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方承训的《复初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集后有四库馆臣的评语:“明方承训撰。承训号鄈邖，徽州人，是集乃承训所自编，前有万历癸末自序，称家世役什一，不趋士进，盖贾人子。又称间有玉献即被摒斥弗用，盖终于不遇之士也。集首冠以《原初漫谈》七条，大抵扬何李之余波，而变本加厉，于唐以来诗文如李杜韩柳无不排击，然核其所作，乃了不异人。”四库馆臣们看到的方承训作于万历十一年(1583)的自序现在已经无从寻觅了。但是，通观《复初集》全书，记述事件发生的年限不超过万历十一年，所以，全书当在该年定稿。
《复初集》涉及内容丰富，信息量大。原书为三十六卷，现存三十一卷。集中现存的诗歌共有一千八百九十七首，各类散文二百八十一篇，计有十余万字。其中卷一为模仿《诗经》所作的古诗十七首；卷二为古歌，十四首；卷三为琴操，七首；卷四是离骚歌，十三首；卷五是古乐府，一百二十一首；卷六是五言古诗，现存二百二十一首；卷七也是五言古诗，一百二十四首；卷八是七言古诗，一百四十首；卷九同样是七言古诗，一百零八首；从卷十开始是五言律诗，一百四十五首；卷十一和卷十二都是五言律诗，分别是二百九十一首和二百八十首；卷十三中有五言律诗一百二十一首，还有六言诗十五首，杂言诗六首；卷十四包括了七言律诗二百七十四首；卷二十为赋，四十三篇；卷二十一为铭，二篇，赞，十二篇；卷二十二是序，二十七篇；卷二十三是碑记，五篇；卷二十四是记，八篇；卷二十五是记，二十八篇；卷二十六是论说，九篇；卷二十七是墓志，九篇；卷二十八至卷三十都是人物状，分别有二十一篇、二十篇和四篇；卷三十一至卷三十三则是人物传记，分别是十八篇、十九篇和二十一篇；卷三十四为讽喻论文，十一篇；卷三十五是书信，九篇；卷三十六则是祭文，十四篇，论文，一篇。从现存的诗集来看，卷十五至卷十九残缺。根据诗集排列顺序来判断，所缺少的部分应该是方承训所作的七言律诗。另外，仅仅从诗歌数量上来比较，《复初集》中五言律诗共计八百三十七首，而七言律诗仅仅为二百七十四首，数量上远远逊于五言诗，这也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
对于诗文集的发现和研究，历来似乎是文学史家的事情，而对于方承训的《复初集》的情形恰恰相反，目前研究主要见于两位先生:李琳琦先生在《明清徽州的蒙养教育论述》一文中，选取《复初集》作为原始资料，以此推论明代歙县的教育发达，已经形成专业化规模化的塾师队伍。王振忠先生2002年出版了《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新发现的16－20世纪民间档案文书研究》一书，书中的第一章《村落宗族和社会变迁》里，同样是以《复初集》为例，专篇论述了作者的家世背景和全书的叙事模式、《复初集》所见明代中后期歙县社会生活环境、徽商在南北各地的活动以及徽商对明代社会的影响。
文学史家对《复初集》的忽略或许是因为它的文学价值不高，或许因为它的作者不是士大夫文人。其实，方承训出身于商贾家庭，本人早年业儒，中年经商，他独特的家世和个人经历，既为研究徽商现象及徽学提供了一个典型范例，也为文学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方承训一生都没有迈入主流社会，成为士大夫中的一员，他的创作只能定位于民间文人的自发行为；作为长期被文学史忽略的民间文人和商人，他们有着什么样的创作思想和创作面貌?
(一)商人家世
徽州的世家大族历史悠久，远肇汉唐。据《新安名族志》记载，最早迁入徽州的家族是方姓。任汉司马长史的方纮“因王莽篡乱，累征不起，遂家于歙之东乡”[19]。由于汉末的社会动乱，方氏始迁到江南歙东乡，而唐末五代的动乱使方氏家族由歙东乡继续向徽州其它地区移民，造成方氏家族的第二次迁移。纵观方氏家族的迁移史，从公元一世纪初的两汉之际到十六世纪初的正德、嘉靖年间，方氏迁移的方向是从北方中原地区到江南平原，又从江南平原迁往江南山区，再从山区迁居深山的更深处。在方氏家族的第二次迁移中已经包括三十三世祖方杰兴，三十三世祖方景圮和三十四世祖方承威。[20]
根据《复初集》的记载，唐昭宗时藩镇割据，一世祖方承威(又称“三评事”)由严郡淳邑鸬鹚源迁到歙县瀹川井坞。说到方氏的这次迁移，还得力于一位女性的先知卓见。方承威之母张氏出漳潭，认为此地有吉兆，故力劝方承威举家迁移，而张氏之墓葬也定于此处。井坞有天然井泉，居住条件尚佳，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地势偏狭，不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居住。“北宋式微，胡戎纷作”[21]，一方面为了躲避战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克服有限的土地与不断增长的人口之间的矛盾，宋钦宗时，方承威的六传子孙方子华举家由歙县瀹源翻逾桐岭迁到离井坞不过数里之遥的瀹潭，从此定居下来。方子华死后，其子方汝霖居上门，派徙漳潭。方汝霖的子孙后来又散分五门:大圆门、铺前门、里中外门、中山门和坑上门。[22]
方承训一支属于中山门。始祖方酋，字汝金，号中山，曾任元提举司大使司，仕于海阳(即今休宁)，有政声。据记载，满腹诗书的方酋在出仕时并不得志，后辞官归孝于家，督过子孙儒业。他曾建中山书屋，供族人读书。中山门的二世祖方再成，娶妻孺人张氏，三世祖方宁，娶妻孺人张氏。传到方承训的高祖方谦童，已经是中山门的第四世了。[23]
方谦童，字尚卑。他兄弟共四人，方谦童为长，其余为正童、得童、员童。正童和员童早卒。方谦童以务农起家，发家甚饶:“仓粟至红腐不可胜食，财缗盈篋笴”，是一个中富之家。平日里，方谦童好行善事，济人饥困。因为妻子张氏、继室潘氏都无所出，方谦童五十八岁时，又娶桐城十八岁的朱氏为妾。朱氏入门两年后，相继生子方社员、方社成。方谦童以六十高龄而生子，是当时乡里的一大奇迹，众乡邻都持羊酒来贺。方谦童认为这是自己多行善事的回报，于是越发行善不倦:出资修建桥梁、津舟、憩亭，向穷苦人分发谷粟、衣服等。这位善心的老人因为长子早逝，年八十八岁时伤心而卒。[24]
