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江春：代表性的红顶商人

(一)“红顶商人”

自从台湾高阳的小说《胡雪岩》出版之后，很多人都知道了“红顶商人”的说法。的确，胡雪岩的身上积淀了徽商的文化传统，他的经历在明清徽商中很有代表性。他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宗棠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他由于辅助左宗棠有功，曾授江西候补道，赐穿黄马褂，是一个典型的官商。但是，要论“红顶商人”，早于胡雪岩200多年的江春，更具有代表性。

江春的生平资料，有与他交好的袁枚撰写的《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其文如下:

乾隆己未冬，余恩假归娶，路过扬州，初识江公颖长。余年二十有四，而公始任戴冠。其时两淮司禺者侈侈隆富，多声色狗马、投茕格五是好；而公独少年渊雅，与王己山、程午桥诸先生游山赋诗。余洒然异之。

亡何，鹾务寖削，商中耆旧凋谢。恭遇国家大典礼、大徭役，大府无可咨询，惟公是赖。公阅历既久，神解独超，辅志弊谋，动中款要。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四十年来，凡供张南巡者六，祝太后万寿者三，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最后赴千叟宴，公年已六十余。每跪道旁，上望见辄喜，召前慰劳，询问家常，所赐上方珍玩，加级记录之恩，莫可纪算。转运使出都，请寻，上面谕: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广达者，公行盐旗号也。公自念一商人，并非勋旧阀阅，而帝心简重如此，受宠若惊，匔匔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

丁丑，办治净香园，称旨，赏给奉宸苑卿。壬午，盘获内监逸犯有功，晋秩布政使衔。辛卯，上知公贫，赏借帑三十万，以资营运。一时群商之趋下风、受指麾者，或相噎媚，退有微词，公绝不与较。未几，两淮提引案发，上震怒不测。群商就逮京师，势汹汹，度不能自脱，而公慨然一以身当，庭讯时惟叩头引罪，绝无牵引。上素爱公，又嘉其临危不乱，有长者风，特与赦免。其他盐政诸大吏，咸伏欧刀，而公与群商拜恩而返。妻孥迎门，先咷后笑，方知大树之下可借余荫，无怪其干霄而捧日焉。先是，扬州城南有高阜，相传前明康海读书处。公家其旁，葺而新之，叠石穿池，请驾临幸。上喜平山之外得近处小憩，两幸其园，赋诗以赐。公抱七岁儿迎驾，上抱置膝上，摩其顶，亲解紫荷囊赐之，恩幸之隆古未有也。

公长身薑立，角犀丰盈，晚年虽发白如银，而神采焕发，聪强不衰。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邗江地当冲要，公卿士大夫下至百工伎艺，得珍怪之物及法书名画，无不從從然屦及公门，如龙鱼之趋大壑。公益与申纳周旋，必副其意使去。以故宾从藉公起家者，无虑数十辈，而公转屡空。身殁之日，家无余财。人以比古之樊靡卿、陈孟公一流，而风雅过之。

公讳春，字颖长，生时白鹤翔于庭，因别字鹤亭。本籍徽州歙县，祖演徙居扬州，父承瑜，皆以公贵，赠封如公官。生一子□女，皆不育。继弟昉之子振先为后，又夭。公殁前一日，再继其弟振鸿。壬寅春，余持公诗游黄海，一丘一壑如得导师。归而告公，公曰:我将游天台，亦持君诗作证。两人盍以名山作交易耶?呜呼!息壤在彼，而公有志未行，竟从此诀，其可哀也已!公卒时年六十九，以□□年□月□□日葬某。^[150]

除了袁枚的墓志铭外，江春的外甥、大学者阮元^[151]也撰有《江鹤亭橙里二公合传》，其于江春的传记如下:

