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的文化贡献：徽商与明清文学

1.藏书和刻书

明清两代，徽商经济上富有，收藏有价值的书籍成为他们的一大爱好。

在徽州本地，就有不少藏书家。歙县汪梧凤，设立“不疏园”收藏书籍，著名学者江永、戴震、程瑶田等都曾前往阅读；绩溪胡培翚在道光十七年(1837)创设世泽楼，购置了大批书籍收藏其中，供族人阅读学习。祁门倪望重耗银上万两，于光绪十年(1884)在家乡建立藏书楼，他的儿子倪启佑又收藏一批书籍于其中，该楼被称为“万卷楼”。

在外地，徽商兼藏书家更引人注目。他们不仅收藏书籍，也刊刻有价值的书籍。

歙县鲍廷博随父经商杭州，却酷爱读书和藏书，收藏宋元善本甚多，他的藏书楼名为“知不足斋”，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库全书》开馆，他献书六百余种，多为宋元旧版。《四库全书》修成后，乾隆皇帝对他特别予以褒奖，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发还全部献书，并在所献《唐阙史》等书上题诗，还特赐他为举人。他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是清代影响甚大的一部丛书。钱泳《履园丛话》记载:

鲍廷博字以文，安徽歙县人。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而喜读书，载籍极博。乾隆三十八年诏求天下遗书，廷博独得三百余种，赍浙江学政王杰上进，奉旨以内府所刻《图书集成》一部赐廷博，乡里荣之。廷博尝校刻《知不足斋丛书》二十四集，嘉庆二十年流转禁中，仁宗见之，传谕抚臣曰:“朕近日读鲍氏丛书，亦名知不足斋，为语鲍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进呈，有旨赐举人，传为盛事。年八十四卒于家。^[37]

祁门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经商于扬州。他们既是大盐商，又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和诗人。他们好古博雅，考校文艺，评骘史传，旁及金石书画，尤以诗词最出名，马曰琯著有《嶰谷词》1卷，《沙河逸老集》6卷，马曰璐著有《南斋词》2卷，《南斋集》6卷，另编有《韩柳年谱》。雍正年间，马氏兄弟在扬州建造了一处园林，名为“街南书屋”，即今扬州著名的“个园”。园内有12景，“小玲珑山房”就是其中之一。小玲珑山房内藏书百橱，多达10余万卷，有藏书“甲大江南北”之誉。《四库全书》开馆时，马氏后人进呈藏书776种，位居个人献书之首。如此丰富的藏书，吸引了一大批文人来到小玲珑山房翻阅藏书，研究和讨论学问，著名文学家厉鹗、全祖望均是其中的常客。马氏兄弟还为朱彝尊刻《经义考》，“以千金为蒋衡装潢所写《十三经》，又刻许氏《说文》、《玉篇》、《广韵》、《字鉴》等书，谓之‘马版’”。^[38]

徽州的刻书业始于唐代，宋、元两代则已经刻印了不少书籍，不过这以前都是官刻为多。明中叶后，徽州刻书业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全国的刻书中心之一，其刊刻的质量则为上乘，颇得当时文人学时的赞赏和推崇，被称为“徽版”。

徽州历任地方官都重视文教，因此官府刻书一直得到延续。其刻书机构，一为府、县官府，二为府学、县学等官府教育机构，三为书院等民间教育机构。官府刻书数量有限，但刻印精良，质量堪为上乘。徽州的家刻也很多，它们多为文人雅士或有经济实力的徽商出钱刻印的著作，数量上也占了徽州典籍文献的相当大的比例。由于家刻是个人行为，因而在质量上特别讲究。像明代万历年间祁门郑之珍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清代程瑶田的《通艺录》等，都是刊刻精良的作品。

