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明代白话小说的题材

对于古典小说中商贾题材、徽商问题的研究，目前已逐渐被重视，并取得相当成果。如黄仁宇《从<三言>看晚明商人》^[51]，通过“三言”中的商人描写审视晚明社会经济形态；陈大康《明代商贾与世风》^[52]，以明代小说为依据，考察商贾势力的存在、发展及其对世风的影响；章尚正《徽商的生活情态与价值观念:从明清小说看徽商存在》^[53]、赵兴勤《徽商经商习惯与明清小说》^[54]等文章将徽商作为一种独特存在的社会群体加以关注，考察其在明清小说里的存在。然而，目前的研究中仍存在一定局限，主要表现在:其一，资料依据多以“三言”、“二拍”为主，而对其他话本小说重视程度不够；其二，针对明清小说中徽商形象研究的专题论文数量较少；其三，从时代因素看，明清两代社会背景不同、徽商的发展情势不同，然而此前研究中较少注意到时代的差异；其四，从研究角度而言，则多从历史角度出发，关注商贾、徽商活动所体现的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对其文学价值仍不够重视。总之，对于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目前尚缺乏断代的、专题性的和深层次的研究。

(一)明代话本小说中徽商描写综览

明代中晚期，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队伍的壮大，文学领域呈现出通俗文艺、市民文学勃兴的局面。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白话短篇小说，将市井细民作为关注的焦点，“极摹世态人情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55]，生动而全面地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社会风貌，在众多涉及商贾题材的话本小说中，“徽州商人”频频出现。其中，确切点明“徽州商人”、“徽商”、“徽客”等字样、涉及徽商活动的篇目，在十五部话本小说集中达四十篇之多。其中，《喻世明言》2篇，《警世通言》5篇，《醒世恒言》2篇，《初刻拍案惊奇》5篇，《二刻拍案惊奇》3篇，《西湖二集》2篇，《杜骗新书》5篇，《石点头》3篇，《贪欢报》5篇，《一片情》1篇，《醉醒石》1篇，《生绡剪》1篇，《十二楼》1篇，《豆棚闲话》1篇。

尽管就单部小说集而言，徽商在每部小说集中出现的比重并不特显突出，然而若将四十篇作品汇总并加以整体的观照，则可发现，其间的徽商形象具有许多相同的个性特征，诸如贾而好儒、好善乐施，而又贪吝刻薄、贪恋女色等，这使得徽商在人物性格上以其鲜明的地域共性区别于其他地域商人，从而成为一组群像。

明代白话小说描写或涉及徽商活动的四十篇作品分布如下表^[56]:

(二)明代话本小说中所反映的徽商生存状况

明代中后期，徽州商帮日渐崛起。处于上升时期的徽州商人，一方面仍受某些传统势力与观念的阻碍；另一方面，由于财资日益雄厚，社会地位相应提高，他们已开始力图冲决原有限制与拘束，争取更多利润与权益。而在日常起居与商业经营活动中，徽商与周围各色环境的关系亦发生种种变化。文学是对时代生活的反映。明代话本小说中关于徽商活动的描写，真实而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条件下徽商的生活与经营状况。

(一)徽商的经营品种及经营地点

1.经营品种

明代话本小说中所描写的徽商，经营行业多种多样，涉及粮食、棉花、茶叶、木材、铁器、瓷器、布匹、丝绸、珠宝等。上述商品产自徽州本土者为数不多，徽商多是身携本金、客地贩运。如《型世言》卷十六中“有个木商，是个徽人，拿了几千银子在这里(四川省内江县)判山发木”；《杜骗新书》卷四中徽商丁达、林泽“二人同往海澄买椒木，运往临清发卖”；《石点头》卷八中徽州汪姓富商“在苏州收买几千金绫罗绸缎”，前往川中发卖。另有一些徽商则在客居之地开设店肆，坐地为贾，如《警世通言》卷二十中提到江西南昌府有一徽州木匠店；《警世通言》卷三十二中孙富“积祖扬州种盐”；《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中有徽商金朝奉在浙江台州府天台县开解铺；同书卷十五中徽商卫朝奉在金陵三山街开解铺；《型世言》卷二十六中吴尔辉因做盐，寓居杭城；《杜骗新书》卷一中徽州休宁人吴胜理在苏州开铺“收买各样色布”；《十二楼》卷五中提到广东肇庆有个徽州当铺。

稍加留意，则可发现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更多从事盐、典两业。在中国封建政治、经济体制下，盐业是一种特殊的行业，历朝对食盐从生产、运输到销售、课税都有相关律法加以管理，商人从事盐业经营亦受封建国家严格控制，即所谓“官督商办”。没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政治优势，难以企及。典当业则是可以坐享厚利而无奔波之苦的行当，然而投资典当同样需要巨额货币财富为资本。考之相关徽州文献及其他地方府志，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大批徽籍大姓商人纷纷寓居两淮，从事盐务；徽商开设的典铺也是为数甚多，分布甚广，至全国各地几无不有。话本小说有关徽商经营种类的描述，成为这一史料的佐证。本文所据涉及徽商描写的四十篇话本小说中，提及徽商从事盐、典两业者达十六篇之多，其中，徽商从事盐业者8例，从事典当业者11例。

2.经营区域

话本小说中徽商的商业足迹甚为广泛，几乎遍及全国。《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贪欢报》卷十九、《十二楼》卷五等篇中提及徽商向南经商于广东诸地；《初刻拍案惊奇》卷四、《型世言》卷十六、《石点头》卷八、《贪欢报》卷十九等篇中提及徽商向西则至川、陕一带；向北，则有《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徽商程寀、程宰兄弟二人“到辽阳地方为商”，而“那徽州有一般大商贾在辽阳开着铺子”。当时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浙一带，更是频频可见徽商活动的身影。本文所据四十篇话本小说中，提及徽商活动于江浙一带者达二十七篇，其中徽商经商于苏州者10例，经商于扬州者9例，经商于浙江各府州县者则有10例。

“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57]，徽州经商风气之盛，甚于他邦。江浙一带毗邻徽州，水陆交通相对较为便利。商品经济一向发达的苏、杭、淮扬便成为徽商投资营运的首选。万历《扬州府志》曾云，当时的扬州典当全由“新安诸贾善其利”，而当地人竟无从插手^[58]。可见徽商经营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至于广东、福建、川陕、辽东等地，相去徽州甚远，行情消息传递不便，而风浪、盗劫、关卡课税等天灾人祸更是增添了长途贩运的艰辛与风险。徽商不顾性命之忧，不辞风险之虞，更足以显示其视“商贾为第一等生业”^[59]。《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中，海神指点徽商程宰居奇致富，又在其归乡中三次显灵，救其脱逃兵难和风浪翻船之险，则是他们远涉他乡、渴望平安顺利的美好愿望的寄托。

(二)徽商与官府官员的关系

长期以来，商人作为“四民之末”，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地位相当低下的一个阶层。明中叶以来，尽管商品经济的发展、价值观念的转换使得商人地位有所提高，然而作为皇权执行者的各级官吏，对于商人的态度有所不一。他们之中，有恪守传统观念而歧视商贾者，有固守抑商政策打击限制商贾者，更有觊觎商人钱财利润企望分羹者。此时的徽商，虽名有“好儒”之誉，财可富甲一方，政治方面却优势无多。欺压、盘剥使徽商对官府心存畏惧，而商业运营、利润追逐迫使他们不得不以各种方式结交、攀附各级官员，以谋取便利和庇护。徽商与官府、官员关系便显复杂、微妙。