鹤亭公讳春，字颖长。生时有白鹤之祥，故号鹤亭。姓江氏，徽州歙县人。祖讳演，侨居扬州；父讳承瑜，皆以盐起家。行仁乐善，周贫乏，修津梁，动费万金，并以公贵，封赠一品阶。公性警敏，为金坛王太史步青弟子。善属文，尤长于诗，与程编修梦星齐名。以五经应试，未第，遂出其才治鹾业。上官知其能，檄为总商，凡重事皆与擘画。乾隆十六年，上巡幸江浙扬州，迎驾典礼距圣祖时已远，无故牍可稽，公并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二十二年南巡，驻跸金山，召对称旨，亲解赐金丝荷包，授内务府奉宸苑卿。三十年南巡，修治红桥东之净香园，蒙御书“怡性堂”额，赐福字玉如意。城东南高阜曰康山，相传为明康海读书处，公葺新之。四十五年、四十九年南巡，上喜平山之外得近处小憩，遂再幸其地，赐额，赐诗。公理鹾务四十年中，凡只候南巡者六；祝皇太后万寿者三；迎驾天津山左者二；最后入京赴千叟宴。国家有大典礼及工程、灾赈，兵饷、河饷捐输，上官有所筹划，惟公是询。公才裕识超，专心国事，不顾私计。指顾集事，又更事久强记，善用人；苟有益于各省转运者，知无不为。规远利而不急近效。周急济贫，加意于书院、养老院、育婴堂。诸事每发一言，画一策，群商拱手称诺而已。群商之受指挥，不便其私者或退有怨言。然而两淮提引案发，逮治群商首总黄源德，老疾不能言，余皆自危于斧锧，公毅然请当其事，延谳时惟叩头引罪，绝无牵引。上知公无私，诏释不问狱解，所保全两淮之人甚众。太监张凤以销毁金册，捕逃颇急。凤至扬州谒公，公于杯酒间缚之。上饬封疆大夫之失察者，特授公布政使司。上深知公诚荩，有长才，每望见辄加询问。公贫，无私蓄，办公力绌，上赏借帑金三十万两。公运盐之号曰广达，每鹾使者出都，必谕曰“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商办”。前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缎、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拄杖、便蕃，不可胜纪，加级累封至光禄大夫。公伟岸丰颐，美须髯，喜吟咏，好藏书，广结纳。主持淮南风雅，与卢转运见曾同意趣。水南花墅别业开并蒂芍药，转运就公赏赋诗。转运北归至召伯舟中，赋诗始别。北郊铁佛寺荒寒，多红叶，公数招杭太史世骏，诸诗老清斋赋诗终日。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为苏文忠七百岁生日，与诸诗人悬像于小山僧之寒香馆赋诗。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子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紵，或致馆餐，卑节虚怀，人乐与游。风亭月榭，觞咏无发。与玲珑山馆马氏相埒，所著有《随月读书楼诗集》三卷。公感重恩，竭力图报，治公事戴星出入，暇即从事诗酒，不自持筹算私积。言事投书者，数十辈林立，随方应付，食顷已毕。或曲剧三四部，同日分亭馆宴宾客，客至以数百计。恒以质库，分给数庖以应之。公以乾隆五十四年积劳致卒，年六十九，卒之日家无余财。赐帑未缴，鬻产及金玉玩好以足数。公无子，初以弟昉季子振先为子，蚤亡，复以次子振鸿为子。上知其卒后贫，复赐帑，谕振鸿业鹾以继其父。振鸿始冠，能文，勤谨俭约，力图起家，不敢负上垂念旧商之恩也。^[152]

袁枚的墓志铭写得很有文采，也很有感情，加入了他和江春交往的一些轶事。阮元的传记写得更为详细。此外，还有曾经长期随从江春的应澧也写过一篇《江鹤亭先生传》^[153]。综合三篇传记资料，以及其他的一些材料，对江春的一生和形象可以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

