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创作一览

按照历史学研究者的看法，徽商或者徽州商帮的兴起乃在成化、弘治年间。徽商文学创作也开始于这个时间。陈建华在《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一书中搜集的有名家品题的徽商及其诗文集有:郑作，字宜述，歙县人，有《方山子集》，李梦阳作序；佘存脩，歙县人，有诗集《缶音》，李梦阳作序；其子佘育，李梦阳为之作传；程汝义，休宁人，王世贞为其诗集作序；吴德符，歙县人，胡应麟为其诗集作序。^[2]这些徽商的诗文集没有留存下来，但陈氏的搜检，提供了了解明代徽商文学创作的线索。

李梦阳《空同集》中《梅山先生墓志铭》所传载的鲍弼，当是较早见于记载的有诗歌创作的徽商。鲍弼出生于成化甲午(1474)，卒于嘉靖元年(1522)。生活于这个时间段，他大约算得上是创业期的徽商。这篇传记文，文学史的编撰者已经加以留意，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予以引录，但只是引了片段。这里将全文转录于下: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于汴邸。李子闻之，绕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犹见之。谓病愈且起，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仓皇来，泣言买棺事，予犹疑之。乃今死邪?”于是趣驾往吊焉。门有悬纸，帷在堂。演也擗踊号于棺侧。李子返也，食弗甘、寝弗安也数日焉。时自念日:“梅山!梅山!”

梅山姓鲍氏，名弼，字以忠，歙县人也。年二十余，与其兄鲍雄氏商于汴，李子识焉。商二十年余矣。无何，数年不来。李子问演:“鲍七奚不来也?”演曰:“父母兄三丧。”曰:“丧举矣，奚不来也?”曰:“七叔父四十四岁始有子，而侄也一耳。以是大系乎身家已。”又问:“鲍七何为?”演曰:“理生、饬行、训幼、睦族、玩编、修艺、课田、省植，八者焉。已其久也，内孚而外化之。是故乡人质平、剖疑、决谋、丐益者，必之焉。故效良、则芳、标美、规懿者，必曰鲍梅山、鲍梅山云。”

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来。李子见其体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医。”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诗。”李子乃大诧喜，拳其背曰:“汝吴下阿蒙邪?别数年而能诗、能医、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贵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觞细杯，穷日落月。梅山醉，每据床放歌，厥声悠扬而激烈。已，大笑觞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欢。李子则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轻梅山，于是则大器重之，相结内。明日造梅山邸，款焉。汴人有贵客，欲其欢，于是多邀梅山。梅山遂坐豪酒病损脾。今年夏患疟，李子往候之。梅山起床坐曰:“弼疟幸愈，第痰多耳。”然业处分诸件，令演办酒食，俟其起觞客，别而还歙也。

先是，梅山作《忆子诗》曰:“吾儿屈指一载别，他乡回首长相思。在抱两周知数日，携行三岁随歌诗。筵前与谁论宾主?膝上为我开须眉!情偏忆汝老更苦，中夜难禁回梦时。”李子因说曰:“君病，无苦念家。”梅山曰:“诺诺。”不数日，而君盖棺矣。嗟!梅山，梅山!梅山又尝作《灯花诗》:“秋灯何太喜?一焰发三葩!拟报明朝信，应先此夜花。重重辉绛玉，朵朵艳丹霞。爱尔真忘寐，闻蛩忽忆家。”李子曰:“君诗佳，顿如此。”梅山曰:“吾往与孙太白觞于吴门江上，酣歌弄月，冥心顿会。孙时有绵疾，吾医之立愈。”谚曰:“卢医不自医。”诚自医之，黄岐鹊佗至今存可也。嗟!梅山，梅山!

