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对明清文学传播的影响

在考察文学传播乃至文学创作的时候，有一个事实可能被忽略，那就是:文学作品被创作，进而被刊刻印刷出来后，给谁看?如果说，作家的创作可以是个人的自娱自乐，可以藏之名山，那么把它们刊刻印刷出来，显然就是要给人看的，而且是给很多人看的。因此，阅读者在文学传播中，是作品传播过程的终端，没有读者的文学作品就其创作过程来说是不完整的。也因此，读者是考察文学传播时必须关注的对象。

明代中叶以后，文学创作趋向繁荣活跃，文学刊刻愈加繁多，这不仅是因为作者队伍有了迅猛的扩增，也因为有了一个更大的读者市场。其中，商人作为一个阅读阶层的需要成为推动文学创作走向活跃的重要因素，而徽商似乎更是这个阅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徽州走出去的大学者戴震说:“吾郡少平原旷野，依山为据，商贾东西行营于外以就口食，……虽为贾者，咸近士风。”^[43]徽州“好儒”的文化传统，使得从这里走出去的徽商不少都曾经读过书，甚至曾经以科举考试为人生第一选择，例如明代歙县商人方勉柔“十三工铅椠，行就试有司，汝梓公(勉柔父亲)心惟家计，伯子读父书，仲子殚什一，食指繁，毋乃不给于供君勉承父志，遂投笔去，从仲兄贾大梁，谨司出入，练达如老成人”^[44]。类似这样的记载，在徽商传记中比比皆是。因为徽州“咸近士风”，徽商在出贾前多所读书，在经商有所成后，仍然保持着读书的爱好。这里不妨再引录几则方志、家谱中关于徽商读书的记载:

《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记载明代休宁汪应浩“方舞象，夕日诵千言，诸大父期为国器，诸先达雅重遇之。值数奇，邑郡邑屡试高等，蜀褰裳泮宫一水。家素事盐，值开中法更，乃鼓箧闽越，远服贾，业以日拓。居家传子一经，课以制举业。长已蜚英辟雍，季则誉重庠序，暨孙若曾，被诵之声相闻也。然翁虽游于贾人乎，好读书其天性，雅善诗史，治《通鉴纲目》、《家言》、《性理大全》诸书，莫不综究其要，小暇披阅辄竟日。”^[45]

《丰南志》记载清代徽商吴岘山，“年二十八受知于督学李公，补邑诸生，每试辄高等。受业于乡先辈叶丽南先生，读书问政山中，手披口吟，寒暑无间。……会大伯父早卒，而王父治鹾汉皋。府君曰:‘嘻!余不能事事，碌碌羁塾门，乃以家口贻亲忧乎!’遂与三叔父分任其事。府君来扬，犹不忘举子业，往往昼筹盐，夜究简编。迨棘闱屡踬，府君始绝意名场。自此遂总持家政，勤靡遗劳矣。……府君自少留心经世之务，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46]。

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十六记载乾隆道光年间的章君策:“幼聪颖，有远志，读书辄解。年十二，随父至兰溪，师赵虹桥明经，习举子业，明经深器之。年十八，父殁，大父年老，君随叔父侍养，事母抚弟，遂弃儒承父业学贾，往来兰、歙。……君虽不为贴括之学，然积书至万卷，暇辄手一编，尤喜先儒语录，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励，故其识量有大过人者。”^[47]

这些被方志和家谱所传载的徽商，小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曾经读过书，后来因家庭生计而经商。但经商之后，他们读书的喜好一直得到保持，本来就读过书，本来就向往读书，本来就喜爱读书，徽商和书的关系比其他地方的人更为密切。因为喜爱读书，他们就藏书，就有了鲍廷博、扬州“二马”、江春等藏书家；因为喜爱读书，他们就刻书，就有了以各种堂号命名的书坊，还涌现了以歙县虬村黄姓为代表的一大批刻工能手，在中国印刷史上有了徽派刻书。这一切，还因为徽商有经济基础，他们有投资能力，他们更有购买、消费书籍的能力。