江春，字颖长，康熙六十年(辛丑，1721)生，因其出生时有“白鹤翔于庭”之异象，故别字“鹤亭”。他的本籍为安徽歙县，家业世代治盐。自其祖父江演起，就侨居扬州。应澧记载他“天资警敏，初知学，塾师出句云:云开千里目，公应声曰:窗纳一池星。人目为奇童”。和很多徽商一样，年少的江春志不在经商，而是攻读八股，参加科举考试。袁枚在其墓志铭中回忆，他24岁路过扬州时第一次见到江春，刚刚16岁的江春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觉江春“少年渊雅”，和那些喜好“声色狗马”的盐商很不一样。但是，他的科举梦想并未能实现，阮元的传记说他“以五经应试，未第，遂出其才治鹾业。”据清末许承尧的《歙事闲谭》引《橙阳散志》记载，江春于“辛酉乡闱，以兼经荐，额溢弗售，弃帖括，治禺筴业”^[154]。辛酉为乾隆六年(1741)，江春时年20岁，他参加了科举考试，却名落孙山。经过这次失败的科举考试之后，江春“弃帖括，治禺筴业。”开始全力经营盐业。因其“练达多能，熟悉盐法，司盐政者，咸引重之”^[155]，“上官知其能，檄为总商”(阮元)。

袁枚描述江春的形象是“长身薑立，角犀丰盈。晚年虽须白如银，而神采焕发，聪强不衰”；阮元称他是“伟岸丰颐、美须髯”；《扬州画舫录》说江春“体貌丰泽，美须髯，为人含养圭角，风格高迈”^[156]。这些描写可以让我们想象他的仪表不凡。

阮元记载:乾隆十六年，乾隆巡幸江浙扬州，适时“迎驾典礼距圣祖时已远，无故牍可稽，公并立章程，营缮供张，纤细毕举”；大约从此以后，江春就逐渐成为扬州商人中的领袖。袁枚记载他“恭遇国家大典礼、大徭役，大府无可咨询，惟公是赖。公阅历既久，神解独超。辅志弊谋，动中款要。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

由于具有超群的能力，江春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赏识。二十二年乾隆皇帝南巡，“驻跸金山，召对称旨，亲解赐金丝荷包，授内务府奉宸苑卿”，这个官衔为正三品，掌管园苑修葺事务，但对于江春而言，不过是个虚衔而已，重要的是他有了政治地位，更有了和当朝皇帝交往的机会。乾隆二十七年壬午，“太监张凤以销毁金册，捕逃颇急。凤至扬州谒公，公于杯酒间缚之。上饬封疆大夫之失察者，特授公布政使司”。

袁枚记载，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引起了扬州其他商人们心理的不平衡，“一时群商之趋下风、受指麾者，或相噎媚，退有微词”，但江春丝毫不与他们计较。乾隆三十三年(1768)发生了著名的“两淮盐引案”，历任盐政贪污受贿，致使历年盐商未缴提引余息银达“数逾十万”之巨。案发后，群商首总黄源德被逮治，其老疾不能言，其余商人皆自危于斧锧。江春“毅然请当其事，延谳时惟叩头引罪，绝无牵引。上知公无私，诏释不问狱解”(阮元)，其余众商也一并赦免。袁枚在描述这个事件时说“公慨然一以身当。廷训时惟叩头引罪，绝无牵引。上素爱公，又嘉其临危不乱，有长者风，特与赦免。其它盐政诸大吏咸伏欧刀，而公与群商拜谢而归。”袁枚还特别描写群商们“妻孥迎门，先咷后笑，方知大树之下可借余荫，无怪其干霄而捧日焉”。江春不仅“布衣交天子”，而且也得到了众商的理解和拥戴。

乾隆四十五年(1780)、四十九年(1784)弘历皇帝南巡，两次临幸其别墅康山草堂，赐额、赐诗。有一次，江春抱着7岁的儿子接驾，乾隆皇帝将这个孩子抱于膝上，手摩其头顶，并且解下自己的紫荷包给他戴上。每每盐运使出京请训，乾隆便说“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157]江春前后被赐御书“福”字、貂缎、荷包、数珠、鼻烟壶、玉器、藏香、拄杖，不可胜纪，加级累封至光禄大夫。

乾隆五十年(1785)，弘历大开千叟宴于乾清宫，江春也在被邀千叟之列。^[158]

皇帝的知遇之恩，让江春一心一意地为朝廷效力。四十年中，江春“凡供张南巡者六，祝太后万寿者三，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再”，对皇家的事情和皇帝南巡的接待，可谓不遗余力。乾隆五十一年(1786)，朝廷要镇压台湾天地会起义，江春一个人就捐了二百万两银子。