徽州坊刻的数量在明代中叶后远远超过官府刻书和家刻。坊刻带有商业性质，所刻之书往往有一定的市场价值。它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徽州本地开设书坊，一种是徽州人在外地开设书坊。明代万历年间的吴勉学，歙县人，他家世代经商，刻书则是他开辟的商业途径之一，他给自己的书坊起名为“师古斋”，先是刻印了《古今医统正脉全书》44种，获得可观的利润后，他继续刻印了大量的书籍，包括诗文、医学、经学等各种书籍。休宁胡正言，号十竹主人，寓居南京，其坊名“十竹斋”，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了“饾版”，即将彩色分成小块雕版，叠套印刷，将插图套印成不同的颜色；他又创制了“拱花”，在凹凸雕版上压印，其效果形似浮雕。使用这两种新的印刷方法，他刻印了《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受到了广泛欢迎，从而也更加突出了徽派刻书多有精美插图的特点。

由于刻书业的兴起，徽州也出现了一批刻书的能工巧匠，他们遍及南京、杭州、苏州等城市。徽州的刻工不仅人数多，而且形成了以刻书为业的家族群体，特别是歙县虬村黄氏宗族，从明代正德年间一直到清代道光年间，历经12代，所涌现的刻书能手达到400余百人，有些刻工非常有名，如黄铤、黄一彬、黄一桂等。^[39]

2.戏台清音

明中叶后的江南地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昆山腔的兴起，文人士大夫和富商巨贾纷纷蓄养家庭戏班。当时人陈龙正记载道:“每见士大夫居家无乐事，搜买儿童，教习讴歌，称为‘家乐’。”^[40]蓄养戏班的多是退居林下的官僚士大夫或豪绅巨富，如潘允升、钱岱、邹迪光、申时行、屠隆、许自昌等人，均蓄有家班。富有的徽商当然不甘落后，也纷纷蓄养起戏班。

根据现在所发现的材料，有3则明代徽商蓄养戏班的记载。

一是万历间的士大夫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记载的“吴徽州班”:

(万历壬寅九月二十五日)赴吴文倩之席，邀文仲做主，文江陪。吴徽州班演《义侠记》，旦张三者新自粤中回，绝技也。

(二十七日)赴吴文仲、徐文江席于文仲宅。同于中甫、文倩、无竞兄弟咸侍作伎。吴伎以吴徽州班为上，班中又以旦张三为上。今日易他班，便觉损色，演《章台柳》、《玉合记》。

冯梦祯所记载“吴徽州班”就是活动在苏州的由徽商蓄养的戏班。关于这个戏班，冯梦祯所记载的情况不是太多，只知道班中的一个叫张三的旦角演员在当时很有名，而且刚刚从广东一带回来；这个戏班演出的剧目之一是吴江派领袖沈璟创作的传奇《义侠记》，张三应该在剧中扮演潘金莲一角。

二是徽商吴越石的家班。万历年间的徽州文人在其《亘史》和《鸾啸小品》中曾经多次提到或详细描述吴越石的家班，他还为吴越石家班的演员们各写了品题文字和赠诗，名为《艳曲十三首》。从其品题看，吴越石的家班共有演员14人，她们都是“吴儿”——苏州人，所唱的当然是已经广受欢迎的昆山腔。

三是汪季玄的家班。这个家班也为潘之恒所推许和记载的。汪季玄名犹龙，字季玄，歙县人，曾经为潘之恒校勘过《黄海》，寄居广陵(扬州)，也是富有的商人。万历三十九年(1611)，潘之恒到镇江拜访李维桢，并与他一同到扬州，在汪季玄家住了十天，汪季玄让自己家班向潘之恒作了充分的展示。汪季玄的家班有12名演员，她们到潘之恒的住处，请求他赐诗，并给予艺术上的指教，他也为演员们写了十三首诗，名为《广陵散二则》，分别对她们作了题品。从潘之恒的题品看，汪季玄家班演员的水平也不低，她们或者“歌余缥缈舞余姿”，或者“宛转歌喉态转新”，或者“年少登场一座惊”，或者“音如环转体如弦”，或者“风前美度擅吴趋”。^[41]