1、官府对徽商的欺压凌逼。话本小说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各级官吏对徽商的凌压、盘剥及徽商对官府的敬畏。这一点上，徽商与其他地域商人差别无几。《石点头》卷八中“荆州路条例司监税提举”，吾爱陶在荆州设置关卡，为了搜刮财物，竟然将“河港桥梁尽行塞断”，行人只能“打从关前经过”，并且立下新例“凡属船载步担，大小等货，尽行报官，从十抽一”，“不由官路，私自偷关者，将一半入官”，就连农人自买的小猪和乘船渡水的船客也要按例抽税。徽商汪某“几千金绫罗绸缎”漏报了两匹，“一半入官”的方式竟是将“每匹平分，半匹入官，半匹归商”，“可惜几千金货物，尽都被剪破，总然织锦回文，也只当作半片残霞”。税官中饱私囊，肆意妄为，商客却只能忍气吞声，自理残局。前文提到，徽商经营区域遍及全国，又多是长途贩运，经商途中关卡重重，吾爱陶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徽商经商路线愈广，经商人数愈众，货物资本愈大，其所交纳税资也就愈多，所受盘剥程度自然愈重。

坐地商贾因多在异乡为客，另有一番苦衷。《石点头》卷五中，扬州有一徽州商人所开典铺，一日被强盗打入，劫去金银若干。有一莫家仆人捡到一块包袱，拿来当时，被店中伙计认出恰是所失之物，将其扭送入官，被严刑拷打成供。两年后其主人前来认领，扬州知县不说自己为官不察，反而嫁罪徽商:“可惜失主不在，还该反坐他诬陷才是。”徽商若在此地，官府欲加之罪，恐怕难以轻易脱身。

徽商吃尽此等苦头，行事变得谨小慎微。《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徽商卫朝奉被陈秀才设计报复，家中搜出死人腿，明明“冤屈无伸，却只要没事”，一口一个“我的爷”哀求陈秀才，“如今凭陈相公怎地处分，饶我到官罢!怎吃得这个没头官司”；《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徽商陶公救赴任途中遇难落水的苏云，“听得说要与山东王尚书家打官司，只恐连累，有懊悔之意”，声称“先生休怪我说，你若要去告理，在下不好管得闲事”，苏云改口说只要找个安身之处，则欣然带回家中教授市学。而每当苏云再起告理之心，陶公则“苦劝安命，莫去惹事”。对官府如此的畏恐回避，不敢招惹，究其原因，在于平素惯受凌辱与盘剥，而又无力与之抗衡。

2、徽商对官府的交结与攀附。官府的欺压、盘剥束缚着徽商的进一步发展，高额利润的吸引则使徽商冲决束缚的要求日益迫切和强烈，而经济实力的增强则为徽商提供了交结官府、谋取权益的坚强后盾。“徽商为追求上风，自不能不采取交际的方式笼络政府官员”^[60]，故而，“徽人心性，一为‘乌纱帽’，一为‘红绣鞋’，一生只此两件不争银子。”“红绣鞋”指女色，前文已有所论述，“乌纱帽”则指官府官员。徽商重“红绣鞋”是为满足一己私欲，重“乌纱帽”则是为满足更多私欲寻求政治庇护。“乌纱帽”所象征的皇权、官权是封建社会里畅通无阻的护身符，徽商为之“不争银子”，换来的则是追逐更大利润时的便利与保障。因而，结交、攀附与行媚官府是徽商与封建官员关系中的主要方面。

徽商传记与徽州族谱中常有徽商与文人名士相与交游的记录，徽商亦藉此赢得“贾而好儒”之誉。于此，时人已指出，“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徽商好儒，难免亦有相与名士、结交官府的功利之心。我国封建社会政府官员多以科举出身，儒士、名士与官员三者之间先天有着密切联系。今日未举的儒士极有可能明朝金榜题名、跻身仕途；当政官员亦有可能身为文坛名士；在野名士必为儒士，而又有可能与在政官员交游甚密。由此可知，好儒已经成为徽商与政府官员相契合的一个重要文化条件。话本小说作为通俗文艺、市民文学中的重要代表，极富市井气息和民间趣味，其间的徽商形象尚未拥有以风雅交欢公卿名儒的文化素养，体现在他们身上的，更多的是市井商贾对于官府势力的依附、仰攀。话本小说中的徽商结交官府、行媚官吏的常用方式，一为攀附姻亲，一为钱财贿赂。

攀附官员最为稳固可靠的方式是与之结为姻亲。《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徽商为义女江爱娘择婿，听说对方是朝廷韩侍郎，“先自瘫软了半边，巴不得就成了”，虽则为妾，也是“不争财礼，反赔嫁妆，只贪个纱帽往来，便自心满足”，到了婚期，亲自将爱娘送上门去。联姻能使徽商与官府官员之间保持长期有效的特殊关系。上例故事中，江爱娘做了夫人，封了诰命，徽商更是“认做干爹，兀自往来不绝”。可以想见，有了“官府姻亲”四字招牌，这位在“扬州做盐”的徽商不仅可以免去许多压榨盘剥，更可借势添光，经营之中，增加许多便利。

若无现成官员攀附，许嫁饱学儒士，以期将来及第入仕，“纱帽往来”，也是有钱无权的徽商的梦想。《醉醒石》卷四中，徽商程翁“自道是个贾竖，不深于文墨，极爱文墨之士”，“先为程式娶了一个儒家之女，又要为女儿择一儒家之男”，最后选中才学过人的秀才张国珍，同样是“不论财礼厚薄，定要与他”。当同为商贾的徐财主央人为其目不识丁的儿子求亲时，程翁则抵死不肯。相形之下，另一则故事更能展露徽商心事。《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中，徽商金朝奉因民间讹传朝廷选秀，情急意慌之时将女儿许与秀才韩子文，谣言平息后，却又“渐渐的懊悔起来”，悔婚缘由则是因韩秀才是个“穷酸饿鬼”，“那人是个穷儒，我看他满脸饿纹，一世也不能够发迹，料想也中不成，我女儿如何嫁得他”；后来韩秀才“春秋两闱，联登甲第”，金朝奉“思想前情，惭悔无及。若预先知有今日，就是把女儿与他为妾也情愿了”。徽商嫁女事两厢比较，攀仰趋附的功利之心不言而喻。话本小说以其真实而典型的文学形象和文学情节展露了徽商欲以儿女姻亲攀附乌纱、寻求政治庇护的急切心态。

以姻亲方式攀附官府便捷有效，但所受限制颇多。倘若官员无意，或徽商无女，攀亲则无从谈起。徽商长年行商在外，随时可能遭遇意外事件而须与官府周旋，盐典等行业经营亦需官府支持和保护。当举目无亲可攀之时，金钱便成为官商之间最为直接而亲切的联结方式。前文提到，盐业经营需要朝廷特许，获得这一特权则需雄厚资金为本。明代话本小说虽未交代徽商如何行贿官府获取盐业专卖，然而为数众多提及徽商从事盐业经营的篇目足以表明，徽商业已通过各种手段达成心愿，“以钱买权”则是其中最为现实可行而又行之有效的方式。史学研究表示，徽商行贿官府多是寻求政治护身符，以保证其商业运营中的最大利润，话本小说中，徽商行贿官府却多是为其不法行为庇护开脱。《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中，徽商金朝奉有意悔婚而束手无策，亦为徽商的妻弟程朝奉为之出主意，“姊夫真是不惯衙门事体!我们不少的是银子，拼得将来买上买下，再央一个乡官在太守处说了人情，婚约一纸，只须一笔勾销，哪怕他不如我意”，“既有银子使用，你也自然不到得吃亏的”。同书卷二中，徽州商山财主吴大郎偷娶因与公婆口角而私回娘家、途中被拐的女子姚滴珠，事情败露后，吴大郎因“广有世情，闻知事发，上下使用，并无名字干涉，不致惹着，朦胧过了”；浙江衢州姜秀才，本与此案无关，因受牵连，却“连前程都问革了”。所谓“衙门事体”，不外是银子、人情，吴大郎的“广有世情”亦是将了银子“上下使用”。官以商为利薮，商以官为护符。在权与钱、官与商的交易中，国家律法、传统道德都失去本应具有的约束力，金钱成为最具魅力和魔力的砝码。熟惯“衙门事体”，“广知世情”是徽商得意之处，却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话本小说家愤懑所在。善良、正义与美好因之而无从容身。《型世言》卷六中，徽商汪洋行商贵池，企图逼占事姑至孝、守身至贞的年轻媳妇唐贵梅。唐氏不从，汪洋便买通官府诬告唐氏忤逆婆婆，唐贵梅被关押在牢后，又贿嘱牢卒百般凌辱，致使其最终自缢身亡。此事亦见于《明史·烈女传》:

唐贵梅者，贵池人，适同里朱姓。姑与富商私，见贵梅悦之，以金帛贿其姑，……终不听，乃以不孝讼于官。通判受某商赂，拷之几死者数矣。^[61]

明史不传富商名姓，《型世言》则特别点明“有个客人姓汪名洋，号涵宇，是徽州府歙县人，家事最厚，常经商贵池地方”，可见时人之于徽商赂官事，多有目见耳闻。正因商业运营中行赂官府屡屡见效，认清“黄金有用，竿牍有权”，徽商才会在作奸犯科之时首先想到以金钱为凿斧贿官枉法，蔽己之私。话本小说中屡有记录，则可表明现实生活之中徽商多行其事；而当时官府之贪、吏治之污，亦可窥于一斑。

3、跻身官僚队伍。“没有适当的社会氛围，商人的钱袋是难以与封建贵族的权势相匹敌的。”^[62]封建制度下，官府所维护和支持的是其统治者的权益，钱虽可贿官通权，钱终不可敌权，金钱上占尽优势的徽商亦无法摆脱这一时代烙印。对封建官府、地方官吏的种种攀附、行贿的确能够带来一时、一事甚或较长期限内的便利，但却无法根本改变徽商的社会地位。身为儒贾，颇通儒道的徽商在钱囊中饱以后，便以富而教不可缓的信念办义塾、修书院、延名师，教育子弟儿孙习儒业儒。徽商之重弟子教育，一方面在于使其商业接班人能够拥有一定文化素养，承袭父业，从事经营时可藉儒行儒风占尽先机；另一方面，也希图子孙后辈能够科举成名，跻身仕林，光耀门楣。所谓“非儒术无以亢吾宗”^[63]，想彻底改变“贾竖子”的低贱身份，业儒科举是途径之一。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同样关注子弟教育，常有提及其子弟学堂读书之事。如《警世通言》卷五中徽商陈朝奉、《醒世恒言》卷三十二中徽商韩翁事。而本为儒生，因家道清贫不得已而借资经商的徽州休宁曹复古，在种盐致富，“渐有二万金在手之后”，将生意托人打理，自己则重操儒业，应诏修史，最终“实授中书之职”，“不上三十，既富且贵”，羡煞同行(《生绡剪》卷十一)。

科举入仕虽为正途，但读书应考须假以时日，本人亦须腹有诗书、才真学实，忙于营算的徽商及其子弟未必有此耐心和学识。话本小说则揭示了雄厚于财赀的徽商跻身仕林的另外途径:以钱买官。徽商汪礼，嘉兴开当，“有了钱财，便思礼貌，千方百计要与儿子图个秀才”，先是送其读书，其子云生却不堪调教，“学问无成”，只好“府县中使些银子”，花钱买名，最后又“克买附学名色，到南京监里纳个监生”(《贪欢报》十二回)。“秀才”作为科举功名，本为读书之人寒窗苦读，县、府、院层层科考，方可中的，而在徽商那里，却可“图”可“纳”，钱之神通，由此可见。而汪礼不惜财资、千方百计为子求名，更是希望其有朝一日能够身登荣榜，以“亢吾宗”。更有徽商直截了当，以钱买官。前文提到被吾爱陶苛税盘剥的徽商汪某，“因受荼毒，誓不为商，竟到京里纳个上舍”，“也要弄个官职，寻吾爱陶，报雪这口怨气”。话本小说却于无意间透露，汪某誓不为商，实际并没有完全放弃为商，而是将店铺交于伙计掌管打理，“有两个伙计，领他本钱，在金陵开了典当”，本人则“前来盘帐”。可想而知，汪商为官之后，得意之处决非仅仅在于“弄个官职，寻吾爱陶，报雪这口怨气”。集官商于一体，不仅能够显亲扬名、光宗耀祖，彻底改变“贱商”、“贾竖”的低卑身份，对于其商业经营，更能带来莫大的权益与便利。那家开于金陵的典铺，有了这样的后台老板，其优势则远非姻亲们和行贿者所能妄想企及。

(三)徽商与客地居民的关系

话本小说“不是以单纯的猎奇或文笔的华丽来供少数贵族们思辨或阅读，而是以描述生活的真实来供广大听众消闲取悦”^[64]。因其贴近百姓日用，描述生活真实，无意之中保留了大量徽商日常起居的记录。明代话本小说中所述徽商活动多发生于行商客地，所居之地市井生活构成其日常起居和商业经营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因而，梳理徽商与客居地居民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中透析徽商异地为贾时的活动空间与生存状况。

1、徽商引来的艳羡。明代话本小说中时有商人形象出现，徽商形象却能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域的商人，原因之一在于，出现在明代话本小说中的徽商鲜有“屠沽细人”，而是多为手握巨资、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新安孙富，“家资巨万”(《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徽州休宁商山吴大郎，“有百万家私”(《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徽州程朝奉，“拥有巨万家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经商之时，动辄数千本钱，新安陈商，“凑了二三千本钱，来走襄阳贩籴些米豆之类”(《喻世明言》卷一)；四川内江县“有个木商，是徽州人，拿了几千银子，在这里判山发木”(《型世言》卷十六)；徽州汪逢七，“携数千金货物”(《杜骗新书》卷二)。正如谢肇淛所言“(新安大贾)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话本小说中其他地域商人却往往本小利薄，如杭州卖油郎秦重，“一个做小经纪的，本钱只有三两”，“终日挑着油担子，不过日进分文”(《醒世恒言·卖油郎独占花魁》)；苏州黄江南镇薄有寿，“门首开个糕饼馒头等物点心铺子，日常用度有余，积至三两，便倾成一个锭儿”，“积了几年，共得八锭”(《醒世恒言·施润泽滩阙遇友》)。而徽商财资显赫，别之霄壤，故话本小说中每每称之为“富翁”、“富商”、“大大盐商”。有些徽商在故事开端身家无几，随着情节发展，往往亦能致富。前文徽商汪华之父汪彦，十六岁随了伙计学做江湖贩卖，“做到十余年，也就积攒了数千两本钱。到了五旬前后，把家资打总盘算，不觉有了二十余万”(《豆棚闲话》卷三)；徽商曹复古，借银三十两经商，被强盗劫去，后得人相助，扬州做盐，“不上三年，约有二万余金在手”(《生绡剪》卷十九)；徽商程宰兄弟“辽阳为商，先是“往来数年，但到处必定失了便宜，耗了资本”，后得海神指点，“四五年间，展转弄了五七万两”(《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徽商与成本无多、赢余有限的小商人相比，自显气度大方，出手慷慨，颇能引人注目。

“崇礼义，退财利”的传统观念在商业经济冲击下早已黯淡了往日的神圣，而“趋利避害，人人同心，是谓天成，是谓众巧”^[65]。徽商客居之地多为商贸中心，趋末逐利、金钱为尊的价值观念更显突出。世风如此，腰缠万贯的徽商不免成为众人瞩目、艳羡的中心。《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襄阳薛婆清早起来，并未梳洗，“蓬着头，正在天井拣珠子”，而徽商陈大郎敲门，薛婆“才听说出‘徽州陈’三个字，慌忙开门请进”；而其小女儿，嫁于襄阳城北门外开盐店的徽州朱八朝奉，“虽则偏房，他大娘子只在家里，小女自在店中，呼奴使婢，一般受用”，洋洋自得自喜之情，溢于言表。无独有偶，直隶太仓卖饼江家，听得媒婆“说出徽商许多富厚处”，不觉“动火”，认为“遇不着这样好主”，将女儿爱娘三百两银子卖于扬州开当种盐的徽商做偏房(《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而徽商汪华携金万两到苏州开典铺，开张当天，上下排邻四十余人，“闻见朝奉开当，各人备了一两分资”，前来恭贺(《豆棚闲话》卷三)。