梅山，叔牙后也。其居歙也，号棠樾鲍氏。赵宋时有遇贼而父子争死者，于是所居里号慈孝里云。梅山父，鲍珍也，珍父文芳，文芳父思齐。珍号清逸，高尚人也。娶王氏，生二子，次者梅山。梅山娶江氏，生一男子、二女子。男曰若渭，今六岁矣。梅山生成化甲午某月日，距今嘉靖壬午，得年四十九。而其榇还也，演实匍匐苦心以之还，厥情犹子也。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兆。

铭曰:崎嵚崺，人谓非险。渊洄洞，犹谓之浅。坦彼周行，彼复而迷。桃李何言，下自成蹊。嗟!鲍子!胡不汝悲!胡不汝思!^[3]

撇开李梦阳的文学性笔墨不论，这篇传记至少透露了这样几个信息:其一，徽商因为其豪爽的性格、良好的文化修养以及处事能力，赢得了包括李梦阳在内的文人学士的欣赏，甚至得到他们感情上的认可。文中李梦阳对于鲍弼在世时言行的欣赏和对其去世的痛惜，表达得非常有感情色彩。其二，这位名叫鲍弼的徽商，能够写作诗歌，传中引了他的《忆子诗》和《灯花诗》，后一首被李梦阳称赏为“君诗佳”。较之“前七子”等士大夫的诗作，鲍弼的诗不仅情真意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漂泊异处他乡的商人思念亲人和家乡的情感。

《空同集》卷四十七收录有《潜虬山人记》，所传写的也是一位喜爱并创作诗歌的徽商:

潜虬山人者，歙潜虬山人也。山人少商宋、梁间，然商非剧廛不售也。非交豪官势人，即售受侮压。夫售，未也不赊者也。非豪势人力，赊鲜有还也。先生寓剧廛则治静屋，日闭关苦诵吟，弗豪势人交。及终岁算息盈缩，则顾与他商埒。他商怪问之，山人曰:“商亦有道焉。夫价之昂卑，岂一人容力哉!君既无力，吾随其昂昂卑卑焉。以是，吾身处剧廛而心恒闲也。夫争取于上人，吾既随其昂昂卑卑，息与诸埒也。侮压又胡从至矣!吾弗以势豪交而息罔独缩。故曰商亦有道焉此尔。”乃后山人有子矣，于是始息商而归潜虬山云。山人既归山，则于山间构潜虬书院，以馆四方交游暨来学者，而收训其族子弟于中，又构屋数十，以居其族无屋者云，厥费不貲也。或谓山人曰:夫商出入风波盗贼中，远父母兄弟之亲，而生尺寸于千万里之外，亦难矣!宜若是费乎?山人笑而不答，退谓其族子弟曰:“夫散者圣贤之懿，而聚者啬夫之琐行也。若以为金帛果足使子孙守哉?山人在山，则又日闭关诵吟更苦，尝夜吟独绕庭行，侵旦不休。”或又病之曰:山人年五十余耳，发须皤尽矣。山人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余诚不能以百岁之劬而易一日苟生。”山人商宋、梁时犹学宋人诗，会李子客梁，谓之曰:宋无诗。山人于是遂弃宋而学唐。已问唐所无，曰唐无赋哉。问汉所无，曰汉无骚哉。山人于是又究心骚赋于唐汉之上。山人尝以其诗视李子，李子曰: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然非色弗神，宋人遗兹矣，故曰无诗。山人曰:仆不佞，窃尝闻君子绪言矣!三百篇色，商彝周敦乎?苔渍古润矣!汉魏珮玉冠冕乎?六朝落花丰草乎?初唐色，如朱甍而绣闼，盛者苍然野眺乎?中微阳古松乎?晚幽岩积雪乎?李子曰:夫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谁能出不由户?何莫由斯道也?山人之诗其昌矣。夫山人名育，字养浩，号邻菊居士。其父存修者，亦诗人也，有《缶音》刻行矣。