清代，扬州成为徽商经营盐业的重镇，他们对戏曲的扶持更是不遗余力。康熙对戏曲的喜好和六次南巡，使徽商们意识到，讨好皇帝的招数之一就是让他过“戏瘾”。所以他们纷纷蓄养自己的戏班，“以备大戏”，迎接圣上。李斗在《扬州画舫录》里记载了“七大内班”，从班主姓氏看，大多都是徽商蓄养的戏班。就在这个过程中，徽商头脑的精明和文化素养再一次得到显示:他们知道，一种艺术形式看久了也就没有新鲜感了；他们也把握了皇帝的审美心理，戏曲演出不能太雅静，要热闹一些；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水平都要高超，对皇帝可不能马虎。因此，他们在蓄养戏班的同时，特别注意了两点:一是打破昆山腔一腔独霸的局面，吸收“花部”地方戏作为演出的组成部分；二是从四方招揽高水平的演员和其他方面的戏曲人才。由于徽商资本雄厚，也由于他们要不遗余力地讨得圣上的欢心，这两点他们都完全做到了，从而大大推动了戏曲艺术的发展。

扬州“七大内班”，从姓氏上看，多为徽商所蓄养，如洪、程、汪、黄等姓，都是徽州的大族和望族。就徽商与徽班的关系而言，江春对徽班的扶持更具有典型性。他高度重视“花部”地方戏，组建了“花部”春台班。李斗记载道:“郡城自江鹤亭征本地乱弹，名春台，为外江班，不能自立门户，乃征聘四方名旦，如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之类，而杨、郝复采长生之秦腔，并京腔中之优者，如《滚楼》、《抱孩子》、《卖饽饽》、《送枕头》之类。于是春台班合京、秦二腔矣。”^[42]江春聘请了苏州杨八官、安庆郝天秀等“名旦”，大大充实了春台班的演员阵容，又集花部之众长，大大充实了春台班的艺术实力，使花部地方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江春还舍得花本钱投入，为徽班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他不惜重金延揽名演员，李斗还记载说，四川名优魏长生“年四十来投郡城江鹤亭，演戏一出，赠以千金”。^[43]他蓄养的德音班和春台班都招揽了许多演员和乐师，规模相当大；其排场也超出其他戏班，如在“戏具”方面，他的春台班“聚众美而大备”。道光年间，陶澍整顿两淮盐务时发现，“德音、春台二班，频年盐务并未演戏，仅供商人家宴，亦每年开销三万两”。^[44]这已经是江春死后的事情，自不比它们主人在世时的投入；它们“仅供商人家宴”，也不比当年准备迎接圣驾时的排场，可尽管如此，每年开销仍然达三万两银子。可以想见，江春在世时，要给它们投入多少银两!

在扬州的徽商蓄养着戏班。在徽州本土，因为有银子，他们以及他们的家族、家人也比其他地方更加大方地消费着戏曲。万历抄本《茗洲吴氏家纪》卷七载:“吾族喜搬演戏文，不免时届举赢，诚为糜费。”作为族规族约，这个家族也反对“搬演戏文”，但喜欢搬演则是明白的事实。冯梦祯《快雪堂日记》记载，万历三十三年(1605)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冯梦祯由潘之恒陪同，到徽州游历了将近两个月，其间，他到多家作客，也看了不少家庭的演出，如三月初一，“下午赴凌孚元席，优人改弋阳为海盐，大可厌”；初五日，“元益、若渝兄弟作主，夜登席，作戏，有女旦二”；十六日，“江村设燕相款，觅戏子不得，以二伎代”；十九日，“骞叔招叙，同主君赴之，宾主凡十六人，有侑觞幼妓李六同甚佳”。这些记载都说明了徽州的家庭演出十分频繁，作为徽商的家乡，戏曲文化的消费是颇为可观的。