一生颇为风光的江春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积劳致卒，去世时年六十九岁。他一生历康、雍、乾三朝，在乾隆朝可以说风光无限，是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然而，他去世后才被发现家无余财。其生前因无私蓄，办公力绌，朝廷曾赏借帑金三十万两，至其去世之时赐借之帑仍然未缴，只有用家中金玉玩好相抵足数，最后连康山草堂也入官了。江春的后嗣也令人叹息，他一生竟无子息，不得已以其弟江昉季子振先为子，可是振先又早亡，复以江昉次子振鸿为子。

(二)“康山主人”和“戏班老板”

和当时的许多扬州商人一样，江春在南河下街建造了一个园林，名叫“秋声馆”，后来又在四周增建亭榭池沼，药栏花径，更名为“水南花墅”。他还在东乡构建别墅，名为“深庄”，在北郊建别墅，名为“江园”。乾隆二十二年(1757)，“江园”改为“官园”，这个园名显然是讨好乾隆帝的，但也许乾隆嫌它太俗气，所以赐名为“净香园”。他还在重宁寺旁构筑了东园。因而江春有时被文人称之为“东园主人”。后来江春移家观音堂，近旁即扬州三山之一的康山，相传为明朝康海读书之处，江春在此重建了康山草堂，这里成为他与文士们创造风雅的场所，江春又被称为“康山主人”。

《扬州画舫录》赞江春曰:“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秋声馆和康山草堂给文人们提供一个理想的读书写作的环境。戏曲家蒋士铨在秋声馆刚落成就在那里做客，还曾作《秋声馆题壁》六言诗十首，其中的一首道:“秋心何处可遣?文字之友数来。绝胜笙歌院落，夜深灯火楼台。”^[159]戏曲家金兆燕(全椒人，吴敬梓的堂表侄、《儒林外史》的最早刊刻者)晚年辞官南返之后，就长期住在江春的秋声馆和康山草堂里，直至江春去世，他也有《题江鹤亭秋声馆》诗:“梧声竹声何徐徐，一片笙簧似步虚。仰看星月夜未半，且与欧阳共读书。”^[160]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秋声馆环境之幽静，而这样幽静的环境当然为文人所喜爱。

袁枚说江春“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阮元说“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偏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士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紵，或致馆餐”。江春时常邀集诗人们在他的园林别墅宴饮赋诗，仅为赏水南花墅中所开并蒂芍药，江春就组织过几次活动，并且留诗纪事。《扬州画舫录》记载道:“乾隆己卯，芍药开并蒂一枝；庚辰开并蒂十二枝，枝皆五色。卢转运使为之绘图征诗，钱尚书陈群为之题袭香轩扁。”^[161]而江春一生中所组织的最出名的一次文学活动，当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十二月十九日，江春为纪念苏东坡七百岁诞辰，召集文人在寒香馆悬像赋诗。江春以自己经商得来的物质条件，为一批的文人提供了文化交流、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良好氛围。而众多文人们在江春的召集下，竞赴盛会，可见江春在文人中的号召力非同一般。

《扬州画舫录》中记述江春“初为仪征诸生，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齐名。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江春)遂为秋玉后一人”^[162]。可见江春在当时的诗坛颇有影响，他与很多文人有着诗文的往来。其中有戴震，有郑板桥，有罗聘，有杭世骏，等等，这些交往都可以从江春的诗作中找到线索。袁枚更是和江春交往密切，他的集子里有好几首诗是写给江春的，如《扬州康山诗为主人江春作》等，江春死后袁枚还为江春撰写了墓志铭。