这篇传记中的李梦阳的诗学观经常被引用，从徽商与文学的视角看，它记载了一位徽商对于文学的热爱。传主佘存修，号潜虬山人，也是歙县商人。他对经商和钱财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处事方式也就和别人不同，不像其他商人为了获得利润而结交豪、势之人，只是凭着平常之心对待商事。少了生意场上的各种交际、攀附，他倒是有闲暇呆在家里“闭关苦吟诵”。后来他有了儿子，干脆就放弃经商，回到家乡歙县，在潜虬山筑书院。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他受李梦阳的影响很大，按照李的文学观，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他就弃宋而学唐诗，“又究心骚赋于唐汉之上”。不过，在师从李梦阳的同时，他也能够提出对文学的自我见解，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表达了他对自“三百篇”以后各个时期诗歌风格的看法。传记的最后，李梦阳说到了佘存修的父亲佘育也是一位诗人，并且有诗集《缶音》。在《空同集》卷五十二，收录了李氏的《缶音序》，其中写道:“《缶音》，歙处士佘存修作。处士商宋、梁间，故其诗多为宋、梁人作，予游大梁不及见处士，见其子处士育有文行，育嗜学文雅，亦善诗。传曰:是父是子，此之谓邪?育以疾不游反其乡，今数年矣。以书抵余，曰育恒惧先人之作泯没，不见于世也，幸子表之，予于是作《缶音序》。”由此可知，佘存修、佘育父子均曾经在河南一带经商，都热爱诗歌并且有创作。^[4]

《空同集》卷五十一还有一篇《方山子集序》，同样写的是能商能诗的徽商:

方山子集者，集歙郑生之诗也。郑生名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壮岁英气愈勃，骏马强弓，时出射猎大梁薮中。获雉兔，则敲石火，温锡榼，炙腥肥，自觞自歌。半醉，垂鞭逶迤而归。识者谓郑生虽商也，实非商也。郑生既豪粗负气，于是玩世轻物，见王公大人，不问新故，便长揖抗礼，以是人多病其不逊。然奇特之流顾乐与之游，未始不假容优遇之者。其为诗，才敏兴速，援笔辄成。人难之曰:汝诗能十乎?郑生辄十。汝能二十乎?郑生辄又十。然率易弗精也。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郑生乃即兀坐沉思，炼句证体，亦往往入格。然对它人则又率易如初。故其诗数千百篇，择而集者，二百余耳。嘉靖五年，郑生年四十七岁，病痰核不忺于游，将返舟归方山，绎书业，读书岩穴松桂间，空同子送之郊，三叠歌赠焉。郑生于是乃再拜谢曰:“自作之游也，往来获公赠章多，然未古歌也。今得此备矣。”空同子曰:“君固有大恙，兹去诗能精乎?”郑生欲答不答。空同子退而语人曰:郑生此去必大进。或问何也?空同子亦不答。

从文中“嘉靖五年，郑生年四十七岁”看，郑作在宋、梁一带经商的时间大约在弘治、正德年间。既是较早外出经营的徽商，也是较早与文学发生关联的徽商。李梦阳在描写了他“豪粗负气”、“玩世轻物”等性格特点外，用了不少笔墨写他的诗歌创作。“其为诗，才敏兴速，援笔辄成”，这似乎是难得的诗人才思。但李梦阳也批评其诗“率易弗精”，这样的创作状态虽然经过李梦阳的提醒，但结果是郑作写了上千首诗，能够编入诗集的只有两百余首。在序言的最后，李梦阳仍然希望他的诗能够“精”。看起来，李梦阳给郑作《方山子集》写的这篇序言并非无原则地颂扬，所给予的批评和期望更多^[5]。郑作的同乡王寅对其诗作却给予比较高的评价，他说:“宜述家本商贾，读书苦吟，且为人负气任侠，故其诗雄浑跌宕，有风骨。《短歌行》数篇，拟之高适谁云不然?一时名公如李、何、边、顾，争加评赏，欢与结交。新安商贾多诗人，乃自宜述起。”^[6]这一评价多少带有乡谊的感情色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王寅指出，“新安商贾多诗人，乃自宜述起”，看来郑作以商人身份创作诗歌、与文人士大夫交往，对于其他的徽商染指文学是有一定影响的。

还有程诰，据侯一麟《霞城山人传》记载:

山人姓程氏，新安歙人也。世家临河之上，名诰，字自邑。幼负奇气，不肯从诸生后，曰:今仕道如吾身吾焉，用是百骸臣妾我也。去，读古书，慨然曰:适吾，适自足，且吾宁能万斛之舟而浮乎江海不能也?然则并木之泭以乘乎溪渚之间，行且歌曰:“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真吾所宜。”人相从称泭溪子云。

山人既自许，顾念虑距跃无闻，以为昔贤远游，其文力乃肆，常寓诸山川。于是泛钱塘，道吴门，趋淮南，以历鲁宋之都。返棹荆、郢，溯沅、湘，横截广、闽以归。卧山中久之，适沛而西，抵秦晋，登太华，赋太华诗若干篇，出大梁，持谒空同李公。李公称山人诗华山公案是已。一日从容对山人曰:子之诗神境融会，异时以散置名家，子不后矣!海内如黄省曾辈，争序论山人诗，而山人亦益纵横作者之场，自反而缩。

这位“幼负奇气，不肯从诸生后”的程诰，以“百骸臣妾我”形容科举仕途对人的约束，于是主动放弃这条道路，而肆力于文学。为了让自己的文学水平得到长进，他又学古圣贤远游各地，当他带着游历各地的诗篇谒见李梦阳时，果然得到了后者的肯定和赞赏。其《霞城集》今存^[7]，朱彝尊评曰:“自邑好为汗漫之游，山川郡邑，凡所经历，必纪以诗。气格专学空同，第才情稍钝，色泽未鲜，五言庶称具体。”^[8]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九有《吴汝义诗小引》^[9]:

休宁吴子行欲行其先人汝义之诗，而介余友俞仲蔚来问序。不佞尝读徐吏部学谟著汝义行状，谓以侠烈贾隐江淮间，所为诗跌宕雄起，有风人之致，今其存者仅百余章耳。汝义虽好以吟咏自适，往往多厌弃，不复遗稿，得年仅三十四以殁。而是时子行甫十三，意不忍泯泯其父。既能走数百里而乞徐君状，又能竭其蒐拮匄请之力。于厌弃之余盖二十年，而得所谓百余章者，赋诗岂必多，即少陵氏亦云尔，知言哉!汝义之于诗，自适其情，而不必于托其名，故其稿多弃去。子行之不忍泯泯其父，其计穷而莫之挽，乃以其所厌而不欲得之名，以聊寓吾无尽之思。其昭旷纯至，交申于父子之间者，可想也。昔晋人致慨蓝田之晚誉，而云人不可以无年；右军位遇不胜蓝田，乃又云人不可以无子。今以汝义之才，而所造仅尔，固其年限之。若子行之不忍泯泯而必为之传，则庶几足称子矣!不佞故不辞而为之引。

篇中所记吴汝义，“以侠烈贾隐江淮间”，自是商贾之辈。然而却喜爱赋诗，“吟咏自适”。但他并不打算在写诗方面获得名声，所以多所遗失。不能不佩服王世贞的言说本领，他抓住吴汝义的这一写诗心态予以赞赏，又表扬了其儿子对父亲“无尽之思”的孝心。至于对吴汝义诗的评价，他只是引徐学谟的评价(“所为诗跌宕雄起，有风人之致”)而已。大约这位并不以诗歌创作为人生价值所在的徽商的笔墨，没有能够入得大文豪王世贞的法眼，所以其诗集也没有能够流传下来。(www.xing528.com)