潘之恒记载了万历二十八年徽州府城东的迎春赛会。那是一次规模盛大的戏曲演出活动。这次活动的盛丽情形是:“百工咸悦，不令而穷极奇巧。为平台三十六座，马戏四十八骑，皆选倡优韶秀者充之。衣以尚方貂髦锦绮，五色炫耀，饰以金翠珠玉，合成天然。从来迎春之盛海内无匹，即新安亦仅见也。”在这次活动中，有一个戏曲演员格外靓丽，她姓张，艺名叫舞媚娘，是徽州本地的河西人，她的母亲叫翠仙，也是一位有名的戏曲演员^[45]。迎春会上，舞媚娘独占一座平台，台名“蟾宫折桂”，她扮演嫦娥，她的表演技压群芳，让“一郡见者惊若天人”。

清代徽州的戏曲演出活动更为普遍，而且延伸到乡村。例如，婺源县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庆源村，在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六日，接来祁门县姓章的乐师教鼓吹，给这位乐师的谢银是十三两，同时，也规定了学习的内容，“共学粗乐、细乐、十香、昆腔十五套”，其中，学习昆腔按照每套八钱的价格，总共给一两银子。^[46]看来这个村的村民不仅喜欢看戏，而且有学戏的热情，他们愿意出钱请祁门县的乐师教习戏曲，可以想见，这个村子从此以后，演戏、看戏就是经常性的活动了。

乾隆年间的沈复在《浮生六记》里，记述他25岁到绩溪做客，曾经到仁里观看花里会的经历，那里有座庙，“庙前旷处，高搭戏台，画柱方梁，极其巍焕”，在经过了一些仪式之后，“既而开场演剧，人如潮涌而至”^[47]。可见清代徽州乡村演剧之盛。

徽州是盛演目连戏的地方。明代万历年间，郑之珍改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刚刚完成，就立即传抄各地，“好事者不惮千里求其稿，瞻写不给，乃绣之梓以应求”^[48]，这些“好事者”当然包括徽州本地人。不久，剧本也由徽州虬村刻工黄铤于万历十年(1582)刊刻。民国年间，徽州各县目连戏演出的情形是“每逢夏历闰年，均有所谓目连班者，纷纷演唱。每台五夜，不过唱词道白不尽一致。其中刘四娘唱‘三大苦’，尤为妇女圣经、口头禅。徽属今日俗僧钹所演《挑经》、《担破》、《血湖》，又无不本于此。而方言、谚语如‘人善人欺天不欺’、‘举头三尺有神明’、‘阎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五更’、‘试看屋檐水，点点不差分’、‘但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今犹耳熟于一般社会之口。此种语言，固非郑氏创造，不过一经此书宣传，流行尤为普遍尔”^[49]。

由于戏曲演出的普遍和频繁，明清两代的徽州兴建了不少的戏台。据笔者不完全的调查，现存的徽州古戏台有14处^[50]。这些古戏台有的有兴建的时间记载，大部分修建时间则有待考订。从空间位置看，它们大都分布在乡村，有的甚至相当偏远，例如祁门县新安乡珠林村余庆堂戏台，保存得相当完好，其精美程度和建造样式，都令人称奇。然而，该村靠近牯牛，处在丛山峻岭之中，极为偏僻，如果不做实地考察，很难相信那里还有这样精美的戏台。当然，正是由于它处在偏僻的山区，交通不发达，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它们最为充分地展示了当年在整个徽州戏曲演出都受到欢迎的历史事实。而这一切，都和徽商获得的财富以及文化喜好密不可分。

3.园林擅胜

徽商富有之后的一个很大的投资指向是建造园林。徽商建造的园林分为外地和本地两类。

徽商在外地建造的园林，在扬州有着最集中地体现。特别是在清代，徽州盐商云集扬州，以雄厚的经济实力，建造了大量的园林，使之成为扬州文化的一个重要景观。

根据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记载，徽商在扬州多有建造园林之举。例如方士庹“于北郊寿安寺西筑西畴别业，因号‘蜀泉’，又号‘西畴’”。歙县盐商郑氏家族兄弟数人，“兄元嗣，字长吉，构有‘五亩之宅’、‘二亩之间’及‘王氏园’；超宗有‘影园’，赞可有‘嘉树园’，士介有‘休园’。于是兄弟以园林相竞矣”^[51]。影园由当时著名的造园艺术家计成设计，其柳影、水影、山影独具特色，因由明末著名书画家董其昌题名为“影园”。郑元勋《影园自记》描述这个园林道:

东向临水，隔水南城，夹岸桃柳延袤映带，春时舟行者呼为“小桃源”。入门山径数折，松杉密布，高下垂荫，间以梅、杏、梨、栗。山穷，左荼蘼架，架外丛草渔罟所聚，右小涧，隔涧疏竹百十竿，护以短篱，篱取古木槎牙为之。围墙甃以乱石，石取色斑似虎皮者，俗呼皮墙。小门二，取古木根如虬蟠者为之。入古木门高梧十余株，交柯夹径，负日俯仰，人行其中，衣面化绿。再入门，即榜“影园”二字，此书室耳，何云园?古称附庸之园为影，左右皆园，即附之得名可矣。转入窄径，隔垣梅枝横出，不知何处穿柳堤，其灌其栵，皆历年久苕之华，盘盘而上，垂垂而下。柳尽，过小石桥，亦乱石所甃，虎卧其前，顽石横亘也。折而入草堂，家冢宰元岳先生题曰“玉勾草堂”，邑故有玉勾洞天，或即其处。堂在水一方，四面池，池画荷堂，宏敞而疏，得交远翠，楣楯皆异时制。背堂池，池外堤，堤高柳，柳外长河，河对岸亦高柳。^[52]

这样的园林或许算不上奢华，却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所在，也是一个雅致的文化空间。歙县盐商汪玉枢建有“南园”，其中有“深柳读书堂”、“谷雨轩”、“风漪阁”等景致。乾隆辛巳(二十六年，1761)，他得到九尊太湖石，置于园内各景，乾隆皇帝南巡扬州，临幸此园，赐名“九峰园”，并赐诗二首，其一曰:“策马观民度郡城，城西池馆暂游行。平临一水入澄照，错置九峰出古情。雨后兰芽犹带润，风前梅朵始敷荣。忘言似泛武夷曲，同异何妨细致评。”^[53]

此外，郑侠如的“休园”、程梦星的“筱园”等，都是扬州的名园，也是徽商建造的名园。至于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江春的“康山草堂”，因为是文人雅集之所，更是曾经擅名一时^[54]。现存于扬州的个园，就是徽商留下来的园林建筑代表。它的主人是清代徽商黄至筠，他字个园，故以字名园。他以盐业起家，曾经为两淮总商。在购买了马氏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后，重加修建，因为喜欢竹子，故命名为“个园”。园内遍植翠竹，又有重叠的假山点缀其中，是文人士大夫们诗酒文会的最佳场所，也集中反映了徽商曾经的辉煌。

在徽州本土，徽商们依山傍水，也建造了不少的园林。

早在明代，徽商们就在本地建造园林。^[55]有的园林至今仍然保存下来，如坐落在歙县唐模村的东边的檀干园，清代初年建造，乾隆年间增修。据说，唐模村的一位商人，生性极孝，因为老母亲很想去游览杭州的西湖，但她年事已高，而徽州去杭州的交通又不方便，因此，这位有钱的商人便模拟西湖的样子，修建了这座园林。它的中间，就是“小西湖”，水面并不大，却有“白堤”、“三潭映月”、“湖心亭”、“蜈蚣桥”等景致。园子中间的镜亭，坐立水中央，四壁系由大理石镶砌而成，并嵌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赵孟頫、朱熹、董其昌、文徵明、查士标、朱耷等历代名家书法刻石18方。又如位于歙县西面的西溪南村的果园，其主人就是明代号称“百妾主人”的富商吴天行。^[56]据说，它的设计者是祝枝山和唐寅，园内有池子以及亭台楼阁，还有内、外西湖，可惜早已废毁。除了檀干园、果园外，徽州还有曲水园、娑罗园、水香园等名园。它们当然都是富有的徽商建造的，同样显示了徽商曾经的辉煌。