清代，扬州成为徽商经营盐业的重镇，他们对戏曲的扶持更是不遗余力。他们之所以对戏曲情有独钟，是因为康熙和乾隆两位皇帝对戏曲很喜好，又不断南巡，这使徽商们意识到，讨好皇帝的招数之一就是让他过“戏瘾”。他们纷纷蓄养自己的戏班，“以备大戏”，迎接圣上。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记载了“七大内班”，从班主姓氏看，大多都是徽商蓄养的戏班，如洪、程、汪、黄等姓，都是徽州的大族和望族。就在这个过程中，徽商头脑的精明和文化素养再一次得到显示:他们知道，一种艺术形式看久了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他们也把握了皇帝的审美心理，戏曲演出不能太雅静，要热闹一些；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水平都要高超，对皇帝可不能马虎。因此，他们在蓄养戏班的同时，特别注意了两点:一是打破昆山腔一腔独霸的局面，吸收花部地方戏作为演出的组成部分；二是从四方招揽高水平的演员和其他方面的戏曲人才。由于徽商资本雄厚，也由于他们要不遗余力地讨得圣上的欢心，这两点他们都完全做到了，从而大大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

扬州“七大内班”，多为徽商所蓄养，故可称为“徽班”。但是，就徽商与徽班的关系而言，江春对徽班的扶持更具有典型性。

首先，高度重视“花部”地方戏。在江春之前，徽商和其他商人蓄养戏班迎接圣驾已经屡屡有之。但是，它们演出的仍然是昆曲。江春以外的其他五个商人的戏班也都是演出昆曲的。担任“商总”四十年的江春，到底棋高一着。他组建了“花部”春台班。李斗记载道:“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为外江班，不能自立门户，乃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之类，而杨、郝复采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优者，如《滚楼》、《抱孩子》、《卖饽饽》、《送枕头》之类。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163]江春聘请了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等“名旦”，大大充实了春台班的演员阵容，让杨、郝学习正在北京流传的京腔、秦腔，甚至连京腔中的一些小戏都学了过来，使春台班集花部之众长，拥有了雄厚的艺术实力。花部地方戏在他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其次，江春舍得花本钱投入，为戏班提供厚实的资金保证。有不菲的报酬，才能够吸引优秀的人才，这就像今天的明星出场一样，越是“大腕”，出场费就越高。江春非常明白这个道理。凭着商人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不惜重金延揽名演员，他给四川名优魏长生的报酬高得惊人，李斗记载说，魏长生“年四十来投郡城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据《扬州画舫录》记载，他蓄养的德音班和春台班都招揽了许多演员和乐师，规模相当大；其排场也超出其他戏班，如在“戏具”方面，他的春台班“聚众美而大备”。道光年间，陶澍整顿两淮盐务时发现，“德音、春台二班，频年盐务并未演戏，仅供商人家宴，亦每年开销三万两”^[164]。这已经是江春死后的事情，自不比它们主人在世时的投入；它们“仅供商人家宴”，也不比当年准备迎接圣驾时的排场，可尽管如此，每年开销仍然达三万两银子，可以想见，江春在世时，要给它们投入多少银两!

再次，江春非常重视延揽人才，不断提高戏班的艺术水平。除了重金聘请了魏长生以外，一些原本属于其他戏班的优秀演员都归入“江班”。为了改造春台班，他征聘了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以及京师名丑刘八。可以说，江春在招揽人才方面是不遗余力，与扬州其他戏班相比，“江班”显得人才济济，盛极一时。

最后，江春也是一个懂行的班主，在艺术上对于戏班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江春是一个典型的“贾而好儒”的徽商，他既是淮盐总商，也是一位风雅之士，和当时的文人有密切的交往，与号称“乾隆三大家”的袁枚、赵翼、蒋士铨交谊很深，如果他只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即使再有钱，这些文人恐怕也不至于和他成为好友。蒋士铨不仅是诗人，也是一位戏曲家，其《四弦秋》杂剧就是由江春建议，并在其秋声馆里完成创作的，刊刻时江春还为之撰写了序言，序中说:“旧人撰有《青衫记》院本，命意遣词，俱伤雅道。太史公填词，请别撰一剧前雪之，太史欣然诺从，阅五日即脱稿，题曰《四弦秋》。”并附刻了咏剧诗。该剧撰成后，江春“亟付家伶，使登场按拍，延客共赏”，袁枚等人也观赏了这次演出，写了《扬州秋声馆即事，寄江鹤亭方伯兼简江献西》一诗:“梨园人唤大排当，流馆清丝韵最长。刚试翰林新制曲，依稀商女唱浔阳。”演出《四弦秋》的当然是唱昆曲的德音班，时在乾隆三十七年。此后，《四弦秋》就成为德音班的保留剧目，也成为道光年间北京戏班的常演剧目。

