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创作概览

明清鼎革之际，兵火纷起，徽商遭受了重创。但“从康熙中叶到嘉庆、道光之际的一百数十年是徽商的兴盛阶段”^[18]。在这一兴盛阶段的徽商，不仅财富巨增，而且更加凸显出他们与其他地域商帮不同的“贾而好儒”的特点，在诸多的文化领域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在文学创作领域，徽商较之明代也更为活跃。

在徽商集中的扬州，有赖于《扬州画舫录》等著作的记载，能够看到文坛上徽商及其子弟活动的身影。《扬州画舫录》卷六云:

程□，字晋涵，歙人。工字画，善蓄古器。弟铸，字冶夫，号竹门。工诗。程嘉贤，字少伯，歙人，工诗，书效董文梅。

《扬州画舫录》卷十云:

洪征治，字魏笏，歙县人。子肇根，字向辰；肇松，字奎芳。并世其父鹾业。奎芳子锡豫，字建侯，工于诗。

程邃，字穆倩，号江东布衣，又号垢道人。歙县人。博学工诗文，精金石篆刻鉴别古书画及铜玉器，家藏亦夥。善画山水，纯用枯笔，写巨然法，别具神味。工隶书。为人品行端悫，敦崇气节。早从漳浦黄公道周、清江杨公廷麟游，晚年侨居江都。文简冶春诗云:“白岳黄山两逸民”，即谓邃与孙默也。秀水曹侍郎过扬州，作长歌赠之。

吴均，字梅查，歙县人。工诗。构别墅名青棠观，与扬州二马相唱和，公数招之为诗牌之会。

《扬州画舫录》卷十二云:

江立，字玉屏，一名炎，字圣炎，号云溪。工词，与敢齐名，称“二江”，为厉樊榭高足。王兰泉侍郎为刻其遗集。子安，字定甫，工诗。

江兰，字芳谷，号畹音，官巡抚。工诗文，有集。弟蕃，字君佐，号春圃，居扬州，购黄氏容园以为觞壁之地。弟较，字芬扬，工诗歌，熟于盐策。其子侄士相，字得禄，工诗，鉴别书画古器；士壳、士梅业儒。

《扬州画舫录》卷十四云:

方辅，字宓庵，徽州人。工诗，书法苏、米，能擘窠大书。善制墨，来扬州主徐氏(徐赞侯)。著有诗文集，刻以行世。

程名世，字令延，号筠榭。工诗，著《坐雨安居诗》、《渌饮吟稿》、《云山小稿》、《小酉馆诗存》、《杯溪集》、《捞虾集》、《拓溪续集》、《海上集》、《海上续集》、《纪游集》、《春雨楼集》、《秋水芙蓉馆稿》、《老屋吟稿》、《海上吟稿》若干卷。……晚年与叔午桥葺《扬州名园记》，仅成朱自天“念莪草堂”、“王家玉树”、倪俊民“耕隐草堂”三园图记而卒。

程晋芳，先名志钥，字鱼门。善属文，勤于学，著有《尚书集注》、《左传通解》诸书。……

程沣，字圣泽，盐策多经济，亦家淮安。

程茂，字莼江。程卫芳，字述先。皆工诗，有专集行于世。

程志乾，字学坚，一字书舸。工诗，世传其《七夕诗》:“人当离别真难遣，事纵荒唐亦可怜”句。自名世至志乾，皆午桥侄。

《扬州画舫录》卷十五云:

程沆，字晴岚。进士，官庶吉士。弟洵，字邵泉，官舍人。为午桥侄孙，皆工诗文。

上引诸姓徽州籍工诗能文的人，在身份上未必都是商人，有的是商人子弟，因为家境富有而吟诗弄赋，但他们大多属于徽商家族。前引《扬州画舫录》卷十四中程姓诗人中的程茂，程晋芳为之撰《晚甘先生传》云:

先生姓程氏，名茂，字蓴江，先世新安人，系籍淮安之安东。先生生而岐嶷，好读书，九经、百家、诸史，汉、唐、宋以来诗文名集，穷览钩贯，曲得其条序，抉髓而沦其精。家故素封，然多好文学者:叔父爽林先生为名孝廉，叔父水南先生文章声誉播海内。有园在淮之珠湖，为前明张氏曲江楼故址，构而新之，名曰“柳衣”。延致江浙耆儒方文辀、蒋东委、徐笠山、王云衢、罕皆、箬林及淮之周白民、邱庸谨、刘万资兄弟，相与晨夕，淬厉文宴，为一时之盛。

于时，曲江楼课艺名天下，先生以从子侧诸叔父间，外内师友，目染神会，学益以进。补安东博士弟子员，贡入太学。桐城方望溪先生于文章不妄许可，独袖先生文至朝堂，示诸僚友曰:“此程莼江文也，吾无间然矣。”北平钟励暇笃学践行，严于取友，独心折先生，曰:“蓴江，古人也。”遂为其子聘先生女。