2、徽商融入客地的意识。徽商在家日短，在外日长，长年经商客地。经商之地的市井居民既是徽商利润之林薮，亦为日常起居之近邻，与之关系融洽与否，直接影响商业经营的成败。为此，深谙商道的徽商做出种种努力，以期协调和改善自身与客地居民的关系。本文所据话本小说中，徽商笃信神明、捐资助金、修道观、装神像事六例，考其捐资地点，皆在客地，而无一例提及徽州故里。徽商如此行事，固有期企神灵庇佑之愿，亦不乏“好胜喜名”、进而讨好当地居民之心。《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中，徽商捐资金陵燕子矶弘济寺，便是因为“见这个万人往来去处，只要传开去，说观音阁是某人独自修好了，他心上便快活”。徽商汪华在苏州开店，众邻拿了一两银子来贺，汪华却封出四十两，“换了衣服，备了名贴”，前去回礼。众伙计相拦，汪华则说:“既在他地方开铺赚钱，就要结识地邻，日后有些事情也得便宜。”一语道破徽商心事。得银众邻，自是“个个喜欢，人人快活，称道小朝奉是个大方”(《豆棚闲话》卷三)。商业行为中，徽商更是货殖以诚，待人以礼，在贸易对象和当地居民中树立良好的商业信誉。这种诚信礼义为本的商业形象，在博取当地居民好感的同时，也为其经营带来便利。徽商吴胜理在苏州开布店，因客人多，伙计照应不及，便亲自“出来施礼待茶”，请后来的客人前厅坐候，其店“揭行生意最大，四方买者极多，每日有几十两银子交易”。

客地娶妾也是徽商与当地居民协调关系的方式之一。《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篇中“有古风一篇，单道为商的苦处”，多为论者引用；另有一段，则单道行商客地娶妾之情理:

杨官人，你千乡万里，出外为客，若没有切己的亲戚，哪个知疼着热!……你归家去有娘子在家，在漳州来时，有我女儿。两边来往，都不寂寞，做生意也是方便顺溜的。……多少做客的，娼楼妓馆，使钱撒漫，这还是本分之事。

可见时人对于商人客地娶亲之事，态度颇为宽容。而所娶之人一般为当地女子，组建家庭后的商人能够以婿自居，在客居之地建立新的亲朋关系网络，改变原本独在异乡为异客的生疏身份，从而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做生意自然“方便顺溜”。话本小说之中，屡屡提及徽商客地娶“两头大”事例，如《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型世言》卷十六、《贪欢报》卷三等等，对此，不可概以好色视之。封建婚姻制度下，妻妾本有严格的等级区别。徽州风俗多在娶亲后外出经商，家中所娶原配妻子自应为大，但徽商客地所娶之人，却被称为“两头大”，“两妻各居两地”，“名分不分大小”，显然超越了妻妾等级之别。而这种超越，对于后娶客地之“大”，更显有利。

3、徽商与客地的矛盾。凌濛初在《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写道:“常言道:‘一家饱暖千家怨’。江老虽不怎的富，别人看见他生意从容，衣食不缺，有那等眼光浅、心不足的，目中就着不得，不由得不妒忌起来。”远离故里、身在客地而又腰缠万贯的徽商吸引众人艳羡、钦慕目光的同时，更易招致妒忌，惹祸上身。话本小说中，多有徽商被客地光棍无赖欺诈勒索，甚至图财害命事。《杜骗新书》卷二中，徽州商人游天生身携五百金，前往福建买铁，“衣服鲜丽，所带用物俱美雅”，被船夫“瞧见动火”，谋财害命，作者称之为“炫耀衣妆启盗心”。《豆棚闲话》卷三中，徽商汪华在苏州开当，“才挂得一面招牌”，就有一个市井光棍前来打抽丰，拏十个盒子，要“权且当银十两，做个彩头”。《型世言》卷二十六中，徽商吴尔辉杭州做盐，因贪看妇人，被一群光棍设计诈骗，不仅丢了银子七十两，还被讼至官府，差点做个“朦胧告照，局骗良人妇女”的罪名，事情传开，当时居民不言光棍行局诈骗，反笑吴尔辉贪色亡财，且编出一首《桂枝儿》，以示鄙夷嘲讽，幸灾乐祸:

吴朝奉，你本来极臭极吝。人一文，你便当做百文。又谁知，落了烟花阱。人又不得得，没了七十金，又惹了官司也，着甚么要紧!

有时，徽商为改善关系所做的努力并不能取得当地居民的认可和接受。徽商客地多有善举，却常不得善果。《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中，助金修葺观音阁的徽商被寺中僧人瞟见“余银甚多”而谋财害命、抛尸江中。《西湖二集》中，富阳道边买鹊放生的徽商亦被所雇驴夫图财害命，埋尸荒野。虽后来都有神灵显异、清官断冤、“足见佛天甚近”，然而命丧黄泉的徽商行善之时心中所愿未必是死后的神灵庇佑、报应不爽。《贪欢报》卷十九中，当铺徽人送银五两，助装罗汉，被寺僧暗地挪来约会情人。徽商本意是为华严法相再添庄严，寺僧此举则使之成为窃玉偷香的脂粉之费。肃穆离尘与俗世狎亵的倒置，解构了徽商善举的虔诚初衷，令人哭笑不得。而《警世通言》卷十五中则写到“徽商闻真武殿之灵异，舍施千金，于殿前堆一石假山，以为壮观之助。这假山虽则美观，反破了风水，从此本房道侣，更无得道者”。隐于文底的嘲讽变成视之可见的反感，当地居民之于徽商的慷慨解囊，非但没有领情，反增抱怨。

对于那些为富不仁、行事不义的徽商，客地居民更是毫不客气地加以斥责甚或报复。前文论及徽商刻意行善、贪财舍利，尚有讨好不着之时，若有不齿之行，更遭侧目、唾弃，徽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便显紧张、敌对。话本小说之中，常有“徽狗”、“徽蛮”、“徽客”、“塌毛”等蔑称，足见客地居民对不义徽商的厌恶、排斥。贿嘱官府、企图逼占唐贵梅的徽商汪洋因其行事不轨，惹恼了当地邻居，引起公愤，众人一再表示，要“动公举”，“到道爷处替她(唐贵梅)伸冤”(《型世言》卷六)。三山街开解铺的吝啬徽商卫朝奉，设计盘占陈秀才的一所庄房，陈秀才发誓“若有银子，必先恢复了这庄房，羞辱那徽狗一番，出一口气”，而其“为人忠厚”的家僮陈禄亦云“官人……如何受这些狗蛮的气!我们看不过，常想与他性命相博”(《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

(四)徽商与乡梓乡邻的关系(www.xing528.com)

黄仁宇认为，“明代商人间商业机构最发达者，为徽州商人”^[66]。作为江南一带执商业之牛耳的大商帮，徽商商人常以天然的宗族或乡里关系为纽带结伙行商。话本小说非为徽商经营作传录，特述其资本组合形态、商业营运机构者并不多见，然却能于故事情节叙述时时现鳞爪，从中可以窥视徽商与乡里的种种关系，如结伴经营、合资经营、赁资经营、雇佣关系等等。