总之，作为徽商的江春，在乾隆年间的扬州剧坛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富有经济实力，他蓄养了德音、春台两个戏班，他是当然的班主，他的戏班也当然可以称为“徽班”。同时，他大力扶持花部地方戏，征聘了安庆艺人郝天秀入班，为“徽班”注入了二簧调和安庆艺人等新的艺术元素，使徽班呈现出新的面貌，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他的贡献应该得到戏曲史的认可，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他应该占有一席之位。

(三)随月读书楼主(www.xing528.com)

《扬州画舫录》说江春“建随月读书楼，选时文付梓行世，名‘随月读书楼时文’”。这个“随月读书楼”就在秋声馆对面。看来江春还是丢不掉年轻时候读书应试的梦想。当然，他更具有商人的头脑。刊刻用于提高科举应试水平的八股文选本是有很大市场的，而刻书比起经营食盐也高雅许多。

不过说到底，江春并不指望随月读书楼刊刻时文赚钱，他要把这个楼变成为藏书楼，那样就更吸引文人学士们到他身边来，他作为一个商人的自卑感就可以借此得到改变。为了充实这个藏书楼，江春曾经在北京一次收购各种古书数万卷。在他的努力下，楼内藏书种类越来越丰富，甚至收藏有一些日本人的书籍。陈增《月墀遗稿·周松蔼师昙花馆所藏日本国人松贞文元泰古梅圆墨谱歌》中云:“长畸馆外海云稠，造墨人还隔九州。今日优昙花下见，胜他随月读书楼。”他自注:“扬州江氏楼名，楼藏日本国人所著《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清代朴学大师阮元也曾经从随月读书楼处借来日本刊本的《七经孟子考文补遗》。

江春不仅藏书、读书，也进行文学创作。《扬州画舫录》提到他有《水南花墅吟稿》、《深庄秋咏》，袁枚在其为江春所作墓志铭中所提及他有《黄海游录》。这三部诗集都一并收录在《随月读书楼诗集》中，此诗集又与江春之弟江昉所著《晴绮轩集》、《晴绮轩集句》、《练溪渔唱词集》，以及江春继子江振先的《玉华诗钞》、《文峰遗稿》一并刊成《新安二江先生集》，国家图书馆及安徽、南京图书馆均有收藏。

江春诗作，从题材上可分为咏物诗、记事诗、赠答诗、记游诗、题咏诗、悼亡诗及爱情诗等几种类型。

他的咏物诗数量最多，但所咏的对象却略显单调。江春似乎对芍药情有独钟，除前述水南花墅中种有芍药，其北郊别墅官园中亦种芍药。江春单是以这些芍药为吟咏对象的诗作就有不下十首。像《已卯仲夏奉和庐雅雨都转题水南花墅并蒂芍药原韵四首》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一:

千枝万朵逐年开，红紫翻阶照酒杯。野墅即今多雨露，一茎幻出两花来。

芍药，在古时种植恰是扬州最盛，与牡丹并称为“花中二绝”，有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之说，是不折不扣的富贵之花。江春喜好此花，与其富甲一方的盐商身份是相符合的。花的富贵，和人的富贵，反映出江春的富贵生活状态。

江春的记事诗并不太多，但是所记皆为其生平中的大事，其中最重要的诗作应该是《丁丑仲春，恭逢圣驾南巡，驻跸金山，奏对称旨，圣心悦豫，当蒙亲解御配金丝荷包，面赐小臣，洵异数也，恭纪》、《丙戌嘉年十九日，为苏文忠公七百岁生日，同人悬像于小山上人之寒香馆，作诗纪事》两首。前者记述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皇帝南巡他因奏对称旨，受到恩宠奖赏之事，诗中说:“遭际洵稀有，深仁未易量。”感激涕零的心情表露无遗。后者记述乾隆三十三年苏轼诞辰七百年时他邀集众多文士在寒香馆悬像纪念的盛会。诗中表达了对苏东坡“奎星之精不磨灭，学士风流满青史”的敬佩和赞赏。这些诗艺术水平并不高，却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历史信息，具有史料价值。

