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商人树碑立传，大抵发端于司马迁。在《史记》中，不仅有“弃政从商”的范蠡、“弃商从政”的吕不韦的专传，而且出现了《货殖列传》这样的商人类传。然而，这只是“一种特异的存在”，在其后很长的历史时段里，为商人而作的传记非常罕见。②不过，到了明清，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文人和商人关系的密切化，文人文集中记述商人生平事迹的商人传记触处可见，其中很多是
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7页。
在《史记》之后，除了《汉书》外，中国其它的史书，不再设专门的商人类传了。但《汉书》的《货殖传》讥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在精神实质上与《史记》的《货殖列传》完全不同。在明前的文人文集中，商人传记也非常少。参看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为徽商而作。[2]文人文集中大量徽商传记的存在是明清代文学十分突出的现象，这一现象已引起学界的关注。张海鹏主编的《徽商研究》、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陈兰村《中国传记文学发展史》、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韩结根《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等均有章节涉及徽商传记。另外，还发表了一些相关研究论文。[3]然而，目前的研究或把徽商传记附在所研究的题目内作部分的探讨，或把徽商传记作为史料以证明自己的观点，尚未发现将明清徽商传记作为专门的对象进行整体观照。本部分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明清徽商传记的写作动机与宗旨、明清徽商传记与徽商形象的建构、明清徽商传记的文学价值略加探讨。
(一)“述逝者之美”:写作动机与写作宗旨
为清楚地显示明清徽商传记创作情况，我们不妨以统计数据来说明:
除上表所列外，汪循、陆深、严嵩、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李攀龙、方承训、郑若庸、屠隆、袁中道、朱之蕃、钟惺、焦竑、徐学谟、程嘉燧、顾起元、鲍应鳌、杭世骏、戴名世、方苞、姚鼐等人的文集中也有为徽商而作的传记，若考虑观览未能周洽的因素，明清文人文集中还应该有不少学界尚未注意到的徽商传记。
明清文人文集中为徽商而作的传、行状、墓志铭、墓碑、墓表、神道碑等虽都概述了传主一生的事迹，但在体裁上却各有特点。传和史书中列传的体例大体相同，徐师曾云:“按字书云:‘传者，传也，纪载事迹以传于后世也。’自司马迁作《史记》，创为列传，以纪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4]汪道昆《太学生潘图南传》明确指出:“传者，传也，述逝者之美以传之后世者也。”[5]行状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传记文章，刘勰说:“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6]后来，行状的用途有了变化，明清文人文集中的徽商行状多是由死者家属或了解死者的人，事先所写的有关死者生平事迹的资料，为备请人为死者撰写墓志之用。墓志铭一般都是死者家属请有名的文人所写，文的前面部分为记述死者生平的传记，后面部分颂赞体的铭文，表示对死者的赞扬和悼念。墓碑、墓表、神道碑则是称述死者的学行德履。从总体上看，明清徽商传记的写作大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均包含有赞颂、旌扬传主之意。
同时，文人谀墓取酬，由来已久，而在明清，此风尤盛，逝者亲属在请人作文时，往往有重币入贽。[7]王世贞为徽商所作的传记中多次提到徽商的亲属持币请文的情况，如汪道会曾“布币具司马之状若辞而附以所缀遗事”问志铭于王世贞。[8]李维桢为商人作“碑版之文”而受取金钱，《明史》本传就有记载:
维桢为人，乐易阔达，宾客杂进。其文章，弘肆有才气，海内请求者无虚日，能屈曲以副其所望。碑版之文，照耀四裔。门下士招富人大贾，受取金钱，代为请乞，亦应之无倦，负重名垂四十年。[9]
正因为如此，一些作家对传记可能存在的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为徽商作传时，特别强调“实录”，对“谀墓”之语、“溢美”之辞保持着警惕，注重传信足征。这里以为徽商作传最多的汪道昆为例。汪道昆《明故宛平丞吴长公元配汪孺人合葬墓志铭》说:
夫孝子慈孙，务溢美以侘先世，作者藉其口实，谬以为传信足征。核则不雠，率以谀墓见坐。谀墓无当，君子耻焉。不佞以善病废修辞，庶几为寡过地。在昔吴处士荣让既世，则尝志其墓而铭之。其人以长者特闻，非谀也。[10]
类似的郑重声明，在汪道昆《太函集》中还有不少。如《明故太学生九州汪公行状》云:“公诸子抵余为公传，余务传信，故与公无溢辞。”[11]《先伯父汪次公行状》说:“余为次公近属，故举其质行大较，毋敢入溢美之言。”[12]这并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汪道昆也在努力践行着这一追求，他在《明故通议大夫南京户部右侍郎程公行状》中曾不无自诩地写道:“不佞草状即成，就尚书质当否，尚书长太息曰:‘实录也。辞无溢美，公足以当之。’”[13]
(二)“儒贾”:徽商形象的建构
单篇徽商传记，所提供的只是徽商形象的某些方面或某一侧面，但若把众多的徽商传记结合在一起，即可呈现徽商形象的方方面面，历史上徽商的印象，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明清文人为徽商而作的传记。综观明清徽商传记，徽商形象的内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徽商大都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明清徽商传记所写的徽商，很多人经历过儒家正规教育。张海鹏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七章《徽商与学术文化》第一节《贾而好儒》提供了120条徽商“贾而好儒”的例证，其中，有一部分资料就来自于明清的徽商传记。[14]汪道昆76篇徽商传记所写的徽商中，有过学儒经历的达43位。袁枚7篇徽商传记所写的徽商，均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其他徽商传记中，也多有“好儒”的经历。如李维桢《程翁吴媪墓志铭》中的程子彬:
公之学于儒也，以孤夺之；良于贾也，以儒缘饰之。米盐烦碎，舟车委顿，小间，未尝不持一编咿唔。旁人窃笑之，公不顾。而最喜为诗，情景所会，长篇短咏，骈衍丰沛。新安人工于诗者王仲房、吴次鲁、方仲美辈，披襟领契，上下其音，具在《率滨社稿》、《陆鸿渐茶经别录》、《新安文献集》中。卒之前数日，犹为诗二章，以寿其友人；诗成而歌之，锵然如出金石。[15]
袁中道《吴龙田生传》中的吴文明:
公外朴拙，而胸中了了。中郎游广陵，公乐与亲近，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中郎也爱其贞淳，有先民风，与之往还。每得中郎一纸，即什袭藏之。予过广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纳贽从游。予校新安，长君竟入新安校。[16]
受过一定文化教育，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徽商，有的运用获得的知识来
经营商业，“以儒术饰贾事”[17]，从而树立了一种全新的商人形象。如赵元值:
公贾，顾以儒工，所过都会，必从天下贾客之凑，周诹五方万货良楛衰盛赢诎之数，牍注之；又泛览陶朱、白圭、计然百家货殖之说，度可施行者裒集焉。其书《五策》，曰:“执此以往，以征贵贱，以调盈虚，以收奇羡，如睹白黑，而探囊取之也。”以故，公贾，所向辄售，售又辄倍他贾。或骇其神算，公曰:“此自备儒书，顾诸君不习耳。”[18]
