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已有的中国文学史上，除了那些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家外，被排列出来的作家大多数是有头脸、有身份的人物。他们是官宦，或者是进士，属于精英文人，也可以说是“士大夫”，所以他们的作品往往得到重视，乃至刊刻留存。而在精英、士大夫阶层以外的人，即使有文学创作，也难以得到重视，大多数作品也烟消云散，未留人世。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形，也有例外，如徐渭，在被袁宏道推举为“奇人”之后，得到的关注甚至超过许多士大夫。但无论如何，身份影响着文学史对作者的选择。
本节所介绍和评析的方于鲁，和方承训一样，也是晚明时期的一个小人物，他没有举人、进士的功名，甚至连秀才也不是；他更没有踏入仕途，没有获取一官半职。尽管如此，他在当时还有一定的名声。他是个墨商，所造的墨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而且他将自己所造的墨送入皇宫，得到了万历皇帝的高度赞赏，这一事件使得他在士大夫圈内很有脸面。在制墨的同时，他也舞文弄墨，写诗做赋，他的儿子将他的这些诗赋命名为《方建元集》刊刻出来，于是，我们得以进入这个小人物的文学世界中看个究竟。
(一)方于鲁其人
因为是墨商，小人物方于鲁结交了一些在当时属于士大夫阶层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很喜欢他的墨，一来二往，对这个人也有了了解，他们就为他写传记。万历五年进士、曾任吏部主事、郎中等官职的屠隆就写了一篇《方建元传》:
方于鲁字建元，新都人。初名大滶，字于鲁。后以于鲁墨铭闻于今上，今上亟称于鲁，遂更以为名，字建元。父时通公贾江陵，建元江陵产，生有异质，慧性天妙，识玄洞微，综览经史，尤精物理，虽古之詧劳薪、采柯亭、辨海凫龙鮓者，殆无以过。束发慕向平、禽庆、贺监、李白之为人。尝入蜀，登高唐，观望巫山云气，寻荆王、宋玉故迹。临邛僰，出夜郎，吊碧鸡金马，复走燕赵，婆娑邯郸鸣瑟跕蹝处。驻马蓟丘，登黄金台，慨然叹昭王不作，豪士沦于草莽。吟啸太白酒楼，取一桮南向酹地，直欲呼昔人而与之激昂千古，麾斥八极。久之，以病归。时通公用贾起家，建元手挥数千金，散给穷交宾客，家遂就落，益务读书谈艺，诗调清远，方驾唐人。汪伯玉司马招入丰干社，尝以端午日集同社泛舟丰水之上，时天雨，溪流暴涨，舟行如驶，击楫鸣榔，吹箫伐鼓，乐甚，总得如干首，命曰《泛舟诗》。咸舂容沉古，洵有晋永和诸贤遗风。时司马公执中原牛耳盟，海内修辞之士，蜂拥归命，其二弟仲淹、仲嘉，文采朗射，埙箎协律，而建元诸君并以雄隽佐之，雅道大畅。议者谓谹中何必减邺下。司马兄弟，如曹子桓、东阿丽藻绝代，而建元诸君，如应、刘、陈、徐辈，各把一麾，同登坛坫，盛矣盛矣!建元又善制墨，妙入神品，前无李廷珪，后无罗秘书，词林宝之，不啻圭璧。以意造云笺贝叶，虽蜀江薛洪度不能过也。不佞闻建元名垂十年，顷应汪司马、龙使君白榆社招，一抵新都，即与建元把臂入林，洋洋洒洒，益逾昔闻。嗟乎，博溺心物，丧志雕绘，鞶帨何与道真?中郎、司空博矣，潘、陆、鲍、谢文矣，恨不闻道，香薰膏煎，卒不免于世味。近代维琅琊、新都，并以鸿巨文人晚年入道，遗荣挫名，刳心迁累，从皦皦入冥冥，英雄结局大善矣。建元文既斐然，兼精物理，其为千秋名下士何疑?倘然能急返而索之家宝，葆此灵光，则有司马公道门之白眉在。不佞读建元诗，语剖灵竅，理入玄机，意象双冥，神情两诣。夫道，心印也；诗，心声也。由斯以谭建元，超超玄著，其有出世之度乎?毋溺毋丧，道乃来舍。嗟嗟，是建元之药也。余取以返照，是亦余药也。东海友人屠隆撰。[95]