1.乡人为伴。《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有云:“那徽州有一般做大商贾的，在辽阳开着大铺子。程宰兄弟因是平日是惯做商的，熟于帐目出入，盘算本利。这些本事，是商贾家最用得着的。他兄弟自无本钱，就有人出些束修请下了他，专掌帐目，徽州人称为二朝奉”，可以视为异地经营的徽商结为雇佣关系的典型例子。话本小说之中，亦多有“伙计”、“掌计”、“伴当”之谓。过去研究中，有人认为“伙计”、“掌计”、“小郎”与持资本主之间为主仆关系，实则不然。笔者认为，“伙计”、“掌计”、“伴当”等称谓非似等同于“小郎”或家仆，而应与上文所述程氏兄弟情形类似，皆受雇经营，按利提成，并且拥有相当的人身自由。“小郎”与之不同，应为年龄较小的童仆。话本小说中于此有着较为明确的反映。携仆业贾的徽商在话本小说中多为长途负贩，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徽商程元玉在川陕一带做客贩货，“一日，收了货钱。待要回家，与带去仆人收拾停当”；《杜骗新书》卷二中，徽商游天生携五百金与仆人徐丁前往福建买铁。其中仆人身份均被确切点明。而《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中，徽商卫朝奉开典放债，索债之时所遣之人称为“伴当”，“穿房入户使用”之人则称为“家僮”，可见“伴当”之于“家僮”，司职不同，其身份地位亦有所区别。《豆棚闲话》中徽商汪彦，“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到了五旬前后”，“不觉有了二十余万，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这些“伙计”，在“算帐完了”之后，与汪彦“举杯把盏”，“猜拳行令”；汪彦因独子痴愚而伤心郁闷，有的“伙计”便“劝到苏州、扬州再娶一妾，另生几个好的”。能与汪彦如此言行者，其身份、地位，自非等闲家仆；汪华前往苏州开典，则有老成伙计“辅佐”“主持”，“在老朝奉面前包定三分利息”，“将来算帐”，则能“提了三千两去”，显然参与典铺经营，且可分得一份红利。《石点头》卷八中，亦有徽商汪某“有两个伙计，领他本钱，在金陵开了典当”。

徽商多豪商大贾，经营规模较大，常在异地同时开店经营，或在一地兼营数种行业，顾暇不及之时，必然需要帮手。顾炎武云徽商“大贾(资本)辄数十万，则有副手，而助耳目者数人”^[67]，这些“副手”、“助耳目者”，实际便是话本小说中之“伙计”、“掌计”、“伴当”。徽人乡里观念极为浓厚，在雇佣“朝奉”、“伙计”、“伴当”之时，往往首先考虑选择同邑同乡之人。所以徽商与其副手之间，多为乡邻。而对其“副手”、“伙计”而言，被乡里大贾雇佣提携，往往是日后小本起家、发家致富的基础。徽商中财力雄厚者固不乏人，但为数更多的则是为生计所迫而不得不闯荡江湖、谋食糊口的小商小贩。后者虽资本无多，却从父兄亲友及身家阅历中学得了丰富的商业知识，“这些本事，是商贾家最用得着的”。对他们而言，先从“伙计”做起，积攒一定资本后再独立经营，不失为谋生之路。这种以地域乡里关系为纽带的结合，不仅使商业资本与经营管理经验得到最佳组合，大大提高经营效益和雇佣双方的利益，也为更多徽人从贾打开方便之门，从而促进徽州商帮的形成与发展，故休、歙“两邑人以贾故，契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小亦数十家、数家”^[68]。

2.乡情慰藉。话本小说中，徽商与其乡邻之间的关系，并不仅限于商业经营之内。徽商长途货贩、异地行贾，独在异乡、身为异客之时，孤寂凄清在所难免。若有乡邻为伴，情况则有不同。徽州休宁大贾张沛经商途中路遇歙县刘兴，“二人同府异县，沛一相见，乡语相同，认作梓里，意气相投，有如兄弟”(《杜骗新书》卷二)；徽人丁达与同邑林泽，“二人结伴同往海澄买椒木”，运到临清后各自发卖(《杜骗新书》卷四)。这些徽商并不存在商业经营上的交易往来，而只是负贩途中的行路朋伴，乡谊之情使他们“意气相投，有如兄弟”，共同的乡音乡语更能使异乡为客、人地两疏的他们拥有相同的归属感和亲切感。扬州开盐店的徽商汪朝奉前往襄阳讨帐，听得人群中有“江右声音”，便忙上前察看(《石点头》卷十一)，矜怜之情便是缘自乡音，缘自乡情。徽商长年在外，经久不归，家中音讯难通，而所谓“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同在异地的乡邻常常能够捎来家乡的消息。《喻世明言》卷一中，徽商陈大郎在襄阳贩籴米豆，每年常走一遍。有一日进城，“要到大市街汪朝奉典铺中问个家信”。一封家书抵万金，徽商为数甚众，而乡情甚浓，同在异地之时，互相照应，互捎家信，亲人的音讯不仅可以消解牵挂之忧，也能使徽商心无旁骛、专力经营。

3.乡人互助。异地为客的徽商彼此扶持、相互照顾，还体现在若有事情，则群策群力，极力支援。前文丁达与林泽结伴行商，丁达欲去一道观随喜，林泽便极力劝阻，怕他上当受骗。而《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徽州府休宁姚家丢失女儿，徽商周少溪在衢州做买卖，见有一妓相貌极为相似，便忙报与姚家知道，并陪同姚乙前去认领。当姚乙认其为妹，要领回家时，周又替出主意:“待我纠合本乡人在此处的十来个，做张呈子到太守处呈了，人众则公，……怕不立断还?”姚乙依言，“周少溪就合着一伙徽州人同姚乙到府堂，把前情说了一遍”，“那众徽州人齐声说道:‘是’”。王士性说徽人“商贾在外，每遇乡里之讼，不啻身尝之，醵金出死力，则又以众帮众，无非亦为己身地也”^[69]。正是这些平日里点点滴滴、细琐之事凝结而成的乡情，使徽州商人以之为系，彼此更为亲密，更为团结，从而大大扩展了商帮势力。

(五)徽商与宗族、家庭成员的关系

1.血缘更胜乡情。以血缘关系建立而成的家庭是人类社会中最为基本的单元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在众多人际关系中最为稳固，也最值得信赖。徽州商人以乡梓为系，结伴经营，在其创业早期固然能够互相扶助，但随着资本利润的不断增多，利动人心，利移人情，纠纷诉讼之事，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因之而命丧异乡。《杜骗新书》卷二中，休宁大贾张沛经商途中遇歙县刘兴，在张，是“乡语相同，认做梓里，意气相同，有如兄弟”；在刘，则“见银遂起不良之心”，图财害命。作者为之感叹“若说乡里，正被乡里误”。至于雇乡人为“二朝奉”，“伙计”相助经营，有时又会有“以旧抵新，移远作近，日用使费上扣刻些须，当官帮贴中开些虚帐，出入等头银水外过克一分，挂失票，留月分，出当包”(《豆棚闲话》卷三)等弊端，从而极大损害商业利润。在乡梓之情渐失凝聚力量时，血缘亲情尤显真挚可贵。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父子、兄弟、宗族相继相伴外出经商，成为徽州商人“相代若践更”的选择和惯例。

话本小说亦提供了相当多的实例:

孙富，“积祖扬州种盐”。(《警世通言》卷三十二)

吴大郎，“是徽州府有名的商山吴家，他又是吴家第一个财主”。(《初刻拍案惊奇》)

金朝奉，在浙江台州府天台县开典当；程朝奉，“是金朝奉的舅子，领着亲儿阿寿，打从徽州来，要与金朝奉合伙开当”。(《初刻拍案惊奇》卷十)

程寀、程宰，兄弟二人“到了辽阳地方为商，贩卖人参、松子、貂皮、东珠之类”。(《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七)

汪礼，嘉兴开当；子汪云生，父死后承袭父业，继续掌管当铺。(《贪欢报》卷十一)

