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刊刻文学作品-《徽商与明清文学》

对于徽州人刻印的书籍以及他们刻书活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学者予以关注并有所探讨，尤其是郑振铎，在他谈收藏旧书的文章中，对徽州刻本和刻工多所论及。他曾经赞美徽派刻书中的版画插图:“他们雅正端庄，他们温柔敦厚，他们富丽精工。他们雅正，恰到不呆板的程度；他们温柔，恰到不没骨气的程度；他们富丽，恰到不金碧辉煌、令人目眩的程度；他们精工，恰到不过于琐屑。”^[1]对此，今人徐学林在《徽州刻书》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

自宋代开始，徽州因为中原大族迁徙于此，再加上这里的笔、墨、纸、砚等文房用品的发达，其刻书业较之其他地区更为领先。据徐学林的统计，宋代徽州的刻书近百种，“有确切记载或存世实物可考的也在76起70种以上”^[2]。除了官府刻书以外，这个时期还有洪适、程大昌、汪纲、祝穆、祝洙、魏克愚等徽州籍刻书家。元代，方回、郑玉、汪同、赵汸、朱升等文学家或学者均有刻书活动。明代以后，徽州的书籍刊刻更呈繁荣之势，到明代中叶以后，“徽刻”书籍已经为文人学士所喜爱和赞赏，明万历间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说道:“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刻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恶滥，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骎骎蹈此病矣。”^[3]根据谢氏的这段话，徽州人的刻书质量在当时已达到“不下宋板”的水平。与此同时，徽州涌现了一批技艺精湛的刻工名手，特别是歙县虬村黄氏家族的刻工，不仅刻印技术精湛，而且在版画刻印上独树一帜，如黄一彬、黄一楷等人，所刻的版画线条生动，颇得当时文人学士的赞赏。此外，徽州的书坊主和刻工在刻印技术上多所创新，如程君房创制了套版印刷术，胡正言发明了彩色套印，应该说，徽州人对中国印刷业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徽商的商业头脑和“贾而好儒”的文化追求，使他们在经营盐、茶、木、布等产物的同时，也积极地参与乃至从事刻书业。甚至刻书业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行当之一。例如万历年间的歙县吴勉学，开设师古坊，既刊刻了不少经、史书籍，也刻了不少有市场价值的图书，特别是医学丛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不仅保存了44种医学典籍，自己也获利甚丰。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就说道:“歙吴勉学一家，广刻医书，因而获利。”^[4]

徽商刊刻文学作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富有而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商人的刊刻。他们出资刊刻文学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保存文学遗产，或者出于尊敬文学家动机。例如清代扬州“二马”兄弟刊刻了包括王士禛《感旧集》、汪士慎《巢林集》在内的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乃至不惜千金刊刻朱彝尊的《经义考》。二是以刻书为商途，刻书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新的商业领地。他们刻书的目的就是赢利，但他们善于把握书籍市场需要，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学传播。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刻书按照经济性质被分为家刻、官刻和坊刻三种。家刻是士大夫和有钱的人雇请刻工专门刻印自己的作品，所刻印出来的作品也不是用来销售的商品，而是让自己的作品传之后世。官刻则往往出于思想统治和教育目的的刻印活动，它由官府或官学组织，所刻印的书籍同样也不是商品。坊刻则不然，坊刻实际上就是将书籍作为商品加以刊刻，所刻印的书籍是为了销售的商品，书坊主可以说就是靠刻书发财的商人。

明中叶后，不少徽商开设书坊刻书，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经营领域。作为书坊主，徽商更注重适应市场的需要，注重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日益增强的书籍市场竞争的形势下，有的徽州书商以医学书籍作为刊刻对象，有的注重刊刻蒙学读物。随着通俗文学读者群的日益扩大，他们也注重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刊刻，在书籍刊刻的形式上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发明，因而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文学传播和文学创作，可以说，明清两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局面，是和书坊刻书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

徽州籍的书坊主刊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如嘉靖间的汪灿、汪宗泥父子刊刻了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101卷、高棅的《唐诗品汇》和《唐诗拾遗》100卷。万历间歙县程荣是以编刊大型丛书著名的坊刻家，刻有《汉魏丛书》35种251卷，另刊刻了《嵇中散集》、《阮嗣宗集》及当代文人王世贞的《新刻增补艺苑卮言》等。万历间汪士贤省吾堂编刻了《汉魏名家集》，潘是仁编、刊了《宋元四十三家集》等^[5]，对保存文学遗产、传播当代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要全面地研究徽州人开设的书坊刊刻文学作品的情况，还有待来日。这里侧重以明代的戏曲刊刻为例，粗略了解徽州书商在文学传播领域里的贡献。刊刻戏曲的徽州人开设的书坊及徽州籍坊主有:

玩虎轩:该坊开设在南京，是有名的私人书坊之一。^[6]坊主汪云鹏，字光华，歙县西乡人，曾经刻印过包括焦竑编定的《养正图解》、王世贞辑录的《有像列仙全传》等大量图书。戏曲小说是这个书坊的刊刻特色。该书坊刊刻的戏曲作品有:《北西厢记》三卷，《琵琶记》三卷，《重校孝义祝发记》二卷，《新镌红拂记》三卷，《会真记》一卷。据徐学林《徽州刻书》介绍，《琵琶记》“出版行世后不久，金陵、杭州等地书坊很快就有翻刻本。如傅惜华所藏的由黄一楷、黄一彬兄弟刻画的同名剧本，经考证就是杭州起凤馆翻刻汪氏玩虎轩本，并再次成为徽派名版。还有汪氏所刻《北西厢记》，……又名《元本出相北西厢记》二卷，……此书行世不久也被杭州起凤馆翻刻”^[7]。

尊生馆:该坊主人为黄正位，歙县虬村人，曾经刊刻过明瞿佑的《剪灯新话》四卷、李昌祺《剪灯余话》四卷，二者均为文言小说；又据玩虎轩本翻刻过《琵琶记》，其板式为7行16字，间距均衡，更为疏阔好看。该坊最具贡献的刊刻是选集了36种元杂剧，总其名曰《阳春奏》，现存马致远《西华山陈抟高卧》、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3种，《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据以影印。

环翠堂:该坊主人为汪廷讷。关于汪氏的生平及创作活动，徐朔方《汪廷讷行实系年》已有勾勒^[8]。环翠堂所刊书籍甚多，且多为汪氏所编订，如《文坛列俎》、《坐隐先生全集》等。由于汪氏喜爱风雅，故刊刻了诸多当代散曲名家的作品，如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王磐《王西楼乐府》和陈所闻的《南北宫词纪》等。戏曲刊刻，有汪氏自撰的《环翠堂乐府》，今存《彩舟记》、《义烈记》、《投桃记》、《三祝记》、《天书记》5种，另有《狮吼记》、《种玉记》两种存本，却非环翠堂刻印本^[9]。此外，该坊还刊刻了《元本出相西厢记》。

胡文焕:胡氏是万历间著名的刻书家，所刻书籍甚多，尤以《格致丛书》最有影响。关于胡氏的生平，各书介绍都比较简略。《休宁名族志》卷一演口胡氏有“文焕”之名:(www.xing528.com)

赠文林郎采公伯子文焕，字光伯，仪宇魁岸，资性敏达。少习举子业，试辄列优，既复殚精嗜古，博通经史，淹贯典坟，至诸子百家无不究其精奥。晚承父遗言，令仲弟燧理家政而躬操奇赢，久客于燕，因携季弟燿、己子尚穆肄业北雍，继体有人，才名日著，为缙绅诸名公所推重，高尚不仕，竟以儒官终其身，然而仁让宜家，诗礼裕后，庭以内秩然雍然，不减当年王谢家风，固卓尔一代名流也。^[10]

此文焕是否就是刻书家胡文焕尚待考订。胡氏于戏曲刊刻上的贡献是刊刻了选本《群音类选》。这部选本篇幅浩大，共约46卷，今存39卷，系《格致丛书》之一种，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各有收藏，但均不完整。中华书局1980年将南京图书馆本予以影印出版。全书分官腔类(昆腔)、诸腔类(地方声腔)、北腔类、清腔类，为现存散曲和戏曲最丰富的选本，尤为可贵的是保存了59种已经散佚的戏曲作品片段，因此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

选雅斋:郑振铎收藏有《新镌女贞观重会玉簪记》的曲本，曾介绍得此本的经过，但未对该本为徽人刊刻置词。^[11]该本剧名下署“歙西选雅斋校正黄德时重梓”^[12]，“歙西”显然是指徽州歙县，而黄德时又是歙县虬村著名的刻工，故该本无疑是徽州人刊刻的剧本。