这篇传记，载于明刻本《方氏墨谱》的卷首。屠隆说他闻方于鲁之名已有十年之久，直到汪道昆邀他加入白榆社时，他才认识方于鲁。他介绍了方于鲁的出身——商人之子，其父亲方时通在江陵做生意，所以方于鲁出生于江陵。但方于鲁“生有异质、慧性天妙”，从小又好读书，对于大千世界有着很浓的好奇心，年轻的时候，就仰慕向长、禽庆等古代隐士以及贺知章、李白的为人，并且漫游蜀中以及燕赵、北京各地，既增长了见识，也感悟了人生。大约是富家子弟的缘故，他出手大方，以至于资财散尽、家道中落，然后他回到故乡徽州。汪道昆将方于鲁招入他当时组织的丰干诗社，成为其中的骨干。屠隆盛赞方于鲁造墨，称赞其所造之墨“妙入神品，前无李廷珪，后无罗秘书，词林宝之，不啻圭璧”，他做的墨曾被送入内廷，万历皇帝甚为赞赏，方于鲁本名大滶，字于鲁，因为这个缘故，就将他的字当作名字，而以“建元”为字。屠隆还介绍方于鲁制作一些精美的纸笺，与唐代才女薛涛的“薛涛笺”相媲美。至于方于鲁的诗歌，屠隆也大加赞赏，认为其作品“语剖灵竅，理入玄机，意象双冥，神情两诣”。
隆庆二年中进士、累官至礼部尚书的李维桢既为他的《方氏墨谱》写了序，在他去世后又写了《方外史墓志铭》:
岁乙巳冬，方建元以其《佳日楼集》属余邑洪明府寄余，俾为之叙。明府，建元里人也。会余起家领鄜延节，拮据兵事。明年夏小休，叙成，以复明府及建元同姓中为河西小吏者致之。盖三年而建元卒。逾年，余始闻。又逾年，其子来乞墓志，则前所托寄皆已至，独建元报书浮沉耳。忆余客新安，汪伯玉先生与弟二仲，亟称建元也，携之过其馆中论诗。诗大有致，而是时建元墨名满天下，诗乃以墨掩。既与久游，至今垂三十年，而知其人以墨与诗掩也。建元父时通，初娶于胡，生伯子大衍。已贾江陵，娶于陈，生建元。幼而颖悟，物至能名。好读屈宋骚赋、汉魏六朝李唐诸家诗。而又好游，西入楚蜀，至夜郎，北入齐鲁燕赵，至蓟门、卢龙诸塞上。感事吊古，形之篇咏。诸名士延入社中，据左席，浮白长啸，醉或累日。夕鼾卧忽寤，而伸纸挥毫，多奇语，人益异之。又好从少年短衣楚制，驰马试剑，牵黄臂苍，捕生累累而返。或过青楼，自度曲被歌声，五木六博诸戏错举递奏。又好救人戹，振人不赡。所席父遗赀，挥斥殆尽，亦会有病，遂归。而妇已产子，持门若丈夫，一切家政听之，不复孰何。第研精于诗，汪先生为丰干社，能诗者推逊建元。顾其家贫，汪先生策之曰:“吾郡故能为墨，罗氏与金同价，今亡矣，子何不为墨?古人远山磨隃糜以助文思，是或一道也，且可治生。岂贾竖之事，污辱之处，如杨恽所云乎?”建元诺，命其子按朱万初、潘谷、郭圯、李廷珪父子诸家法，选烟和胶。墨成，倾其郡中。所称名取象，本六经，综百氏，通三才，该万有。尚方底贡，文苑借资，四夷争购，以为瓌宝。语具《墨谱》中。故为墨者嫉之，百计务出其上，卒不得。无所发愤，则中以狱。财势所使，无如之何，走京师避之，久之事解。而在困难时吟咏不辍，识者益服其雅量。