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传播不仅仅表现为作品的刊刻和文事活动的影响，其传播的路径是多种多样的，书刊可以算得上是古代的大众传播，而在中国古代，更多的是口头传播，这就依赖于人与人的对面交流。徽商的商人职业特点，决定了他们是流动性最大的群体，他们活动区域广，结交面宽；又由于他们具有“贾而好儒”的文化性格，和文人多所交往，因此，他们必然成为明清时期文学传播的使者之一。
从明代中叶以后，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万历年间的《歙志》记载道:“今之所谓都会者，则大之为两京、江、浙、闵、广诸省；次之而苏、松、淮、扬诸府，临清、济宁诸州，仪真、芜湖诸县，瓜州、景德诸镇……故邑之贾，岂惟如上所称大都会皆有之，即山陬海壖、孤村僻壤，亦不无吾邑之人，但云大贾则必据都会耳。”民国《歙县志》卷一《风土》里说:“沿江区域向有‘无徽不成镇’之谚。”由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徽商不仅活跃在大城市，即使是在偏僻的地方，也有他们的身影；特别是江南，“无徽不成镇”已经成为谚语。
游走于各地的徽商，随着足迹所到之处，或者参与到当地的文学圈里，或者成为当地文学圈的活跃人物，他们以财富基础搭建起文学家交流的平台，从而推动文学的传播。前文所例举的汪然明、扬州“二马”、江春都是这样的情形。他们在主持和组织各种文事活动的时候，实际上也在促进着文学家们的交流，提供着文学信息传播的契机。这里，我们可以就以往研究者很少提及的清代汉口徽商“竞重风雅”的活动以及杭州汪氏振绮堂的文学传播活动略加审视。
清乾隆、嘉庆以及道光年间，汉口和扬州一样，也是徽商云集之地。范楷的《汉口丛谈》一书多记当时徽商在汉口的活动事迹。其卷三记载歙县商人张宏殿不仅有《绿谿草堂集》，而且还有不少的文事活动:
乾隆元年作江汉诗会启，如绿筠轩看碧桃分韵。长至后一日，黄燕臣招集天都庵，公用晴字；汪鹤艇、柳亭漳同人后湖纳凉分韵，集程且庵丁丁楼赋诗，玉坡皆有序。想见当时汉上题襟风雅之盛。所惜社集诸诗，无人传诵。且所谓绿筠轩、丁丁楼旧址，亦莫考其地矣。[33]
看起来，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汉口徽商就已经组织雅集活动，而且在规模和品味上，较之扬州的雅集毫不逊色。
范楷在卷五记载了曾经与他“旅食汉皋，沦落不偶”的徽州盐商黄心盦的事迹:
黄心盦名承增，歙人，伟貌修髯，交游甚广，工作诗词，文思斐然。尝往来于燕北、汴梁、三湘、吴下，所至公卿倒履，争相延致，为江湖上客，而操觚染翰之士，亦无不愿交于心盦也。两游汉口，皆与题襟雅集，虽参末座，已有残绿少年之异。丙寅复自淮上来，侨寓痘老祠，仆仆半生，鸟将飞倦，遂有终焉之意。值余重客汉上，因通缟紵。自后吟尊花社，酬倡日增，顿著黄范之目。每推敲过市，人咸指而视之，似以为两异人耳。然余寡学少能，拘于孤傲，痴呆木讷，樗散早成，而心盦则具应世之才，高谈雄辩，四座俱倾，大有意气公然笼罩人之概，乃忝齐名，殊可愧也。心盦偶语及汉口曩日前辈风流不再，辄抚腕嗟叹。余曰:四美二难，不可兼得，人固知之，而中寓盛衰之感，人莫知也。数十年来，君阅历已深，矧善文笔，曷不纪之?心盦颔笑四三，遂有《汉口漫志》之作，中载生平交游倡和居多，得三十二卷，未竣而卒。悲夫![34]
在范楷的记载中，这位黄心盦很是令他心折尊敬。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他“工作诗词，文思斐然”，而且游历广泛，且“具应世之才”，不像自己“拘于孤傲，痴呆木讷”。而“工作诗词，文思斐然”的黄老板，又“往来于燕北、汴梁、三湘、吴下”各地，“所至公卿倒履，争相延致”，其对于文学信息的传播自是情理之中。同时，或许因年龄长于范楷，他熟知汉口的“前辈风流”，因此，范楷建议他将阅历记录下来，而黄心盦也接受了这个建议，撰写了《汉口漫志》三十二卷。