黄嘉惠:海阳人，号如道人。郑振铎收藏的《董解元西厢记》署“新都杨慎点定海阳黄嘉惠校阅”，郑振铎径称为“黄嘉惠本”^[13]；黄嘉惠还参加了《盛明杂剧》的评点，所评点或校阅的作品有汪道昆的《高唐梦》、《五湖游》，徐渭的《女状元》，陈与郊的《文姬入塞》，叶宪祖的《北邙说法》，王衡的《郁轮袍》，无名氏的《真傀儡》。《盛明杂剧》的编刊者是沈泰，但参与评论和校阅的多有徽州人，如程羽文写有序言并校阅徐渭的《渔阳弄》，“海阳干城黄之城”校阅《中山狼》杂剧，颇疑是杭州书商们共同编纂的。

岩镇周氏:刊刻《新镌汇选辨真昆山点板乐府名词》，郑振铎介绍该本说:“凡选传奇《琵琶记》以下三十四种，散曲《步步娇》‘闺怨’(万里关山)以下二十一套。不知何以散曲后，更杂入《金貂记》传奇一种。所选传奇，中有《四节记》、《减灶记》、《合璧记》较罕见。然如《京兆记》，则巧立名目，故为眩人，实即汪道昆四剧中之《京兆眉》耳。”^[14]

朱元镇:据郑振铎介绍，《牡丹亭》(《还魂记》)旧有万历间石林居士刊本，“歙县朱元镇尝得版，重加刷印。朱印本虽较模糊，然流传颇广，惟去石林居士序，并于题下多‘歙县玉亭朱元镇较’数字为异耳。不知者皆误为朱氏重刊本”^[15]。

吴继灼之西爽堂:吴继灼字仲虚，徽州休宁人，与明代后期的冯梦桢、黄汝亨等相友善，和汤显祖也多有交往。其书斋名西爽堂，刊刻过《晋书》、《虞初志》等多种书籍，于戏曲则刊刻了《新镌出像点板北调万壑清音》六卷。该本又由歙县虬村黄光宇于天启四年(1624)刻镌。

吴敬:吴书荫近年来调查了“玉茗堂四梦”最早的合刻本，指出刊刻《玉茗堂乐府》的就是徽州人吴敬。吴敬，字德聚，休宁商山人，吴继灼的侄子，自祖父辈就在杭州经商，曾经刊刻过黄汝亨的《古奏议》、《寓林集》、顾起元的《说略》等书籍。他大约于万历三十五、六年间刊刻了《玉茗堂乐府》，这也是汤显祖戏曲作品的最早合刻本。^[16]

孙学礼:黄仕忠从日本京都大谷大学阅读到了明万历乙巳年(1605)刊刻的《四太史杂剧》，其刊刻者为徽州人孙学礼。该本卷首有明代著名学者焦竑的《题辞》，其末有楷书“古歙叶应秀刻”一行小字；复有徽州人程涓(巨源)的《引》；卷末的跋署名为“新安餐霞道人孙学礼”，跋文称:“不佞礼从焦夫子游，得称弟子矣。日侍门墙，领略宗旨，及别而复有请，则举《四太史杂剧》授不佞付梓，它无言。”毫无疑问，该本也是徽州人刊刻的又一部戏曲作品集。^[17]

明代中叶，有的书坊主由于注重成本和获利的核算，甚至不惜损害质量以求得利润，明人郎瑛就记载了福建书商做假的情形:“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害。盖闽专以货利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18]但徽商开设的书坊却在质量上有严格的把关，例如玩虎轩本《琵琶记》，黄仕忠评论说:“玩虎轩本在校雠上颇能间采众长……它作为昆本系统中较好的改定本，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它的雅致的出目取代了种德堂本、唐对溪富春堂本、唐晟刻本等粗率的命名，成为晚明《琵琶记》标准出目而通行于世。晚明各种批评本均以玩虎轩本为底本。”^[19]从刊刻质量上看，玩虎轩本比起同期的富春堂、继志斋等刊本无疑也更加精致，有图38幅，且多为其他书坊所翻刻。这也表明，徽商即使是经营刻书业，也仍然秉守着诚信的商业观念。

就中国出版史而言，明清两代无疑是一个繁荣时期。无论是官刻、家刻、坊刻，数量较之宋元时期都突飞猛增，所刊刻的书籍种类大为丰富。自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出版业的商业化，书籍刊刻的技术和水平得到了提高，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与徽州人的努力和贡献息息相关。在徽商和徽州籍文士刊刻书籍需求的推动下，徽州又走出了以虬村黄氏为代表的一大批刻工，他们雕镌的书籍版式精美，而精美的版画插图更让人赏心悦目。凡此，都促进了文学传播，进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