会怨家身扞文罔，众皆快之。建元诏其子曰:“告往知来，始可言诗。吾以治墨而信学问之无终穷也。吾姑与若言墨，若以非烟至乎，进之而有寥天一，进之而有九玄三极。夫诗亦若是则已矣。”故建元墨，晚益精。汪中嘉品之曰“青麟髓”，歙令方伯文、海阳令李宗甫誉不容口。两君者不直知其墨，又知其诗与其人者也。建元虽跅弛不羁，而行先惇伦。上世居联墅，无宗祠，倾橐之半，偕宗人侍御创为之。父祖以上久未归于土，卜兆而厝之。与妇白首无反目，伤其兄无后，晚纳姬生子以为兄后，命曰继伯。事丘嫂潘二十余年，葬祭备物。佳日楼不戒于火，所藏书画化为煨烬，惟集与《墨谱》在，神所诃护，非偶矣。疾作，三日而没。遗训有云:“益者三友，善交在久。美者自美，丑者自丑。誉且不虞，毁于何有?”其襟期夷旷，识趣高明，略可征已。建元名大滶，字于鲁。后于鲁墨入大内，因以字名，更字建元。卒万历戊申正月二十有二日，生嘉靖辛丑五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八。[96]
这篇墓志铭较之屠隆的传记显然更为详细。其一，李维桢清楚地记载了方于鲁的生卒年:“卒于万历戊申正月二十有二日，生嘉靖辛丑五月八日，春秋六十有八”，即生于嘉靖二十年(1541)，卒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其二，对于其出身，李维桢指出，方于鲁不是方时通正妻所生，而是侧室陈氏所生，他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方大衍。其三，他和汪道昆兄弟关系极为密切，不仅加入他们组织的诗社，得到他们的称赏，而且在回到徽州生存无计的情况下，是汪道昆指点他学习制墨，认为制墨既可“助文思”，亦可“治生”，方于鲁听从了汪道昆的建议，所制之墨品地和称名皆佳，名重一时。其四，记载了他因为制墨被同行所嫉妒，受到压制打击，不得不避走京师。其五，记载了他对于家族、家庭所尽的责任，包括修建宗祠，安葬父祖，娶妾生子过继给哥哥，赡养寡嫂等等。最后，李维桢还介绍了他的家庭和后代情况，他先后娶汪氏、杨氏，有一女二子。
(二)方于鲁与程君房的恩怨
李维桢在墓志铭里提及方于鲁和制墨同行之间发生过纠纷，那位同行就是程君房，也是徽州人，也出生于商人家庭。和方于鲁不同的是，他曾经花钱买了一个鸿胪寺的小官职，因而和权贵阶层发生了联系[97]。这大约就是李维桢所说的“财势”，他足以让方于鲁“避走京师”。
关于方于鲁和程君房之间因墨而起的是非恩怨，明人有不少的记载。最近，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史研究所林丽江博士撰有《晚明徽州墨商程君房与方于鲁墨业的开展与竞争》一文[98]，比较详细地分析了两者之间的这段公案。笔者本来无需再多赘言，然此事涉及到对方于鲁诗歌的理解，故不得不略加介绍和分析。
程君房曾经撰《续中山狼传》，详述了他与方于鲁的恩怨经过:
里人方于鲁，一名大滶，父贾江汉间。幸一倡，遂生于鲁。于鲁长楚中，从父受贾。父死，亦溺志倡家，丧其赀而还。居乡贫甚，数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闻余喜士，士之困阨者，恒赒焉，于是构诗为贽，介余友人来谒。比至，贸贸然，入门趦趄，嗫嚅请以讴吟，当俳优供余抵掌，余笑而进之，使与末座。时值孟冬，薄寒侵人，于鲁尚曳一絺衣，肌尽生粟。余恻然加悯，随解衣授餐，处以记室之任。当是时，于鲁方病瘵，余乃延医视之。医言夫，夫形既尫羸，脉复柔缓，药非大剂参蓍不效。时参价踊贵，每十两，值朱提一流。余胠箧给之，如是者有年，未尝厌怠。余夙抱墨癖，遍访古人搜烟和胶之法，试之果良，较罗舍人所制不翅(啻)倍徙。居恒念于鲁不能治生，尽以其法授之。法具矣，苦无赀，庚贷以赀；赀具矣，苦无仆，庚分以仆。于鲁按法制墨，业骎骎起，衣食之外，颇有赢钱。于是淫心复炽。会余将入都，命内子遣一侍儿。于鲁向居余门，闻其美丽，阴令子嘉树赂媒者，托以他人，展转谋娶。余归讼之有司，卒致离析。
于鲁窭复如故，诡制赝墨，以罔市利。余重自咎，术授匪人，因损赀督制以矫之。而四方具目者不至于鲁，而之予矣。乃于鲁不知悔祸，反相雠憾。迨余杖一老竖，兄子一凤以恨余责逐继母之故，计移置之岳庙中，实幸其死。于鲁乘其创甚，赂医投以犀角地黄汤，顷之死矣。于鲁父子鼓市之无赖者，亡虑数十指，弁其死尸，蜂拥于余之门，喧乎杀人，以激众怒。予由是系居圜户，六载始出。
方余狱急时，谋密不泄。及事白，客有知者，从容为余陈说，历历有征，盖信其不诬云。初余构于鲁，夺其伉俪。狱词出嘉士手，于鲁衔之甚。今嘉士寄谤书里中，属于鲁灾木流传，交为贝锦。朝结仇雠，暮托肝胆。设令引镜自照，其何以师眉目乎?嗟嗟!夫人以饿莩投人，而活之以衣食，已有更生之德矣。况病而汤药之，又贫而生业之，贷资斧以给瓮飧，分仆役以供任使，为恩已极，不翅(啻)生养之二天也!胡乃以淫夺理，而谋及闺闱之侍；又以怨叛德，而构其聚杀之谋；又以类结党而肆其交谤之毁。即狼虽恶，恐不若于鲁之特毒也。[99]
在程君房的笔下，方于鲁的身世颇有些可耻:他的母亲是个倡家(妓女)，父亲死后，他也是溺志于青楼，将资财挥霍殆尽，不得已回到徽州，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程君房描写的方于鲁拜见他的场面更加可笑:因为听说程君房对读书人周济大方，所以他带着自己的诗作前往，进门后都站不稳，可怜巴巴地请求“讴吟”诗作，让程君房将他当做俳优以取乐。孟冬时节，他还穿着夏天的粗葛布衣服。这副可怜样子，让程君房起了恻隐之心，将他收留下来。他的身体有病，就给他请医延药，甚至不惜钱财，为他购置大补的人参。考虑他没有经济来源，生计无着，程君房就教给他制墨的方法，让他发了财。程君房的这些叙述带着鄙视的态度，也告诉人们:他曾经有大恩于方于鲁。
他们的恩怨起于程君房的一个侍女。程君房在到北京前，让妻子遣放家里的一个侍女。方于鲁因为在程家呆过，知道这个侍女生得美丽，就想暗地里谋娶，此事让程君房很恼火，就诉讼到官府，终于没让方于鲁娶到那个侍女。
后来，针对方于鲁制造假墨，程君房也制起了墨，而且比方于鲁墨更吸引人，于是两人的矛盾更深。接着，发生了一件导致程君房牢狱之灾的事情:他杖责一个仆人，他的侄子程一凤因为曾经被他责备过，故意将这个仆人移到岳庙中，希望他死去，而方于鲁则乘机贿赂医生，让其服用致命的犀角地黄汤，致其很快死亡；然后又鼓动市井无赖抬着仆人的尸体到程君房家，喧称其杀人，于是程君房被拘捕下到监狱六年。