方承训的曾祖方社员，字惟完。他少年老成，性情豪迈，很小的时候就显示出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与老练。方社员十来岁时，方家因为一块地的边界与族人发生纠纷，双方争执不下。幼小的方社员瞒着家人独自到官府里诉讼，地方官对于方社员小小年纪即能辩白事物曲直大为惊异，遂判方家获胜。此事一时大哗。对于土地，方社员有特殊的敏感。十四岁时，为了营造先人的墓地，他不惜以两百金的重价去购买当时价值不过几十金的山地。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方社员的深谋远虑:不仅祖先墓地有所，方家后代三四世的子孙都倚仗此山林不虑衣食。方谦童认为儿子的锋芒太盛，不利于养生，所以每日调教儿子的谦卑之性。二十岁以后的方社员温雅过人，以朴降傲，与年少气盛时判若两人。但是这样一个才干出众的人却早卒，卒时年仅二十七岁，留下了妻子潘氏、一子方聪。[25]
方聪，字廷敏，承秉祖业力田而作。他娶妻查川姚氏，生二子方太乙、方太二。方聪和父亲一样也没有逃脱早逝的命运，妻子姚氏仅二十六岁时就丧夫守寡，独自艰难地抚育二子。此时，方家的生活并不宽裕，仍以务农为业。太乙、太二兄弟俩经常结伴到城里去卖柴。姚氏在含辛茹苦抚养二孤的同时，看到族人方廷珂出贾的巨大成功，遂“红番息肆成资斧，命二孤从从伯廷珂公贾越、汴间。”从此，方太乙、方太二兄弟二人交相出贾，渐渐以经商为业。方家的生活道路也由此发生转变，由百年力田之家转向了商贾家庭。[26]
方太乙，字首之，因为方家世居瀹江，以崇崖峻岩为倚，遂号瀹崖处士。方太乙自幼能言善辩，三四岁时对长者言事，即可让长者叹服。七岁丧父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早地尝到生活的艰辛，也因此使他磨练出过人的才干。成年后，方太乙娶妻汪氏。汪家祖居星源大阪，当时也家居瀹潭。因为家境稍饶，又没有儿子可以继承家业，岳父母遂出资让方太乙随方廷珂去汴上经商。方太乙经过一番努力，起家数千金。汴上发家后，方太乙和方廷珂一样，也将大批的方氏族人带到汴上经商。方氏族人的蜂拥而至不仅使方太乙的本钱增加数十倍，也使他成为汴上方姓徽商的实际领导人物。经商期间，他还积极与汴上的缙绅士大夫交往，诗词唱和，士大夫们也推毂孝顺寡母的方太乙为狄梁公第二。其时，徽州大族都是族有谱祭有祠，而方家此时由于子孙分散流广，家谱有近百年未曾修订，而祠堂也因为兵火而败落。方太乙提议续谱建祠，得到众人的响应。方姓徽商纷纷集母钱以畜息，最终完成这一功业。[27]
方太二，字亚之，和兄长一样有辩才。他在武林经商，以诚厚忠信取利。因长期在外，遂在武林纳二姬妾，最后卒于武林。[28]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一大特色，而富裕起来的方家也开始对儒业产生浓厚的兴趣。其实方聪之妻姚氏就是一个精通《孝经》、《列女传》的识书女子。姚氏在家贫之时仍然坚持教儿子读书，晚年则亲自教授孙儿诗书。方太乙热衷于和文人诗词酬答，而且“最好读书，身即在贾而心倦倦书史，手不释卷，即专一攻进士业者，其勤劳不逮公十三”，方太二“犹好阅史书，凡有言辄引喻之，即业儒谈经史者不及叔父远甚”[29]。在这种好儒的家庭气氛下，方家的下一代人在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就不再限于祖辈的务农和父辈的行商，而是转而致力于儒业，希望能够在读书方面也取得不凡的成绩。
方承训之兄方承诰，字元经，号青溪子。他在少年时即显示出超常的文学天赋:“七岁知好经史，十岁能诗词，且有风骨，超脱时习……志欲攻进士业，经传旦暮不释手。”尽管他继承了家庭商业，但最终还是弃贾从儒，考入礼部儒士。他死后，亦有诗集行世。[30]次子方承训幼年即以业儒为人生目标，祖母姚氏手授诗书；叔父“每每决余当与计偕公车，旦暮趣余先君为余授业先师，时入书社督过”[31]；兄长方承诰“以儒业委训，恒督过之”[32]。方家上下已形成共识，齐心协力培养方承训在儒业上开拓新的前途。
(二)“儒—贾”生涯
方承训生活在明嘉靖至万历年间(约1525—1586)，家居歙县瀹潭。他的父兄以经商为业，本人起先从事儒业，碌碌无所成，所以在做了三十六年生员之后，转而弃儒从贾。早年的方承训对读书颇感兴趣:“十三习策喜欲射，谈经每羡亮天功。十五殊好左与马，左传阅暇史尤攻。毛诗优柔窥大义，骚人清深拟其类。”[33]家庭的培养和自身的兴趣使他获得“总角持本业，弱冠移官池”[34]的傲人成绩。方承训弱冠时即入博士籍，名列诸生之中，成为士林的一员。此时的方承训，少年得意，家境饶裕，读书入仕似乎指日可待，所以他也自视甚高:“古风追汉卑盛唐，近体杜陵实所志。降此论文即大家，韩柳欧苏奚足事……宁同司马论觉梦，不侔四家相伯仲”[35]。他立志以韩、柳、欧、苏自居，雄心勃勃，期待能在举业上有一番大的作为。可惜造化弄人，方承训名列诸生三十六年，始终是科考坎坷，一无所获。万历元年，他再次趋试稽南，又一次无功而返，连母丧也未能赶上，实在让他痛心不已。
方承训的妻子唐氏，也是商贾家庭出身。因为唐氏一直无子，后来又纳吴氏为妾。嘉靖丙辰(1556)年，方承训三十一岁时，才由吴氏生下长子。这个孩子生来聪颖异常，十月能言，两岁即能颂诗书，可惜却在四岁时因患痘疹早夭。下葬三日，方承训梦见儿子长跪说:“我丁卯岁复来，来当冬产。”尽管这样的梦充满神秘色彩，但是在隆庆丁卯年(1567)十月，吴氏果然又添一子，聪颖不亚于前子，亦爱嗜诗书，但是不久也因为患痘疹而卒。[36]二子死后，方承训添了一女。“四十丧二雏，雌鸟成老丑。枯杨冀生梯，得女心已久。”[37]而女儿生活的不幸，也给方承训带来很大的烦恼。他的女婿是“十载飘宁水，三秋绝报音。苏门童梓道，槐里雁鱼心。楚馆柳青羡，蜀房头白吟”[38]。女婿流连青楼，身为长辈的方承训还得四处奔波寻找，内心苦楚，自不足为外人道也。《征宁赋》记述了他的无奈:“闺房之号泣兮，誓以随夫长流……谓蓝缕不可出兮，毫之声妓而胡怜。余掷女以母钱兮，故遥望以息子。胡子钱之寥寥兮，并厥母而就驰。余跋涉此途兮，越三载而二矢。……谁无女之适人兮，余偏蹈夫终否。……夫落晷何以复其家兮，旦暮安辞夫女訾”。[39]
方承训还有一子方献民，就一直以经商为业，没有读书进取。就是这一个儿子，也不能常常承欢膝下，而必须为家计四处奔波。根据方承训曾经写下《泛舟篇秋日送子往瓜渚》的七言诗来判断，他可能在瓜渚一带经商。方承训还在诗中记录下父子久别重逢的喜悦:“漂泊三千远，驱驰一月归。星霜资斧逐，涛浪食衣祈。岁暮趋椒捷，车轻羡马飞。夷门鱼托伙，旦暮籍无威。”“旧游生死感，新俗枳柑移。汴水滋鱼跃，鄣山报□□。子钱忻什二，长剑佩雄雌。暂释骤头络，姑浮蚁满卮。”方献民之妻庄氏，同样出身于商贾家庭。[40]
