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历史与文学的结合

基于明代徽州商帮的崛起和活跃，文人撰写的以及家族文献、地方文献中的徽商传记非常多。而在明代中叶以后的白话小说里，又以徽商题材最为集中。据我们统计，在“三言”、“两拍”，以及《杜骗新书》、《石点头》等白话短篇小说集中，有徽商形象描写的作品40篇；而徽商传记则更为丰富，出身于徽商家庭的汪道昆一共撰写了84篇商人传记，其中有76篇都是徽商传记；其他如王世贞、归有光等人也都撰写过数量不等的徽商传记。由于徽商传记史料丰富，因而能够将传记中的徽商形象和白话小说中的徽商形象进行对读，从中发见作者文心之差异，进而探寻明清时期文学表现商人生活和塑造商人形象的内在规律。

(一)传记和小说中徽商不同的形象姿态

王世贞、归有光、汪道昆等文豪撰写的数量不少的商人传记以及留存的徽州家谱和地方志中，徽商形象是富有光彩的人物，他们贾道儒行，完全是道德君子式的人物，是地道的儒商形象。

在诸多的商人传记中，徽商首先都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他们或者急公好义，或者拾金不昧，或者行孝守信，或者多有善举。王世贞的商人传记，就不乏这样的徽商:他们是孝子，歙县商人程仓在外经商，心中却时时牵挂着在家的双亲，“四方珍鲜以时继其父母”^[76]；他们讲诚信，歙县商人许鈇“以谨信操其嬴”^[77]；他们行善事，歙县商人蒋克恕赚了钱之后，就在家乡修路架桥^[78]。所以，在王世贞的笔下，徽商是良贾，是“富而好行其德”的商人。汪道昆的《太函集》里就有几个具体的徽商传记例子:

(兖山汪长公)尝渡江，同舟有遗金橐者，则坐待其返，挚千金橐全归之。遗金者请姓名，卒不告而去^[79]。

这位汪长公有着拾金不昧的品德，在船中拾到遗金后，不仅坐等失主回来寻找，而且连姓名也不告诉人家，其行为当然令人肃然起敬。

(草市程次公)孝友恭俭，性端悫，然诺必矜。始儒而业成，去而为贾。里俗左儒而右贾，次公顾独喜儒，诸儒生争慕附之，是贾名而儒行也。族贾逐什一，无干没以奸富为良。诸细民从次公质钱，惟以什一为准，无所干没。脱贫乏，不能出子钱，次公惟取母钱，废质剂。细民归之者如流水，息业益滋。初，次公父季年、兄伯主著居，业几不振。次公蒿目而更始，居数年，数倍其初。其后废著居，则鼎足而三分产。伯若季私念曰:自余持家秉，乃减仲产，赖仲以有今日。今析居，原损伯若季以益仲。次公举而均之，不私一钱，视伯若季怡怡如也。尝贾桐乡，会倭大至，阮中丞鹗保桐乡城，倭围之数里，城中粮绝，旦暮且破，次公首输千金以佐军实，为士民先，卒保桐乡城完，次公力也。中丞褒予次公甚至，次公谢不敢当。识者比之鲁仲连，即剧孟无论矣。次公居乡，呐呐然言不出诸口，至当大义，不难以身先之。即群不逞狎侮次公，次公置不问。性喜施予，既饶，喜施予益甚。诸枵腹而待次公者，莫不虚而往、实而归。人或贷次公金钱不能偿，次公亟为之折券己责。外母嫠居逾十年，待次公以老。次公母事之，旦夕供居为谨。次公善心计，故人厚善者率以赀附次公，次公为息至倍蓰，家赖以起。^[80]

这位程次公首先是个“贾名而儒行”的儒商，他本来就“始儒而业成”，但不知是什么缘故“去而为贾”了。但他的行为，却仍然大有儒者之风:他借钱给人，只以“什一为准”，不仅不多取，如果碰上贫乏困难之人，他连利息都不要；如果借钱的人实在还不起，他就干脆将借据销掉。在家庭里，虽然是他振兴了家业，可是分家的时候，他只和哥哥弟弟均分家产，毫不在意自己振兴的功劳；对于外母，他也殷勤服侍。在桐乡县城遭到倭寇包围的时候，他捐出千金帮助守军，使县城得以保全完好。可以说，这样的商人在道德上几乎无可挑剔，在外，他善以待人，有社会责任感；在家庭，他孝敬母亲，友好兄弟；在商业道德上，他不损人而得利；同时他也很有商业头脑，所以别的人都纷纷依附于他。