程，休宁大贾；其子程生生，十八岁毕姻后，与表叔方侔义一同外出做生意；生生子润儿，十八岁后亦与祖父一同外出做生意。(《一片情》卷四)

汪彦，十六岁起跟了伙计学做江湖贩卖生意；其子兴哥(即汪华)，十六岁携万金苏州开典当。(《豆棚闲话》卷二)

2.商妇形象。徽商大规模呼兄引弟、父子相继外出经商，往往来去匆匆，顾家无暇。留守家中的女性在忍受别离之苦的同时，还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秉持家务、上侍年迈翁姑、下抚齿稚幼子的重担。文人传记中的徽商妻子贞节贤德，相夫教子，任劳任怨，话本小说则以更近人情的笔触描述她们的酸楚、无助和嫉妒，塑造了一群与前者完全不同的商妇形象。

徽州风俗多早婚，而男子在娶亲之后往往便要外出经商。《一片情》卷四中，程生生十八岁毕姻，做亲一载，“徽州风俗，不知怎的，就要打发生生外出生理”。《初刻拍案惊奇》卷二中，潘甲之父对“不知怎的”自有解答，潘甲成亲才两月，其父便发作儿子:“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新婚之别，别情甚苦。外出的丈夫固然不忍别离妻子，所以程生生“拜别父母”之后，则是“哭别妻子”，一拜一哭，可见情之有别，别之无奈。对于妻子而言，女性情感本来脆弱，留守家中，“独自一个，越发凄惶，有情无绪”(《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别情之苦，更甚其夫。徽商在外奔波营运，自有艰辛，商妇在家，也非安享闲逸，侍奉公婆，教抚子弟，日则操劳井臼，夜则闺房凄清。而这一切，在封建社会里往往又被视为份里之事，理所当然，既便身心倦殆，也无从诉说。程生生离家之时，其妻已有五月身孕；程生生在苏州见到其子润儿，年已十八而父子从未谋面，互不相识，还差点因纠纷而挥拳相向。话本小说并未正面描述程生生妻子如何十八年含辛茹苦，然而润儿行商原因之一则是母亲打发外出寻父，十八年的相思牵挂，不言而喻。

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所谓“慧女不若痴男”^[70]，家中若无男子支撑门户，柔弱卑微的妻子很容易受到外界侵扰。徽商木知日外出经商，将家小托于故交江仁照料。江仁却人面兽心，垂涎木妻江氏。为逼江氏就范，江仁故意折损生意、离间奴仆，而江氏无法寄信于丈夫，只能日夜焦心，盼其归来，最终还是被江仁强行奸骗(《贪欢报》卷十九)；潘甲之妻姚滴珠，公婆狠戾，常出口骂詈，潘甲在时，尚可“把些好话偎他过日子”，彼此慰藉，潘甲成亲两月外出做生意后，则“娇养的女儿，新来的媳妇，摸头路不着，没个是处”，而在私回娘家途中，又不辨清皂，被人拐骗(《初刻拍案惊奇》卷二)。悲剧的发生固然在于世风浇薄、人心败坏，但若有徽商在家护持，其妻所受的侵扰欺凌自然能够少却许多。

妻子在家忍苦负重，徽商在外却常据资拥艳。为排遣客地独身寂寞，“多少做客的，娼楼妓馆，使钱撒漫”^[71]，甚至娶“两头大”反被视为“本分之事”。前文已述，“两头大”之谓对于家中妻室原本不公，但许多“家中娘子”迫于种种无奈，不敢嗔怪。可对那些持富贪色、拈花惹草的好色丈夫，就不由人不动怒了。徽商陈商客地偷情，将临别信物珍珠衫贴身穿着，其妻平氏“心知这衫儿来得蹊跷，等丈夫睡着，悄悄偷去，藏在天花板上”，陈商找寻责问之时，拒不肯认，“啼啼哭哭，与他争嚷，闹吵了两三日”(《喻世明言》卷一)；徽商吴尔辉贪色被骗，又被讼至官府，坐罪挨打，其妻非但不假以同情，反而泼头痛骂“没廉耻!瞒我去讨甚小老婆!天有眼，银子没了，又吃恶官司!”(《型世言》卷二十六)偷娶姚滴珠的吴大郎亦声称“大孺人狠，专作会作贱人，我虽不怕他，怕难为这小娘子，有些不便，娶回去不得”，而究其平日“极是个好风月的”，可知其孺人之“狠”，则在恨，在妒(《初刻拍案惊奇》卷二)。

话本小说中对于徽商妻子的描述篇幅不多，有的仅在作者叙述之时三五七字，一带而过，并未正面出场；有的虽有语言和行动的描写，也不过寥寥数语，聊以凑文。然而这些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恰恰难能可贵地将徽商妻子的内心情感世界做了表露，在不经意间传达了她们的苦，她们的妒。较之文人传记中商妇形象的德行俱馨、光彩高标，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妻子言行处世更接近事之常理、人之常情，因而显得更富女人味，更具真实感。

3.徽商的子女。由于特殊的乡俗惯例和家庭氛围，徽商的子女往往被赋予特定的命运。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话本小说中的徽商之子多数需要秉承父业，在长大成人之后出外为贾，成为徽商队伍中新的一员，如汪彦之子兴哥(《豆棚闲话》卷三)、程朝奉之子阿寿(《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程之子程生生、程生生之子润儿(《一片情》卷四)。即使有的因其父兄积下家产，得以从小读书习儒，长而成人后所面临的道路，往往亦无法自主自择。文人徽商传记中记有许多传主自幼酷爱业儒，却因家道中落、家境贫寒或子承父命而不得不弃儒就贾。他们身上，不光要承载传统意识里光宗耀祖、光大门楣的责任，还要肩负振兴父辈产业、扩展经营规模的殷切期望；而一旦投身商界，奔波、营运的种种艰辛就将逃脱不开。

话本小说中尚有徽商之女事例，颇值玩味。封建社会里，年轻女子往往深锁闺闼，不与外界接触，她们既不参与社会事务，也无法自主命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恪守礼教，终此一生。而徽商之女，既受传统道德闺训礼教的浸染，又自小耳闻目染父兄宗族的业贾谋算，较之普通女子，则有所不同。正如《喻世明言》卷二中的平氏，“手脚伶俐、胸中泾渭”，胜人一筹。徽商为获取商业运营中的便利和优势，常常行媚权势、攀附官府，徽商之女往往被当作攀云之梯，“不争财礼、反赔嫁妆”地送与“乌纱”为妾(《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也有徽商合资经营，便以儿女姻亲增固原有关系，徽商之女，则又被当作生意场中的筹码(《初刻拍案惊奇》卷十)。既便有的父母宠爱，而门第等级观念也往往成为其终身大事的障碍。徽州盐商之女施蓉娘，“说来亲事，高又不成，低又不就，蹉跎至此”，二十一岁，仍独守清闺(《贪欢报》卷十)。

对于父辈的安排，有的徽商之女任从摆布，也有的不甘屈从，心生抱怨。徽商金朝奉嫌弃韩秀才是个穷儒，“一世也不能够发迹”，思谋悔婚，想转而许于前来合伙开当的程商之子，但其女朝霞“见韩生气宇轩昂，丰神俊朗，才貌甚是相当，那里管他家贫?”“倒怨怅父亲多事”(《初刻拍案惊奇》卷十)。徽州盐商之女施蓉娘，埋怨“母亲为人偏僻，错我良缘”，最后自己择婿，自主姻缘(《贪欢报》卷十)。徽州韩翁之女玉娥，幼读诗书，颇通文墨，立志“我生长贾家，耻为贩夫贩妇”，见到一表人才、情词俱绝而又家贫未娶的秀才黄损，主动相约三月后“到舟次一会，当为决终身之策”(《醒世恒言》卷三十二)。在她们身上，既有闺中少女的拘礼与矜持，又有贾家女儿的大胆与心计，表现出与父辈们既相牵连又相悖反的人生旨趣。

