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追求与交融，传播无限

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大多是以个体化的方式进行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群体化的文学活动却日益增多，有的结伴畅游山水，吟咏唱和；有的在某一特定的日期聚会，诗赋交流。这种文事活动需要组织倡导者，也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比如场地、茶水、酒筵以及笔墨纸砚等等。徽商“好儒”的文化追求，徽商对与文人大大夫交往的热衷，以及所拥有的财富基础，都决定了在明清两代他们和各种文事活动的密切关系。由于文事活动是以群体化的方式开展的，因而其本身就具有文学传播功能，而它们被加以记录、作品得以刊刻以后，其传播力更强。

明末清初的徽商汪汝谦可以算得上杭州西湖文事活动的组织者。他“生于明季，慕西湖之胜，自歙县丛睦迁杭州，遂家钱塘，居缸儿巷，延纳名流，文采照映，董尚书其昌以陈大邛推之。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龛，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又建白苏阁，葺湖心、放鹤二亭及甘园、水仙、王庙，四方名流至此，必选伎征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或缓急相投，立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20]。凭着富有的资财，他在西湖建造了“不系园”、“随喜龛”两个大画舫，以此延揽文士，交接名流，享受湖山之胜和声歌之乐。“不系园”建造于天启三年(1623)，《不系园集》卷首有汪然明写的《不系园记》，所署时间为“天启三年岁在癸亥仲春之初”。他详细记录了建造这个画舫的动机和过程:

自有西湖即有画舫。《武林旧事》艳传至今，其规制种种已不可考识矣!往见包观察始创楼船，余家季元继作洗妆台，玲珑宏敞，差足相敌。每隔堤移岸，鳞鳞如朱薨出春树间，非不与群峰台榭相掩映，而往往别渚幽汀，多为双桥厌水锁之不得入。若孤山法埠，当梅花撩月，莲唱迎风，令人怅望，盈盈如此衣带，何故高韵之士又驾一蜻蛉出没如飞，骄笑万斛舟，为官为估，徒豪举耳。……癸亥夏仲为云道人筑净室，偶得木兰一本，斫而为舟，四越月乃成，计长六丈二尺，广五之一。入门数武，堪贮百壶；次进方丈，足布两席；曲藏斗室，可供卧吟；侧掩壁橱，俾收醉墨。出转为廊，廊升为台，台上张幔，花辰月夕，如乘彩霞而登碧落；若遇惊飚蹴浪，欹树平桥，则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中置家童二三，擅红牙者俾佐黄头，以司茶酒。客来斯舟，可以御风，可以永夕，追远先辈之风流，近寓太平之清赏。陈眉公先生题曰“不系园”。佳名胜事，传异日西湖一段佳话，岂必垒石凿沼园邱壑，而私之曰我园我园也哉!

汪然明对于《武林旧事》所记载的西湖画舫早有艳羡之心，而对于同时人建造的画舫，他觉得还有不便之处，那就是体积太笨，“别渚幽汀”不能去，湖上的桥也不好过。他所建造的画舫体积也不小，但可以“卸栏卷幔，犹然一蜻蜓艇耳”。兰木为舟，储酒百壶，斗室卧吟，广收醉墨；可御风，可永夕，可饱览西湖美景，陈眉公又为之题了“不系园”这个好听的名字，确乎风雅之极!

以西湖景色为自家景色，斫木兰为舟，以画舫为园林，家童红牙，茶酒雅会。于是，就有了以此景此情为对象的吟咏。荡舟于西湖之中，对着西湖的山水，文人雅士和女史们“啸咏骈集，胜情幽蔓”，汪然明又将自己和他们的“啸咏”之作结集为《不系园集》和《随喜龛集》，形成了与汪然明、与画舫联结难分的“主题诗集”。两部集子题咏甚多，黄汝亨《咏不系园》写道:“流水原无定，扁舟相与移。山容迥合见，云影去来期。何必人世远，唯应鸥鸟知。飘飘陶径外，日涉趣偏宜。”陈继儒《题随喜庵》诗描写更具体:“渠以千金穿，石以百夫辇。辛苦构名园，无乃蚕作茧。坐君随喜庵，出入自游衍。树走红桥移，草青白鸥显。有风恣渺茫，无风泊清浅。鱼鸟若倒悬，烟云赐亦腆。湖山不转君，君被湖山转。”

由汪然明创意的画舫雅集、西湖唱和的活动在当时无疑吸引着诸多的名人雅士，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茅暎、李渔、钱谦益等明末清初的文士均曾到过他的画舫和园林，并题额赋诗，还有当时的名媛才女也登舫参与，如王薇、林天素、杨云友等。可以想象，汪然明的“不系园”、“随喜龛”两个画舫有多少次雅集胜会，画舫、诗歌、绘画、酒、名流、女性，还有美丽的西子湖，在汪然明的导演下，成为了晚明杭州的一道文化风景。