4.文采风流

徽商“贾而好儒”，这个“儒”，从思想传统上看，是儒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从文化载体上看，则是书卷墨香；从行为举动上看，则往往表现为对高雅文化的追求和崇尚。

徽商对结交文人学士非常看重，甚至不遗余力。在这一方面，他们很舍得投入。因为有很好的经济条件，他们和文人学士的来往，也真的显得很高雅。例如，康熙年间，汪玉枢建造了“南园”别业后，曾经举办过一次很高雅的聚会，王躬符曾于是园徵城南宴集诗，邀集了一大群文人来到园内，连自己在内共有36人，每人赋七言古诗一首，后结集为《城南宴集诗》刊刻^[57]。

应该说，有些徽商在经商成功后，真正一心追求高雅文化，他们的行为高雅，他们的精神也变得高雅起来。马曰琯、马曰璐兄弟的“小玲珑山馆”、江春的“康山草堂”，都是文人雅集之所。马氏兄弟与过往扬州的四方名士结成“邗江吟社”，他们的园林就成为文人学士相互酬唱、觞咏竟日的场所，而他们自己濡染其间，文学修养也愈见精深，虽是商人身份，却同样有着文学创作成就。江春不仅蓄养戏班，也广交文士，他的“秋声馆”里，也是雅集不断，他和弟弟江昉合著有《二江先生集》。

随着徽商资料的不断发现，其文采风流的一面更加得以显现。笔者从于藏国家图书馆的《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中阅见几则徽商传记，其中就有他们长于文学的记载，如《明故蒲溪处士程公行状》:

公讳梧，字来风。……公年甫十五遽失怙，即能卓然自树。……先世商池阳，公乃干公之蛊，偕伯兄石峰公辈贸迁。惟□□□比玉季不让同胞，因而财产日隆起池郡。……幼颖异常，慕李杜才为千古人豪，力习词章，落笔有惊人句，骎骎乎盛唐家法，殆将抵汉魏阶梯，陋下乘而参上乘矣。故新都一时名士愿交公，结有白岳、中州、七潭三社，丽泽之益，不啻率滨吟社而已。诗稿若干卷，有足传世者，或劝之曰当付诸梓也，公愕然曰:是欲自暴其短也?胡可哉!^[58]

这位叫程梧的徽商15岁父亲就去世，他和族里的兄长到池州经商，很快就获得了利润。他的文学志向也很高，所仰慕的是李白、杜甫那样的大文豪，自己的文才也是“落笔有惊人句”，所以徽州的文士们都很乐意和他交往切磋，他也参加了几个诗社的活动。让人感到特别的是，他很清楚自己的文学水平。在他经商成功后，有人劝他将诗稿刊刻传世，他“愕然”回答:这不是自暴其短吗?怎么可以!他真的是非常聪明的人，他知道，自己没有顺着少年时候的文学路一直走下去，而因为父亲去世去经商了，尽管当年的文学才能颇受赞赏，但和长期吟诗弄文的文人相比，肯定是相形见绌，所以不答应刊刻自己的诗稿。藏于国家图书馆的另外一部明代徽州宗族诗文集《祁门金吾谢氏仲宗文集一卷吟诗一卷》里也反映出徽商的诗歌才能。该集中谢时英的《临清旅况》一诗道:“蝇利牵人作远游，那堪巨浪欲颠舟。满囊琬琰成糜烂，亘夜令人叹未休。”描述的显然也是经商的艰苦不易。集中共收谢时英诗作10首，可见他既是一位商人，也长于作诗。

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徽商在其他文化领域也呈现出了很好的才能。有的善画，有的善篆刻，有的钻研经学，有的攻习医术，他们并不是仅仅生活在铜钱眼里的商人而已。

