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好儒”的文化追求，让他们在获得一定的财富以后，就注重子弟的培养，追求成为书香门第，因而他们的家庭往往充溢着文学氛围。
李梦阳在为《潜虬山人记》中记载徽商佘育爱好文学并创作诗歌的情形，又说起其父亲佘存修也爱好文学创作并有诗集《缶音》:“《缶音》，歙处士佘存修作。处士商宋梁间，故其诗多为宋梁人作，予游大梁不及见处士，见其子处士育有文行，育嗜学文雅，亦善诗。传曰:是父是子，此之谓邪?育以疾不游反其乡，今数年矣。以书抵余，曰育恒惧先人之作泯没，不见于世也，幸子表之，予于是作《缶音序》。”由此可知，佘存修、佘育父子均曾经在河南一带经商，佘育“嗜学文雅，亦善诗”，这样的爱好显然是其父亲佘存修影响的结果，其家庭的文学氛围自然很是浓郁。[1]
明代官至内阁大学士的许国，也出生于商人家庭。他的父亲许鈇虽然是商人，却一心向往读书，王世贞撰有《许长公小传》:
许长公者名
也，而字德威。其父曰汝贤。长公少育于外家汪，弗令习儒，曰:“丈夫安能袖书以稿耶?”而长公窃从儒家言，受之诸子史传，业成诵矣。而季父汝弼行贾吴，乃挟长公以从。季善心计，决算多奇，而长公以谨信操其赢，季益自发舒有游间，公子之富与名。而长公又雅善尺牍，时时为季还往，倾其侪曰:“是许季也，而彬彬质其有文哉!”而长公未尝旦夕废书也。有书生雅诵记意，傲长公以所不知而不能，退而指其阓叹曰:“彼有人焉，未可轻也。”[2]
尽管许鈇没有留下文学作品，在王世贞的传记里也没有他从事文学创作的记载，但他对于读书的向往和喜爱，以及读书后的修养，对于儿子许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清代的赵吉士虽入仕途，担任过知县和户部给事中等官职，却能诗能文，颇有文学造诣。他在记录父亲的历史时，追溯了家庭、家族和文学的渊源:“先大夫生而颖异，入塾受书，经史百家无不读，少属文，辄惊时彦。”他的父亲还与竟陵派的钟惺有接触:“先大夫负笈从王父寓真州，竟陵钟伯敬先生往来燕楚，必主王父家，常出所著三注钞，属王父商榷授梓，先大夫从中参订。”后来，他“绝意进取，间游江淮，累致橐中装”[3]，走上了经商的道路。这种由“儒”而“贾”的道路，决定了他对下一代的影响。
就家庭文学氛围对文学人才的成长而言，潘之恒的家庭可能很有代表性。潘之恒的曾祖父潘增寿以经商致富，到他的祖父辈就开始了书香门第的历史。他的祖父潘侃早年习儒，但在科场上很不得意，终于在五十八岁时中举，最终以举人身份任光泽县令，再任汀州通判。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在参加科举考试期间，他还曾经商，而且获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他从汀州通判的官位上辞官时，“归则垂橐而入，独古书数千卷、奇石数十拳尔”[4]。“古书数千卷”使他的家庭更有书香气息。他的二弟潘仕“幼颖敏，日覆诵章句数千言”，后“游学于越，会少师徐相公视学严陵，遂挟策而干少师，补建德学官弟子。寻应诏例入南雍，则以请业得当大司成伦白山先生，以请益得当主爵顾豫齐先生，以请事得当纳言马西玄先生，一时有名公卿莫不折节，盖车阗巷、屦阗门矣”[5]。
潘侃生三子，大儿子潘周南，“公生而深目高权辅，微若扬子云口吃。汀州公为诸生久，深于训诂之学，时时为公说大旨，辄记不忘，以属文无不中窾，会而汀州公试，数位其曹冠首。遣公就外傅横经，捧手而听，是孰与吾父，野鸡不若家鸡，越鸡又安能为鲁鸡也?遂谢归，一以父为师。会诏选秀民入太学，公乃为太学生”[6]。