同卷还记载了嘉庆丁卯年(1807)黄心盦发起的新雨联吟活动，引方轸为《新雨联吟》所作的序言道:“心盦以丙寅中夏，与余遇于汉皋，见其所存篇什，率盈箧，其已梓行者，则有《淮上题襟集》、《吴下朋笺小录》、《大梁偶成倡和诗钞》，其余篇简繁杂，类同束笋，未遑检治矣。今岁上春，阴雨连旬，心盦得诗十首，且复征和，遂连汇成帙，即以付梓，后有所作，悉附益之，目曰《新雨联吟》。”可见这位黄老板不仅是一位诗歌创作者，而且是风雅文事的倡导者。他自己有多种诗集刊刻，自己在“阴雨连旬”的日子里得诗十首后，又征集朋友唱和，汇集成册后予以刊刻，名之为《新雨联吟》。
徽商巴慰祖以篆刻、书法名世，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很有才情，而且还曾经是汉口文事活动的领袖人物。《汉口丛谈》卷五记载徽商巴慰祖道:“巴莲舫慰祖好学多艺，工隶书，兼擅技勇。业鹾汉上，爱才好客，四方著名之士道经汉口者，无不相推侨札之好，一时题襟雅集，仿之天津查氏、邗江马氏。莲舫逝世，风流歇绝，已数十载。”复又记载道:“巴莲舫慰祖，风雅好交，为汉上业鹾中第一，著有《蟫藻阁集》，不及一见，令人企想。仅记春柳四首，句云:‘翠眉画入张郎笔，青眼窥来卫玠车’，‘最销魂处丝丝雨，聊遣愁时淡淡风’，‘娇泪滴干疏雨后，清词唱罢晓风前’。皆婉约可诵。”
巴慰祖曾组织了红薇山馆修
活动。同卷记载:(www.xing528.com)
明年乙巳，修
于红薇山馆，为巴莲舫、彭华门主集。山馆，华门之寓斋也。同会者为吴澹止、元白门、汪艾塘、何卓斋、江春甸、在用昆季、江呆楼、汪心治、许枏屏、胡城东、程浩亭、家鹿峰，及余伯兄冰渔、仲兄赤城。即席以唐常建《三日寻李九庄》诗分韵，记楠屏得人字，有“座中今旧雨，画里浅深春”之句，足称探骊得珠。是日南烹北馔，京档吴伶，复有老清客周仲昭、陶天龄辈，兼十法部，皆极一时之选。自辰迄亥，文酒笙歌，尽欢而罢。鹾务中如此风雅领袖，藉以歌咏太平，真是不可多觏。
清初大诗人王士禛曾经在扬州组织了红桥修
活动，传为盛事。巴慰祖在汉口也组织了这样的活动，时间当在乾隆五十年(1785)乙巳。活动内容不仅分韵赋诗，而且有戏曲演出，所谓“文酒笙歌，尽欢而罢”。这样的文事活动，其传播效果可想而知。
《汉口丛谈》卷六引黄心盦的回忆道:
昔年汉上盐鹾盛时，竞重风雅。四方往来名士，无不流连文酒，并筑梵宫琳宇，上下五六处，为公燕所，镜槛晶窗，洞房杳窱，咸具竹石花药之胜；且半临后湖，可舒远眺，白云漾空，绿荫如幄，斜阳返映，影动于琉璃屏户间，宛若身在画中。每当雅集，相与覃研诗词，品论书画；时或舞肩歌裙，浅斟低唱，大有觞咏升平之乐。[35]
从黄氏的回忆可见，当年汉口的徽商和“四方往来名士”关系密切，而与名士们的交往，就是在后湖附近风景优美的地方“流连文酒”，他们互相研讨诗词，品论书画，或者佐以歌舞，浅斟低唱。在这样的环境中的“雅集”，既交流了文学创作的心得，也传播了文学信息。
汪氏振绮堂是杭州有名的藏书楼，其中也活跃着一个诗人群体。该群体自汪宪发端，到汪远孙兄弟时最为兴盛，在嘉庆、道光间有着诸多的文事活动。对汪氏振绮堂诗人群，徐雁平曾撰文探讨。[36]汪氏家族的祖先就是来杭州经营典当行业的徽商，其典当经营情况，洪业从该家族汪适村藏书簿记中发现“有奕懋典、恒泰典、巨集兴典、巨集丰典，年月总赈各若干册”，故知道其“所开当铺，已有四所，其富可知。故能豪于好客，而勇于买书刻书也”。祖先创下的典当业以及所获得的财富，使子孙们从事文化、改换身份有了坚实的基础。