明清两代，扬州设立了两淮盐运使司，因而是徽商云集的地方。在盐业中获取巨额利润的扬州徽商举办了各种各样文事活动。明代万历、崇祯时，祖籍歙县的郑元勋请了著名的园林设计家计成为他设计了影园，又请了著名画家董其昌为之题额，崇祯十三年(1640)，影园中黄牡丹盛开，郑元勋延请文人学士，“名流满座，同赋七言律诗至数百首。元勋糊名易书，缄送钱谦益评次。钱以南海黎遂球所作十首为第一。元勋制二金觥，内镌黄牡丹状元字赠遂球，一时传为佳话”^[21]。

这次活动，就传播效果而言有几个亮点:一是诗作的评审采用匿名的方式，故而名次的排列比较公允。二是评审人是大名鼎鼎的钱谦益，名人的评审未必都公正和有水平，但钱谦益除了有社会地位之外，其诗其文在明末清初无疑都属上乘，故而他的评审也具有权威性。三是给予的奖励很特别，不是给多少银子，而是在金觥的里面镌刻上第一名获得者黎遂球的名字。这样的奖品既有物值，更具有长久的保存价值。具有这样几个亮点的文事活动，很自然地拥有了传播效应。不仅于此，郑元勋还及时编纂出比赛的诗歌集《影园瑶华集》，将黎遂球的获奖作品及参与比赛的梁云构、徐颖、冒襄、陈名夏、梁应圻等17人的作品汇集一起予以刊刻，又延请杭世骏、钱谦益为该诗集作序^[22]。由此，这场文事活动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

如果说，郑元勋在影园组织的黄牡丹赛诗还多少有着夸富的意味，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文会与唱和似乎更具有文学活动的意味。马曰琯的祖父自徽州祁门迁于扬州经商，他本人在23岁那年曾回家乡参加科考，但无结果，于是“承先人之业，推排世故，搘柱艰巨，渊照不遗”^[23]，从此开始了亦商亦文的人生道路。他筑有南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他又筑小玲珑山馆，为文人雅集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曾经举行过多种文会活动，如在乾隆八年(1743)十月，从金陵移古梅植于馆内，厉鹗、全祖望等十多位文人都有诗吟咏唱和；乾隆十二年(1747)，马曰琯邀集文友们为“重五之会”，厉鹗撰文记载道:“岁丁卯五月十五日，马君半槎招同人展重五之会于小玲珑山馆。维时梅候未除，绿阴满庭，偏悬旧人钟馗画于壁，……遂人占一画，各就画中物色，赋七言古诗一篇。”^[24]在这次活动中，马氏作《展重五集小玲珑山馆分赋钟馗画得踏雪图》:“黑云垂华天漠漠，滕六翻空七萧索。岩壑惨澹森寒光，九首山人须戟张。……我张此图五月中，但爱幽涧鸣迥风。画师有意与无意，道眼看来等游戏。一庭冰雪净吾胸，子虚乌有亡是公。”^[25]马氏将他们和当时文人的文会唱和的作品结集刊刻为《韩江雅集》、《林屋酬唱集》等。

乾隆八年(1743)某月九日，马氏兄弟和厉鹗、胡期恒、张四科、陈章、闵华等人在其别业行庵聚会。此次聚会后的一个月，吴中画家叶震初来到扬州，为他们绘写了九日行庵文宴图，厉鹗则为之撰写了《九日行庵文宴图记》:

行庵在扬州北郭天宁寺西隅，马君嶰谷、半槎兄弟购僧房隙地所筑，以为游息之处也。寺为晋谢太傅别墅，西隅饶古木，郁阴森，入林最僻，不知其近乳郭。庵居其中，无斲砻髹采之饰，惟轩庭多得清荫，来憩者每流连而不能去。(www.xing528.com)

乾隆癸亥九日，积雨既收，风日清美，遂约同人，咸集于斯。中悬仇英白庙陶靖节像，采黄花，酌白醪为供。乃以“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陶陶衎衎，觞咏竟日。既逾月，吴中写真叶君震初适来，群貌小像，合为一卷，方君环山补景，命曰“九日行庵文宴图”。装池成，将各书所作于后，而属鹗为之记。按图中共坐榻者二人:右箕踞者，为武陵胡复斋先生期恒；左抱膝者，为天门唐南轩先生建中也。坐交床者二人:手中笺者，歙方环山士庶；左仰首如欲语者，讲读闵玉丼华也。一人坐藤墩撚髭者，鄞全谢山祖望也。一人倚石坐若凝思者，临潼张渔川四科也。树下二人:离立把菊者，钱塘厉樊榭鹗；袖手者，钱塘陈竹町章也。一人凭石床坐抚琴者，江都程香溪先生梦星也。听者三人:一人垂袖而立者，祁门马半槎曰璐；二人坐瓷墩，左倚树、右歧脚者，歙方西畴士庹、汪恬斋玉枢也。二人对坐展卷者，左祁门马嶰谷曰琯，右吴江王梅沜藻也。一人观者，负手立于右，江都陆南圻钟辉也。后从相倚观者一人:歙洪曲溪振珂也。童子种菊者三人，树间侍立者一人，撰杖执卷者各一人。其坐以搔首，陆天随感登高以杜门，无其时地与人耳。今吾侪幸生太平，遇胜地，又皆素心有文之侣，固为人世不看多得之会。而此十六人者，或土断，或客游，聚散不常。异日者，岁月迁流，抚节物以有怀，一披此图，恍如晤对。将来览者，或亦不异此意乎!^[26]