江春的赠答诗数量也很多，而且赠答的对象范围涵盖非常之广泛。有各地往来官吏，有文人学士。其《人日集寓心堂送戴东原计偕北上》道:

客至逢人日，春风满户庭。谈经曾夺席(用戴凭事)，倾盖即忘形。瓶放梅花白，樽开竹叶青。榜头标第一，争识伍桥星。

这是江春赠给戴震的一首诗，戴震与江春同为徽州人，曾参加过江春组织的许多活动，比如纪念苏轼诞辰七百周年的时候戴震就曾赴宴参加，也是康山草堂以及秋声馆的常客。他们之间的交往，或许更多出于乡谊。诗中提到的“用戴凭事”的戴凭，是东汉大臣，经学家，16岁时，就被郡守举为明经，经召为试博士，拜郎中。光武帝曾召集群臣解经，凭与诸儒论难，解经最为精彩，拜为侍中。光武帝令群臣能说经者互相诘难，戴凭议论恢宏，击败所有对手，名扬远近，京城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诗中表达了对戴震像东汉戴凭那样“谈经曾夺席”的推崇，也表达了对他“榜头标第一，争识伍桥星”的祝愿。“人日”是正月初七，这也透露了戴震离开扬州前往北京的具体日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扬州盐商的描写并不好，但他的儿子吴烺却和大盐商江春关系很好，江春的集子中就有三首写给吴烺的送别诗:

乍闻小别月初三，便觉依依绪不堪。剩有离愁生酒半，载将诗思过江南。凉吹雁写风前影，暑尽秋妍霁后岚。剪烛西窗休遽寝，宵长正好听清谈。(《送吴衫亭舍人之吴门》)

三年此酬唱，一夕忽歌骊。柳色牵衣袂，荷香饯酒卮。别余鸥鹭侣，还尔凤皇池。得意春风后，裁书报故知。(《题画送吴衫亭舍人入都》)

昨为君题画，还看画送君。秋风别扬子，马首向燕云。名重丝纶阁，功收翰墨熏。欢持今夜酒，不用怅离群。(《吴衫亭舍人服阙如都以诗留别，邗上旧侣石沧徐子绘图相送，余悸赋诗矣。兹于舍人濒行复缀四十字以代折柳》)

这些诗作表达了江春对吴烺的惜别之情和良好的祝愿，从“乍闻小别月初三，便觉依依绪不堪”、“别余鸥鹭侣，还尔凤皇池”、“秋风别扬子，马首向燕云”等诗句中，我们能感受到他对吴烺的深厚情谊。^[165]

江春的记游诗应以其组诗《黄海游录》为代表。这组诗从其老家歙县江村出发时写起，一直写到游历完黄山回到江村为止，共32首。每首前面有小序，介绍自己所处位置，将在黄海游历时的所见所闻无一不以诗作记录下来，所记甚微甚细，一草一木、一石一屏，皆入笔端。如第16首:

(小序)横跨一松于始信峰之南北崖，是名接引松。援其枝过仙渡桥，踏空而行，升峰之绝顶，乘危历险，同游者不能从焉!

侵晓试攀跻，幽寻意已迷。松声横跨谷，岭路直乘梯。桥信仙人渡，身看飞鸟低。如何才一瞬，大海白云齐?