对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来说，徽商更是新兴的阅读群体。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曾经分析了读者大众对小说兴起的作用，作者从人口中受教育的比例、收入程度和书籍价格、闲暇时间等三个方面入手，指出:“尽管读者大众的队伍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一般说来它还未扩大到商人和店主的范围之外去，比较幸运的学徒和家庭佣人是很重要的例外。虽然它的人数有了增加，但它主要还是由日益增多的富裕的人数众多的与商业和制造业有关的社会集团中得到人员补充。”^[48]明代中叶后小说戏曲的兴起和繁荣，同样是由读者队伍的消费能力、受教育程度以及闲暇时间所决定的。按照这些条件，即便是在明代中叶，除了文士，也只有商人能够成为戏曲小说的主要读者群。

作为读者，首先要有购买能力。书籍作为物质载体，其刊刻有一定的成本，书商出售经营，也要获取一定的利润。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万历间舒载阳刊刻的《封神演义》，封面上盖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的木戳。这个价钱，按照万历时的平均米价，可购米三石有余。^[49]一般的农民或工匠是不会以三石米的代价去购买一部既不能果腹又不能御寒的《封神演义》的，但对于富有的商人来说，这只是很普通的消费而已。

作为读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至少能够识字，否则阅读就无从谈起。商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有的从小就准备读书应考，只是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或科举道路过于拥挤才放弃科举道路；有的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逐渐读书识字，因此不同于文盲状态的农民和工匠，阅读小说对他们来说也非困难之事。

作为读者，还需要有一定的闲暇时间。农民、工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无闲暇时间可言，而商人的生活规律却完全不一样，行商要在路途奔波，前往商业目的地漫长路途上的寂寞需要打发；坐贾在生意之余的时光需要消遣。而阅读有情节的小说戏曲正是填充寂寞和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

当然，仅有这些条件还不够，阅读兴趣或者审美兴趣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商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又不同于以饱读诗书的文人。虽然有少部分商人仍然对高雅的文学典籍感兴趣，但大部分商人在经商之余的阅读，更侧重于休闲娱乐式的阅读。有的文献记载就透露了徽商对于小说阅读的兴趣，例如，清代道光年间的一位叫舒遵刚的徽商说道:“人皆读四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则观演义说部。”^[50]汪道昆“年十二，喜涉猎书史，父封翁禁之。乃中夜篝火启箧诵读。时以文为戏，按稗官氏为传奇”^[51]。前提也是他的商人家庭里有这些书籍。近年来，王振忠致力于徽州文书的研究，他发现，“清代歙县江村人江绍莲就有《聊斋志异摘抄》(抄本)，工工整整地抄录了蒲松龄小说中的精彩段落；在道、咸年间，婺源人江南春喜读《聊斋》，并模仿前者，作有《静寄轩见闻随笔》、《静寄轩杂录》；《日知其所无》的作者、民国十年(1921)前后在汉口活动的茶商汪素峰，平常也喜欢阅读小说，如对言情小说《玉梨魂》就非常痴迷”。他发现的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徽商撰写的小说《我之小史》的作者詹鸣铎不仅仔细研读过《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而且还进行过批评。^[52]至于商人喜好戏曲的文献记载更多。明代中叶后，文人蓄养家班很普遍，商人有的是银子，自然也不甘寂寞，出自徽商世家的潘之恒就特别喜爱戏曲，同时，他也记载了汪季玄和吴越石两个徽商蓄养戏班的情况，并赋诗赞扬戏班的演员，而吴越石的家班还演出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里提到他曾经观看过“吴徽州班”的演出，应该也是徽商蓄养的戏班。既然蓄养了戏班，演出就不能没有剧本，商人们自然也成为戏曲剧本的读者和需求者。

【注释】

[1]郑振铎《明代徽派的版画》，1934年11月11日《大公报》，转引自《徽商研究》534页。

[2]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4页。

[3]谢肇淛《五杂俎》卷之十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75页。

[4]〔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

[5]参见徐学林《徽州刻书》第三章《明代徽州府私刻代表人物》，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6]关于南京印刷活动，参见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载《文物》1980年11期；并参看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作品考述》，《艺术百家》1997年4期。