赵元值正是充分利用精通儒术的条件，在谙熟商业规律、充分把握市场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决策，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2、有的徽商集精明与才智于一身，在经营活动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汪道昆《明故处士谿阳吴长公墓志铭》云:“古者右儒而左贾，吾郡或右贾而左儒。盖诎力者才不足于贾，去而为儒；赢者才不足于儒，则反而归贾。”[19]明清徽州人对儒与贾关系的认识大都非常通达，一些集精明与才智于一身的人加入了营商的行列。钟惺《程次公行略》载，程希皋“生而端慧，就外塾，所授书，一再过，辄上口”，如果从儒的话，是非常有潜力的。然而，因为“有干局”——具有办事的才干器局，身为名儒的父亲程嗣勋并不愿意“限以学究”，毅然让他从商，并对他说:“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20]类似程希皋这样端慧而又有干局的徽商并不鲜见，潘仕即是一例。汪道昆《明故太学生潘次君暨赔王氏合葬墓志铭》载，潘仕小时候非常颖敏，记忆力惊人，因经商的父亲晚岁倦游，十四岁便从顺父意废儒从贾:
先是，处士(潘仕父——笔者注)贾昌江，居陶器，分道并出，南售浙江，北售銮江。次君以三江相距各千里而遥，左右狼顾，惧不相及，非策也。銮江为江淮都会，当舟车水陆之冲，其并浙江归銮江，于策便。既又以古之货殖者必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毋系一隅。于是以盐
贾江淮，质剂贾建业，粟贾越，布贾吴。方其早计，人不及知，往往策其必败。卒之赢得过当，皆自以为不如。[21]
市场行情千变万化，经营很难有固定的模式，作为商人，就要审时度势，灵活经营。年轻的潘仕准确而又及时地判明形势，大胆改变父亲的经营模式，“因天时，乘地利，务转毂与时逐”，显示出杰出的经营才能，获得了经商的成功。但在父亲丧毕之后，潘仕却舍贾而归儒，并从胡先生受《尚书》，治博士家言，不久“应诏例入南雍”。后来，潘仕再次到昌江经商:
昌江巧败者卒以下齐杂良金。次君至，则治牛酒会诸贤豪，与之约:“自今以往，毋杂下齐以厉陶。”众服盟言，乃黜下齐。旅社故洼下，中夜水大至，众讳而急登楼，旋没梯，众无所出。次君编户为筏，毕济之。岁既侵，诸陶家佣而掠食，居民聚族为御，率相格斗，而启兵端。次君脱身间道归，贷母钱数千缗，无所问。寻襁千金授用事者，阴戒之曰:“诸佣无它，独望屋糊其口耳。有司之白挺在，今散矣。若往而觇之，彼散则进，彼聚则退，幸而得达，则招诸贷者俱来，能偿则缓为之期，不能偿则焚其券。诸以陶器售者，无良苦悉居之。”后三日，复遣人赍千金，受向者戒。又三日，次君亲行，诸失业者匍匐而归。既得次君宽责，即有余器，争售次君，陶室毕空，诸贾皆后至。顷之，易器者四集，悉抵次君。次君办给之，其利三倍。
有过经商经验的潘仕，显得更为老练，表现出过人的勇气与胆识。他首先改变昌江不健康的经营环境，与“诸贤豪”建立盟约，“自今以往，毋杂下齐以厉陶”，在陶户建立良好的声誉；又通过在危难中救人于水的善举，树立了较好的个人形象与威望；因为“岁侵”，诸陶家佣与居民发生冲突。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潘仕并没有退却，而是从中看到蕴藏的商机，成熟而稳健地运筹谋划，大胆决策，抢占先机，垄断了陶器的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润。
“领袖淮纲数十年”[22]的江春一生更具有传奇性，袁枚《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这样记述江春:
公阅历既久，神解独超。辅志弊谋，动中款要。每发一言，定一计，群商张目拱手，画诺而已。四十年来，凡供张南巡者六，祝太后万寿者三，迎驾山左、天津者一而再。……所赐上方珍玩，加级纪录之恩，莫可计算。转运使出都，请训，上面谕江广达人老成，可与咨商。[23]
作为一个商人，因精明能干而能受到皇帝如此的重视，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连江春自己都“受宠若惊，匑匑如畏，亦不自知其所以然”[24]。