(三)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形象

话本小说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有着许多极具史料价值的描述和记录，然而话本小说并非特为商业活动作传记。作为文学形象出现在话本小说中的徽商，多以商人身份介入市民日常生活，小说涉及其商业活动的描述，亦是为塑造其形象、刻划其性格服务。诚然，在话本小说中，作为个体出现的徽商形象一般并不具备复杂多面的性格内涵，亦不历经跌宕起伏的性格变化，然而作为群体出现的徽商形象，却遭际不同，神情各异，既有生意人的精明算计，也有普通人的自然天性。作为特定的文学形象，他们则比其他地域商人更多体现了“共性”与“个性”——即商人的行业品性与徽人的地域特性——的统一。对于徽州商人典型性格的刻划，集中在如下几点:

1.贾而好儒。徽州地区因程朱阙里而被誉为“东南邹鲁”，乡人以之为荣，形之以俗，“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诵之声”^[72]，儒风之盛，甚于他乡。明中叶以后，经商业贾之风又起，然其奔波行走江湖之际，仍不忘习儒、敬儒、行儒。时人对于徽商，已有“贾而好儒”之评定:

余惟乡俗不儒则贾，卑议率左贾而右儒。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贾儒则狸德也，以儒饰贾，不亦蝉蜕乎哉!(汪道昆《太函集》卷六一)

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居，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之气，质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土风。(戴震《戴节妇家传》)

话本小说对于徽商“贾而好儒”有着更为形象的描写。首先表现在他们曾经习儒、业儒，接受过儒家文化素质教育。《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中徽商潘甲弃儒经商；《生绡剪》卷十一《曹十三草鼠金章 李十万恩山义海》中徽商曹复古父子二人皆精通经史，因家道清贫而弃业借银经商；《一片情》卷四《浪婆娘送老强出头》中，徽商程生生十岁入馆，至十八岁毕姻经商，整整读书十年。这些徽商曾为儒生，由儒而商，儒家典籍教义在其身上有着无法磨灭的痕迹，势必在其经商行为中产生影响。徽商经商之余还特别注重教育子弟。《警世通言》卷五《吕大郎还金完骨肉》中，吕大所失之子即被徽商陈朝奉买去，“伴小儿在学堂中读书”；同书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徽商陶公家乡有一义学，陶公为其领袖，众小儿在内读书；前文所提程生生，其父程亦为商贾，生生七岁时便为其请先生命名，坐馆教书。徽州经商风俗父子兄弟相继，这些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的徽商子弟在其成人之后多半仍需承袭父业，外出为商。徽人汪道昆云:“其俗不儒则贾，相代若践更。”不难想象，幼学所受诗书礼义会给予他们以道德的内在醺染和文化素质的提升。只有具备相同或相近的道德文化素质，才会产生类似的认知和情趣。徽商的习儒业儒，在为他们提供道德规范的同时，也提供了堪与儒生相交来往的文化品味，成为其好儒的先决条件。

其次，表现在他们敬儒、行儒。话本小说并未像文人所作徽商传记那样大量记录徽客与儒生的交游，却在一些细琐情节的描述中再现了徽商对儒生的敬重。《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徽商陶公遇中举赴任途中落难的苏云，将其带回家中，教授市学，给以“安身之处”。《醒世恒言》卷三十二《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中，徽客韩翁“雅重斯文”，江湖行商本应最忌生人搭伴，而黄秀才落水求救又请求搭船时，韩翁“见是单身秀士，并不推拒”。《醉醒石》卷四《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中，徽商程翁“自道是贾竖，不深于文墨，极爱文墨之土”，不仅“儿女自小就请先生教学”，还“先为儿子娶一儒家之女，又要为女儿择一儒家之男”。徽商对于儒生的敬重，既有传统观念意识的影响，也是徽人业儒习儒乡俗所致。儒家传统道德作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识和正统文化，在明代中后期虽历经王学左派思潮的挑战，仍然具备被社会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强大力量。商人作为封建社会内部的新兴阶层，虽经济地位有所提升，依然无法跨越和摆脱母体社会长期历史积淀而来的观念形态。而徽州商人自身具备的文化素质，则又使他们自觉地向往儒家道德，尊重风雅儒士。话本小说在描述徽商敬儒的同时，也透露出时代思潮对于儒、贾两个阶层的种种冲击。儒家倡导取义疏利，商贾则为谋生而趋利射利。儒生重义轻利，却常因家境贫寒而身陷窘境；徽商敬儒，于是舍己之财为儒生解难，占尽义利。商品经济所带来的不仅是钱财聚散，更有信念的激荡和姿态的调整。学术思想界在因义利之辨、“四民”之序争执不休，话本小说之中的徽商则多救儒助儒，在儒生穷顿落难之时援之以手。

由于好儒，徽商对于儒家道德规范，也自觉躬身力行。《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中，徽商程元玉“禀性简默端重，忠厚老成”，俨然敦厚儒生形象；《醉醒石》卷四《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中徽客程翁“做人朴实，与人说话，应允不移。与人相约在巳刻，决不到午刻”，“应人一百两，决不到九十九两”，诚信之道，尽显于此。《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入话故事中，徽商某见一妇人欲投水寻死，上前相救，并赠银解难；当晚妇人来谢，则义正辞严，拒不开门，直至听说是夫妇同来，才肯开门相见。在另外一则落难女子遇救故事中，商人行径则大为不同。《醒世恒言》卷三十六《蔡瑞虹忍辱报仇》中，蔡瑞虹路遇强贼被投入江中，汉阳府商人卞福将其救起，见是年轻貌美女子，“遂起不良之心”，假言相劝，骗其为妾，占为己有。两则故事相比较，其道德品格之优劣，自分上下。徽商行善，更显自觉、真诚。

2.乐善好施。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指出:“商人对于宗教和道德问题有积极追寻的兴趣，不仅是被动地接受而已。”^[73]徽商贾而好儒的特点使他们更为自觉地追寻和奉守传统道德，乐善好施则成为这一追寻和奉守的自我表现。明中叶徽州商帮日渐勃兴，其财资之雄厚，“富雄江左”、“富甲天下”，万历《歙志》则称:“今之所谓大贾者，莫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来贾淮扬者，亦朋比而无多矣。”财力富足为乐善好施提供经济上的有利资本。话本小说中徽商亦多“大贾”、“富翁”，救人、助金、施舍佛道之事，屡见不鲜，计其件数，远远超过秦晋之贾。《醒世恒言》卷三十二《黄秀才徼灵玉马坠》中有徽客韩翁救落水黄秀才事；《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中有徽商陶公救落难苏知县事；《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韩侍郎婢做夫人 顾提控掾居朗署》中有徽商救投水寻死之妇并赠以银两事；《西湖二集》卷三十三《周城隍辨冤断案》中一徽商见捕鸟人所捕之鹊“鸣声甚哀”，起怜悯之心买鹊放生；《初刻拍案惊奇》卷四《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岗纵谈侠》中，徽商程元玉替素昧之人代付饭钱。不同于文人徽商传记中屡屡提到的建学堂、建书院、修桥铺路等现实功绩，话本小说中的徽商更多表现为对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人与事的即时关怀，尽管不及前者泽被一方、荫及后代，却能在落难者最困窘时给予最及时、最务实的援助。