程君房的叙述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其标题就是《续中山狼传》，文章的最后他写道:“嗟嗟，夫人以饿莩投人，而活之以衣食，已有更生之德矣。况病而汤药之，又贫而生业之，贷资斧以给甕飧，分仆役以供任使，为恩已极，不翅生养之二天也。胡乃以淫夺理，而谋及闺闱之侍；又以怨叛德，而构其聚杀之谋；又以类结党而肆其交谤之毀。即狼虽恶恐不若于鲁之特毒也。”显然，他将方于鲁比做忘恩负义的“中山狼”，甚至连狼也不如方于鲁之“特毒”，由此可知他对方于鲁怨恨之极。但这些毕竟只是程君房的一面之词。问题是方于鲁对此却没有什么反驳，当然并非没有反应:
其一，李维桢的墓志铭里记载他有遗训:“益者三友，善交在久。美者自美，丑者自丑。誉且不虞，毁于何有?”这似乎在表明，任凭你程君房如何诋毁我，还是“美者自美，丑者自丑”。
其二，在他的诗文集《方建元集》所附续集《师心草》中，有《喻谤》文一篇，文前有“叙”道:“古人有言:息谤无辨；又曰:止谤莫如自修。自余罹难以至于今，与仇面绝十余年，何谤书层见叠出，余未尝以一字答之也。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夫墨因磨而知真赝，文以试而以测底里，法眼有在，何用谤矣!余既不能已谤，既不能弥谤，不能有辩，不能无辨，于是做喻谤之辩，游戏笔墨，将一解嘲。”该文采用了寓言的形式，说有一条白龙，化为鱼形，被渔夫所得，即将被烹食。天帝让使者托梦给渔夫，让其放生。历此劫难，白龙就去“登日者之门，揖而请卜”，日者问其所见，白龙就描述一物，它“怒目睁眉，若沐猴而冠，盖若马牛而裳衣，非魑飞魅，非熊非罴，磨牙鼓爪，余甚惊危”，接着还描述了此物的种种可怕之情形，最后说，此物“胡天不厌而人不遗，既不能投之山鬼，又不能屏之岛夷，将使侠者扼其喉而断其舌，仇者残其形而鞭其尸。彼斯恶之为害，谁能甘其肉而寝其皮!”这段话也充分显示了方于鲁对于程君房的憎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李维桢的墓志铭说是汪道昆指点方于鲁制墨的，但他从哪里学、怎样学得制墨技艺的?程君房说方于鲁在穷困之极的情形下投奔于他，他教给方于鲁制墨方法。对程君房的说法，没有人反驳，方于鲁也未曾辩白，在两者闹得沸沸扬扬的情形下，没有反驳和辩白，意味着程君房所说是真实情况。如此看来，程君房确实曾经有恩于方于鲁，这或许是方于鲁没有对程君房指名道姓的那篇《续中山狼传》做出反击的原因。(www.xing528.com)
问题是两人又为何成为仇家?或许确实像程君房所说的，方于鲁暗中谋娶他遣逐的漂亮侍女，甚至用计让被他杖责的仆人死去致使他下到牢狱。这些恩怨在当时的文人笔下都有记载，但事实真相只有方、程二人最清楚。按照方于鲁的说法，程君房对他的诽谤打击，“大都因诗忌名，因墨妒利，谤从二者而生焉”。这可以部分解释他们之间的矛盾。
方于鲁从程君房那里学得墨艺以后，以他的聪明，很快发财，所谓“业駸駸起，衣食之外，颇有赢钱”，与此同时，他还开始编撰《方氏墨谱》。谱中收录了380多张的墨样，请了王稚登、李维桢等人作序。该书刊刻后，既得到文士们的喜爱，也扩大了方于鲁的名声。在这种情形之下，程君房自然不甘落后，除了制墨外，也编撰《程氏墨苑》，其规模远超过《方氏墨谱》，收录500多张墨图，同时遍请名士为之题序或为墨样撰写诗、赞、铭之类的文字，不仅如此，他还将“人文爵里”作为书的一部分内容，收录包括焦竑、顾起元等在内的诸多名士的文字，从而使得该书远超方谱。