先生既屡踬场屋，慨然思归，筑园曲江楼之南，曰“晚甘园”，日种树课书其中。海内文士泊船淮阴城外，必过访先生。折衷论辩，上下今古，穷日夜勿倦，而家道益折阅。先生夷然自得，不顾也。

其学于古文最深，诗纵横排奥，得杜韩之遗。其遇人，无贵贱疏近，皆睟然以和，示以诗文，朗诵数过，悉得其所自出而称道之，使人心餍。及自所著作，则脱去畦径，戛戛独造，浅人不能识也。性醇挚，笃友爱；兄弟皆白首，怡怡如童幼时。其视友朋若性命，急人之难如恐不及，口未尝臧否人物，而区别贤否，若镜之著焉。精鉴赏，嗜书画。尤好游览，遇山水胜处，留连沉吟，终日不去，时人比之陶岘、倪高士。年六十有九卒。著《吟晖楼遗文》三卷、《晚甘园诗》六卷、《曲江楼制艺》□卷，藏于家。

论曰:先生与余，同出歙之岑山里，为祖义公十一世孙。虽族兄弟，视嫡属无间也。卒之前夕，余往问视，犹端坐相向，筹余近事，款款数十语，忘其疾之苦。其平居与人之周，大率类是。仪古式今，而卒仡仡以老死，悲夫!

这位出自册徽州岑山渡程氏的程茂，“家故素封”，显然是商人子弟。他在文学上有造诣，得到了方苞的首肯；他也曾经蹭蹬科场，然而“屡踬场屋”，只好回到淮阴。他在曲江楼之南筑园林，名之为“晚甘园”，在那里接待过往的“海内名士”，谈今论古，日夜不倦，以至于“家道益折阅”。对于他的身份，程晋芳强调的是他在文学上的才能，以认同其文人身份。但他筑园的资金从哪里来?“家道益折阅”是否说明他曾经富有?

与程晋芳同宗的程名世，亦有兵部右侍郎朱士彦为之撰写的墓志铭:

君讳名世，字令延，号筠榭。……性淡泊无华靡，习谦恭善下，泛爱能容，解衣推食，无所顾惜。故人盛某、余某老无所归，君馆之终身。世业鹾，君少时犹称素封，族姻皆宦达，少学诗于桐城方扶南，不屑屑于举子业。……君之诗曰《思纯堂集》十四卷，又词一卷，乐府一卷，……

程名世和程晋芳以及上引程茂都是同宗昆弟，其家世业鹾，故而称“素封”，但是他没有走科举考试的道路，而是学习诗歌创作。墓志铭还写到，他经常和程梦星等同宗同族爱好悠闲生活的人在一起吟诗作赋。大约这样的生活让他的家业逐渐衰落，以至于变卖住宅，从扬州搬到宝应，租别人的房屋居住。有趣的是，程名世在这段时间，“不为诗，不好客，日持筹算会计，操什一之术”，结果又搬回扬州城里居住。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的三个儿子也都读书上进，三儿子赞清中了进士，他因此也获得“通议大夫贵州按察使司按察使”的诰赠。^[19]

另外一方面，清代扬州确有不少商人身份明确的徽商，在经商之余从事文学创作，如阮元《淮海英灵集》录载的徽商汪应庚:

汪应庚，字上章，号云谷，歙人，业鹾于扬，遂籍江都。富而好礼，笃于宗亲。雍正九年海啸成灾，作靡以赈伍祐卞仓等场者三月。十年、十一年，江潮叠泛，洲民仳离，庚先出橐金安集之，随运米数千石给，时疫厉继作，更设药局疗治之。十二年春复运榖数万石，使得哺待麦稔。是举存活九万余人。又于邻邑丹徒、兴化皆输粟以济。大吏上其事，特授光禄少卿，郡邑屡举乡饮宾，辞不赴。又尝出五万余金修府、县学宫，以二千余金制祭器、乐器，又出万三千金购腴田归诸学，以所供岁修及助乡比士资斧，至今永著为例，士人称为汪项。乾隆三年岁饥，首捐万金备赈，及工厂煮赈千余口。又兴复平山堂、栖灵寺，建五烈祠，并为请旌表其墓。在城之贞节祠亦改而增扩之。暇时颇与宾客唱和为乐，不自以诗名，遂无专稿，于他选中得绝句三首。其人足传，不恃诗也。^[20](www.xing528.com)

阮元所录的三首绝句如下:

楼际落银河，一望烟如扫。双雁渡长江，孤峰秋自老。(《登楼口占》)

溪上闻人声，山阴看古树。几峰瘦削成，正在层楼处。(《偶占》)