这样的“文宴”活动，在清代扬州徽商的园林里，是经常性的。然而，被画家图绘，又被如此文笔描绘的文事活动却不多。文宴活动不是吃喝而已，其主题是纪念陶渊明，活动方式是以“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分韵赋诗。文宴活动被图绘、被优美的文笔记载，则更显示出风雅意味。而这样风雅的文事，其被文坛乃至民间传播，也是必然之事。

马氏兄弟的“韩江雅集”同样具有风雅的意味。沈德潜为《韩江雅集》作的序言说道:

韩江雅集，韩江诸诗人分题倡和作也。故里诸公暨远方寓公咸在，略出处，忘年岁，凡称同志，长风雅者与焉。既久成秩，并绘雅集图，共一十六人，诗筒邮寄，属予序。惟古人倡和者，如王裴倡和，贾岑杜王倡和，荆潭裴杨倡和，元之与白、白之与刘，皮之与陆并以倡和称。宋初西昆体有杨刘之徒十余人，元季玉山宴集有顾仲瑛、杨铁崖诸人。明代如沈石田、文徵仲、唐子畏诸人次韵诗亦复斐然。而吾谓韩江雅集有不同于古人者。盖贾岑杜王杨刘十余人倡和于朝省馆阁者也，荆潭诸公倡和于政府官舍者也，王裴之于辋川，皮陆之于松陵，同属山林之诗。然此赠彼答，只属两人。仲瑛草堂宴集只极声伎宴游之盛。沈文数子会合素交，量才呈艺，别于贾岑以后诗家矣。然专咏落花，而此外又无闻焉。今韩江诗人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匪矜声誉，匪竞豪华，而林园往复，迭为宾主，寄兴咏吟，联接常课，并异乎兴高而集、兴尽而止者。则今人倡和，不必同于古人，亦不得谓古今人不相及也。昔王新城尚书官扬州司李，时招林茂之、杜于皇、孙豹人诸名士修红桥，各赋冶春绝句，客俱属和，迄今追忆，比于杜牧风流，付之梦寐矣!乃八十余年后，有好事者追前尘而从之，新城余韵不仍在“绿杨城郭”间也?予尝经蜀岗、登平山堂，吊欧阳公遗迹，远山长江，溶溶，如眉如练，尝梦魂飞跃于此，倘得侧名贤之末，相与搜奇抉胜，较工拙于铿锵幽眇之间，亦江湖之至乐。而留滞春明，有怀莫能遂也。书复诸公，以志我愧，且为他日息壤之券云。乾隆丁卯冬月长洲沈德潜序。

沈德潜在追朔了历代的文人雅集之后，指出马氏兄弟的雅集与往昔的不同——“今韩江诗人不于朝而于野，不私两人而公乎同人，匪矜声誉，匪竞豪华，而林园往复，迭为宾主，寄兴咏吟，联接常课，并异乎兴高而集、兴尽而止者”。今存乾隆间刊本《韩江雅集》共十二卷，收录了马氏兄弟和扬州文人们80次左右的唱和之作。包括《微雪初晴集小玲珑山馆》、《消寒初集晚清轩分韵》、《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珑山馆分咏》、《首春行庵小集分咏梅花事》、《二月五日集筱园梅花下用香山诗为起句》、《五月二日集小玲珑山馆题五毒图》、《咏诗南轩观荇花联句》、《分咏西湖古迹送樊榭归钱塘》、《初夏行庵同用谢康乐首夏犹清和为起句并次其韵》、《五月十二日集筱园》、《夏至后一日小集行庵时雨适至以高青丘满林烟雨听啼鸪分韵》、《小玲珑山馆对雪联句》、《看山楼雪月联句》等。