科考的坎坷，加上个人生活的不幸，最终导致方承训在名列诸生三十六年之后，无比沉痛地写下《释业告先考文》，从此告别了读书人的生涯，重操祖业经商。而这篇自白式的文章真实地描述了方承训的矛盾心态:“上之莫能媲晁拟却有贤良权首之誉，次之莫能属世列甲赐对公车齐出身之榜，次之又莫能与计偕求外任享夷金服紫之荣，下之莫能叼廪禄，累日积年取卑官以惬攻业始志。四者无一遂，苟列诸生，碌碌琐琐奔趋迎送，愈益为尔考羞，遂坚决释诸生业，喁喁慕古以成一家之言。”[41]读书人的四种出路:求名、中举，入仕、取官皆一一向方承训关闭，而身为生员不得不迎来送往的生涯又让他日久生厌:“弱冠服蓝袍，旦暮思以脱。……朝以迎上官，昔以伺师闼。”[42]所以，方承训痛下决心，在晚年一改初志，向古今圣贤学习，发奋著述以成一家之言。所以，他的释业，只能说是放弃科考，而并不是与文学彻底决裂。
促使方承训释业的另一原因当是家庭商业的中衰。在父兄时代，倚仗父兄在外行走奔波，方承训得以无后顾之忧，专一读书。而父兄一旦弃世，家庭商业无人掌管，衰败也在情理之中:“薄田原已隘，所籍有市行。少年朋不戒，故业苍反黄。长江臭厥载，市门空其房。昔以忝温饱，今以忧稻粱。离离供什一，言之断中肠。”[43]方承训在诗中，多次描述到家境大不如昔的窘境。老母亲是“衰齿餐葵藿，岁时罕甘肥，少壮娱温饱，而老思常饥”[44]。而自己则是“襁褓沉肥甘，中道辱摧折。突来出无虞，自守亦所缺。毛褐聊掩形，葵藿常餐啜。淡泊固养真，醇浓已久绝”[45]。
对于方承训来说，经商并不是陌生的事情，早在隆庆年间，他就从事过放贷。第二个儿子死时，他恰恰“以子钱故出游淮”，所以未能赶回家。[46]但是对一个自幼读书的人来说，从业余涉足商业转化到完全靠经商为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的经商生涯也不是很成功。方承训大概后来又从事了数十年的商业，“远游十载客，岁月一何长”[47]。他可能从事过棉布贸易:“市棉瓜渚美，尔羡武塘佳。十载留良贾……”[48]，还可能涉足过渔业:有“涟水网罗龟……称贷钱愁子……途穷斤斧亏……衰荆衣袂薄，稚女饭啼饥”[49]等诗句。客观地说，终方承训一生，在儒业和商业上，他都是一个失意者，没有获得过成功。而我们也只有从他遗留下的《复初集》中，来探索这个平凡小人物的一生。
(三)杂色交游
行踪不定是商人的职业需要。因为出身于商人家庭，加上自己也有经商经历，方承训的所到之处甚多，可以说是遍游名山大川，饱览山河秀色。因此，他的交游可谓形形色色，其范围不仅包括徽州本地的文人士子缙绅大族，还有很多异地的士大夫；从交游层次上来说，上至缙绅豪门，下至贩夫走卒，各行各业的人员都有。纵观方承训的交游史，非方氏族人而有名有姓记录下来的就有一百三十三人之多。
士大夫是方氏交游的第一类。他们多是本乡本土的缙绅官员和在外为官的徽州籍人士，也有少数是方承训在徽商寄寓地所结识的名门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类情况之下，交游的双方并不是完全平等的。他们一方是乡贤前辈，早已功成名就，声势赫奕，而作为另一方的方承训只是子弟后学、平民百姓。后者对前者多是单方面的仰慕，前者却对后者缺乏必要的注意。所以方承训的交游考中，我们只能够看到方承训单方面的记述，却难以在前者的文集中找到互证的资料。
周府贤宗室，巍亭道德尊。文章□与匹，礼乐献王存。宗学群英俊，伦坊挺翰藩。□足淹日月。修左定乾坤。书传罗间世，知交乐长轩。名园花卉异，侠客狗鸡奔。求制门盈履，传书扇布村。赤心丹浓座，白首紫薇垣。一省仪型表，三司名望□。十年曾共□，何日复谈论![50]
这里的中尉翁当指的是睦
，《明史》有传[51]。方承训与睦
的交往主要是由于其兄方承诰的原因。方承诰“出游唯以义取利，会诗讲业是图。其相交皆天下有名之公卿也。而周藩中尉西亭翁著书下士，盖古刘向之传，公独师之”[52]。既然方承诰以睦
为师，方承训通过其兄的引荐拜访睦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钱谦益的记载，睦
“家固饶资财，僮奴数百人，皆逐羸车屑麦，执业自给，逐什一之利，其家亦大起”[53]。身为宗室，而允许鼓励家人经商，说明睦
对于商业并不鄙视，他与商人的交往也在情理之中。
方承训在《涟城闻祭酒许翁迁詹事喜成四十韵》、《奉赠许祭酒翁》、《寄许詹事翁十韵》和《送祭酒许颖阳翁赴北大宗师序》等诗篇中记述了自己与许国的交往[54]。
《奉赠许祭酒翁》一诗中，方承训记叙道:“许翁任南雍祭酒未盈秩，帝眷擢北祭酒，就道，眷愈益勤，遂徙詹事辽，喜持此奉赠。”《涟城闻祭酒许翁迁詹事喜成五十韵》中，方承训写下四百字的长诗，来表示自己对许国升迁的祝贺。从四篇诗文来看，方承训记载的是许国由祭酒升任詹事时的事情。当时许国还没有升任太子太保和大学士，所以，方承训与许国的交往当是万历十一年之前的事情。
游震得是徽州籍名人，亦有文集行世[55]。卷三十一的《星源游侍郎公传》详细记述了游震得的生平。
公姓游氏，名震得，字汝潜，星源济溪人也。族人与公岐界溪浒地，辨界游移，公笑曰:“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卒让族人地，于是自号曰“让溪居士”，人称“让溪先生”。先生生当宋末造，族居皆受什一力田，又多出为童子师，鲜业儒术。公独崛起攻经术，为族倡治经，为诸生嚆矢，凡左右邻乡习经术诸生皆从公游讲业。公出就县大夫试，即置第一人。于是督学使者行县，复置第一人，遂籍名博士。诸生□□业门墙，然率皆名士。嘉靖辛卯，尝与计偕，未就对公车归，归愈益精经术制策，不遗余力。戊戌岁赐对公车，授行人，出使，骎骎名愈益盛矣，诸使君不逮公远甚。于是拔擢给事，谏□奏议日上，著直节，公卿大夫诸贵人皆敛迹。时兖州当国□□谏臣，诸谏臣咸避讳不直言事，公独上对事，不顾畏避嫌，无鹿马瑕疵，然以是出为监司矣。所至厉水蘖声，赫赫建绩，以赣殊勋，超擢授御史大夫，出镇闽海。闽海时当倭奴纷乱，群盗充斥。公业平岛夷，授诸帅良方，略□指示，悉荡平之。闽海籍第令守臣非公，闽海且不保矣。闽海又南畿浙江障翼，闽海不保，浙直事亦去矣。保江以南皆公之勋也，公特不旌其伐，乃乞骸骨归。归未逾年，世宗心注简在，复以少司徙起，分理粮饷之官，未三年，公犹持初心，竟乞骸骨归。归家旦暮督过子姓经术不懈。公族为星源著姓，与大坂汪族矩相伯仲，而缙绅不逮。始与公偕诸生者千一，公屡悉力推毂，犹仅百一。后被公专一甄□赞佐馆谷，迄公老白首，诸生居族人什五矣。簪缨不绝，兴大坂名，争高相为故国，皆公光复之也。公多衬□且辨有口，所在寮寀咸服公奇才德且称之，六邑皆颂公功德不倦。世宗皇帝方倚公为屏翰，边历出入将相，而公竟卒矣。卒时年七旬，世宗哀恸辍朝，宠赐愈加。公□□上纪丹扆，下浃苍生而勒碑铭，远垂竹帛矣。诚贤公卿载!