徽商的乐善好施还表现为他们对施舍佛寺道观倾注极大热忱。《警世通言》卷十五《金令史美婢酬秀童》中有徽商在苏州玄都观助银千两修筑假山，以壮其观；同书卷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中有徽商在苏州阊门外建陈州娘娘庙，香火甚盛；《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四《盐官邑老魔魅色 会骸山大士诛邪》中有徽商在金陵燕子矶助金修葺观音阁；《贪欢报》卷十五《一宵缘约会两情人》中有徽客助银五两助装罗汉；《杜骗新书》卷四、二十一类《僧道骗》中，徽商丁达好善喜舍，行商途中入一佛寺，为僧人言语打动，则倾囊以赠。不能排除徽商在舍钱助金、修葺佛寺道观时怀有祈祝神明庇佑的一己私心，然而修佛助道在当时特别是在民间社会中，一向被认定为积德行善、广结善缘的善行义举，施舍者也往往因之而受到普遍的赞颂和尊重。如同儒文化在士大夫阶层中根深蒂固，佛道文化在民间一向有着潜移默化、透骨入髓的影响，而其今生行善、来世修福的教义，对善男信女的道德行为同样具备约束力量。行贾途中坎坷多难，祈祝神明庇护本亦无可厚非，而徽商如此热衷于施佛舍道，其行为本质依然在于对道德的主动追寻、自觉贴近。

3.贪恋女色。徽商虽“贾而好儒”、“咸近士风”，好德之外，也很好色。话本小说中大量涉及徽商好色事例。徽商吴大郎，“有百万家私，极是个好风月之人”(《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徽商吴尔辉，喜欢“妆饰体面，惯去闯寡门，吃空茶，假耽风月。见一个略有些颜色妇人，便看个死”(《型世言》卷二十六)；徽商程朝奉，“心里只喜欢的是女色，见人家妇女生得有些姿容的，就千方百计，必要弄他到手方住”(《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追欢买笑之时，不惜钱财，挥金如土。前文程朝奉为追逐女色，“随你费下几多东西，他多不吝，只是以成事为主”；新安大贾孙员外与妓女谢玉英“相处年余，费过千金”(《喻世明言》卷十二)；新安盐商孙富为得到名妓杜十娘，肯出三千金(《警世通言》卷三十二)；徽商陈商为私通王三巧儿费尽心机，上下打理，费钱无数(《喻世明言》卷一)。为达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徽商汪洋行商贵池，与一寡妇私通，又欲逼占其媳唐贵梅，唐氏不从，汪洋便贿嘱官府，诬之以罪，严刑相逼(《型世言》卷六)。既使不作奸犯科，他们也在伦理礼教默许范围之内尽可能追求享受。徽商多长年在外经商，客居之地买妾或娶“两头大”之事，屡有发生。较于贪欢逐色、作奸犯科之徒，娶妾或娶“两头大”为封建社会一夫多妻婚姻制度所许可，亦可保持相对稳定的男女关系，然而毕竟亦是徽商商贾途中不甘孤身寂寞、寻求物欲享受的确凿表现。

徽商如此不惜金钱，不顾名誉，甚至以身犯险、以身犯法地追逐女色，正是当时社会追求奢华淫逸风气的侧面反映。明代中后期的中国社会可谓世风日下、人欲横流，从宫廷到市井，从官僚到庶民，无一不在崇尚奢糜、追求刺激、纵情逸乐。程朱理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天理”与“人欲”由对立而对等，价值观念发生种种转换。思想者从理论上为“人欲”寻找借口:“夫闻道而无益于死，则又不若不闻道者之直捷也。何也?死而等为灰尘，何若贪荣竞利，作世间酒色场中大快活人乎?”^[74]文人士子以享受物欲、纵情声色为时尚风流，市井百姓亦逾墙穿户，忌惮无多。世风本已如是，徽商作为彼时商界富雄，既有雄厚财力资本为后盾，又有垂涎艳羡心态为驱动，贪恋女色，逐欢买笑，一掷千金，或是作奸犯科，出乖露丑，皆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而男女私情本易成为饭后谈资，徽商行贾异地他邦，其追欢逐色之事则更易引起客地居民侧目，成为他们交头接耳、津津乐道的艳闻轶事。话本小说如此频繁地涉及徽商贪色事例，既因徽商现实生活中不乏其事，也不排除旁观之人道短说长、猎奇猎艳。

4.吝啬刻薄。在话本小说中，身为富商大贾的徽商，或崇礼疏财或为女色一掷千金的同时，还有悭吝守财、吝啬刻薄的一面。《二刻拍案惊奇》卷十五有云:“原来徽州人有个僻性，是‘乌纱帽’、‘红绣鞋’，一生只这两件不争银子，其余诸事悭吝了。”“徽人性悭”、“吝啬刻剥”在话本小说中被当作了“徽人僻性”。话本小说对徽商吝啬刻薄形象的镌刻，亦是可圈可点，跃然纸上。徽商卫朝奉，被称为“爱财的魔君”，“平素是个极刻剥之人，有百般的昧心取利之法”(《初刻拍案惊奇》卷十五)；徽商吴尔辉“做人极是啬吝，真是一个铜钱八个字，臭猪油成坛，肉却不买四两。凭你大熟之年，米五钱一石，只是吃些清汤不见米的稀粥”(《型世言》卷二十六)。《豆棚闲话》卷三《朝奉郎挥金倡霸》中，艾衲居士口吻稍显厚道，而一对徽商父子形象依旧俭吝守财:父汪彦，十五六岁跟随伙计学做生意，“徽州风俗原是朴实，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是个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子汪华，十六岁亦要学做生意，凑下“一万两”作为作为本钱，而随身物品则“未免照例备了些腌菜干，猪油礶，炒豆瓶子，欢欢喜喜出了门”。创业初期为积累资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固为常情，而身携万金依然“欢欢喜喜”“照例”俭朴，当属不易。俭朴度日，已是他们自觉自愿克己奉守的习俗。然而在他人眼中，俭朴与吝啬等同，徽商多富翁，口体之奉如此俭朴，“徽人性悭”便成为对徽商的评语。这种评判，直至清中叶话本小说中仍有余响。《雨花香》之《铁菱角》中，徽商汪于门，“性极鄙啬”，“一钱不使，二钱不用，数米而食，秤柴而炊”，一顶毡帽，“戴了十多年，破烂不堪，亦不买换”，“身上穿的一件青布素袍，非会客要紧事，亦不肯穿，每日只穿破布短袄”，因其鄙吝辛苦，人送外号“铁菱角”，意指“世人不能咬动他些微”。由此可见时人对于“徽人性吝”印象极深。

徽人经商缘由生计所迫。生活困顿、道途坎坷、行营艰辛，使他们倍加珍惜财资；致富之后仍不忘本，以俭朴传家，教育子弟，这对于他们进一步聚敛资金扩大规模不无益处，故而“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75]。乐善好施、仗义疏财和逐欢买笑、一掷千金为他们带来心理和生理双重的极大满足，吝啬刻剥则回归了他们强烈攫取和占有财富的商人本色。当这种欲望变得无休止、无限度时，徽商行事便显特立独行，时人则视其为“啬吝鬼”、“守财奴”，且斥为刻剥、狠毒。徽商形象，便有了喜善好舍的高大和吝啬刻剥的猥琐两面性格。

徽商不仅以多种形态参与话本小说故事情节的构建，更以多种神态完成了自身的群像塑造。诚信礼义、仗义疏金的道德君子与贪色吝啬、心术不正的奸邪小人，汇聚而成丰满立体、鲜活生动的形象世界。贾而好儒、乐善好施是徽商内在道德素质的自觉追求，贪恋女色、吝啬刻剥则是天然贪性的真实流露。现实人生充满物欲诱惑，“克己复礼”毕竟只是儒生的信念。徽商好儒但非儒，追求财富、占有财富、享受财富才是他们作为商人的本质所在。徽州地区特有的崇理敬儒确实区别了徽商与其他地域的商人，徽商身上有着儒士的风雅，儒士的道德。然而身处商界的徽商，决不可能摆脱时代、阶层所赋予的特定性，他们既享受财富所带来的光鲜，也忍受追逐财富的艰辛和坎坷，同时还要接受财富匮乏者的艳羡和嫉妒。话本小说剥离了种种溢美、委蛇之辞，更为真实、更为可信地展现了徽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