二儿子潘召南，即潘之恒父亲。汪道昆描述潘召南的为人是:“君之肖其父也，父务名高，亦为名高；父务结客，亦喜客；父务施，亦施于不报；父务身先，亦以身先；父任放，亦任放；父嗜音，亦嗜音；父多自许，亦自许；父滑稽，亦喜隐。”[7]同乡鲍应鳌描述他“挟先世雄赀往来江淮之上，其才力足致巨万、甲维扬，而公不屑也，顾独喜客走名场，为大人游，时慨然有封狼居胥意。……客日进，家日匮，即客至不能具壶餐，而公犹必呼酒击鲜，喜客高会如故也。尝取古诗题之壁曰: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8]。正因为有与其父亲潘侃同样的性格，喜欢交接朋友，所以在他七十岁寿辰时，“致贺之使四至，以其辞者则李本宁参知致自楚，王元驭阁老、辰玉修撰致自吴，冯开之祭酒、虞长卿吏部致自越，阮坚之司理致自闽，鲍山甫仪部自其乡，方定之侍郎自其里，是皆海内文章巨公也”[9]。当然，他能够在寿诞之时得到这样的礼遇，应该与他的儿子潘之恒广交名士有关。
潘之恒的母亲对他的文学修养也起到了熏陶作用。方弘静《潘母吴孺人行状》这样记载道:
子之恒有俊才，所交游尽一时知名士，孺人为供具奉客，未尝厌。比试，绌有司，孺人未尝不豫知其才必有遇，遇有时也。盖孺人幼从内传受姆训诸书，通大义。之恒五六岁则置膝下自授之，尝业及国风，喟然念樛木之逮下也，曰:尚矣。乃其善视诸姬婢，或优假之甚，盖诵其诗者思其人，思其人者思其行，事君子是以善，孺人之以身教也。[10]
以往论者论述潘之恒家庭，似乎未曾注意到其母亲的情况，更没有注意到她还是个通晓诗书的女性。方弘静的记载让我们了解到在潘之恒成长的道路上，还有这样一位女性起着重要的影响。
生长于这样的家庭之中，有潘侃那样性格独异的祖父，有潘召南那样性格酷肖父亲的父亲，还有一位从五六岁时就教他读《诗经》的母亲，潘之恒对文学和戏曲的热爱，以及其豪放不羁、卓尔不群的性格形成就不难理解了。这个有着良好文学氛围的徽商世家，终于孕育出撰写了《亘史》、《鸾啸小品》、《黄海》等著作，特别是在戏曲表演批评上独树一帜的潘之恒。
家庭如此，家族也是如此。宗族化是徽州区域文化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徽州本来是一个落后封闭的山区。南北朝和五代时期，中原大族为了躲避战乱，纷纷迁徙到这里，他们在这里休养生息，同时也保存着宗族化的组织结构。嘉靖间“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为《新都小溪项氏族谱》作序，对此就有描述:“余昔奉诏恤刑南畿，入新都境内，见村落不二三里，鸡犬相闻，居民蜂房鳞次，若廛市然，一姓多至千余人，少亦不下数百。盖以地僻大江之南，万山回环，郡称四塞，即有兵火，不至延久。故其民多生全，而庶甲海内。隋唐世家，历历可考，且家各有谱。”[11]清代学者赵吉士描述的徽州宗族化社会更有典型性:“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12]徽州的宗族组织保存严密，并且成为有别于他方的“风俗”，修撰了大量族谱，明代中叶以后，这里的乡绅还修撰了记载整个徽州宗族情况的《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13]。
徽州以家族为单位的文学创作活动在明代刊刻的《率滨吟社录》[14]中得到了比较集中的反映。该集存明刻本，上下两卷，是一部明代民间家族诗社的创作汇编。该集共收录属于率滨吟社的程氏家族成员26人的诗作。分别为:程瞻9首，程玘实60首，程序9首，程永泽8首，程衢5首，程庶4首，程廷桡45首，程廷槚7首，程梧25首，程佩51首，程柶52首，程忠敬10首，程廷进35首，程应徵14首，程积周4首，程廷梓7首，程栋10首，程孟白20首，程汝祥25首，程忠润22首，程镇71首，程良瓘4首，程时仗27首，程子彬21首，程孟秋14首。
这些诗作者的身份显然不是达官贵人和士大夫，而是地道的平民，只是他们同属于率滨一带的程氏家族。他们的生平资料在《率东程氏重修家谱》[15]里有所记载，他们都没有获得功名的纪录，但参与吟社创作活动的事迹以及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均被记于谱中。例如程积周“字用达，又字用进，号枫墩，又号古率山人，生正统丙寅三月二十四日，偕族同志及郡士大夫缔率滨、白岳诸吟社，所著有《枫墩漫稿》，卒隆庆戊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其他有诗集的人尚有:程廷槚，有《少山稿》；程廷进，有《双潭稿》；程柶，有《太石山人漫稿》；程梧，有《言志稿》；程应徵，有《宾华稿》；程序，有《云岗肤稿》六卷。