此外，《复初集》卷十三的《赠司马汪公五十韵》、卷十四的《喜司马汪伯玉公归省》和卷二十二的《司马南明汪公归省序》记述了方承训和汪道昆的交往，而卷二十的《梅林赋——送绩邑胡尚书公被论之京》还说明方承训对徽州籍的另一名人胡宗宪也不陌生。
方承训结交的第二类人是一些和他身份地位相当的在野文人。这些人饱读诗书，但因为科考或其他缘故，没有出仕。他们和方承训身份相当，境遇相似，所以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很多人因此成为方承训的知心好友。这些在野文人是方承训交游的主体，而他们之中也不乏能人异士。
郑九夏是方承训交往最为频繁的在野文人之一。从卷六的《答郑山人三首》、卷九的《寄郑山人》、卷十一的《酬郑子阳》、《怀郑山人》、卷十三的《奉观郑山人画清溪图十韵》和卷三十三的《郑山人传》等大量文字材料来看，两人的交往非常密切，不同寻常。
郑九夏，字子阳，歙县郑村人，字诗画在邑中号称三绝云。现存之《双桥郑氏世家图谱》有郑九夏所绘《郑村十二景》，每景均题诗一首。“□□我祖，遁迹丘园。卜居兹土，以姓名村。境之广敞，歙之中原。青山环绕，俨若城垣。施仁尚义，贤哲胜骞。有以功德，庙食以元。有称廉史，贞白表门。有工理学，解经立言。世代久远，子孙繁衍。簪缨接武，文献具存。绘图记谱，永贻后昆。”落款为:双桥郑氏二十世裔孙郑九夏写集。[56]
既然郑九夏号称字诗画三绝，所以方承训有《奉观郑山人画清溪图十韵》:“清溪浮练素，潭水荡雕梁。点缀沙鸥渺，苍茫水荇长。游鱼随□出，飞鸟逐舟翔。环翠松疑冷，金山宇恍凉。幽人惊自在，鱼艇诧烹香。橘绿呈时景，枫红受晓霜。爱溪情染细，托兴物图详。绘事夸其笔，玄光感痛肠。十年哀不挂，三绝羡难忘。严郑洒江后，丹青宝此章。”卷十一还有《酬郑子阳》:“鹡鸰怜共被，伐木念敷肠。契阔交侔白，光芒染过黄。史迁雠未帖，诗社哂偕臧。日注论樽想，秋深远草堂。”[57]
此外，与方承训来往密切的人还包括叶茂材等人，因为他们与方氏一样同属民间文人，才气不足，名气也甚微，所以很难搜寻到生平资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商人是方承训交游的第三类。由于方承训出身商贾之家，本人中年后又从事商业，所以《复初集》中提到名姓俱全的商人达七十九人之多。
方承训交游的第四大类是遍布歙县及徽州一地的自由职业者，包括医家、塾师、僧道等。王振忠对此论述甚详。[58]
(四)追慕李、何——方承训的文学观
四库馆臣将方承训的《复初集》定位在复古之作上，而从篇名来看，方承训也是倾向于复古的。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口号，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明史》的记载:“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操弧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59]
在这股波及极广的文学复古潮流的影响之下，方承训追慕李梦阳、何景明等的复古理论，并且极力向复古阵营靠拢。尽管李、何等人在复古运动中占有极高的地位，本人也有相当的文学成就，但是他们都没有写下论述复古主义的专著，只是在一些尺牍序跋里，写下零碎的文辞。无独有偶的是，方承训也没有专章论述自己的诗学主张，他的复古理论主要集中于卷首的《原初漫谈》、卷四的《古歌》和卷三十五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之中。《原初漫谈》原有七条，现仅存六条。
一、四言诗体肇自虞□□□，三百篇固咏□□□，辄而作者之权术也。乃作名世大家□□□□集等类，海内诗人每每推毂崇尚，不啻□□□，赋四言乃弗尊拟风雅，顾效慕阮公，辟之□□鼻祖，却喧昆仑而颂嵩泰矣。本之谓何?是□□者必当追拟风雅，无容翦翦拘拘魏晋，所□□夷卑弱矣。
一、古乐府体肇自唐虞三代，而秦汉魏晋作者愈益众多，大都流自天真而可播之音乐，属文尤当朴□，斯偕□道间有作者，意或类焉。顾措文谚俚琢□□□，犹然嚣嚣自得，谓可作求，似与古雅体大谬不然矣。余欲拟议初体，罔敢弗肃，以俟大家采纂焉。
一、五言古诗肇汉苏李，浸淫魏晋，洋洋乎风雅遗音也。以故作者熔意陶词，诚克专一，汉魏庶几得之。若唐，五言古诗虽成一家，违古远甚，体奚称焉?国朝李、何崛起，追声古昔，昂昂然称大家矣。余窃出管蠡，嘐嘐汉魏，是可与知者道也。
一、七言古诗两汉魏晋作者罕俦，然古乐府中亦间见之，实偕五言古体一也。唐室作者不类罔，应对君上宾客，必宗中土，谈汉音，乃或不觉以楚语越音间之，雅邪?非邪?昔人谈诗，无虑数千万室，要皆得精亡粗，攻内遗外，若相千里马，然专一精内、诖误于牝牡骊黄之表，未缄兹微病，余固以为遗典也。以故特缀雅体，捐弃宿弊，未省大家作者诮让不肖何如也。
一、唐人无赋，汉人无骚，乃自古议之矣。然谓唐无赋者，昧其体也；谓汉无骚者，遗其意也。是故，必具体肖汉而写骚之情作赋，而崇本于骚，原骚而流衍为赋，斯屈、宋、马、班所为难也。余固有志焉，然未之逮矣。
一、五言律《晚出左掖》诗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奉陪郑韦曲》诗云“家家恼杀人”；七言律《九日蓝田》诗云“笑倩旁人为正冠，醉把茱萸仔细看”；《蜀相》诗云“丞相祠堂何处寻”；《秋兴》诗云“寒衣处处催刀尺”，其曰“花底”，曰“柳边”，曰“恼杀人”，曰“倩”，曰“旁”，曰“把”，曰“仔细”，曰“看”，曰“何处寻”，曰“处处催”，若兹类文，果谚邪?非邪?而风雅、《离骚》文曾有是邪?篇中斯类兹甚，难以枚举。在诗人嚆矢者犹然，矧下者邪?夫《诗》洋溢三百篇而流衍为《离骚》文，咸浑雅严肃，绝无俚谚文辞，染点毫翰以秽简策。嗣□□者空兢兢前辄，庶无失轨矣。犹之语言……(原文下缺)。[60]
从现存的《原初漫谈》来看，方承训分别阐述了四言诗、古乐府、五言诗、七言诗的起源以及流传，并且论述了文学的继承性以及文学作品中使用口语等问题。四言诗体源于诗经，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源头，并且一直被后世人广泛使用。但是到了明代，学习者大多追求魏晋时清谈怪诞的诗学风气，而忽略了风雅的原来意味。古乐府源于唐虞三代，秦汉魏晋时期作者甚众，作品也是质朴可喜。但是后来的作者为了模仿其天真自然的特点，刻意采用了大量的俚语谚语，就使文辞流于粗俗。五言诗继承了《诗经》风雅的特点，以汉魏时期的创作成就为最高。到了唐代，五言诗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独成一家，但是已经失落了风雅的意味。所以以李、何为代表的复古派的学习对象是汉魏五言诗。至于七言诗这种文学体裁，在两汉魏晋时期很少见到，但是却存在于同时期的乐府诗作品中，所以其文学渊源应与五言诗是一脉相承的。
唐代的诗人群体多，创作出的作品也颇为壮观，但是不少诗人多注重诗歌的内在精神却忽略了诗歌格式、声律等外在因素，因此也受到方承训的批评。此外，方承训还对古今文学作品中大量运用口语的现象表示了不满，认为这也是丧失了诗学传统的表现。
他进一步批评了唐朝的七言律诗。其前言道:
五七言律诗制自唐贞观，盛于数大家，构意虽佳，字句鄙俚，兹多违风骚远甚。即圣于诗者亦不免焉。五言犹雅，七言绳绳袭鄙俚罔觉矣。宋元卑调，固不足言。即国朝名士追宗唐者，篇章虽富，踵弊犹然不易，余窃病之。特为雅体上追风骚，此可与知者道也。其诗云:“七言谐律肇初唐，逸思奇篇跨宋梁。绮丽犹然糅玉石，璠玙独昧混苍黄。雅诗精粹寥何续，骚语幽深竟渺茫。管乐窥天追起喜，千秋近体调重光。”[61]
卷三十五的《与詹氏论文书》和《与詹氏论诗书》也体现了方承训的复古文学观点。在《与詹氏论文书》中，方承训认为士子致力于四书五经和他们慕古诗文并不矛盾，相反还可以互补。《与詹氏论诗书》则涉及到其复古诗学:
夫五言古、七言古皆古风也，皆《三百篇》《离骚》流遗，当视为一体，无大谬不同者。我朝弘治以前诗习冒宋元体，无足尚矣。自李何崛起，复尊唐体，缙绅士大夫知慕效之，间能以诗鸣世。而江湖畎亩幽岩处士，亦稍稍追宗，若初唐盛唐复出矣。而经生塾师犹不免宋元调习，匪若三代李唐，上之庙堂，下之曲巷，咸趋雅颂、近律，无人人殊，盖亦风气使然，不可知矣。李献吉称冠我朝，作者近体匹杜五言，古傲汉魏尚矣。至七言歌行与五言岐体，亦李杜俦耳。拟之汉魏，犹然别自一霄壤也。使李献吉九泉可作，当以仆为忠臣矣。[62]
方承训以唐诗为学习对象，而对宋元诗不屑一顾。但是，他以唐诗为学习对象的终极目的是要成功效法秦汉魏晋时期的作品。此外，方承训还提到自己学诗的经历，按照他的说法，他并不是人云亦云的推崇唐诗，贬低宋诗，而是在大量阅读唐宋诗之后进行比较，得出唐诗优于宋诗的结论，并对朋友只注意魏晋时期的诗文而不阅读唐诗的做法提出批评。
《复初集》卷四有古歌六首，分别为《宗诗经》、《宗离骚》、《宗史记》、《宗汉初赋》、《宗汉魏晋诗》和《宗杜近体诗》。客观的说，方承训创作这六首古歌还是为了补充说明自己的复古理论的，但是如果抛开他的创作意图来仔细研究作品，却发现其中隐藏的文学思想大可玩味。引文如下:
《宗诗经》:“二南兮正始。列国风兮婉娈。雅大小兮辉煌，三颂兮享荐姬。德季兮诗亡，秦汉代兮靡章。寥寥千祀兮不振，余欲与古兮齐光。赋事兮咏性情，起兴兮托以成，比物兮引类，结构兮含精。”
《宗离骚》:“具内美兮修能，效灵均兮兹登。佩离骚兮辟芷，纫九歌兮兰□。服天问兮萁茝，扈杜蘅兮九章。驾青虬兮游远，卜居于渔兮徜徉。结汨罗兮既沉，嘉九辨兮嗣音。大招往兮靡绍，余神交兮幽深。”
《宗史记》:“太史兮浑朴，记传天成兮不斵，齐辉兮日月，相参兮川岳。班杨兮欲接，武诸子作兮不类。魏晋六朝兮偶□，斯文兮坠地，韩柳兮扬余波，欧苏兮托菖蒲。释四乘兮□驾，御马迁兮鸣珂。”
《宗汉初赋》:“屈宋兮托□，贾庄祖兮孔阳。品橐兮骈俪，金碧兮辉煌。魏晋纫兮琼瑶，南北作兮续貂。唐无赋兮辽□，余揉桂兮申椒。远则兮骚经，步骤兮余馨。纯粹兮帷佩，萧艾兮不宁。”
《宗汉魏晋诗》:“篇十九兮潇洒，祖离骚兮追风雅。魏缉汉兮晋复武，阳春歌兮和何寡。有唐兴兮继作，倡和兮胥赏。成一家兮爰且，传体不类兮安傲。余驾辞兮乘陵□，曹谢兮靡朋。效风骚兮本始，与汉晋兮偕登。”
《宗杜近体诗》:“唐有作兮更近体，杜之律兮跸肯綮。与李圣兮相翱翔，十二家兮靡抗体。糅淡简兮绮丽具，壮肃兮疾迅。兰茝被兮峨冠，垂冕旒兮拂缙。五言兮独步，七言兮孰附。余更古兮徂今，以千羡兮为度。”[63]
《诗经》、《离骚》、《史记》以及汉赋、魏晋诗、杜甫的近体诗都是方承训赞赏的对象，他也在此一一作出评价。方承训对《诗经》一直都很尊崇，《宗诗经》中明显的表露了他的这种尊经观。他分别概括了风、雅、颂的不同风格，并且准确定义了赋、比、兴的特点。方承训还把《离骚》推许到与《诗经》同等重要的地位，并对《离骚》中的浪漫华美的风格赞赏不已。
方承训对史学一直都很有兴趣，他对《史记》的评价相当的高，并曾经有花费重金购买《史记》的记述。[64]在《与唐佐教论修史书》中，他提及“窃尝志野史之义矣”，认为史书应该做到“不没善，不隐恶，侃侃然为万世君臣程式”，并对《宋鉴书》作出批评，认为修史者出于尊华抑夷的考虑而擅自删篡那些兵戈战乱的历史，是以人心来写历史，混淆了后人视线。而且，修史者抱着这种主观的态度来写历史，实际上与写时文并无二样。[65]所以，他有“论史偏仇宋，谈诗偏爱何”的倾向[66]。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宗史记》的这首古歌中，他并没有赞扬司马迁客观公正的写作态度，而是更看重《史记》的文学价值。他提到了班、杨以及韩、柳、欧、苏等古文大家，说明他是把《史记》当成古文的表率来评论。他认为《史记》的总体风格是质朴自然，而且对《史记》所开创的传记文学评价颇高。
对待杜诗的评价也可以表露方承训的文学观。《宗杜近体诗》中，方承训注意到杜诗的几种不同的创作风格:绮丽、壮美、简淡以及精炼等。他没有象一般的复古派那样扬李抑杜，而是把李、杜相提并论，给予杜诗公正的评价。(www.xing528.com)
从六首古歌来看，方承训大致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精要所在。尽管方承训还不能明确认识到《诗经》和《离骚》分别是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和浪漫主义文学的起源，但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地位，并且把这两部作品视为后代诗歌的起源。《儒林外史》中杜少卿引用汉儒的话来解说《诗经》竟然引起了时人的非议。同样曾经致力于儒业，和这些拘泥于朱注的文人相比，方承训的阅读视野无疑更加开阔，他对文学的认识也更加客观公正。他高度赞扬了《史记》的文学价值，并且公正的评价了杜诗，这也是方承训高于一般腐儒之处。
在方承训的理论阐述中，“风雅”一词出现了多次。他的“风雅”含义与风诗和雅诗中的“风雅”并不一致，而是与格调说有点近似。从行文含义来看，他的风雅侧重于“雅”，指的是一种文学创作上的高雅。也就是说不仅要注重诗歌内在的精神、品格，还要注重诗歌外在的格式、声律，强调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艺术技巧。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达到方承训所要求的诗歌的完美境界，而这也是方承训复古的终极目标。正因为立论于此，所以他才对诗文中运用口语、俚语的现象提出批评，甚至对流于挥洒性情而忽略外在形式的唐诗也表示了不满。
“唐无赋汉无骚”的观点是李梦阳提出的，也是继“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外复古派的另一大理论支柱。但是颇有意味的是恰恰这一点却受到方承训的置疑。在《原初漫谈》中，方承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所谓的赋和骚都只是相同文学精神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文学形式，它们内在的文学精神是一致的。时代发生了改变，如果硬要今人去套用前代的文体，只能是强人所难。胡应麟曾经提出:“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迭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67]其实，尽管方承训没有像胡应麟那样明确提出诗体诗格代变的问题，但是他的大致意思与胡应麟是相同的。可见，方承训在品评文学时，并不是亦步亦趋的追随在李何之后人云亦云，而是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头脑。能够透过文学现象去揭示文学本质从而注重文学内在精神的继承性就是他的一大进步。
