏剧(戏曲)是“我”一生中的重要的文化伴侣。从小就看《三官堂》、《百花台》等戏，而且母亲教他读曲本，还曾扮演过小旦，从而饱受了戏曲文化的熏陶。长大之后无论在乡间还是在都市，总是少不了看戏的活动，中年在婺源县城还有曲堂学戏的经历。“戏”和他的人生相伴相随。
作者在小说中述说的这些和戏剧相关的经历，让我们对中国戏剧史在近现代的发展演变也有了具体的了解和认识:(www.xing528.com)
其一，在徽州等地的农村，演戏是重要的文化娱乐活动。在家族举行重要仪式(如大庙开光)以及庆贺喜事(如詹天佑得工科进士)时，就有戏曲演出。有的演出还保留着传统的痕迹，例如作者写到儿童和少年时在家乡两次看戏都在“三月三”，这一天是上巳节，《后汉书·礼仪志上》记载，“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病)，为大絜”，是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另外，徽州农村的戏剧文化不仅在于观看演出，还包括阅读，作者的母亲就曾经教他念《收白蛇》、《状元祭塔》的曲簿，他也曾在茶号里给妇女们念过这些曲簿。
其二，在上海、杭州等都市里，戏剧文化正悄然发生着变化，传统戏曲仍然在舞台上红火地演出，乃至涌现出了蒋月英、张文艳、盖叫天等名角，另外一方面，文明戏已然登场，《新茶花》、《红颜白发》等新剧渐领风骚；戏曲的舞台布景也变得新奇起来，杭州演的《斗牛宫》较之上海的“灯彩布景”还“上而上之”。在演员性别方面，男性占据舞台的局面也在改变，上海的群仙茶园就有青年女演员演出的“髦儿戏”。
其三，在徽州乡村，目连戏等传统剧目还在不断演出，如光绪二十九(癸卯)年，“我”仍然在学堂读书，“有时篁村演目连戏，先生禁止去看，我们约定人数禀明先生而去，先生也不阻止”。而在都市里，各种新的剧目革新了戏剧舞台的面貌。在作者的记录里，还可以看到，京剧越来越占据了戏剧舞台。作者回忆少年时随父亲在练市，看到变戏法的女郎和雏鬟，“敲起檀板来，两人各唱了一二枝京剧”。而到民国十三年，杭州的舞台上，京剧已经大领风骚，小杨月楼等名角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之小史》作为一部徽商撰写的小说，为详细地展示了徽商的生活历程；也因为是一部徽商撰写的小说，它在小说审美价值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就如同以前的徽商文学创作一样，它们有自己的价值，属于非文人阶层的创作，它们是各个时代文学生态的组成部分，难以从文学价值特别是审美价值上给予它们太高的评价，但却不可忽视它们的存在。
另一方面，必须看到，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我之小史》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部自传性纪实性小说，它的叙述和描写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真实可信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历史图景。比同时期的其他小说，其认识价值或许更大。王振忠在《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中指出了它的六个方面的价值:(一)这是目前所知惟一的一部由徽商创作、反映徽州商人阶层社会生活的小说；(二)是研究明清以来徽州乡土社会实态的重要资料；(三)对徽州民间教育和清代科举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极富价值的新史料；(四)显示了传统时代妇女的社会生活远较以往学界所了解的那样更为活跃；(五)为人们展示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江南城镇社会生活的诸多侧面，对于晚清民国上海社会文化的研究亦颇有助；(六)反映了晚清民国时期一些著名文化人鲜为人知的事迹，特别有助于我们认识乡绅阶层在社会转型期的角色和作用。这些价值无疑都是值得重视的，但又远不止于此。我认为，作为一部“信史”，这部小说所记录的历史信息为各个专门史的研究都提供了详细和形象的资料。例如，小说写到的轮船、电灯、电报、电话、爱克司光，是近代西方科技走进中国人的生活的生动反映；小说还写到去上海法政讲习所学习以及官府断案等情节，可以读出当时法律制度的新旧混杂和官府司法的状态；作者津津乐道的寻花问柳的经历，折射出世纪之交妓女行当的“兴盛”和特点。凡此，都有待不同学科的学者作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
(原载《江淮论坛》2012年第二期)
【注释】
[1]王振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我之小史》1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以下引录《我之小史》文字均据此版本。
[2]《我之小史》17—19页。
[3]《我之小史》35页。
[4]《我之小史》187—188页。
[5]葛兆光《本无畛域——从<我之小史>说到资料的解读》，《我之小史》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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