雨积东皋月不晴，黄鹂睡稳夜无声。奚童烹得新茶熟，野寺钟声正一更。(《春宵夜话》)

从阮元的小传可知，汪应庚不仅是一位富有的商人，也是一位对社会贡献甚大的商人，写诗大约只是其极其业余、偶尔为之的事情，且不以为意，没有“专稿”、诗集，故而阮元也只是从其他选本中录得绝句三首。但从中可以看出，徽商汪应庚也能够注重诗意，还懂得对称。看起来，他还是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乾隆年间扬州诗坛上，徽商和文人的关系极为密切，他们参与甚至主盟文坛、诗坛的活动。徽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嗜好文化，马曰璐筑街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馆，马曰璐儿子马振伯献书776种。他们自己也从事诗文创作，马曰琯著有诗集《沙河逸老小稿》六卷、词集《嶰谷词》一卷，马曰璐有《南斋词》二卷。他们又筑小玲珑山馆，成为文人雅集的场所。比马氏兄弟稍晚的扬州总商江春与其弟江昉也热心于文学，他们筑秋声馆和康山草堂，延纳文士，举办文会，自己也有创作，有《新安二江先生集》之刊刻。这些徽商凭借着丰厚的财力，为当时的文人们的创作活动提供了物质条件，他们自己也积极参与文学创作，显示了明清时期商人创作的活跃程度。

在扬州以外地区，也有不少的徽商染指文学创作。例如生于杭州、后来迁居浙江桐乡的鲍廷博不仅是一位藏书家，同时创作有诗歌。据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五记载:“君勤学耽吟，不求仕进，天趣清远，尝作《夕阳诗》甚工，世甚传之，呼之为‘鲍夕阳’。”其诗集《花韵轩咏物诗存》今幸存于世，共收七言律诗158首。还有杭世骏为之撰写墓志铭的徽商金肇銮，从小与杭世骏一起长大，曾经从厉鹗读书，“工书能文章”，因为家庭遭遇变故，“遂决意舍经生业，握筹算，权出入盈缩”，杭世骏归回杭州后，又与之相邻而居，他“雕刻五七字以自娱，每赋近游，清江白石，有超世之想；时时就余酬和，攒眉画肚，童曹时景象怆况犹在吾胸臆间”^[21]。

在徽商云集的汉口，同样有不少徽商喜好吟咏创作诗歌。范楷《汉口丛谈》卷三记载:歙县商人张宏殿不仅有《绿谿草堂集》，而且还有不少的文事活动，“乾隆元年作江汉诗会启，如绿筠轩看碧桃分韵。长至后一日，黄燕臣招集天都庵，公用晴字；汪鹤艇、柳亭漳同人后湖纳凉分韵，集程且庵丁丁楼赋诗，玉坡皆有序。想见当时汉上题襟风雅之盛。所惜社集诸诗，无人传诵。且所谓绿筠轩、丁丁楼旧址，亦莫考其地矣。”还有徽商巴慰祖，“巴莲舫慰祖好学多艺，工隶书，兼擅技勇。业鹾汉上，爱才好客，四方著名之士道经汉口者，无不相推侨札之好，一时题襟雅集，仿之天津查氏、邗江马氏。莲舫逝世，风流歇绝，已数十载。”复又记载道:“巴莲舫慰祖，风雅好交，为汉上业鹾中第一，著有《蟫藻阁集》，不及一见，令人企想。仅记春柳四首，句云:‘翠眉画入张郎笔，青眼窥来卫玠车’；‘最销魂处丝丝雨，聊遣愁时淡淡风’；‘娇泪滴干疏雨后，清词唱罢晓风前’。皆婉约可诵。”^[22]

《汉口丛谈》还记载了其他一些能诗会吟的徽商，如:“巴树蕃，字硕民，一字鞠农，歙人，理禺筴，客汉久，广交游，自缙绅以及闾巷，无不知其名者。尤能急人之急，以故有小孟尝之目。涉猎书史，耽诗，遇人诗中有佳句，则低徊讽诵，一往情深。记其《咏明妃》一绝云:‘青冢犹悬汉月明，千秋埋骨不埋名。试看图画功臣阁，秋雨秋声满渭城。’《栖霞岭》云:‘冤成三字孰批鳞，不醉黄龙恨不伸。北塞肯容归二帝，西湖甘舍塟孤臣。功颓一旦金沦汴，论定千秋铁铸秦。岭上南枝休涕泪，冬青杜宇更悲辛。’俱沉郁顿挫可诵。”又如“鲍筠庄(兆瑞)，字辑玉，歙人，以鹾业客汉，雅好诗咏，每于春季花时，必高会吟朋，觞歌竟日。尝得铜雀瓦研，邀同人赋诗，余作长歌以纪。筠庄于同人中最为年高，温和真率，有长者风，每遇寒素，绝无骄吝色。”又如程绍允，“古貌古心，虽托迹市嚣，而爱才耽咏，亦慎于交接”^[23]。