“买书刻书”，使汪氏振绮堂藏书楼声名远播，与此同时，汪氏子孙们还结社吟咏，形成了以振绮堂为活动空间的诗人群。生活于道光年间的汪远孙不仅多所著述，且于“著述之暇，与同里耆彦结东轩吟社，凡为岁十，为集百，荟萃所作，且绘为图”[37]。该社自道光四年至十三年，宾主八人轮值，每月一集会，后来选所作诗总数的十分之四五刊为《清尊集》，计16卷。参与社集的文士有76人之多，除汪氏家族的文士外，还有与汪家有姻亲关系的文士，也有一批杭州诂经精舍弟子和相关文士。这样一个诗人群，定期雅集，人数及社会关系涵盖面广，所创作的诗歌还被刊刻，就传播的效用而言，无疑比个体创作更引人注目，也更发挥着群体性的信息传递功能。
徽商的足迹虽然遍及天下，但他们都有着浓厚的故乡情结；再加上寄籍他乡的子弟往往要回到徽州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他们与故乡徽州总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侨寓他乡的徽商经常将徽州以外的文学家或者文学信息带回到徽州，从而使徽州本土也得到很多的文学熏陶。清末许承尧《歙事闲谈》引汪印苔《歙浦余辉录》记载:
王弇州游歙，过千秋里，访汪伯玉，淹留数月。过潜溪，宿故友汪如玉家，赠以诗。又为如玉兄作传。续稿中有《与南溟肇林社唱和》诗。……张心斋潮作《洪愫庵玉图歙问序》亦云王弇州先生来游黄山时，三吴两浙诸宾客从游者百余人，大都各擅一技，世鲜有能敌之者，欲以傲于吾歙。邑中汪南溟先生闻其至，以黄山主人自任，僦名园数处，俾吴来者各各散处其中，每一客必一二主人为馆伴。主悉邑人，不外求而足，大约各称其伎，以书家敌书家，以画家敌画家，以致琴、弈、篆刻、堪舆、星相、投壶、蹴鞠、剑槊、歌吹之属无不备。与之谈，则酬酢纷纷，如黄河之水，注而不竭；与之角技，宾或时屈于主，弇州大称赏而去。[38]
张潮所记三吴宾客与徽州本地人较量技艺之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王世贞曾经游历徽州则是事实。他与汪道昆交好，在徽州受到热情款待，并且有诗有文，这既是文学交流，也是文学传播。
说到张潮，近年来的研究表明[39]，他是清代一个重要的文学传播者。他曾经是一个盐商，也是一个文学家，还是一个以刻书闻名的文化人。在扬州经商获得资财之后，他就散财行善，不少文人得到了他的帮助，他编刊的《友声》里就保留了一批文人感谢他的信札，例如和孔尚任合作创作《小忽雷》传奇的顾彩离开扬州时，询问张潮衣箱内是否有旧皮袍可赠他御寒。读书人张鸣珂甫返北京，立即致函张潮，感谢他慷慨资助盘缠，声言必定“逢人称诵”[40]。文士吴应麟返京途中遇祸，不得已向张潮紧急求援，并为此写长信盛赞张潮助人为乐:“世方趋下，重货财，薄伦彝，有粟红贯朽之家，不能赡穷亲急友丝粒者，他如陌路尚何说哉?而先生近而井里，远而关山，凡有告者，靡不周急之，且拳拳无倦意。应麟欣慕高风，欲为先生执鞭者久矣。”[41]他和孔尚任、余怀等一批文士相交好，今存他给孔尚任的信札就有18通[42]。正因为如此，在他转而从事刻书业以后，文人学士们对他多所支持，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潮刊刻自己的格言、警句和随感集《幽梦影》，得到大量文士的评语，十年以后，所得评语达到699则，由150位文人撰写。在康熙年间，徽商张潮在文人圈里声名远播，以他为中心的文人联络网通往东西南北。他和文士们之间文事的信息传递、作品的交流和评论、情感的追忆和加固，都足以让人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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