在白话小说中，徽商形象的描写有详有略，形象姿态也呈现出褒贬不一的状态，例如在有的小说中，徽商形象就被赋予急公好义的品格，但是，不少小说中的商人被塑造为见利忘义、为富不仁、贪恋女色、吝啬成性、素养低下的形象。

1.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卫朝奉狠心盘贵产陈秀才巧计赚原房》中，写的是文人报复商人奸猾刻薄的故事。陈秀才借了徽商卫朝奉的三百两银子，三年下来，本利该还六百两，他无银可还，只得将价值上千两的一个庄园抵押给卫朝奉，要卫朝奉找足“千金之数”，但卫朝奉知道他手里没银子，不找还一分银子；陈秀才没奈何，只得将庄园抵给了卫朝奉。当陈秀才想赎回庄园时，卫朝奉却将价格提到一千两银子。小说写道:“却说那卫朝奉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初到南京时，只是一个小小解铺，他却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假如别人将东西去解时，他却把那九六七银子，充作纹银，又将小小的等子称出，还要欠几分兑头。后来赎时，却把大大的天平兑将进去，又要你找足兑头，又要你补勾成色，少一丝时，他则不发货。又或有将金银珠宝首饰来解的，他看得金子有十分成数，便一模二样，暗地里打造来换了；粗珠换了细珠，好宝换了低石。如此行事，不能细述。”难怪陈秀才愤恨地称他为“徽狗”。类似的徽商形象还有，如《杜骗新书》卷二写徽商刘兴，贩卖途中遇见同乡张沛，张待之“有如兄弟”，刘却贪其钱财，将他害死；《初刻拍案惊奇》卷十里的徽商金朝奉在讹传选秀之时，忙着嫁女，怕人不允，对天盟誓，讹传平息后，却又悔婚，是个嫌贫爱富、不讲诚信的商人形象。

2.贪恋女色。这是明代白话小说中经常给徽商抹上的色彩。《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写道:“原来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贪恋“红绣鞋”，是徽商形象的一大特点。《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徽商陈大郎，为了占有留守在家的美少妇王三巧，不仅花费银两，也费尽心机；《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从李甲手中买下杜十娘的孙富也是“新安盐商”，他“家资巨万，积祖扬州种盐。年方二十，也是南雍中朋友。生性风流，惯向青楼买笑，红粉追欢；若嘲风弄月，到是个轻薄的头儿”。《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写徽商程朝奉“拥着巨万家私，真所谓饱暖生淫欲，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见人家妇女生得有些姿容的，就千方百计，必要弄他到手才住。随你费下几多东西，他多不吝，只是以成事为主。所以花费的也不少，上手的也不计其数”。《型世言》卷二十六里的徽商吴尔辉“妆饰门面，惯去闯寡门，吃空茶，假耽风月，见一个略有颜色妇人，便看个死”。

3.吝啬成性。《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不仅写徽州人喜欢“乌纱帽”、“红绣鞋”，而且说他们是“一生中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余诸事都悭吝了”。《型世言》卷二十六里的徽商吴尔辉不仅贪恋女色，也是个吝啬鬼，“做人极是吝啬，真是一个铜钱八个字，臭猪油成坛，肉却不买四两。凭你大熟之年，米五钱一石，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

(二)史家和文学家不同的造型动机

白话小说中徽商形象和传记中的商人形象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源于史家和文学家不同的造型动机。

商人传记的作者往往也是文学家，例如王世贞、归有光等人，但他们在撰写商人传记的时候，却是史家角色，他们要忠实地将传主的生平事迹表达出来，而不是虚构一个形象。在撰写这类传记的时候，他们多依传主亲属的口述或提供的生平材料，既以实录为基本原则，也受制于材料背景，因此在撰写商人传记的时候，笔下的形象也必然是没有道德瑕疵的人物了。

基于请托或者与所传对象有特殊的关系，商人传记的作者在撰写态度上也必然是颂扬而非批评。

关于请托，明代中叶后的笔记中不少都有关于润笔的记载，如永乐时的张益，作文“若行云流水，终日数篇。凡京师之送行、庆贺，皆其所作，颇获润笔之资。或冗中为求者所逼，辄取旧作易其名以应酬。有除郡守者，人求士谦为文赠，后数月，复有人求文送别驾，即以守文稍易数言与之”^[81]。另外一方面，明代中叶有了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就是对于死者要借重名人之笔以传其事迹，生者则借此以显示孝心。陆容在《菽园杂记》中就描述道:

古人诗集中有哀哭悼之作，大率施于交亲之厚，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请也。今仕者有父母之丧，辄遍求挽诗成册，士大夫亦勉强以副其意，举世同然也。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亦有士未通显，持此归示其乡人，以为平昔见重于名人，而人之爱敬其亲如此，以为不如是，则于其亲之丧有缺然矣。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受其贽者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为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82]

商人的后代，在父辈去世之后，请文人撰写传记；而文人则获得润笔之资。在这种拿着银子的请托之下，文人撰写商人传记，就只能传其美而隐去其恶了。正所谓“传者，传也。述逝者之美以传之后世者也”^[83]。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撰述者和所传对象有着特殊的关系，“或出身商贾之家，或与商贾有姻亲，或与之相交游，因此他们不但记述了商人的活动，而且有意无意之间为他们的利益说话”^[84]。例如汪道昆是徽州歙县人，他的家族以及整个徽州地区商人特别多。他写的许多商人和他不仅是同乡关系，也往往是亲戚或同族的关系。因为确定了颂扬的态度，对所传对象生平事实也进行了过滤，取好不取坏，从而使其形象富有光彩。

再有，文人在着意传写完美的商人形象时，还寄托着道德教化的潜在动机。实际上，文人在撰写商人传记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理念衡量着所传的人物，例如取义而舍利，诚信，乐行善事，等等，凡是符合这些道德理念的言行，必然给以赞美。前引汪道昆为草市程次公写的寿序中，在叙述了程次公的事迹后，汪道昆就有一段赞美性的总结:“吾闻之有德者寿，得天者寿。次公自少而善，笃人伦，惇行谊，其德足称，一宜寿。天之所助者顺也，……天之应次公，不啻影响，二宜寿。次公以不用为用，故得保其精神完，三宜寿；次公不系尺组，乃只身以保孤城，非烈丈夫宜不及此，此其保者虽一邑，而国威赖之，其所全活者何啻数十万人，四宜寿。次公修此四者，天之寿次公未艾也。”作者借着程次公六十寿辰，不仅表彰了他的事迹，也提倡了做人的道德标准。

文学中的商人形象乃是“杂取种种，合成一个”。作者对这类形象的描写，不受生活真实的限制，“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85]，故无须一定要把商人形象写得完美无缺。此外，在不少小说中，商人仅仅是作为情节性人物，他们往往是作家信手拈来的，对这类形象的褒贬态度，往往基于作家的潜意识，不受请托或教化的束缚，因而既有肯定和赞扬，也有嘲笑和鞭挞。

另外一方面，在传统“四民”观的潜在支配下，文人对商人有着固执的鄙夷。在日常生活中，文人的清贫和商人的挥金如土相对应，也必然给文人带来心理上的失衡，因此他们在塑造商人形象时，又必然表现出对商人的鄙夷态度和文人的优越感。这里可举两部作品略加说明。

《初刻拍案惊奇》卷十里的徽商金朝奉在听到朝廷在民间选秀的讹传后，情急之下，将女儿许配穷秀才韩子文，谣言平息后，他嫌韩子文是个“穷酸饿鬼”，“渐渐的懊悔起来”，想着:“那人是个穷儒，我看他满脸饿纹，一世也不能够发迹，料想也中不成，我女儿如何嫁得他!”可是，韩子文到底“春秋两闱，联登甲第”，这时，金朝奉“思想前情，惭悔无及，若预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儿与他为妾也情愿了”。而作为秀才的韩子文，在金朝奉嫌贫悔婚后却不屑地说:“吾辈若有寸进，怕没名门旧族来结丝罗?这一个富商，又非大家，直恁稀罕!”小说对目光短浅的商人的鄙夷，对读书人的优越感，表露得十分明白。

《醉醒石》卷四《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写徽商程翁“自道是个贾竖，不深于文墨，极爱文墨之士”，因此，他为儿子娶了一个儒家之女，“也要为女儿择一儒家之男”，最后选定了秀才张国珍，而且是“不论财礼厚薄，定要与他”；而同为商贾的徐财主央请人为其目不识丁的儿子求婚时，程翁却抵死不肯。小说里的程翁对于自己是贾竖又“不深于文墨”的自卑感，以及对读书人的看重，反衬了文人的优越感。