遗憾的是，方承训身为小人物，加上自身才力学力所限，他没有胆略也缺乏足够的理论水平来驳斥复古派领袖，他只能在心中存疑的同时又无条件的接受这种提法，并以此作为教条。因此，不难理解为何方承训在《原初漫谈》中对“唐无赋汉无骚”提出了异议，但是在古歌中却又以“唐无赋”来充实自己的立论，并且提出屈原开创的离骚体诗歌和司马迁开创的传记文学都出现了文学继承断代的现象。尽管方承训也隐隐意识到复古学说的不足之处，但是他没有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怀疑，而任凭这一忽现的灵光埋没在穷老白首拘拘复古的辛劳中。所以，他也始终不能摆脱后人对他“扬何、李之余波”的评价。
(五)别有洞天——《复初集》的文学价值
方承训对自己的诗文颇为自得，他多次在诗文中提到自己要超越韩、柳、欧、苏，达到与李白、杜甫相伯仲的境界。“裁诗日十首，海内哂殊双。赋慕离骚体，歌窥汉魏腔。”[68]这首诗反映出他对自己诗文质和量的自信。但是，平心而论，方承训诗文的成就并不高，他的创作受到了格调说的影响。
诗歌的格调本意指的是诗歌的格调声律，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高华雄壮、富于变化的美感。具体到诗歌创作上来，就是论诗时不讲究知人论世，而是提倡通过熟读涵咏的方法对诗歌的艺术风格作整体上的把握。李梦阳、李攀龙等人在学习唐诗的过程中推崇李杜，主张诗歌要有雄浑的格调；何景明、王世贞等人也都热衷于追求雄浑博大的气象，理论与创作均偏重风骨。虽然格调说不排斥情、志，李梦阳在文学批评中也再三提到情志的重要性，但是长期以来，在格调说的影响下，作诗者一味从格调入手去追慕古作，必然是得其形而遗其神，招致肤廓模拟的弊端。正如袁宏道所指出的:“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也。……夫复古是已。然以剿袭为复古，句比字拟，务为牵合，弃目前之景，摭腐滥之辞，有才者，诎于法而不敢自伸其才；无才者，拾一二浮泛之语，帮凑成诗。智者牵于习而愚者乐其易，一倡亿合。”[69]而方承训就恰恰走入了这一个误区，这种一味的模拟成为他诗文创作的总基调。
李攀龙曾经把《古诗十九首》和《陌上桑》仅仅改动几个字就当成自己的作品，这同样是方承训所采取的创作手法，而且模拟范围之广远在李攀龙之上。在模仿古乐府的过程中，他大量采用已经脍炙人口的前代作品如《战城南》、《有所思》、《白头吟》、《行路难》等的立意、布局、构思来创作自己的作品，至于有些作品仅仅改动几个字也就堂而皇之地收录入自己的诗集中。如《拟上邪》:“上邪，结交以心相知，生死无绝衰。黄河如带，岱宗如砾。长夜日光，日中见慧，天地覆，而后与君离。”《箜篌引》:“公无浮海，公竟浮海。堕海而亡，谁为公悔。”[70]这两首乐府诗与《上邪》和《公无渡河》极为相似。他的《拟古诗十九首》和《杂诗三十三首》也是抄袭前人的立意，文辞。方承训还屡次将《诗经》中的四言诗每两两并为一句，成为一首新的七言诗。他甚至还乐此不疲地把《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等诗篇改为七言，用来“示五七言一体”。[71]而这样类似于文字垃圾的模拟之作除了让人生厌之外，还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方承训的一生就在这样所谓的“复古”中不能自拔，他的创作始终是带着镣铐跳舞，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精力，并且到死也没有意识到这种复古创作的害人害己。
除了泥古、袭古的弊病之外，受到自身才力所限，方承训的诗文中还有很多雷同之作。他有很多描述晴天的诗歌。
首夏稀云影，和风喜霁晴。麦黄奚沃雨，秧绿爱苍明。穗浪花翻锦。萌针水刺丁。饱餐忻有日，事稼逐牛耕。(《初夏喜晴》)
午辉晴未老，昏夜雨愁盈。日赫疑苍□，□□□电明。妇姑虞麦病，桃李畏飚惊。霉雨时倾□，□嗤候逆□。(《朝雨午晴》)
三月愁淫雨，今春羡独晴。农人争易菽，词客称吟莺。麦秀歌岐穗，蚕盈咏网骈。鼎调牛不喘，淑气遍苍生。(《喜晴》)
春苍忻雨泽，春卉喜晴风。石莺不时起，濯鱼或驶□。方暄熏色媚，歘雨讶笼丛。纳二乾坤大，甄陶物在笼。(《春晴雨不常》)
春草雨稠绿，春花风色颜。震雷喧晦息，东作喜晴明。昼赏葩绕笑，宵滋柳向荣。世平殊雨露，万汇属陶威。(《霄雨昼晴》)
麦吐苍捐雨，蚕营网欲明。喜天遥对酒，得句漫题晴。山听莺声巧，湖渔鲤漫盈。晚霞飞散采，千里可遐征。(《喜晴》)
霉雨苦颓倾，兹听喜间明。原田耘好火，舟艇荷长行。淹稻欣欣茂，泥蔬菀菀成。坐观尧舜世，风雨惬□晴。(《喜晴》)
江晚生风霁，阳残映树明。暮钟音散亮，岑阁影摇清。柳暗莺犹唤，林昏鸦未□。春霖愁判月，更夏喜初晴。(《晚晴》)
暮春霖苦浃，早夏霁忻晴。双麦惊岐穗，孤蓬喜艺蘅。耘田禽有噪，播谷语繁声。苍帝机难测，愁饥驶徒盈。(《喜晴》)
春晴景色媚堪题，句步邯郸未与齐。苍蕊盈枝空吐秀，禽声在树自卑低。陶篇俊逸才难拟，谢咏清新兴苦睽。迟暮深怜春欲晚，宁愁苍鸟日忘西。(《春晴》)
从这十首吟咏晴天的诗作来看，尽管在季节上有春晴、夏晴之分，时间上有午晴、晚晴之别，但是它们的雷同之处很多。从格局上来说，开篇大都是从阴雨入题，颔联颈联来描写晴天的景色，最后再歌颂大好盛世或者表明对晴天的欣喜。从文辞上来说，方承训反复使用了霉雨、稻穗、柳枝、禽声等词语，表现的意象也十分有限。此外，咏叹夏夜和述怀咏志的诗歌在方承训的诗集中也是屡见不鲜。同一题材的大量泛滥，而方承训又缺乏足够的才力去驾驭把握，他的这些作品只能成为简单词语的堆砌，而丝毫没有写出新意和特色。
尽管方承训的诗文成就从总体上来说并不高，但是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地方。而正是这些独特之处，才是研究方承训诗文的真正意义所在。
(一)商旅生活
明代中后期以来，有大量的民间文人加入到文学创作的队伍中来。与传统的士大夫文人相比，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而最主要的就是因为他们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引发的视野、审美趣味以及美学思想的差异。士大夫文人身处庙堂之上，他们忧国忧民，关心国事，对国家社会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参与感。他们目光所及的多是上层社会，偶尔也会以俯视的眼光去观察民间生活。而民间文人因为一直生活在下层社会，与一般的民众息息相关，所以他们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的认识，对民间的描述也有真情实感。
由于方承训一直都没有如其所愿地脱离民间去成为庙堂上的一员，始终都生活在民间，尽管他的交游中会有几个达官显吏，但是，他的人生经历主要是在民间这一社会层面展开，他对现实社会和下层平民的生活非常熟悉，特别对于徽商，他置身其中，尝其甘苦，历其艰辛，他将这些商人的经历和感受写入自己的诗文，便为文学史贡献了一个士大夫文人所不能书写的题材内容。