3、最为关键的，徽商大都坚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汪道昆曾说:“儒者以诗书为本业，视货殖辄卑之。藉令服贾而仁义存焉，贾何负也。”[25]“仁义存焉”成了贾与儒平等对话的重要支撑点。戴名世也指出:“徽人善为生，往往徒手致素封，然其处家庭朋友多仁让有厚德，盖货殖之事，非有士君子之行，亦不能以有成也。”[26]文人给徽商作传，最为注重的是徽商的道德表现。传记所写徽商的道德，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尊奉孝悌之道，把儒家的伦理道德放在第一位。李维桢《蒋次公墓表》说:
国有四民，士为上，农次之，最后者工商，而天下讳言贾。新安贾人生好援内贵人，死而行金钱谀墓者之门，以取名高。士大夫至讳与贾人交矣。汉设科取士，首孝悌力田。新安地千里，山陵居七，田居三。一岁食仰给四方居半，夫安得田而力之?夫安得不为贾?贾矣与氓庶何异?即有材智气节，行不能出闾闬之外，舍孝悌安之乎?先王之法，乡举里选，以次而升于朝，曰:“贤能书。”今其法已废不举，而贾人有孝悌者，又讳不为传，何也?[27]
为徽商作传，还需为自己的文学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而更有意味的是，作为辩护的理由，是因贾人中有孝悌者，这表明李维桢评价徽商的标准，道德仍然是第一位的。刘大櫆的看法与李维桢相似，他在《乡饮大宾金君传》中:
自管子相齐，而士、农、工、商之职分。汉兴，贾谊、晁错上书言政治，谓宜重耕农而抑商贩。然余观当时士大夫名在仕籍，而所为皆贾竖之事也。至若贾名而儒行，孝悌渊睦无愧于独行君子之德，是乃有道仁贤所重为宾礼也。彼职业恶足以定人哉?[28]
在这样的观念之下，文人为徽商作传，重点描写的往往并非徽商经营方面的能力与成就，而是徽商的道德品行。如刘大櫆所写徽商，多是不得已才选择经商，“虽溷迹贾人，而至性醇笃”，这类的话在传记中时常出现，在具体描述徽商的人生轨迹时，即使是非常成功的徽商，也几乎不涉及其经营活动。就是被称为“新安商人的一个有力的代言人”的汪道昆，[29]在描写徽商时，同样注重的是徽商的德之立与否，贫与富倒不十分在意。如汪道昆《明故封南京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程公行状》中的程野亭，为童子时就以良贾闻，然而传记对其经商经历一笔带过，却对他念及手足之情而均分财产的行为细加书写。[30]当经商与传统伦理道德发生冲突时，商人往往会放弃商业利益而遵循道德伦理，如朱云沾:(www.xing528.com)
少从兄贾浙，闻父有疾，辄弃贾归。……则又从兄贾闽。盖课铁冶山中，诸佣人率多处士长者，争力作以称。处士业大饶，会岁不登，处士贷诸佣人钱百万。既而，兄有疾，辄舍业扶兄归。客谓今始有年，收债而归不后。处士谢曰:“钱易得耳，终不以此后兄归。”归而丧兄，既而丧母，哀毁甚，几不胜丧。计业已倍亲，亲丧未举，寻以资斧授兄子为它贾。[31]
朱云沾如此看重孝悌之道，乡人就不甚理解，谓之“痴”，而他由由自若。汪道昆对乡人的看法明确表示了否定:“贾人操利权，视失得为生死，即有不得，直将以七尺殉之。利令智昏，一何甚也!”并在传记结尾为之铭曰:“宁弃尔金，毋倍尔兄；宁释尔贾，毋失父母归所。……谁其全归，唯处士则以。”赞誉之情，溢于言表。
其二，讲求商业道德，“以操行致不赀”。汪道昆《赠方处士序》说:
昔太史公作《货殖传》，世儒犹或有所瑕疵。夫儒者以不欲为训辞，故罕言利。要以生财有道，治所必先；何以聚人?非财不可，则圣人未尝废财矣。太史公所载，其以奸富者，率卑之。独陶朱公褎然首举，彼固豪杰之士也。处士轻身而就贾，独以操行致不赀。语曰“廉贾归富”，处士是已。[32]
所谓“生财有道”也好，“以操行致不赀”也好，根底里讲求的是商业道德，以义为利。在明清徽商传记中的徽商，在经营活动中大都十分讲求操行。如王慎中《黄梅源传》中的黄以盛，“言信情忠，游江湖间，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其规时合变，损盈益虚，巧而不贼，虽不矜于利，而贾大进”，结果“家用益富”。[33]汪道昆《汪处士传》中的汪通保，在经商时与诸弟子约定:“居他县毋操利权；出母钱毋以苦杂良，毋短少；收子钱，毋入奇羡，毋以日计取盈”，结果，“人人归市如流”，“居有顷，乃大饶”。[34]再看徽商讲求商业道德的两个具体事例:
嘉善顾九槐以金五百属公而息之，会倭变作，公避归，而顾随殁，明年以金子母还其家，诸子愕然曰:“无此金也。”相让者久之乃受。[35]
尝与其族人约，共贩卖，然未尝合资。公先行，会盐滞无所售，公急假贷，积若干。已，淫雨，翔贵，且若干倍。客咸谓公曰:“人未尝以资付公，公可独有也。”公笑曰:“余岂忍为是哉，必推让与共。”[36]
其三，乐善好施，“富而好行其德”。综观明清徽商传记，详细描写徽商经营活动的篇章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几乎每一篇都要叙及徽商的义举:扶危救贫、赈灾济民、修桥补路、兴建书院、设置义田等。如徽商佘育，在弃商而归潜虬山后，花了很多的钱“于山间构潜虬书院以馆四方交游暨来学者，而收训其族子弟于中；又构屋数十以居其族无屋者”，有人不理解而质问他:“夫商出入风波盗贼中，远父母兄弟之亲，而生尺寸于千万里之外，亦难矣!宜若是费乎?”佘育“笑而不答。退谓其族子弟曰:‘夫散者圣贤之懿，而聚者啬夫之行也。若以为金帛果足使子孙守哉?’”[37]徽商汪玄珍:“尝积米数千斛，贷与吴人，会水旱，吴人愿贸产市子女以偿。长公悉招诸人悉来合券，以债赐诸人，因烧其券。”[38]徽商鲍宜瑗常常表示:“为善最乐。安得仿古人置书院以育人才，置义田以赡宗族乎?”甚至在易箦之时，仍谆谆训示儿子:“儿能继我志，胜椎牛而祭我也。”[39]
徽商范汝珍曾这样教导两个儿子:“泓椎少文，尔修吾业；涞有志于学古，尔为儒。里俗率操佔毕以贾芬华，安事儒矣。尔曹第为儒贾，毋为贾儒。”[40]在《海阳长者程惟清传》中，汪道昆称赞程惟清“托贾名而饰儒行”，“是不逢掖而儒矣”，并托名泰茅氏曰:“儒而贾，心则滫也；贾而儒，服则蜕也。”[41]像程惟清这样“托贾名而饰儒行”的“儒贾”大概应是明清文人心目中理想的徽商形象。
综上所述，明清作家在建构徽商形象时虽然仍把商人的道德放在第一位，但同时也开始重视商人的经营才能，理想的徽商形象往往集文化、才能、道德于一身，而这也正是历史上徽商的正面印象。
(三)明清徽商传记的文学价值
自从藤井宏发表《新安商人的研究》，汪道昆《太函集》中的徽商传记对研究徽商的重要性已充分得到注意，而张海鹏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出版以后，《太函集》中的徽商传记更为许多学者引用。此后，又有一些徽商传记陆续进入研究者视野。[42]但是，已有的讨论大都把这些徽商传记当做研究徽商的史料。其实，明清徽商成为一部分传记的主角，表明传记的创作发生了重要变化；更何况，在明清徽商传记中，有些作品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产生了逸出应用功能之外的文学效应。现从徽商事迹的选取与徽商形象的塑造两个方面对明清徽商传记的文学价值略加讨论。
1.日常生活的“发现”:徽商事迹的选取
在明以前的传记中，主角大都为英雄豪杰、帝王将相、名流高士等，因此传记以写传主在政治、军事、道德方面的表现为主，与日常生活的距离较远。而商人成了传记的主角，作家的笔触自然会更多地探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出现了世俗化、人情化的倾向。如方扬《程次公行状》:
次公生而颖异，不好弄。乃翁占知其度也，第令治家人生产，以尝公。公曰:“诺!为贾人子，固当近市知贵贱耳，他尚何敢言?然吾闻古有儒者，治六经，明天人分际，此真大丈夫所为。故滋愿从乡先生游矣。”翁曰:“不然，儒大业也，累世不能穷焉。吾令若为之，吾不能待若成也。”次公乃号泣，不肯从。一日窃出，从其兄沔负笈之山中，尽受诸经大义。阅三月，谢其师归，师自以不及也。翁闻而喜曰:“孺子可教矣!……”[43]
从贾还是业儒，是明清许多徽州人面临的选择。虽然程次公的父亲从实际功利出发让他从贾，但程滋希望有更大的作为，坚定地选择业儒，并离家出走，拜师求学。传记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父子的冲突，并从中表现出人物的生存境遇和情感希求，很富有生活情味。再如李梦阳《梅山先生墓志铭》:
嘉靖元年九月十五日，梅山先生卒于汴邸。李子闻之，绕楹彷徨行，曰:“前予造梅山，犹见之，谓病愈且起。今死邪!昨之暮，其族子演仓皇来，泣言买棺事，予犹疑之，乃今死邪!”于是趣驾往吊焉。门有悬纸，繐帷在堂，演也擗踊号于棺侧。李子返也，食弗甘，寝弗安也，数日焉，时自念曰:“梅山，梅山!”……正德十六年秋，梅山子来。李子见其体腴厚，喜握其手曰:“梅山肥邪?”梅山笑曰:“吾能医。”曰:“更奚能?”曰:“能形家者流。”曰:“更奚能?”曰:“能诗。”李子乃大诧喜，拳其背曰:“汝吴下阿蒙邪?别数年而能诗，能医，能形家者流。”李子有贵客，邀梅山。客故豪酒，梅山亦豪酒。深觞细杯，穷日落月。梅山醉，每据床放歌，厥声悠扬而激烈。已，大笑，觞客。客亦大笑，和歌，醉欢。李子则又拳其背曰:“久别汝，汝能酒，又善歌邪?”客初轻梅山，于是则大器重之。
目前两部通行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对此传评价甚高，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把其作为李梦阳的散文在当时树立了一种新的范式的例证，指出“在墓志铭中出现如此重视文学性的作品，表明一种新的文学观正在形成”[44]；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把其作为李梦阳散文的代表，认为“形象生动，感情自然，与一般的应酬文字大异其趣”[45]。而作为评价依据的，也正是因为传记对日常生活的描绘及所表现出的作者与徽商鲍弼之间的友情。
日常生活成为文学主要的描写对象是明清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明清徽商传记的写作取向正是这一文学走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2.以动作展现性格:徽商形象的塑造
集中刻画人物，以表现人物性格是传记文学主要的创作目标。传记文学区别于一般散文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其以真实的生活材料表现人生际遇，创造出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明清徽商传记虽然创作时大都出于实用的目的，但其中有的传记抓住人物的动作以展现人物性格，塑造出棱角分明的徽商形象。
选取典型行为，逐步展示人物形象，是明清徽商传记塑造人物的主要手段。如《潘汀州传》:
公尝从里社观剧，法当笞。公前谢曰:“朴固当，愿以文作赎。”师洒然异其请，命课三篇。公倚席立成，师大骇，以为天授。……郑太守以迁去，诸生饯之紫阳。先是，诸郡相怅具水西，速者趾相属，太守先即诸生席，抵暮且尽欢。既而召诸相君第移席就诸生饮。诸生既醉，或拊郡丞背而歌。席罢，太守语诸生:“旦日不可以不往谢。”公正色曰:“童冠之咏，夫子与之，谢者何也?必无往!”……初，公父处士命伯以儒，仲以贾。仲无碌早世，公不释业，代贾真州。……公少为大言，人谓公且以贾废，里少年举以为口实，且以靳公。公裂眦目少年，矢言如故:“吾头可断，妻子可辱，此志终不可谕。”及厄南宫，或劝之仕，“即不得公车，令视故吾犹贤。”公自谓:“吾志益坚，气益壮，神益王，天赞我也，倍天不祥。”再入京师，乡人某子甲依相舍，且言:“小相于公汲汲，某请绍介见之。是举也，得则天禄石渠，不得则绣衣骢马，毋后也。”公笑曰:“吾少年勃勃，视一第若搏牛虻。即自今得之，终不失一国史；不得，终不失一台郎。安能从牛马走，作平津客也。”[46]
在这篇传记中，作者描述了潘侃作文代罚、拒谢郡丞、裂眦目少年、拒通小相等几件典型事例，通过这些事例的描述，一个豪迈自负、慷慨伉直、狂傲不羁，不为权势所左右，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形象跃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运用行为动作塑造徽商形象时，明清徽商传记往往和人物对话——语言动作的使用相结合，上引《潘汀州传》中就多处运用了人物对话，再看潘侃与故人姜宝路遇时的语言动作:
公故善丹阳姜太史，相与谭《春秋》。太史既贵，遇公市中，辄引车避之，大呼曰:“侃故人也，何避为?”太史执公手，且劳公:“宝耻以扬扬辟故人，故先自避尔。”公笑曰:“侃故以意气相许，公幸先鸣，顾策名卑卑，侃方为公怏怏，安得扬扬也?”[47]