[7]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95页。

[8]徐朔方《晚明曲家年谱》第三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505—545页。

[9]参看朱万曙《徽州戏曲》第二章，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53—63页。

[10]〔明〕曹嗣轩编《休宁名族志》卷二，黄山书社2007年，320页。

[11]郑振铎《西谛书话》卷首书影，三联书店1998年，485页。

[12]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言黄德时刻金陵富春堂本，广陵书社2003年，149页、229页。

[13]郑振铎《西谛书话》卷首书影，三联书店1998年，483页。

[14]郑振铎《西谛书话》，215—216页。

[15]郑振铎《西谛书话》，311—312页。

[16]参见吴书荫《“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探索》，《戏曲研究》第七十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

[17]参见黄仕忠《<四太史杂剧>考》，载《明代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第19—24页，朱万曙、徐道彬编，黄山书社2005年。按《四太史杂剧》并非一部戏曲作品，而是包括了杨慎的《洞天玄记》、王九思的《杜甫游春》、胡汝嘉的《红线金盒记》、陈沂的《善知识苦海回头记》四种杂剧，四位作者均为明代人。

[18]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665页。

[19]黄仕忠《<琵琶记>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214—216页。

[20]《丛睦汪氏遗书》卷一汪然明小传，光绪刊本。(www.xing528.com)

[21]乾隆《江都县志》卷十六。

[22]《影园瑶华集》三卷，郑元勋辑，乾隆二十七年郑开基影楼刻本。

[23]杭世骏《嶰谷马君传》，《林屋酬唱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24]厉鹗《樊榭山房续集集外文》《分赋钟馗画引》，《四部丛刊》本。

[25]《沙河逸老小稿》卷三，《四部丛刊》本。

[26]〔清〕厉鹗《樊榭山房文集》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780页。

[27]见《韩江雅集》卷三。

[28]见《韩江雅集》卷六。

[29]见《韩江雅集》卷六。

[30]〔清〕袁枚《诰封光禄大夫奉宸苑卿布政使江公墓志铭》，《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二，《袁枚全集》第二册，577页。

[31]阮元《江鹤亭橙里二公合传》，《新安二江先生集》卷首。

[32]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中华书局1960年，180页。

[33]〔清〕范楷《汉口丛谈》卷三，武昌善益书局1933年。

[34]〔清〕范楷《汉口丛谈》卷五，武昌善益书局1933年。

[35]〔清〕范楷《汉口丛谈》卷六，武昌善益书局1933年。

[36]徐雁平《花萼与芸香——钱塘汪氏振绮堂诗人群》，载《汉学研究》(台北)第二十七卷第四期。

[37]〔清〕胡敬《内阁中书小米汪君传》，转引自徐雁平文，278页。

[38]许承尧《歙事闲谈》卷十二，黄山书社2001年，413页。

[39]参见法国远东学院戴廷杰所撰《雅俗共融，瑕瑜互见——康熙年间徽州商籍扬州文士和选家张潮其人其事》，载米盖拉、朱万曙主编《徽州:书业与地域文化》，中华书局2010年。

[40]《友声》《戊集》张鸣珂札。

[41]《友声后集》《庚集》吴应麟札。

[42]参见顾国瑞、刘辉《张潮与孔东塘书十八封》，《文献》1981年4期。

[43]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全书》册六，黄山书社1994年，440页。

[44]《方氏会宗统谱》卷十九《坤斋方君传》，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447页。

[45]《休宁西门汪氏宗谱》卷六《光禄应诰公七秩寿序》。

[46]《丰南志》第五册《皇清附贡生诰授资政大夫侯选道加四级恩加顶带一级又恩加一级议叙加六级显考嵩堂府君行述》。

[47]绩溪《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十六《例授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绩溪章君策墓志铭》。

[48]〔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46页。

[49]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73页。

[50]《黟县三志》卷十五《舒遵刚传》，均见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60页。

[51]《太函副墨》所附汪道昆年谱。

[52]王振忠《<我之小史>的发现及其学术意义》，载《我之小史》卷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