袁枚《封公胡保亭先生墓志铭》所传徽商胡开熙，婺源清华人，“生而孤露，修然自束，清澹然”，在贵州伐木而致富。他“好学工诗，记性绝人。少时登黄鹤楼，默识楼中翰墨，归录一字不遗”^[24]。袁枚虽然对其文学创作着墨不多，但记载其有“工诗”之长。

在徽商的家乡徽州，同样有创作活动。有的徽商致富返乡后，寄情于诗歌，例如康熙间歙县商人章炜，“好学能诗，以兄长矢志读书，遂推腴田让之，以助其学。同庚汪某及妻弟分销歙盐，资本亏耗不能营运，炜解橐鬻宅，匡其不逮。邑建文峰、族修家庙，皆首倡以董其成。著有《怡情集》藏于家”。^[25]这位章炜因为兄长矢志读书，自己就把好田让给他们，自己经商，还乐于助人。但自己也是“好学能诗”之人，并且有诗集藏于家中。

歙县《橙阳散志》记载，这个村里在清代吟诗作赋的人有:

江德坤，字子厚，号次舟，德干弟。工诗文书画，郡邑文士隆礼相延，煮茗分笺无间晨夕。

江德震，字东起，号素菴，外村人。工诗善书，尤精韵学，著有《五声韵定》。

江南春，字寄梅，里村人。工诗文，善击剑鼓琴，著有《琴谱》二卷。

江宗涵，字有容，号雪村，德震子。幼敏悟，博见多闻，年十八游彭城，作怀古诸什，慷慨磊落，四明周扈公见而竒之。尤精诗余、骈体，著有《筠香集》。

江嘉梅，字晚柯，湛然孙，前秀水籍诸生。性敏慧，八岁能诗，及长，工文善画，每有所作，不轻示人，积于除夕酣饮自赏，巳而痛哭焚之。甞寓西湖，与李笠翁、尤展成、吴山涛为知心友。

江嘉树，字芹先，湛然孙。性耽吟咏，著有《蠖庵诗集》。

江宏文，字书城，寄籍嘉定。九龄能书擘窠大字，尤精于诗。康熙间南巡，召试行在，奉取入都，充武英殿纂录，后以疾放归。诗载沈宗伯归愚《国朝别裁集》。

江允暹，字于升。尚气谊，重交游，性耽于奕，士之精此艺者，多方罗致。同邑程天桂时称国手，尤与投契云。

江嗣堦，字晋昌，号容堂，外村人。例铨州佐，能诗善画，著有《虹桥诗草》。

江承章，字豹文，里村人。考秩州佐，夙尚风雅，筑花山精舍，法易水制墨，神采坚莹，与程方诸名家并著。

江邦鉴，字静波；弟邦铨，字序衡，里村人。并以诗著，偏游名山水，吟咏极富。

江以埙，字乐昆，号梧齐，里村人，国子生。性豪爽，工琴书诗画，世以医名，君复超迈，痕科尤称神妙。子嘉理、孙长诚，胥克世传其业。^[26]

上录这些江姓人氏未必都是商人，但他们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商人后代；有的居住本村，有的浪迹他乡。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长，就是能吟诗作赋，不少人都有诗集。

与明代徽商相比，清代徽商文学创作的情形有了新的变化。

其一，清代的徽商在前代徽商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所获得的财富更为可观；而他们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也更为明确。大量的财富，让他们感到这不是自己所追求的人生目标。徽州文化传统以及前代徽商“贾而好儒”的精神，决定了他们以在文化上的建树为人生价值所在。因此，越来越多的徽商从事文学创作，或者从事藏书、刻书、收藏古玩字画等活动，或者沉迷于经史之中。当然，因为拥有财富，他们能够为文人们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因而在文会唱和或各种文事活动中，他们往往担负起“召集人”的角色，从中也获得了精神的满足。

其二，在徽州文化传统和前代徽商“贾而好儒”精神的影响下，以及在父辈创造的物质基础上，更多的徽商后代选择了读书习文，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屡屡名落孙山，他们也以学术文学为精神皈依。于是可以经常看到不善治生却沉迷于文学创作的徽商的记载。

其三，也正因为如此，清代的徽商与文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经商只是治生的手段，商人的身份依旧，然而其行为举止以及精神指向却是文人。这种情形，甚至延伸到科举顺利的徽商后代身上，例如程梦星、程晋芳等，他们都中了进士，前者放弃了让人羡慕的编修的职位，借着丁忧回到扬州，自筑园林，延续着父辈的商业余绪，过着悠闲、自由的文人士大夫生活；后者则放弃了父辈留下的财富，专心于学术文化，终于考中进士，还进了四库馆。清代徽商的商人和文人的双重身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