在简短的对话中，一个论事慷慨，伉直敢言，狂傲自负的形象呼之欲出。又如唐顺之《程少君行状》:
君虽游于贾中，然善文雅。……及游吴时，慕张君东海之为人也。张君者，松江人，善诗、字，字尤工。程少君乃学张君字，至罢眠食，居常以手画腹及堵，间作钩剔状；即又学张君所为诗，讽咏之。其妻宋安人诮曰:“君宁当作老博士耶?”少君笑曰:“汝谓必作博士始事诗书耶?”[48]
徽商程楷为学字而眠食俱罢，学诗又讽咏之，可谓典型的“贾而好儒”。而夫妻对话的生活细节，加深了读者对程楷好儒的印象，令读者倍感亲切。
描写心理动作也是展示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一般而言，人的个性特点深藏于其内心世界中，如不注意开掘，也就不易显出个性特点。在塑造人物形象过程中，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波动，可以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明清商人传记在对徽商心理描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李维桢《朱次公家传》:
初服贾，击楫中流而誓之:“昔先人冀我以儒显，不得志于儒。所不大得志于贾者，吾何以见先人地下，吾不复归。”已而，贾乃十倍于旧。[49]
通过描写徽商朱模的内心独白，生动地表现了他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气概。在汪道昆为吴良儒写的传记中，有一段很成功的心理描写:
处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适。既从程登仕受室，请授经为儒。戴泣下，而执处士手命曰:“自而之先诸大父鼎立，而父从诸父，固当岳立，不幸崩析，独不得视三公。……且而父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处士退而深惟，三越宿而后反命，则曰:“儒者直孳孳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不顺不可以为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母主计而财择之，敢不惟命!”于是收债齐鲁，什一仅存，瞿然而思:“去国三千余里，徒以锥刀而沮将母，即巨万何为?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恶用远游?”乃去，之吴淞江，以泉布起。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戴孺人笑曰:“幸哉!孺子以贾胜儒，吾策得矣!”[50]
吴良儒本欲为儒，而母亲却命之为贾。为儒还是为贾，吴良儒面临着艰难的选择。“退而深惟”、“三越宿而后反命”，说明他是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的。斗争的结果，他在儒与贾之间找到了平衡点，并以儒家传统的孝顺观念为准则，听从母命而为贾。在经商的过程中，他时刻把孝放在第一位，“徒以锥刀而沮将母，即巨万何为”的心理活动，清晰显现了他的价值取向。这段文字同时也展现了吴良儒母戴氏的内心世界。儿子选择从儒，从内心里说，她是支持的，然而“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怎不让她焦急呢?“泣下，执处士手”，正是她焦虑无奈心理的外在表现。儿子经商取得了成功，证明了自己当初决定的正确，她当然是十分高兴的，“吾策得矣”，显示了她自豪的心理状态。
徽商成为众多传记的主角是明清文学值得重视的现象，阅读这些徽商传记，仿佛可以闻听明清徽商或欢乐或痛苦的謦欬，可以触摸明清徽商或好客乐群或特立独行的性格。这一个个活生生的灵魂，既跃动着时代的脉搏，也从一个侧面昭示出明清文人勇于突破文化疆界的价值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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