总之，白话小说作者对商人的造型动机完全不同于传记的作者，他们没有刻意褒扬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传统“四民”观的影响，加之微妙的心理失衡因素，所以作品中对徽商的塑造不像商人传记那样只是肯定和赞美，而是有褒有贬，更为客观。

(三)传记和小说中商人形象不同的真实性

历史学界对徽商的研究一直关注有加，从傅衣凌1947年发表《明代徽州商人》，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学者滕井宏发表《新安商人研究》，再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徽商研究的蓬勃兴起，已经有了丰硕的成果。历史学家对徽商的研究固然是从经济史的角度展开，例如其商业资本、经营行业、利润去向等等，他们所依据的资料，当然也是各类具有真实性的历史资料，既有方志，也有笔记、谱乘以及文人的传记等，应该说，这些研究成果无疑具有历史学科的客观性。但是，笔者也注意到，历史学家在引录这些真实性资料的同时，不能不陷入到这些资料所引导的思维定势中，那就是对徽商有着诸多的肯定和赞美，徽商被“打扮”成美丽漂亮的“姑娘”。

商人传记的撰写者按照史家的笔墨记述其生平、言行、事状，所记述的无疑是真实的人物，史料中的商人传记固然是真实的，但由于溢美的造型动机，其真实性却值得怀疑。其一，文人并没有为所有的徽商撰写传记，被传载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部分人，或许道德品质的确很好，但还有道德品质不好的商人并没有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其二，即便是被传载的商人，在文人撰写传记时，基于溢美的态度，对他们的生平事迹也是有选择的，再加上潜在的教化目的，他们在文人的笔下，都成为了道德君子。他们好的事迹也许是真实的，但他们不好的事迹却被隐去不传。

商人的成分无疑是复杂的，有的是继承先业，有的从小就当学徒，也有不少原本是走科举考试道路的读书人。徽州本有重儒的文化传统，很多徽商本来就是走读书应试道路的，但为生活所迫或应试不利而不得不放弃这条道路。另外一方面，出自重儒传统的徽州，徽商在道德品质上也许就更为讲究。但是，他们毕竟走的是商道，从商不言利，那是天大的笑话。既然言利，就必然与固有的儒家道德观念发生碰撞乃至冲突；得利之后，他们的资本去向也大多用来购置土地和奢侈消费。对于这一点，文人在笔记里也有记录。谢肇淛在《五杂俎》里就记载道:“新安奢而山右俭也。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靡盐齑，欣然一饱矣。惟娶妾宿妓争讼，则挥金如土。余友人汪宗姬，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捐金万，娶一狭邪如之，鲜车怒马，不避监司驱，监司捕之，立捐数万金。不十年，萧然矣。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86]这条记载，和凌濛初在小说中说“原来徽州人有个癖性，是‘乌纱帽’、‘红绣鞋’”相互印证，说明了徽商作为儒商形象的另外一面的品性。

文学中的商人形象虽然是虚构的，但无论是作家潜意识还是显意识的支配，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中的商人的基本感受，这些形象虽然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却有着生活的真实性。前文指出，小说中对徽商形象的描写有详有略，形象姿态也呈现出褒贬不一的状态，并不是一概颂扬，也不是一概嘲讽，有些小说对徽商形象就做了正面塑造。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卷《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中写的就是一个徽商乐善好施的故事。湖州府吉州地浦滩有一人因欠官银，被监于狱。妻子本想卖猪凑钱，结果被假银所骗，欲投水自尽。

恰好一个徽州商人立在那里，见他忙忙投水，一把扯住，问道:“清白后生，为何做此短见勾当?”妇人答道:“事急无奈，只图一死!”将事情原委告诉徽商。徽商心中不忍:“能得多少，坏此三条性命!我下处不远，快随我来。我舍银二两，与你还官罢。”

也许，对于徽商来说，这样帮助人是常见的，不足为奇。不料其夫归家后，却疑心妻子与徽商不轨，遂叫其妻夜晚单独扣门，以试徽商心事。妇人无奈，只得依从丈夫的话，夜间独自去徽商住处扣门，说是为表谢意。其夫却尾随妇人之后，暗中窥伺:

不料这个朝奉煞有正经，听得妇人说话，便厉声道:“此我独卧之所，岂汝妇女家所当来?况昏夜也不是谢人的时节。但请回步，不必谢了。”其夫听罢，才把一天疑心尽多消散。妇人乃答道:“吾夫同在此相谢!”徽商听见其夫同来，只得披衣下床，要来开门。走得几步，只听得天崩地塌之声，连门外多震得动。徽商慌了自不必说，夫妇两人多吃了一惊。徽商忙叫小二掌火来看，只见倚仗卧床压得四脚多折，满床尽是砖头泥土，原来那一垛墙走了，一向床遮着不觉得，此时偶然坍将下来，若有人在床时，便是铜筋铁骨也压死了。徽商看了，伸出舌头出来，一时缩不进去。就叫小二开门，见了夫妇二人，反谢道:“若非贤夫妇相叫起身，几乎一命难存!”夫妇二人看见墙坍床倒，也自大加惊异，道:“此乃恩人洪福齐天，大难得免，莫非恩人阴德之报!”两相称谢。

徽商一时助人，不料阴差阳错却也救得自己的性命。小说的主旨显然是宣扬善有善报，但也塑造了一个有道德有善心的徽商形象。

除了上述这篇小说外，明代白话小说中对徽商还有诸多正面描写，例如对徽商好儒的描写，就有多处。《生绡剪》卷十一《曹十三草鼠金章 李十万恩山义海》中的徽商曹复古父子，二人都精通经史，只因家道清贫才借银经商。《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里，徽商陈朝奉买到吕大郎所失之子，让他“伴小儿在学堂中读书”。小说中还多有对徽商良好品行的描写，如《醉醒石》卷四《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中的徽商程翁，“做人朴实，与人说话，应允不移。与人相约在巳刻，决不到午刻”，“应人一百两，决不到九十九两”。《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中的程元玉“秉性简默端重，忠厚老成”。凡此种种，都见出小说对徽商的描写，并没有受既有观念和思维定势的限制，有褒有贬，使得徽商形象呈现出杂色的面貌，与商人传记的一味肯定和赞美相比，更具有真实性。

关于明代白话小说中对商人生活和商人形象的描写和塑造问题，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它们较多侧重于审美层面的分析和评判。笔者非常赞同陈大康在《明代商贾与世风》一书中所提出的“古代小说的史学价值”的命题^[87]。比较商人传记和小说中徽商形象的描写，不难看出，传记作为真实的历史记载，同样有不具真实性的成分；反之，小说作为虚构的文学作品，却也有着真实性的历史价值。也因此，文学研究和史学研究实在有必要尽可能进行材料的对读，从而避免认识上的主观和片面性。

【注释】

[1]②

[2]本文论述的徽商传记主要是指明清文人文集中记载徽商一生事迹的文章。清乾隆间姚鼐编《古文辞类纂》，分古文辞为十三类，徽商传记属其中的传状类或碑志类，包括为徽商而作的传(记)、行状、墓志铭、墓碑、墓表、神道碑等。

[3]涉及明清徽商传记的论文很多，如许敏《试析明代后期江南商贾及其子弟的文人化现象——从方用彬谈起》(《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3期)、朱万曙《明清徽商的壮大与文学的变化》(《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等。

[4]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罗根泽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53页。

[5]《太函集》卷三十。

[6]刘勰《文心雕龙》卷五《书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影印本。

[7]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盖卿大夫之丧，有当为神道碑者，有当为墓表者，如内阁大臣三人，一人请为神道，一人请为葬志，余一人恐其以为遗己也，则以挽诗序为请。皆有重币入贽，且以为后会张本。……于是人人务为此举，而不知其非所当急。甚至江南铜臭之家，与朝绅素不相识，亦必夤缘所交，投贽求挽。”中华书局1985年，189页。

[8]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二十三《罗山汪次公继配杜孺人合葬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明史》卷二百八十八，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0]《太函集》卷五十五。

[11]《太函集》卷四十一。

[12]《太函集》卷四十三。

[13]《太函集》卷四十三。

[14]《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

[15]《大泌山房集》卷九十七《程翁吴媪墓志铭》。

[16]《珂雪斋集》卷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739页。

[17]徽商“以儒术饰贾事”的具体情况，可参看李琳琦《“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儒术”对徽商商业发展的工具性作用剖析》一文(《学术月刊》2001年第6期)。

[18]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十《迪功郎敬堂赵公行状》，明崇祯刻本。

[19]《太函集》卷五十四。

[20]《隐秀轩集》，明天启二年刻本。

[21]《太函集》卷五十一。

[22]赵翼《瓯北集》卷三十三《江鹤亭挽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23]《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一。