与王世贞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徽商叫程善定。他们的关系之所以密切，是因为俞允文的介绍。在为另外一位徽商汪希胤写的墓志铭里，他交代了这些关系:他与俞允文交谊最深，而俞允文又和徽商程善定交好，于是王世贞又认识了程善定的父亲程汝义。在俞允文去世后，程善定资助刊刻了他的诗文集^[10]。而在程汝义去世19年后，应其子程善定的请求，王世贞为之撰写了墓志铭。其中说道:“君所不好者，经生业也。乃独好子史象纬堪舆龟策覆逆支离之技，时时心通，尤喜吟咏为歌诗，后先数百千篇，其存者什一二耳。即扣之，皆真境也，余别有序，不载。”^[11]看来，程汝义虽然是商人，也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王世贞的《汪处士希胤墓志铭》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续集》卷一百二十四。文中交代了自己和俞允文、程汝义与程善定父子的关系，同时说到汪希胤曾经和程汝义一起在昆山经商，而程善定的儿子带着汪希胤的儿子汪一山请其为汪希胤撰写墓志铭，故而他不得不答应。在这篇墓志铭里，他介绍道:汪希胤，名振芳，“工为歌诗，亦缘以交仲蔚，而及吴之周公瑕。诸吴人能诗者多与之游，所饯赠满卷”。他“少时受毛诗，里傅能属文，试有司辄占高等，至台试而辄报罢，以是弃去，挟其赀贾湖海间，纵观名山之胜，入游都下，曰:吾观以宫阙陵园为归，以贤士大夫为鹄。闻驸马都尉京山崔侯好客而文，蹐门曰:江南布衣汪某请见。崔侯延之入，与语合，置上座。已，稍露其诗。侯大叹服，曰:君非恒人也。凡柏梁倡和、竹宫词釐、应制之作，皆以属希胤。既得意，忽念其父母，长揖以别。”从传载中可知，汪希胤虽在商途，但因为从小研习过毛诗，又参加过科举考试，的确有着较好的文学修养，所以能够被崔侯所看重。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八十一载有《吴子德符诗序》，也是为徽商的诗集作的序言:

新都诗派肇自许宣平。李供奉读其静夜明月、穿云翠微二咏，至以为神仙历千余载。而汪伯玉以闳深灿异之才，壁立嘉隆诸子之际，风骨凌然，典型大雅。重以兼收广纳，流壤靡遗，一时彬彬，家隋珠而人和璞，盖司马之勋，于是为烈，而词场接踵，有指不胜屈者矣!乃余独以吴生德符为难能。吴生溪南巨族也，少从父祖业鹾，客武林。歙人占籍武林，无虑十三四，率富商名贾，以赀力泉货自雄，子弟游闲，鲜裘马、饰舆隶，挟毛嫱子都，张吹六桥三竺间，据湖山为汤沐，最上蓄书画鼎彝，然香茗，容与太平之世。而生顾翘然，自奋于诗歌，凡众所竞趋，裘马舆隶、毛嫱子都，亡一足芥其中而滑其好。即书画鼎彝指一间染焉，而有未尝数数者。僦居委巷，捷一室青苔黄叶中，捻髭拥褐，朝呻夕吟，梦寐所游从，羹墙所揖逊，亡非汉魏盛唐也者。其口呐若不能言，而纵谈古今则悬河注海，而酌之莫穷其际；其容若瘁不胜衣，而扬扢千秋之上则抚剑顾盼，而追逐作者于九原。其意矫矫，举一世鲜当其衷，而独以昌阳枣芰之嗜，偏注于不佞。其为诗扫去一切巧曼浮诡尖纤之弊习，而力追大雅之上乘，醇乎太羹玄酒之遗味，冲乎高山流水之遗音，邈乎土瓦缶之遗轨，沉而深之，扩而大之，其必传于后世，断断乎其亡惑也。嗟乎!诗至嘉隆，声律之途斯为极盛，而薰莸禾稗并蔓丛生。间者二三遗老相继丧颓，子夜繁音沦浃心髓，即豪杰俊流时溺其说。生也独崛起纷华靡丽之交，正色抗词，推而远之，匪其勇兼人，其才轶俗，其识旷世，足万一语此乎?此余所为戛戛叹其难能。每读其诗，辄为之击节而三倒也。俾司马公在，且把臂入林，延之上座，惜乎其弗可复作，徒使生以昌阳枣芰之嗜，日偏注于不佞。不佞于是怅怅乎有余慨矣!^[12]