尽管如此，程君房在另外一方面却超不过方于鲁，那就是诗歌创作。其实从《程氏墨苑》中许多出自程君房之手的文字看，他的文化素养并不低，文才也很好。但他显然没有加入到以汪道昆为核心的文人圈里。他可以凭借着制作精良的墨和徽州以外的文士们交往，获得他们的赞誉，但在徽州本地，家居的汪道昆却是方于鲁背后的靠山。方于鲁参加了汪道昆的丰干社，在白榆社建立后也可能参加了活动，他和汪道昆还有姻亲关系。在这个地域色彩浓厚的文人圈里，方于鲁不仅得以结识李维桢这样位高权重的大名士，而且诗歌创作的水平也不断得到提高。方于鲁说程君房“因诗忌名”，表达的是他在诗歌方面超越于后者的自信。[100]
程、方两人因恩怨、竞争变得势不两立。屠隆在传记里，对两人的瓜葛未置一词。但李维桢的墓志铭里却说到方于鲁因程君房“财势所使，无如之何，走京师避之，久之事解”。梅守箕在《方建元诗集序》里說得更详细一些:
有阳与建元交而忌之者，非能忌建元才，直以建元有名当世间。其人豪于赀，卒能以赀用其豪。建元竟以是遂北游中原，走都下，以避其不祥。是时建元诗益进，而亦日有闻。缙绅先生多有之建元者，以自适于游耳，而豪者终迹之都门，必欲关前路而阻绝之，然建元归则穷十于昔矣!
从李、梅的记载看，因为程君房的财力雄厚，所以逼迫方于鲁避走京师。但这似乎不是很有力的理由，方于鲁和汪道昆关系密切，未必被迫离开徽州。真正的原因可能是:方于鲁毕竟是从程君房那里学得制墨技艺，他藉以发财，又因墨谱而获得名声，程君房咄咄逼人，他多少理亏，因此远走他乡，以避其谴责。不过这样的经历，倒使得他在诗歌创作上更有所得。
(三)方于鲁诗歌创作概貌
现存方于鲁的诗歌作品，是藏于南京图书馆的《方建元集》，共十四卷，外加《佳日楼词》一卷、《续师心草》一卷。该本卷首分别有梅守箕的《方建元诗集序》、林芝仙的《方建元佳日楼诗序》、林兆珂《方建元诗集序》、李维桢的《墨苑叙》、朱治登的《书李太史墨苑叙后》以及屠隆的《方建元传》。诗集的编排次第为:辞赋杂体卷之一，五言古诗卷之二，五言律诗卷之一，五言律诗卷之二，五言律诗卷之三，五言律诗卷之四，五言排律卷之一，七言律诗卷之一，七言律诗卷之二，七言律诗卷之三，七言律诗卷之四，七言古诗卷之一，杂体绝句卷之一；最后是《佳日楼词》和《续师心草》各一卷。这样的编排有利有弊:利在于可以看出，方于鲁虽然各体都有所涉猎，但更为喜欢和擅长的还是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弊在于各篇诗作的创作年代无法考订。
就题材内容看，方于鲁的诗歌大致可分以下几端:
一是表达生平志向。诗言志，诗歌往往表达作者的生平志向，方于鲁的诗歌也是如此。如卷二《春日楼居十首》其一:“市廛违负郭，□水在登楼。地僻林坰出，春喧草木柔。壮心歌骥枥，老计卜兔裘。且乐人间世，逍遥物外游。”其二:“傍舍邻长好，巡檐树杂交。晨兴除草莽，春坐长林梢。寥廓看鸿羽，高栖近鸟巢。吾生甘守嘿，玄白任相嘲。”[101]从“壮心歌骥枥，老计卜兔裘”两句可知，这十首诗当是方于鲁老年所作。其一表达的是“且乐人间世，逍遥物外游”的思想状态，其二则表达了“吾生甘守嘿，玄白任相嘲”的人生态度，其中当然蕴含着他对因程君房的是非恩怨带来的各种议论所采取的“任相嘲”的姿态。