这首诗的小序写其登黄山始信峰的经过，诗作则抒发其登峰的感受，“身看飞鸟低”写峰之高峻，“如何才一瞬，大海白云齐?”写峰谷云海的忽去忽来。如果到过黄山的人，就会知晓这样的感受是非常真实的。难怪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对它们赞赏有加:“凡吟险峻山川，不宜近体。余游黄山，携曹震亨、江鹤亭两诗本作印证，以为江乃巨商，曹故宿学，以故置江观曹，读之不甚慊意。乃拮江诗，大为叹赏。如《雨行许村》云:‘昨朝方戒途，雨阻欲无路。今晨思启行，开门满晴煦。雨若拒客来，晴若招客赴。山灵本无心，招拒讵有故?’又曰:‘非是山行刚遇雨，实因自入雨中来。’皆有妙境……其心胸笔力，迥异寻常。宜其隐于禺，而能势倾公侯，晋爵方伯也!”^[166]袁枚在为江春所作的墓志里再次提到此事，说“余持公诗游黄海，一丘一壑如得导师”。

江春的题咏诗多为字画题咏，也有一些题咏他人画像之作，如《题友人石城庵图》、《题潘露塘山巢图》、《题陈崧涯溪山乐志图小照》、《题程桐溪独上江楼图》等。其中的《题我与我周旋图》颇值玩味:“达者能忘我，焉知身外身?空山虽寂寞，相对若为亲。霜后枫如醉，溪边草自春。但令二见泯，何处著纤尘?”这显然是一首题画诗，但诗题中“我与我周旋”，实际上是“我”与“我”的冲突，在自我内心矛盾的表达。对于寂寞，他要“相对若为亲”，这对于风光无限的江春来说，似乎是不可理喻的。看来，身在热闹场中、“以布衣交天子”的总商江春的内心，也有着难以排解的寂寞，以至于“我”与“我”周旋起来。这首诗提醒我们，商人也是人，他们同样有着复杂内心世界，特别是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商人，他们也许有着和文人一样的敏感心灵。

江春的悼亡诗中有悼念朋友之作，像《挽马半查先生二首》等，还有一组十首《悼亡诗》，皆为其故妻罗柔嫕所做。

燕钗鸾镜顿成空，三十年来一梦中。伉俪情深增涕泪，可奈秋雨更秋风。(其一)

犹忆当年新结缡，闺中琴瑟静相宜。今朝遗挂空留壁，肠断思君无尽时。(其三)

白事趋衙未得安，倦来忘寝卧忘餐。怜伊伴我深宵坐，窗外雪飞一尺寒。(其七)

这组诗情真意切，甚至凄婉动人，如其三从闺中琴瑟空挂墙壁景象，唤起“肠断思君”的痛切之情；其七回忆当初自己白天、夜晚劳累不已，冬夜里妻子伴随坐到深宵，窗外的雪已经一尺厚，让人感受到妻子的贤惠和温暖。

江春的爱情诗写得也很好。他有《无题》二首，其二写道:

斗帐芙蓉翡翠裯，盘龙明镜照梳头。已知买婢名如愿，都说生儿字莫愁。粉领低垂轻点鼓，圆腰宛转学捎球。满庭空绿风旋絮，帘押高挑放雪兜。

这首无题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爱情故事不得而知，但它们所写的爱情是温婉而细腻的。江春一生无子，从“已知买婢名如愿，都说生儿字莫愁”以及他的十首怀念亡妻的《悼亡诗》推测，或许这诗就是年轻时写给他妻子的。

他还有《落花》诗两首，其二道:“几度登临思悄然，可怜红雨正漫天。招魂曲里惊残梦，流水声中忆往年。小劫莫偿尘土恨，痴情还结生死缘。春光自是无根柢，错怪枝头叫杜鹃。”他来到了爱情的发生地，看到满眼如“红雨”的落花，回忆起当年的情和爱，感到“痴情”难解，不禁感叹“春光自是无根柢”。这首诗写得委婉曲折却情真意切，令人品味不尽。

由这些诗作可以看出江春作为一代盐商的的个人感情的细腻和深沉的一面。

总之，生活于乾隆年间的江春，是个“以布衣交天子”的商人，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但是，在商人角色之外，他还有多重角色——他是扬州诸多园林的主人和建造者，他是戏班的老板和剧目策划人，他是藏书家，他是诗人，他是各种文化活动的召集人和赞助人，他是天下文士们真诚而受到尊敬和佩服的好朋友。对于这样一位徽商，不能仅仅把他当做商人看待，更应该注意到他在乾隆时期文化和文学方面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