从明代到今天，在人们的印象中，徽商都是一些豪贾巨商，拥有数额庞大的财富，进而结交官府，雄霸一方。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徽商也往往都是一掷千金，风光无限。而方承训却把目光投向成功徽商的背后，在他的笔下大多数时候出现的是一些小本钱营运的小商贩。这些小商人没有获得成功，一直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但正是因为有这些默默无闻小商人的辛劳作为奠基，才能创造出徽商的辉煌时代。《新安歌三首》以民间歌谣的形式感慨了商旅生活的艰辛。
徽郡歙休商山高，逐末江湖□波涛。辞家万里轻其远，云贵蜀广日策蹇。多钱善贾暴客惊，无钱单客负担行。黄河水冻守孤舟，斗米不济窘口谋。江汉乘风舟且覆，侥幸能生十罕六。君不见、下塘亿万富家翁，坐获子钱何伟雄!(之二)
下塘富室天侔福，新安之富何碌碌。子钱跋涉阻且艰，即欲灌园窘诸山。食衣温饱辄为足，醪膳局促坐无缛。出门孤使供其役，惭彼前呼后拥赫。富传十世花无园，田盈千亩草其门。君不见、南翁起家亿万金，木床本质犹布衣。(之三)[72]
徽州商人离家万里逐末江湖，多是迫于生计不得已而为之。一些小本钱的徽商，仅靠一人一担跋涉于山水之间，辛劳是可想而知。特别是遇到冬天黄河封冻这样的时节，只能够枯守一舟，过着极端窘迫的生活。此外，长途贩运可能还会遭到舟覆人亡的惨剧。所以，这些行商不由羡慕起放贷的巨商能够坐获本息。经过这样的苦楚，即使是侥幸发家的徽商也舍不得挥霍无度，而保持着一贯的朴素本色。
除了经商过程中的艰苦之外，徽商们还要经受自然与社会的双重考验。古时交通不畅，长途货物的运输只能依靠陆路和水路，而陆路往往蜿蜒盘绕，不如水路快捷。为了抢占市场先机，徽商们通常会选择水路来贩运，而一旦河道淤塞，他们的损失是惨重的。卷十四《河淤商民交病》前言有云:
湖口至涟城，河道仅百里，尔邑三十里黄河沮洳。货载病陆艰移，或出淮子港，胶浅十日可至涟，或循海入河，天风不顺，二旬犹有至，不至且臭厥载。而有司坐议通河，犹豫靡决，民商交病矣，遂作。
其诗如下:
涟台川道自联河，河水淹淤舟苦轲。淮港可夷湍涉浅，苍溟冒险巨涛多。鱼盐倚载商供利，风浪摧艇上不疴。纠令鸠工疏故道，帆樯鳞次日城过。[73]
自古黄河、淮河的自然灾害就特别多，气候无常。徽商们在长途贩运的时候即使特别小心，也免不了有意外之险。方廷珂一开始出贾的时候就因为运输货物渡黄河的时候翻船而失败。除了自然因素给经商带来困扰之外，各路官吏的吃拿卡要也是徽商的另一大难题。淮河一向是南北商旅运输货物的必经之路，而官吏凭借手中职权来作威作福，对徽商百般刁难。《淮吏羁舟》描述了徽商对此无可奈何的心情。其前言记述道:“淮郡南北商载道经，古来设征耳。胥奸滋□，百弊丛集。苛法稽长年舟，由舟师窘措，或鬻子，计由以应，商每坐泊旬日始释。”其诗云:“漂泊携赀逖故庐，百苍猎一己为鱼。饷军无办分商利，戴治尤宜供国储。猾吏万端零叶尽，穷舟孑荫并根锄。旬余稽守囊空病，久滞天涯无报书。”[74]作为小商人，他们远远没有资金本钱去以布衣结交天子，连一般的小官吏都无力结识，只能对官吏的刁难逆来顺受，委曲求全。
尽管经商之途充满艰辛，但是，经过一番苦难之后满载而归的心情才是徽商们真正的愉悦。正如《归自宁川》:“十年甘僻宿，半百寂无音。楚水游几遍，吴山入已深。飘飘萍荡水，隐隐□愁心。征觊空囊满，青钱复尔寻。”[75]作为商人，经商获利是最终的目标，也是他们的人生指向。就算是没有获得满意的收获，但是“贾而好儒”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徽商们也为慰藉自己失落的情绪找到好的去处，他们转而寄情书史，乐以忘忧。《暮归》有云:“生理凭吾道，无遑别业筹。缗钱依定柄，樽酒每登楼。晏日移梁水，投鸦趣蚁舟。到门灯遍阑，缀史复忘愁。”[76]
明中叶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逐渐成为经济生活的重要角色。一向被视为末流的商人在那个时代获得巨大的成功，他们的社会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因素，它在意识形态中也迫切需要代言人来巩固自己的优势。所以，富裕起来的徽商广泛结交文人士子，并且积极培养下一代进入主流社会。因为家庭、职业的原因，方承训自觉的转化为新的经济因素在意识形态中的代言人，他观察事物具有独特的商人视角，为商人立传，为商人写心成为方承训诗文的另一特征。《商节》一诗就颇似商人的自我告白:
遐挟微赀赋北征，无双聊试子钱轻。支吾需给忘谋粗，食饮盈餐莫拟精。车覆前途浑慢省，功成后事自今庚。金银夜识虽无意，居室循循重子荆。[77]
徽商多是以盐业起家，方承训却更多的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徽州鱼商情况。[78]涟湖是徽州鱼商的重要聚集地，此地鱼资源丰富，商贾也很多。《冬日忆涟湖》:“冬仲水初结，涟鱼畜愈多。罩罿闲不事，鲫鲤草成窝。岸岸栖庄贾，艟艟荷笠蓑。芦斋煨颗芋，酒肆濡腴鹅。六物需春试，单钱待腊过。旧朋缸满卤，新信水漂波。浮海无前险，眠途绝后轲。万重山迥阻，千里水徒歌。鸿便音传友，梅繁色映波。椒盘鱼忆味，岁首鹢飞梭。”《湖兴五首》之一:“春水迷湖草漫齐，东昌西口贾盈堤。嘉鱼泼泼群鱼跃，响节哓哓鼓若鼙。红杏影摇新景媚，白鸥翔集故江栖。鱼人籍籍滋罾罩，烟市银鳞作菜鲑。”此外，如《寄宗弟应君钓涟湖十二韵》中“庄贾□群豹，行商戈鲜禽”都记叙了鱼市的兴旺。冬季是鱼市的淡季，但为了抢占来年的先机，徽商往往选择冬天前往鱼市。《送友人冬往涟湖》:“秋晚期同涉，冬寒尚滞家。江湖常动羡，蓬箪每兴嗟。去去鱼潜丙，盈盈价足夸。行商多内顾，庄贾独浮楂。菊盏怜分手，椒盘忆颂花。云烟连客尔，雁鲤到何遐。涟水永堪渡，彰山雪已□。京城迟出马，玉口早投鸦。瓜渚酬偕艇，鱼昌谢惠茶。祖酣舟蚁宿，奚畏夕阳斜。”在诸多徽商的努力之下，涟湖成为一个夜不闭户的世外桃源:“歙贾鱼昌树市丛，四方围水绝枭雄。柴扉不掩如邀月，寝户疏防只袭风。鲢鲤慢藏惊俗羡，稻粱云积似年丰。村居形胜偕斯险，比屋熙熙帝世同。”[79]
除了涟湖之外，其他地方也有徽州鱼商的足迹。《淮郡南沟北湖俱足鱼贸事甚殊》就记述了淮河一带的鱼商:“二湖春暖足嘉鱼，贾客奔驰道异庐。昌水乘舟迎钓叟，沙渠坐旅待鱼车。孤帆漂泊风波夕，联社枭庐传塞殊。四顾寥寥成独卧，谁知夷坦乐居诸。”宝应湖也留下了徽州商人的足迹。《泛宝应湖序》中方承训一边浩歌兴嗟感叹宝应湖的壮观景色，同时想到商贾从事渔业的不易:
……斯水族而从畜。大者或吞舟兮，纤者亿万其族。鱼艇莫可枚举兮，罾罿实夥于寰陆。徽商资以糊口兮，巨贾亦受其多福。维势巨难以夹其河兮，乘风而涛每惊天。屡昼夜而不息兮，舟人哀号而可怜。苟长飚之横飘兮，臭厥载而覆万船。……商贾之出入兮，潜其窟而何之。[80]
除了直接介绍徽商人物、事迹和徽商寄寓地之外，在方承训所接触到的事物中，只要有可能，他就会将其与经商联系起来，用商人的眼光去品评事物，比喻生动，妙趣横生。在说明利弊时候，他往往借放贷来比喻，一目了然。在《征宁赋》中他把嫁女儿比喻成放母钱，令人捧腹。卷三十四则记录了一个以借贷母钱行骗的市井故事，发人深省。[81]
(二)地域风光