传记最详细的是程玘实，家谱对他有简单记载:“字廷诚，又字若虚，号闲庵，又号紫霄山人，偕族同志结率滨吟社，又与郡士夫结社白岳，著有《紫霄山人诗集》。生弘治丁巳十二月九日，卒隆庆辛未五月二十一日。”同时，卷六还有一篇《明故处士闲庵程公行状》，对他的生平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公行四，自少明敏，特达考器之梢，长就学，潜心经史，夙夜勤励，志树功名。既而婴目瞽，仅能鉴字画、辨路歧，莫副初心，然犹手不释卷，目力所及，辄终身不忘……搜奇吊古，积诗盈箧，目力虽不逮，而触景会心，出人意表。……既与族人之群彦结为率滨吟社，又与郡博吴成美、山人程师道、汪古矜诸同志结为中州渔社，嘉辰吉日，命席飞觞，浩兴湍发，更倡迭和，浸入作者之室。郡名家泭溪程子自邑见公诗亟称赏之，歙王十岳、唐云湫、潘少逸、僧惠光及休诸名流复邀公结社白岳，公乃与之登紫霄之峰，游洞虚之府，轻巾野服，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而壹是势力举不足以动其中，因又自系为紫霄山人。”从这一记载中可以得知，这位诗人因为眼睛不幸出了毛病，不能实现博取功名的志向，也就只能生活在民间，但他好学不辍，沉迷于诗歌创作之中，不仅自己写诗，而且与族人以及徽州其他地方的同道结社唱和，因此他的创作数量比其他的社中同志多，《率滨吟社录》收录他的作品达60首；他本人还有《紫霄山人诗集》。
《率滨吟社录》既是一部家族诗社作品的汇集，同时也记录和反映了家族文学活动的方式。其卷首的吟社“条约”对活动有详细的规定，条约共八条:
社中诸人同出一祖，而利名不以行者，以年有长少、学有先后、入社有早暮尔。今得若干人，后来有志者尚未艾，议许续入，盖与人为善、无己之心也。
会期以四仲月朔日卯刻毕集，吟社同试一题，比较进修之功，以尽切磋之益，或命题，或限韵，或联句，弗之拘。
作诗每月一首，务宜会日定课，如懈怠者及失旨者，罚呈纸五十张、坚笔四管、京墨二笏入社，以助誊录。
至期或有远游不及赴会者，即抄题附去，若次会未归，须先期完课寄纳，违者罚如前数。
同社诸人须德业相劝，过失相规，匪徒虚声文字矣。设有操行不谨，为名教玷者，黜之。
社中之为前辈者，固当恒存引进之心，而继来者尤当诚敬听受。凡遇疑难，各宜虚心钩索，不可自作聪明，偏执己见，致生猜疑。此求益之道，亦敦睦之意也。
每人敷纹银若干，轮流领放生息，以供誊录之费。务须冬存至公，以图久远。
会日取次一人为首，首家预备小酌，贵在丰约适中，陶写性情，不可过奢、沉酣喧哄，以致不臧之诮。
条约的规定很具体，它要求参加诗社的人每月作诗一首，每年一次聚会，对每人所作诗歌予以定评，同时还要“同试一题”，类似于诗歌比赛。此外，条约还规定了奖惩措施以及聚会方式。据程曾的《率滨程氏吟社条约序》，这个吟社“月朔必会，会必有诗，行之已三载矣”，可见这个诗社的创作活动坚持了不短的时间。(www.xing528.com)
显然，率滨吟社正是一个具有宗族性质的诗社，其条约就规定，“社中诸人同出一祖”；其宗旨除了吟咏诗歌外，还有提高本族子弟文化水平、陶冶他们的性情乃至规劝其过的目的，嘉靖丁酉十六年(1537)程曾撰《率滨程氏吟社条约序》对此就有说明:
率滨吟社倡于族孙尚贤。社得若干人，月朔必会，会必有诗，行之已三载矣。后之能吟者许入社，亦与人为善者也。乃立条约，每事相观而善，或有过则相规勉，以无堕前人志，不独止于吟咏而已。习举子业者，恐妨其用功而止之，遇便间一预焉，不为例。嗟夫!诗之为教，不外乎性情。性存乎中无不为善；情则因物有迁，不能无邪正，邪正之分，而君子小人所由名，可不慎哉!邪者，欲之萌也；正者，理之厚也。遏人欲而存天理，则于伦理焉必重，德业焉必崇。置富贵贫贱穷达于不道，出则为良臣，处则为良士，反此则沦于恶而莫之援矣!于人之名且有愧，余何足取哉!故诗三百篇有美刺焉，可以观矣!族弟玘实，族子泽键，族孙廷桡、梧、柶，从孙佩、间，以春宴积周宅联句相视，黜浮向雅，居然得三百篇之旨，予甚善之，因题其首，以致勖云。
