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方用彬与文人的交往是因为留下了七百通手札得以显示，更多的徽商与文士们交往的记载则散见于家谱和文人传记。在这些记载中我们不仅了解到他们和文士交往的事实，也能见出他们对文士的崇尚与利用的姿态。
《新安黄氏会通谱》记载徽商黄敬宗，“幼读场屋，既长，无他兄弟，干父之蛊，身任家政，遂堕功名事矣。乃挟赀南走荆湘，北游淮甸，以墨池交接天下士，见者谓其有元龙气象”[12]。这位黄敬宗生活在明代前期，应该是较早走出徽州经商的商人。他小时候读书于场屋，但因为家中没有兄弟，只得放弃读书应试的道路以支撑家庭。因为曾经读书，他能够“以墨池交接天下士”，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袁中道的《吴龙田生传》记录了一位叫吴文明的扬州徽商:
公外朴拙，而胸中了了。中郎尝游广陵，公乐于亲近，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中郎亦爱其贞淳，有先民风。与之往还。每得中郎一纸，即什袭藏之。予过广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纳赀从游；予校新安，长君竟入新安校。[13]
这位吴文明先是与袁宏道有密切的交往，曾经对袁宏道说:“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正因为怀着这样尊敬文人的心态，他“每得中郎(袁宏道)一纸，即什袭藏之”。后来袁中道到扬州，他如同敬重袁宏道一样敬重袁中道，并且让两个儿子跟随袁中道学习。
明代歙商黄长寿，“字延祉，别号望云。歙孝行里潭渡人。……少业儒，以独子当门户。父老，去之贾。以儒术饬贾事，远近慕悦，不数年赀大起。……翁虽游于贾人，实贾服而儒行，尝挟资流览未尝置。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揽胜》并《壬辰集》，前太史景公为之引，梓成藏为家宝”[14]。
明代歙县商人黄明芳“好接斯文士，一时人望如沈石田、王太宰、唐子畏、文徵明、祝允明辈皆纳交无间”[15]。
清代婺源商人孙大峦，“字萃峰。援例入国学生，有异质，气量恢宏，昆弟三人，交相友爱。尝持筹吴越，生计渐裕。……又好与文人学士游，多闻往古嘉言懿行，开拓心胸，故能扫尽市井中俗态，虽不服儒服、冠儒冠，翩翩有士君子之风焉”[16]。(www.xing528.com)
清代歙商梅仲和“弃儒服贾，贸易吴门，重交游，乐与贤大夫款洽，姑苏为冠盖往来地，慕公名者恒造庐以访”[17]。
歙县《竦塘黄氏宗谱》卷五《黄公文茂传》记载:黄文茂“性行淑均，孝友谦让，雅好儒术，博览务通，善于治生，商游清源……喜与文士游，清源名流，屈己纳交，暇日琅琅讽颂经史”。
类似于上引记载的文献不胜枚举，它们充分说明了徽商与文士们密切交往的事实。然而，富有的徽商为何如此热衷于和文士们来往?其内在动机何在?首先，和文士们的交往满足了徽商的精神需要。
关于人的需要，美国社会学家马斯洛曾经绘制了一个“需要塔”，第一需要是人的生存所依赖的诸种要素，如安全、性等，第二需要则是人的发展所需求的物质因素，如金钱等，第三需要是精神层面的因素，如爱情、友谊等，第四需要是人能够显示自己价值的因素，如名誉、地位等。生长于有着浓厚的“好儒”、“重儒”文化传统和氛围的徽州，明清时期的徽商在血脉中就涌动着对“儒”的崇尚、对文人的尊敬和向往。他们中的很多人本来就想走读书科举的道路，只是因为科考失利或是因为家境所迫才走上经商的道路。另外一方面，在封建社会里，“商”为“四民之末”，尽管在明代中叶后，商人的地位已经有所改变，但传统的惯性使他们的内心仍然有着浓厚的自卑感。因此，在经商有所成就后，他们就特别注重和文士们交往，以获得心理上的补偿，也获得些许自尊感。
其次，和文士们的交往扩展了徽商的社会交往圈，从而可以从中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收益。精明的徽商并不像那些没有远见的势利眼，他们结交官僚，因为官僚是他们的保护伞，而且官僚也就是文人，有的是在位的官僚文人，有的是退居林下的文人，尽管退居，他们和官场仍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徽商也结交各类文人，因为在封建社会，读书人在今天可能是一介布衣，明天可能就挤身官僚队伍；即便他们没有进入官僚队伍，他们凭借自己的学问才华，也可以在偶然间给徽商以帮助。徽商黄锜“好贤礼士，挥金不靳，有柳开客大名之风。君客淮阴日，淮阴当南北日冲之地，士大夫毂击之区，君延纳馆餐，投辖馈遗，而尤注意计偕，寒素赖君踊跃穷途，飞翼天衢。儒绅翕然称节斋”[18]。这位号节斋的徽商不仅“好贤礼士”，与文人士大夫相结交，而且特别注重帮助那些“计偕”——赴京会试的举人们。“可想而知，这些人一旦得以‘踊跃穷途，飞翼天衢’，自然会对他们涌泉相报的。”[19]与文人们诗酒文会，当然是风雅盛事，但对于徽商来说，却非仅仅是风雅而已，可能其中就蕴藏着商机，蕴藏着商人所追求的财富，更可能得到政治上的保护伞。
再次，徽商和文士们的交往，能够涵化子孙，实现后代的文化身份的转换。徽商本来就不想走商贾的道路，他们不得不经商之后，就把希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明代盐商江才生，尽管自己经商，却积极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读书，并不希望儿子子承父业。他教导儿子说:“吾先世夷编户久矣，非儒术无以亢我宗，孺子勉之，毋效贾竖子为也。”[20]江才生的说法代表了大部分徽商的观念:他们对自己的商人身份十分鄙视，而对从事“儒术”的文士身份十分向往。也因此，当他们富有以后，既以自己对文士的尊重和推崇表率子孙，也为子孙创造了一个读书涵养的氛围，乃至延请硕儒名师教习子孙。明代歙县商人鲍继登“以盐策起家，尝建德文堂为书塾，广延名师，罗益友以训其子孙”[21]。清代歙县商人凌珊“殷殷备餔，不远数百里迎师以训子侄。起必侵晨，眠必丙夜，时亲自督课之”[22]。这些资料记载中没有说他们所延请的“名师”是谁，但无论是享誉天下的名流还是乡间塾师，对于徽商的意义都是相同的，——让子孙们不再去经商，而是成为有地位的文人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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