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探寻生活道路

《我之小史》是自传和纪实体的小说，这是它最突出的特点，完全有别于其他任何带有虚构内容的小说。关于这一特点，王振忠将它的内容与詹鸣铎现存的《振先杂稿》以及光绪《婺源县志》进行了对照比勘，所得出的结论是:其“资料来源，完全是真实可靠的。换言之，《我之小史》的确是作者真实的自传，是一部信史”^[3]。

由于是自传，由于是“信史”，这部小说也就真实地反映了主人公“我”的商人生活道路。同时，“我”的生活道路，也反映了一般徽商的生活道路:读书、应试——不得已而经商。

小说第一回《幼稚事拉杂书来，学堂中情形纪略》写的是“我”对儿童时代的模糊记忆。其中就写道“又记得我在学堂，认得块头字不少”；“又记得我跟伯才舅读于报功祠，舅父教我读唐诗，时瑞林、兆旺等同学，舅父与他们讲解书中意义，亦取《三字经》为我解释，讲‘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那四句头，我那时全然不懂”。光绪庚寅年(1890)他8岁的时候，父亲在家教馆，他跟随读书；次年，父亲去当幕僚，他改从詹廷植(花子先生)读书。17岁那年，他被父亲严责，参加徽州府的考试，结果名落孙山。18岁再考，依然落榜而归；23岁，终于考中县学秀才。但是，朝廷很快宣布停止科举考试，“我”的科举考试之梦不得不破灭。

实际上，“我”的父亲也和自己一样，曾经是个读书人，但后来为家计不得不去经商了，其经商的行当是木材，地点在浙江练市一带。“我”在读书和参加考试期间，陆续地到父亲商行里生活和帮过忙，在科举无望的情况下先去上海参加了法政讲习所的学习，后又回到家乡教、读，闲游各地。同时，既帮助父亲料理生意，自己也曾经开设振记洋货商行。对此，小说中虽然没有详细描写，但在叙述中也时有涉及。

例如，小说第十一回写“我”到练市木行，“亲友辄少往来，闹中取静，所谓市隐，亦觉其计良得，安之若素。闲居无事，谙练木业行当，凡龙泉码子、木业市语，以及推游水图，并清排本等之装排式，抄得一本，不时披阅。”或许他的木行比较有规模，所以“炮船头子尝来接纳，联络感情。新任警佐拜客，也来投刺。这地方中木行，总算有些场面”^[4]。小说还写到“我”曾经作了鼎隆布店的股东，后来自己又在婺源开办振记洋货行。

本想走读书、应试、做官的道路，但生不逢时，“我”的生涯仍然是和商业联系在一起。只是“我”的志趣实不在经商，所以他开的振记商行，以亏本为结局:

且说我开这振记，不过以生意为名，经商之道，全不考究，三年之内，共蚀去银元一千五百余。维时杭州二弟来信“恭贺振记万岁”，我的回信道“朕亡无日矣”。(www.xing528.com)

“我”在经商方面的不专心，换来的是一部记叙“我”的一生的小说，还有各地的闲游以及随之写下的诗词。这大约正是徽商与其他专心经商的商人道路的不同之处吧!

除了写“我”的应试不成而从商的经历外，小说也写到了其他徽商的各种悲喜境遇。他的父亲也是科考不成而外出经商，在杭州经理隆记木行，生意蒸蒸日上，于是花二百两银子，娶了小妾。不料“我”祖母得知后，前往杭州大闹。“我”在杭州、上海等地，也常常寻花问柳。徽商客居外地，虽然心系家人，但情感乃至生理的需要，纳妾或嫖娼，似乎难以避免，也被视为寻常之事。另外一方面，小说也描写了经商的艰辛。第七回写到他的同学余玉轩到上海做茶叶生意，“约亏空一千之数”，对别人说:“谁人送我千金即好了!”在回家的船上，病得沉重，在离屯溪还有一百多里的深渡，同船人为防不测，让他报出自己的姓名、住址和屯溪的熟人，刚刚记录下来，他就气绝身亡。第九回写他的二弟詹耀先从杭州回婺源途中被强盗登船打劫的情形:

原来二弟船至宗潭安宿，至夜半忽听得“蓬……蓬……蓬……”一班粗汉打上船来。时余镜清睡后舱马路，连忙趴起。劈头打一洋枪来，子弹由眉心边穿过，幸未受伤，急由后舱跳落水去。另有歙县二客人也跳下水去。其余客人将头钻在被窝里，皆不做声。我二弟真危险，眼巴巴看着他们刀劈皮箱，取出各客衣服物件，甚为匆促。另有一人见二弟脚旁放一考篮，试提之颇重，遂携之行。一霎时间，呼啸而去。大家都有损失，二弟考蓝内有三百余洋，所亏尤巨。

像这样被打劫的情景，在明代中叶以后的白话小说里，经常可以看见。商人身带沉重的银两，路途没有安全保障，随时随处都有被盗被抢的危险。“我”二弟被打劫的的经历印证了文学作品描写的真实性，也反映了徽商光鲜生活背后的艰辛和不易。

小说还描写到商行之间的竞争。第八回写“我”到练市，介绍他父亲的阜生行:“练市乃一小小码头，隶湖州归安县界，招揽四方生意，地亦适中，惟远近多有木行，实逼处此当争利权，商战之余，自不得不以欢迎买客为第一义。”可见商场如战场，只有凭借“欢迎买客”的热诚才能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