这篇序言，很明确地说明了宗族对于诗歌倡导的目的，诗之教，教人以性情，所教之性情，乃是按照理学的要求“遏人欲而存天理”，能够有此效果，就可以“出则为良臣，处则为良士”。如此，程氏宗族成立诗社，定期举行吟诗活动，对于宗族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诗社活动，让大家聚集在一起，也可以相互激励，劝勉过失，同样有利于宗族的教化。就《率滨吟社录》所收诗作看，它们确乎都符合“雅正”的规范，没有思想上的反叛，没有形式上的破格，即便是写女性，也保持着合理的节制。通过吟社的活动，这个宗族的文化面貌显示出了令人向往的风致:“群从子弟，履绳蹈矩，秀颖玉立，进取者咸揭揭然有鲲鹏万里之思，其乐恬寂者亦罔不砥砺劝勖，间以余暇，竞艺吟社，图惟不朽。”(程霆《率滨社录序》)这或许是徽州民间诗人以群体化的方式创作的独特之处。
从《率滨吟社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仅仅参加宗族诗社活动的并非士大夫的“诗人”的诗歌也有着自我价值，或者在题材上为文人士大夫所不能表达，或者在心灵上有自己独到之处。
第一，是对商旅生活的表现。徽州山多田少，徽州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外出经商，故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俗谚。从明代正德年间开始，就有大批徽州人外出经商，逐渐形成了引起当时人注意的徽州商帮。商人和文学似乎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他们常常被士大夫们瞧不起，在文学作品里大多被写成嘲笑的对象。但徽商的情形却很独特，他们不仅“贾而好儒”，并且确实有着一定乃至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在经商的同时，不仅舞文弄墨，而且能够用诗歌等文学形式抒发自己在商旅途中的情感。例如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所传的王野:“儿时习为诗，稍长，弃博士业，从其兄贾江淮间，兄死，不能归，入吴，说梁溪土风，家于鸿山之下。”[16]这位在后来颇有诗名的“布衣王野”就有着从商的经历。他是诗人，也曾经是商人。在《率滨吟社录》所录的诗作中，有不少作品都以商旅为题材，程镇的诗作很有代表性:
漂泊悲游子，投繻向苏州。山河分曙色，霄汉动高秋。古木荒陂尽，寒云野戍稠。劳歌渡淮水，离思转悠悠。(《早渡淮水》)
望望盱眙市，凌晨匹马过。无围淮野迥，地接楚山多。生计惭书剑，乡心忆薜萝。玄冬霜霰集，归路渺关河。(《早过盱眙县》)
程佩的这类诗作更多:
千里滞书邮，两年不一至。驱驰道路间，邂逅遇乡使。细阅寄来书，但恨别离易。别易会更难，萧萧两鬓斑。(《遇乡使》)
漂泊维扬客，那堪九日来。忧时难仗剑，眺远独登台。发短帽休落，露迟菊未开。佳辰翻寂寞，相对耻空垒。(《维扬九日》)
风急江寒旅雁飞，高秋南渡客思归。依依远树迎前棹，澹澹长空送落晖。楚山吴水惭浪迹，汀鸥沙鹭羡忘机。平生徒抱济川志，苍鬓年来事已违。(《渡江》)
秋风万里泛楼船，忆昔辞家赴蜀年。巫峡猿啼愁夜月，洞庭宾雁断霜天。明时老去殊无补，长铗归来只自怜。燕北已闻龙驭返，不妨耕稼率西田。(《忆昔》)
我车驾言迈，辞予离故乡。行行出门阑，十步九彷徨。临歧重叮咛，堂上有姑嫜。殷勤具甘旨，晨昏慎勿忘。所以催家妇，千古扬其芳。(《别内子》)