对徽州自然环境山水景色的描写同样是方承训诗文中的闪光之处。面对自己熟悉的一草一木，方承训饱含热情的赞美故乡，字里行间浸透了自豪和骄傲。《新安谣》记述了新安江险峻的地理形势:
新安江行难，三百六十滩。一滩增一丈，徽郡迥天上。石险水迅，一尺万仞。篙师肩倒，柁老足悬。摧舟折樯，归客仓皇。涨流顺水，瞬息千里。[82]
《歙山歌》云:
歙山峰嵂冲云霄，四障奇特作其标。东有环翠屏之瀚，西从黄峰列楚翘。紫阳南峙雄华表，大障北阻巍且迢。鸾凤交错天呈巧，龙凤参差怒若骄。回顾苍郁成图色，钟孕人文永未凋。[83]
在卷十二的《紫阳城一十四景》中方承训依次介绍了阳冢苍松、庙荫陨石、龟山雄寺、龙液甘泉、问政钟声、碎金滩月、江山图画、北岳齐云、五魁兢秀、双郭联环、七山应宿、六水会殷、河西十寺和龙麓长虹的壮美景色。此外如卷十一的《黄山峰》和《敬亭山》等诗歌还描述了歙县周围的著名景色。
方氏诗歌中还介绍了大量的徽州一地的土特产。如需要“调摄判雌雄”的歙鳗、“花蔓长悬白，深秋棘暴黄”的板栗、“水晶浑作体，玉质禀穹苍”的银鱼、“跋白饥毗饱，苗丹脆更香”的蕨菜、“湖产仍泥性，江流喜沃腴”的黄鸭、还有“拟形蛙靡异，啖味鳖偕臧”的石鸭，诸如此类，枚不胜举。[84]
生活在人杰地灵、物产丰富的故乡，方承训的生活也颇有意趣。他的生活中包括了“翻飞入书堂”的燕子，“磐石种桃异，移根作杖奇”的桃竹杖，还有“风雨嘉林过，朱英逐马飞”的石榴花等。[85]描述山村隐居生活的诗篇也有很多。如:
城郭行来晚，江崖舟次鳞。揭蓬娱水涨，废浆卧天真。(《放艇》)
岁月云连水，寻常苍使俦。风轻帆捷马，雨溢逝迷牛。绿柳娱莺趣，沧州泛蚁幽。……(《舟隐》)
江上日连雨，村今晚欲晴。青山涵返照，绿柳映殊明。鸦宿林争闹，蛙昏塘乱鸣。火荧纷隐草，倏忽星流盈。(《村晚》)
四月村偏冗，三农务不休。伺蚕供构网，事穑饱餐牛。钓寝无心水，沟营为养麰。错爪茎矧布，竟日逐田畴。(《村庄纪事》)[86]
虽然是半儒半商，但是方承训的日常生活似隐非隐，似农非农，悠然自得，一派淳朴自然。
(三)民俗风情
《复初集》还对徽州的社会状况、民风民俗作了真实的描述。方承训在诗文中记录了大量民间生活的原始面貌，而他关注民生、同情百姓的情感也跃然纸上。
明中叶后，为了增加税收，政府准备重新丈量民间的土地田亩，来清查被隐瞒下来的田产。徽州一带地少山多，为了完成任务，郡吏们竟然想出丈山一招，将山林与田地等赋，计入纳税的范畴。方承训身为平民，敏锐的察觉到此举对百姓利益的损害，所以写下《欲上邑大夫丈山未果书》。在文章中，他历述了丈山制定法则的舞弊之处、徽州的独特地貌以及山民倚仗山林为生的艰苦，恳求官吏放弃丈山，认为这样才能“上之不失朝廷优渥黎民至意，下之不使豪右产多赋鲜，疲困小民，官之无遗旧额原赋，民之不增减偏颇以遗后患，则于国于民均便，无损获益矣。部使者监司必不以山不可丈而贬能文，胡必翦翦拘拘，等地偕田，琐屑以丈山而兹病黎民，重失太平盛举邪?”[87]
卷九有《六茶叹》一首:“高冢茶柯漫荆棘，平原茗所尽稼穑，郡邑备贡仍旧贯，富者倾产贫匍匐。何以致之行县刻，先时不戒空默默。当期迫促略无恻，哀哀六安民菜色。”[88]为了上交所谓的贡茶，官吏们不惜毁坏农田来种植茶树，并且不断的向人民身上转嫁负担，丝毫不顾百姓的死活。百姓中富者已经是倾家荡产，而贫穷者更是走投无路，了无生机。目睹百姓的惨状，方承训对此无能为力，他只能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深切来抒发自己的同情。《新安歌三首》之一:
土隘民众谷不支，辟山垦堑苦何悲。风雨夜行山坞道，秋成不丰犹餐草。猛虎毒蛇日与伍，东方未明早辟户。一岁茹米十仅三，麦穄杂粮苦作甘。深山峻岭茅屋潜，竟年罕食浙海盐。[89]
方承训沉重地记述了山民的艰辛，读之不由让人想起了柳宗元的名篇《捕蛇者说》，怆然泣下。他的《苦贫行》则将贫苦生活描绘的淋漓尽致:“苍苍上帝何其心，贫无缁铢富万金。日食曾无储升合，仰视徒羡饮啄禽。严冬单夹窘无衣，促襟肘见嗷寒威。穷庐雪夜苦何絮，妻孥煨草相困依。往钓水冻投其竿，出樵无山且艰餐。事耕驱牛饥无力，读书饮乏口噪干。……”[90]
徽州是程朱理学的故乡，封建伦理的痕迹特别厚重，而对妇女身心的束缚也极为严酷。此种倾向在方承训的诗歌中也有表现。如卷五的《河中之水歌》原本是仿照唐代诗人沈佺期的《独不见》歌颂美貌少妇莫愁的，但是诗中却出现“莫愁贞静且闲幽……谦德卑卑事和柔……女工籍籍复何求”等赞扬莫愁妇德的诗句。除了为方氏家族中的孝妇烈女写传记之外，方承训还不遗余力的为所谓的贞女节妇大唱赞歌。如《圣姑操》:“嗟嗟父母，不听女言。孰知大义之胜恩。呜呼，汪生与生，汪存与存，生死为汪氏妇，以义秉诸乾坤。吾宁断发而绝粒，不忍适诸他门。”《节妇山》:“甘节光灵阜，灵岗以义升。山川偕不休，禽兽籍飞腾。鹦鹉州未远，凤凰台靡崩。万年铭勒石，有斐喜常登。”[91]
明代的民歌艺术价值极高，流传很广，大量的文人也因此模仿民歌进行创作。除了对民风民俗进行记录之外，方承训也创作了部分的民歌。有的民歌是对以往历史事件的追忆。如类似儿歌的《汾阳》篇和《平关中》:“汾阳复，武穆胡不复?武穆被佞臣，朝夕在君侧。一日十二牌，徽钦安返国。”“平关中，颂沛公。约三尺，屈群雄。敷汉德，弃秦宫。一戎衣天下定，赤龙升，楚候聪。”有怀念岳飞的《思岳公篇》:“思岳公，怀戎衣，匈奴未灭公何归。公何归，彼谗言，军旅驱旋复南翔。复南翔，志堪怜，恨与匈奴共戴天。共戴天，歼厥身，天下万世称忠臣。称忠臣，叹昏君，局促南渡弃陵坟。弃陵坟，国步艰，徽钦毙虏不生还。我公千载祀武林，忠勇浃洽士民心。”也有的歌谣是对时事的记录。如《征倭夷》:“征倭夷，歼渠魁。肃清南海，安靖北台。雄威孔武，震悬雷。”如《从军》:“一更鼓角鸣，促士尽归营。戴星严部伍，巡逻号令明。二更警未眠，荷戟守寒天。兢兢长虑袭，念念罢屯田。三更帐结霜，冷冷苦夜长。遥望关山月，忽忆茝兰房。四更星斗移，骊驹逐晓嘶，甲胄原不解，东方曙且黎。五更月在楼，行戎愈增愁。鸡鸣天作晓，悄悄进更筹。”[92]
这些民歌有明显的文人创作痕迹。从内容来看，它们反映的并不是民间生活，而是与民间生活颇有一段距离的历史事件、军旅生活，这与方承训的个人经历是相脱节的。从思想上来看，方承训的民歌具有浓厚的教条色彩。《折杨柳》本是一种普遍流行的民间小调，内容多是描述男女之情或者江南景色的。不过在方承训的笔下，就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方承训的《折杨柳行》是这样写的:“天罚不漫降，祸福自己求。鲧殛湮洪水，共工长幽洲。(一解)妹喜促鸣条，妲己受首枭。伐夷获褒姒，姬业亡一朝。(二解)鸱夷言不用，夫差死成嗟。受璧谢忠谏，虞公竟毙邪。(三解)城市何容虎，贤者不危亲。二桃杀三士，伯夷终逸民。”[93]尽管方承训采用了民歌的样式，但是所写的内容却陈腐冗长。这些作品都应该是他模仿民歌形式的一种个人创作，用新鲜活泼的民歌形式来传播古板封建的思想意识。
不过，方承训所创作的民歌也有优秀之作。如前面所引用的《新安谣》，就朴实生动的反映了新安江险峻的地势。他还有些作品的风格也非常接近民谣。如《禽言》:“各家栽禾，此日不种秋，如之何!”《阿子歌》:“忆昔双双鸟，双鸟绿毛头。饥啄蛳螺食，渴饮江潭流。”《女儿子》:“关塞长夜月明明，猿鸟交啼泪盈盈。”[94]这些诗歌内容天真生动，读来琅琅上口，艺术价值远远超过那些复古之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