和李梦阳、王世贞给徽商写的序很不一样，胡应麟的这篇序言对在杭州经商的吴德符大加赞扬。一是赞扬他的文化姿态，别的商人子弟都过着“鲜裘马、饰舆隶，挟毛嫱子都，张吹六桥三竺间”的奢靡生活，而吴德符却“僦居委巷”，“捷一室青苔黄叶中，捻髭拥褐，朝呻夕吟”，沉醉于诗歌之中。二则赞扬他的诗歌，“其为诗扫去一切巧曼浮诡尖纤之弊习，而力追大雅之上乘，醇乎太羹玄酒之遗味，冲乎高山流水之遗音，邈乎土铏瓦缶之遗轨，沉而深之，扩而大之，其必传于后世，断断乎其亡惑也。”为了让人相信其诗歌的艺术水平，胡应麟甚至还说到自己阅读吴诗的感受:“每读其诗，辄为之击节而三倒也。”大约正因为如此，他断言吴德符的诗一定会传之后世。但或许他在写这篇序言时过于拔高了评论对象，或许后世鄙视商人的传统观念过于强大，所以被胡应麟如此推重的吴德符及其诗集终究未能“传于后世”。

胡氏序言中一开头提及“新都诗派”很值得注意。他说到的许宣平未必实有其人，而他对汪道昆在徽州的倡导提携之功所给予的肯定，则完全符合实际。

万历间官至内阁大学士的许国，有《竹石先生像祠记》，传其同族的许文林:“先生名文林，字毓秀，市隐人也。练江东下，捷石为梁。水悬注，竹木翳，其土有濠濮之致。舟车辐辏，廛市栉比，溯流而绾其口。先生手一编，坐而贾焉，自称竹石先生。生平孝友，儒雅喜吟，数以佳辰结客觞咏竟日夕，其志不在贾也。”看起来这位徽商就在本地做生意，生意似乎做得不大，但他“儒雅喜吟”，“志不在贾”，很有些文人学士的感觉。后来，他的儿子许璇将生意做大了，“念其父母有隐德，世鲜知者，为集先生诗刻之，既稍稍有闻矣”^[13]。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天启刻本《厚铭日记》为徽州祁门人谢朝元所编集，其中有《柏山谢先生传》一篇，为“古歙虚舟汪伊撰”，该传记述正德年间的一个姓谢名锦号柏山的徽商“自幼颖异，读书日记数百言，作对多古意”，因为父亲经商，没有帮手，他只好辍学，一面奉养父亲，一面帮助父亲经商。放弃读书，他有所不甘，“乃稽古述事，托物写情，勉成小诗四十首，内外咸高之”。父母去世后，他庐墓守孝，官员绅士“慰访庐所，嘉其山川之胜，编为十二景，则按景抒怀，排韵古律凡十二章，句句皆孝思之随感，而见哀情之触目而生也”。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有《明故处士枫墩先生墓志铭》一篇:

公姓程，名廷桡，字用达。……有慧质，少时学欲就口，以家大若重负，不得已弃去业贾，非其好也，则曰:大丈夫生不能游大人以成名，当操□□□□□大都咸有纪吟在焉，宁能俛首市侩，竞锥刀之末已乎!遂一意游心风雅，下□□□□诸诗，讽咏吟啸，一唱三叹，一时骚坛诸君子咸自以为不如。^[14]

这位叫程廷桡的徽商心气颇高，他看不起经商，向往风雅，所作之诗，连骚坛君子也自愧不如。他的诗在藏于国家图书馆的《率滨吟社录》里保存了45首。这里引录两首:

挂席三湘至，孤舟漂泊身。雨声樊港夜，柳色鄂城春。家远寄书阻，时危看剑频。石田茅屋在，何日是归人。(《武昌旅思》)

滞留潇湘上，羁怀感越吟。白云秋望远，黄叶暮愁深。水阔双鱼断，云长一雁沉。何当返初服，归卧北山阴。(《羁怀》)

诗作所写，乃是作者羁留他乡的感受，也是商人漂泊各地的心情写照，从中不难读出其感情的真挚，也能见出诗歌技巧上的娴熟，例如以景写情的手法，对仗的运用等。作为商人，他不大可能像茶陵派和前、后“七子”那样有什么诗歌主张，更不会有多少台阁文人去抬举他的创作，提升他的名声，但他的诗或许比那些大名士的更耐读，因为“诗缘情”，他是在写心写情，他也懂得诗的写法，故而让“一时骚坛诸君子咸自以为不如”。