二是描写山水景物。这类题材在方于鲁的作品中比较多，乃是因为他主要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徽州。有些作品即使不以山水描写为主，也往往在“赋”、“兴”之中顺带写了山水。专门写山水的作品，如卷一《游石岭诸山看梨花赋》:“嘉青阳之丽景，览百卉之葳蕤。纷华林之窈窕，历诸山之逦移。是日也，天雨新霁，初日舒迟。纤霞飞彩，轻风放丝。”[102]其用语之华丽，描写之细致，均可称道。
三是友朋酬唱。屠隆的传记和李维桢的墓志铭都记载方于鲁回到徽州后，得到汪道昆的提携和指点，从此加入文人圈，因此他与友朋酬唱的作品不在少数，有的是参加各种活动之作，如五言古诗卷之二《三月三日同丰干诸君放筏作》、五言律诗卷一《五月五日同诸子泛舟十首》等。更多的是写给个人的酬唱之作，如对提携他的汪道昆，就有《汪司马伯玉先生奉诏归省四首》其二:“东都留祖帐，捧诏日边还。禄就千钟养，衣裁五色斑。赐金堪上寿，拖玉得承颜。落落轩车意，依依几杖间。”[103]不难感受到他对汪道昆的崇敬之情。他和屠隆因汪道昆的关系而交好，七言律诗卷三《得屠长卿书却寄》:“难后无家念倒悬，一缄惊得故交传。云中辟荔歌山鬼，海上云霞列羽仙。赤水遗珠投草莽，沧州奇服佩兰荃。丹崖翠壁千重色，会记题诗对岳莲。”[104]他的同乡许国官至内阁大学士，他有《初至都门奉献许相的诗四首》其一:“共乐黄虞世，因逢周召伦。百年依草莽，万姓赖陶钧。燮理推元辅，明良重老臣。登龙欣有托，敢谓吐茵人。”[105]或许和许国的地位相差太大，诗中的颂扬几近阿谀。
四是歌颂善政。方于鲁虽然有才华，但兼有两重身份:首先是一介草民，他没有科举功名，甚至连乡绅也谈不上；二是读书人，混迹于当地的文人圈。这两重身份让他对有地位的官员必须仰视，尤其是地方官。辞赋杂体卷一收有《邑侯方大夫治歙歌》，共有六首，分别为:《城西渔梁旧坝颓坏，转输艰苦，邑大夫下车治堤蓄水民利便之为余梁歌第一》；《郡郭当春夏时山溪泛涨，阬上民居岁遭冲没，邑大夫开山运石，筑堤辟水，为阬上歌第二》；《邑大夫崇儒兴教，爰葺泮水于沙际中，获八石表作八柱，一时称瑞，为泮水歌》；《郡中紫阳书院岁久荒芜，邑大夫搆堂置田，召民间俊乂子弟讲业其间，为校士歌第四》；《负郭万家居若累巢，岁有火害莫能禁止，邑大夫乃卜城南故地建丁丙堂以镇之，为恤灾歌第五》；《邑大夫治歙未满二期，申令约法遐迩播传，俗化政成惠流境内，为善政歌第六》。
从诗题不难看出，邑大夫——县令[106]确有善政，修渔梁坝、开山辟水以免民居遭水灾、修葺紫阳书院等等。作为一介草民的方于鲁感恩而颂之，当属真心；同时作为读书人的方于鲁，以诗的形式予以歌颂，也多少有结交地方官的作用。
五是记录其年轻时候的风流生活。程君房《续中山狼传》里说方于鲁在父亲去世后“溺志娼家”，似乎有些败坏其声誉的用意，但李维桢的墓志铭也说到方于鲁“或过青楼，自度曲被歌声，五木六博诸戏错举递奏”，可知方于鲁在年轻时的确有过一段风流的生活。这在他的诗集里也多少得到了保留和印证。他与秦淮名妓马湘兰有过密切的往来，五言排律有《马姬寄惠朱柑》:“封缄传素手，遗惠比琅玕。碧叶黄金颗，朱苞赤玉盘。摘来秋露早，剖出晚香寒。并蒂同雕彩，承筐羡渥丹。美人何限意，骚客笑相看。”[107]又如七言排律还有《秦淮马湘姬移酒雨中过访赋此谢之》:“水上楼台光陆离，倾城一顾乐新知。地偏初贮莲花步，山远遥含柳黛眉。玉露浮香春九醖，华灯合彩夜双枝。楚峰十二行云色，不向人间做雨疑。”[108]除此之外，七言排律卷二还有《水楼绕雪怀马湘姬同孝甫赋》、《秋日城南同诸子携苏九郎马小姬泛舟作》、《重游燕子矶携苏马二女郎并载》等，均写他与马湘兰的风流逸事。当然，在马湘兰之外，方于鲁还和其他女子交好，如七言排律卷二也收有《观美人蹴鞠赋赠宇姬》、《春日戏赠燕妓陈小真用坐客韵》，七言律诗卷三亦有《赠歌姬李文华》、《赠刘九芳》等作。