这些活动所显示的高雅品格，可以以《十一月三十日集小玲珑山馆分咏》为例。这次分咏，因为已经是冬季，所以均以“寒”为题，“胡期恒得寒灯，唐建中得寒溪，程梦星得寒月，高翔得寒松，马曰琯得寒山，汪玉枢得寒云，厉鹗得寒林，方士庶得寒更，王藻得寒旅，方士捷得寒烟，马曰璐得寒江，陈章得寒原，闵华得寒砧，陆钟辉得寒钟，全祖望得寒竹，张四科得寒泉”^[27]。又如《书唐人诗集后》，“胡期恒分得白香山，唐建中分得杜樊川，程梦星分得李玉溪，马曰琯分得杜少陵，王藻分得柳柳州，方士捷分得韩昌黎，马曰璐分得王右丞，陈章分得李昌谷，闵华分得元微之，陆钟辉分得孟襄阳，张四科分得李青莲”^[28]。再如《冬日小集行庵分咏》，“胡期恒得诗狂，唐建中得诗律，程梦星得诗囊，马曰琯得诗坛，汪玉枢得诗城，厉鹗得诗债，方士庶得诗壁，王藻得诗材，方士捷得诗筒，马曰璐得诗国，陈章得诗将，闵华得诗仙，陆钟辉得诗瓢，张四科得诗禅”^[29]。这些诗题，或者富有情趣，或者需要深厚的文学功底，对于每个参加集会的人都是高难度的命题创作；反之，就诗歌创作而言，又扩展了某一类题材内容的书写。

稍晚于马氏兄弟的江春，也凭借着丰厚的财力，成为扬州文事活动的组织者。他构筑了诗酒文会的场所，在南河下街建造了随月读书楼，又在对门建筑秋声馆，四周增建亭榭池沼，药栏花径，名为“水南花墅”。在东乡构建别墅，名为“深庄”，在北郊的别墅名为“江园”。乾隆二十二年，江园改为官园，乾隆帝赐名“净香园”。江春移家观音堂，近旁即扬州三山之一的康山，相传为明朝康海读书之处，江春在此重建了康山草堂。他还在重宁寺旁构筑了东园。因而江春被文人称之为“康山主人”或者“东园主人”。有了这样的条件，江春也必然成为文会的“招集人”，袁枚说江春“性尤好客，招集名流，酒赋琴歌，不申旦不止”^[30]。阮元在给江春写的传记中说，“一时文人学士如钱司寇陈群、曹学士仁虎、蒋编修士铨、金寿门农、陈授衣章、郑板桥燮、黄北垞裕、戴东原震、沈学士大成、江云溪立、吴杉亭烺、金棕亭兆燕，或结缟贮，或致馆餐”^[31]。江春组织的最有影响的一次文事活动是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为纪念苏东坡七百岁诞辰，邀集文人学士在寒香馆悬像赋诗，江春本人在这次活动中也写了《丙戌嘉平十九日为苏文中共七百岁生日同人悬像于小山上人致寒香馆作诗纪事》一诗。江春以自己的物质条件，为一批文人提供了文化交流、文学创作的合适氛围，他自己也在这样的氛围中创作了一批诗歌作品。

《扬州画舫录》记载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至会期，于园中各设一案，上置笔二，墨一，端砚一，水注一，笺纸四，诗韵一，茶壶一，碗一，果盒、茶食盒各一，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刻，出日遍送城中矣。”^[32]正是由于二马兄弟、江春等人提供的物质条件以及他们对文学的喜好，扬州城里才有了这样高雅而热闹的文会，文学家才格外有体面，文心和文情才得以激发飞扬，当然，文会上创作的作品也会不胫而走，在扬州城里广泛传颂。

侯方域的《马伶传》是一篇生动的记人散文，其所记载的马伶又是明清演剧史上刻苦学艺的典型人物，其艺术上的成功则是对生活观察体验的结果，故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读。从徽商与文事活动的角度而言，其所记载的马伶所在的兴化部和华林部的演出竞赛，正是徽商——“新安贾”——组织的。文章写道:“金陵为明之留都，社稷百官皆在，而又当太平盛时，人易为乐。其士女之问桃叶渡、游雨花台者，趾相错也。梨园以技鸣者，无虑数十辈，而其最著者二:曰兴化部，曰华林部。一日，新安贾合两部为大会，遍征金陵之贵客文人，与夫妖姬静女，莫不毕集。”徽商在百官、文人、士女云集的南京举行这样带有竞赛性质的会演，其用意或许是显示自己的实力，或许是增加和市民的亲和力，或许就是出自对戏曲的喜好，但无论如何，这次活动对戏曲表演艺术的提升确实起到了推动作用，那位名叫马锦的演员虽然演出失败，但他专门去顾相国门下作了三年仆人，用心观察他的举止言语，再演严嵩时，竟然让当年使他败走的李伶拜他为师。这次活动中演出的剧目则是《鸣凤记》，作为一部反映朝廷政治斗争的戏曲作品，它自然也得到了有效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