[24]《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一《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

[25]《太函集》卷二十九《范长君传》。(www.xing528.com)

[26]《戴名世集》卷七《杨允正传》，中华书局1986年，207页。

[27]《大泌山房集》卷一百〇六《蒋次公墓表》。

[28]《刘大櫆集》卷五《乡饮大宾金君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9]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109页。

[30]《太函集》卷四十一。

[31]《太函集》卷四十七《海阳新溪朱处士墓志铭》。

[32]《太函集》卷十四。

[33]王慎中《遵岩集》卷十六《黄梅源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太函集》卷二十八《汪处士传》。

[35]焦竑《焦氏澹园集》卷三十《太医院吏目西山金公暨配江氏墓志铭》，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

[36]《松圆偈庵集》卷下《文川汪公墓志铭》，明崇祯刻本。

[37]《空同集》卷四十八《潜虬山人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吴瑞穀集》卷三十六《汪长公善行传》。

[39]《小仓山房诗文集·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四《鲍竹溪先生传》。

[40]《太函集》卷二十九《范长君传》。

[41]《太函集》卷三十七《海阳长者程惟清传》。

[42]如王振忠《<复初集>所见明代徽商与徽州社会》一文“附表”《方承训亲族经商概况表》、《<复初集>所见其他徽商史迹》，注意到《复初集》中有大量的徽商传记。《徽州社会文化史探微》，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43]《方初庵先生集》卷九《程次公行状》。

[4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下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240页。

[4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0页。

[46]《太函集》卷三十四《潘汀州传》。

[47]《太函集》卷三十四《潘汀州传》。

[48]《新刊唐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五，清常州先哲遗书本。

[49]《大泌山房集》卷六十九。

[50]《太函集》卷五十四《明故处士谿阳吴长公墓志铭》。

[51]〔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三联书店1997年。

[52]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

[53]章尚正《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安徽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54]赵兴勤《徽商经商习惯与明清小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55]〔明〕抱瓮老人《今古奇观·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56]说明:(一)本表资料来源:“三言”《古本小说丛刊》第30、31、32辑，中华书局1990年。“二拍”《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型世言》，《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西湖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杜骗新书》，《古本小说丛刊》第35辑，中华书局1990年。《石点头》，《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贪欢报》，又名《欢喜冤家》，《中国古代珍稀本小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年。《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生绡剪》，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一片情》，《古本小说丛刊》第3辑，中华书局1987年。《十二楼》，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豆棚闲话》，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二)《生绡剪》、《十二楼》、《豆棚闲话》三部作品其作者皆为由明及清之人，故亦引以为例。

[57]〔明〕艾衲居士《豆棚闲话》卷三《朝奉郎挥金倡霸》。

[58]万历《扬州府志》，转引自《徽商研究》，290页。

[59]〔明〕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解厄海神显灵》。

[60]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55页。

[61]《明史》卷三百〇一《列女传》。

[62]冯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论》，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8年，116页。

[63]〔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六十七《明赠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司署员外郎主事汪公暨安人郑氏合葬墓碑》。

[64]李泽厚《美的历程》，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80页。

[65]〔明〕李贽《焚书·答邓明府》，中华书局1974年，38页。

[66][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三联书店1997年，353页。

[67]〔清〕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

[68]〔明〕金声《金太史集》卷一。

[69]〔明〕王士性《广绎志》卷三，转引自《徽商研究》，4页。

[70]〔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细柳》，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98页。

[71]〔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十八《杨八老越国奇逢》。

[72]万历《休宁县志》，转引自《徽商研究》，381页。

[7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43页。

[74]〔明〕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1225页。

[75]〔清〕顾炎武《肇域志·江南十一·徽州府》。

[76]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九十五《明故征仕郎仁斋程君墓表》。

[77]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八十二《许长公小传》。

[78]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九十三《清溪蒋次公墓志铭》。

[79]《太函集》卷十六《兖山汪长公六十寿序》，黄山书社2004年，248页。

[80]《太函集》卷十七《寿草市程次公六十序》，黄山书社2004年，364页。

[81]王锜《寓园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84年，33页。

[82]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189页。

[83]汪道昆《太函集》卷三十《太学生潘图南传》，黄山书社2004年，653页。

[84]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575页。

[85]冯梦龙《警世通言·序》。

[86]〔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77页。

[87]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