(四)“诗可以怨”:方于鲁诗歌中的悲愁
通检《方建元集》，其中多有抒写悲愁的篇章。例如卷二《发舟》:“悲风日以阴，霖雨日以淫。行舟随飘摇，颓波迥且深。靡靡长苦饥，怀人思不任。孤兽走索群，高鸟鸣哀音。彷徨不我顾，嘘唏涕沾襟。”[109]又如同卷《河上》:“凉风厉秋气，萧瑟长河湄。客子困中路，永夜寒无衣。起视心与房，三星光欲垂。俯仰长欲息，严霜切我肌。月黑魑魅伍，水阔蛟龙欺。遥遥念行役，衰悴何时归。”这些诗写于何时何地，作品中没有透露出信息，但其悲愁之深切很是清楚。之所以有这样的悲愁之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模仿古人，一种则是作者长期在外漂泊，触景生情，发而为诗。
方于鲁诗歌中的悲愁大约不是故作姿态，而是其生经历决定的真实情感的流露。从李维桢的墓志铭乃至程君房的《续中山狼传》中可以得知，他在回到老家徽州之前，曾经因为千金散尽而落入穷病不堪的境地；此后，又因为和程君房的矛盾，避走北京。尽管他在墨业上获得了声誉，但这些经历，使得他又倍感人生之艰辛。
例如杂体绝句卷一《空囊》:“春尽穷途涕泪余，时危多难少安居。始知榻外皆长物，惟剩装中逐客书。”[110]《闻啼鸟》:“独处悲身难，思归感鸟歌。若闻行不得，欲去奈啼何?”《经卢沟桥》:“日吐长虹气，风悲易木哀。浮云飞鸟外，落网几时开?”《出都口号》:“恨别都门事已非，黄金散尽旧交违。一声求友堪垂泪，几处流莺送客归?”[111]这些诗大约正是在他为躲避程君房的“追杀”远走北京时候所作，其悲愁乃至愁苦的心曲恐怕很复杂。
五言律诗卷二《将之燕悼别十首》写得更为悲切。当时他年已五十，妻子又刚刚去世[112]，但因为和程君房的矛盾，还不得不离开徽州，避走北京，所以“悼别”的笔墨充满伤痛。如其四:“悲歌还当泣，俯仰总销魂。执手分中路，伤心去故园。绝弦哀白发，拊缶坐黄昏。纵使游谭得，空余片舌存。”又如其五:“垂老今何适，辞家作漫游。霜华凋旅髩，雪涕洒征裘。岁晏书中锦，春明陌上楼。还疑望夫处，化石在山头。”丧妻、垂老、离开故园、远路漫游，这一切不堪承受的悲情都聚合在一起，确乎让人为之动容。
从上引方建元写悲愁的诗歌看，它们称不上出色之作。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它们是作者真实情感的表达。也许方建元人生经历算不上“坎坷”，也许他与程君房的矛盾主要责任在于他本人，但无论如何，他避走北京应该是事实，明明可以在故乡过着稳定、安逸的生活，却又不得不漂泊他乡，这段经历让他借着诗歌表现内心的愁苦，同时，这些表达其愁苦之情的诗歌也具有一定的感染力，这大约是方建元诗歌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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