在《率东程氏重修宗谱》里，没有关于程镇和程佩的传记，但是从他们的诗作中，可以断定他们有着一段乃至很长时间的经商经历。他们诗中提到的旅行地点苏州、扬州一带，都是明代徽州商人重要的经商地，程镇的《早过盱眙县》将人在路途的原因写得很清楚——“生计惭书剑”，这正是宁愿读书却不得不去经商的徽州人经常发出的慨叹——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书剑”而去经商。程佩诗作也明确透露了他是一位商人的信息:他曾经漂泊维扬，也曾浪迹“楚山吴水”，还曾“辞家赴蜀”，足迹如此之广，且未曾为宦，他只能是一位商人。[17]相比较而言，其诗更具有情感的细腻度和力度，如《遇乡使》所写两年未接到家书的情形下，因为邂逅乡使而得家书的那份悲喜交加的感情，让人为之动容；《别内子》写与妻子分别的情景，那“十步九彷徨”、“临岐重叮咛”的场面，在作者是刻之于心，在读者也唤起曾经的离别记忆。
从程镇和程佩的诗歌里，看到了商人艰辛的另一面——心灵的痛苦。其一，他们并不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把经商看作是“第一等生业”，他们宁愿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他们甚至也曾有“济川”之志，但是，或许是生活所迫，或许是科举失利，他们未能踏上理想的通途，而不得不去经商，因此，遗憾、抱恨的心理一直萦绕心头。其二，既要经商，就得离家远行，别离之苦、思乡之情、寂寞之怨就成为他们诗歌的重要内容，程佩的《遇乡使》和《别内子》也许算不上是好诗，但那种思乡之情、离别之苦倒是表达得非常真挚感人。而这种经商之苦，文人是不能够表达和言说的。
第二，徽州有着山青水秀的自然环境，对于隐居生活的描写，对于山水景色的描绘，是这个宗族诗社成员创作又一突出题材。
凿石斜通径，依山小结庐。鸟声花坞静，云影竹窗虚。逸步松间杖，闲情榻上书。人非避世者，俗是结绳余。(程瞻《卜居》)
中年屏尘迹，空谷寄闲身。野鹤长为侣，山花不笑贫。云来松叶暗，雨过药苗新。白日门长掩，何人此卜邻?(程实《山中》)
田园五亩香，老去倦耕锄。卧榻云长在，闲庭草不除。鸟呼池上树，花落座间书。自谓幽居僻，还来长者车。(程实《春日园居》)
满地残红散落英，飞云挟雨过山城。黄莺啼破西窗梦，起看槎头新水生。(程实《睡起》)
这些诗作并不是单纯地摹绘山水，而往往把隐居生活与对自然山水的描写结合在一起，它们一方面表现了徽商的文化志趣，另一方面则忠实地摹绘了徽州的景色，山、水、花、鸟、松、竹、云、草，“鸟呼池上树，花落座间书”，这是幽静的隐居生活场景，又是山间隐居生活的场景；“满地残红散落英，飞云挟雨过山城”，这是隐居者幽眼所见的景色，也正是徽州暮春之景。这样的景色在北方的平原恐怕是难以写入诗歌的。
第三，对于徽州当地社会状况的反映、对于发生在当地历史事件的记载，更是生活于率水之滨的这些民间诗人独特的笔墨。
谷雨霏微忽开霁，风暖旗枪喜争茁。侵晨结伴出蓬门，径转烟昏恐相失。只愁山深豺虎多，不惜露重罗袜湿。纤纤采掇未盈筐，斜日相催下崒嵂。榷税连朝走胥吏，急催笼烘免鞭叱。上品先将献县官，一叶敢望入私室?君不见、章台妓女饫八珍，龙团日啜建溪春，岂识采茶多苦辛!(程廷桡《采茶歌》)
徽州山多田少，粮少茶多。采茶是徽州妇女重要的劳动内容。诗作描写了徽州妇女们采茶的艰辛，还描写了官府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颇有“新乐府”的精神，同时又是徽州农村生活的真实写照。
去年避寇郡城里，太守坚城还筑垒。县官夜点排门夫，百姓纷纷各逃徙。今年避寇深山中，干戈满路势欲雄。妻子牵衣相向哭，千村万落生蓬蒿。婺邑有城空壁之，百寇纵横纵出入。兰台急救发官兵，按剑只在黄茅集。可怜战死王将军，羽檄十驰不一闻。忆昔平倭曾系颈，今日捐躯谁树勋!(程佩《避寇谣(丙寅岁)》)
这首诗记载的当是发生在徽州的真实历史事件，是具体年份发生在具体地点的事件，这位民间诗人用自己的诗笔将它记载下来，形诸吟咏。它是诗，也是历史，是属于徽州这个地方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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