类似谢锦、程廷桡这样一边握着筹算一边吟咏诗词的徽商应该不在少数。例如，钱谦益《列朝诗集》中，就收录了一些以贾为生，同时也有诗歌创作徽州人，丁集有郑正己，“休宁人，以制墨名于世，所谓邵青丘者”；同集程伯阳，钱谦益引王寅语:“师道家贫，卖药自给，诗多漫兴，而沉思者自入法评。怀许宣则风韵幽闲，过雄路则意象悲壮。惜哉混迹尘世，故其诗道未光。”^[15]笔者在整理徽州地方文献《新安名族志》和《休宁名族志》的时候，也发现其中多有所传写人物“善吟咏”的记录，并记载了大量的诗文集的题名。^[16]而其中的不少人都是像谢、程、郑那样只有财富没有地位的徽商。

在徽商聚集的扬州和杭州等地，徽商不仅从事文学创作，而且成为了文坛上的活跃人物。例如明末杭州徽商汪汝谦就是一个突出的典型。他在西湖建造了多个画舫，以此交接名流，享受湖山之胜和声歌之乐。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茅暎、李渔、钱谦益等明末清初的文士均曾到过他的画舫和园林，并题额赋诗。他还和当时的名媛才女有密切来往，如柳如是、王薇、林天素、杨云友等。在和文人和才女们交往的同时，他也有不少的诗歌创作，其现存的《春星堂诗集》收录集子15种，其中既有和当时的文士们唱和的合集，也有个人诗集，《绮咏》、《绮咏续集》、《西湖韵事》、《游草》、《闽游诗纪》、《松溪集》均为他个人的诗集。除了汪汝谦以外，还有若干位有诗集留存的徽商，他们是留存有《复初集》的方承训，留存有《霞城集》的程诰，留存有《方建元集》的方于鲁。本书将对他们予以个案介绍和论析。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曾经居住在群山重叠的徽州、又曾经秉承着耕读文化传统的徽州商人走出去以后，他们的文化姿态立即令人侧目，由此也决定了明代徽商之于文学关系的特点:

一是喜爱文学并积极创作的徽商人数众多。限于资料，这里只是略举了文献中身份明确为商人的数人数例而已。文献中，身份语焉不详的未予列举。

二是徽商刚刚崛起之时，就与文人士大夫了有了密切的交往，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观方面都深受他们的影响，例如在河南一带的徽商鲍弼、郑作、佘育、程诰等，与“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来往极为密切，或拜其门下为徒，或得其指授，亦得其提携。

三在地域上分布较广。根据李梦阳留下的记载，可知在他的家乡开封和商丘一带，有数位喜爱文学创作并与他有交往的徽商，还有留存有《复初集》的方承训、留存有《霞城集》的程诰，都曾经在河南经商；王世贞所传记和撰序的吴汝义、程汝义等人则是维扬徽商；胡应麟为之撰序的吴德符以及被目为“湖山主人”的汪汝谦则是杭州徽商；许国所传载的许文林是在徽州本地谋生的商人；《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记载的程廷桡有《武昌旅思》等诗作，其经商足迹则至武汉。

四是与徽商发展轨迹相同步，第一批或创业期的徽商在社会姿态上对于文人士大夫有着非常明显的靠拢和依附，他们的文学创作需要文人的指点和提携，这与当时文人士大夫地位的优越、商人地位的卑贱分不开，也和徽商经营的规模和获得财富的程度有关。但是到了晚明时期，随着文人士大夫对商人了解、理解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徽商获得巨额财富以后，他们在文学上建立起了“自信”，一批在朝廷政治斗争中失意或主动放弃仕途的文人士大夫，已经不再拒绝和商人交朋友，一批徽商以良好的物质条件吸引文人，例如汪然明的画舫。这个时候，儒、商之间才建立起平等的关系，也才有了两者的契合^[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