【注释】

[1]关于徽商形成的时间，张海鹏、王廷元主编的《徽商研究》认为，“徽商应该是指以乡族关系为纽带所结成的徽州商人群体，而不是泛指个别的零散的徽州籍商人。”而徽州商帮“是成化、弘治之际形成的”，其表现是徽人从商风习的形成、徽人结伙经商的现象已很普遍、“徽”“商”二字已经相联成词。参见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徽商的形成》，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2]《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3]《文献通考》卷十一“户口”。

[4]《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第十四。

[5]〔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七，黄山书社2006年，2144页。

[6]〔明〕程敏政《新安文献志》卷八十七，黄山书社2006年，2174页。

[7]〔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四，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77页。(www.xing528.com)

[8]万历《嘉定县志》卷一。

[9]《茗洲吴氏家典》卷一，黄山书社2006年，17页。

[10]《茗洲吴氏家典》卷二“学田议”，黄山书社2006年，34页。

[11]李琳琦《徽商与明清徽州教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80页。

[12]休宁《汪氏渊源录·汪氏黎阳家范·给助条款》，见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446页。

[13]此数字依据李琳琦《徽州教育》一书的统计，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27页、159页。

[14]关于朱升的思想和生平，可参见刘尚恒校注之《朱枫林集》，黄山书社1992年。

[15]有关胡宗宪的研究，参见卞利著《胡宗宪评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16]此数字依据李琳琦《徽州教育》一书的统计，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159页。

[17]《弘治徽州府志》卷七“人物”。

[18]《新安志》卷六“先达”。

[19]《宋史》卷三八〇《罗汝楫传》。

[20]胡可先《两宋徽州籍诗人考》，载《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明〕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黄山书社2004年，33页。

[22]见《率滨吟社录》，藏国家图书馆。

[23]〔明〕鲍应鳌《瑞芝山房集》卷二《叔卿诗草小序》。

[24]参见朱万曙等整理本《新安名族志》附录之“书名索引”，黄山书社2004年。

[25]见胡益民《徽州文献与<徽人著作叙录>的编撰》一文，载《徽学》2000年卷，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

[26]〔明〕程敏政辑《新安文献志·先贤事略上》，黄山书社2004年，30页。

[27]戴震《戴节妇家传》，张岱年主编之《戴震全书》册六，黄山书社1994年，440页。

[28]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七，黄山书社2001年，603页。

[29]参见张海鹏、王廷元主编之《徽商研究》第七章《徽商的“贾儒观”和商业道德》。

[30]王世贞《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弇州续稿》卷一一六。

[31]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转引自《明清徽商资料选编》，442页。

[32]〔清〕袁枚《汪君楷亭墓志铭》，《小仓山房外集》卷六，《袁枚全集》第二册107页。

[33]光绪《婺源县志》卷二十九《人物·孝友》。

[34]《清稗类钞》第20册《义侠类》。

[35]〔清〕张其锦《凌次仲先生年谱》，收入《清代徽人年谱合刊》，黄山书社2006年，521页。

[36]〔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六《吴田义庄吴次公墓志铭》，黄山书社2006年，1179页。

[37]〔清〕钱泳《履园丛话》卷六《渌饮先生》。

[38]〔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88页。

[39]关于徽州刻书，可参见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40]陈龙正《几亭全集》卷二十二《政书》，转引自胡忌《昆剧发展史》190页。

[41]〔明〕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引自汪效倚《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211—215页。

[42]〔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中华书局1960年，131页。

[43]〔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四，中华书局1960年，132页。

[44]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十一《请删减盐务浮费及摊派等款附片》，转引自王振忠《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30页。

[45]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九，引自汪效倚《潘之恒曲话》，中国戏剧出版社1995年，147页。

[46]詹元相《畏斋日记》，转引自胡忌《昆剧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544页。

[47]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快记”。

[48]高石山房本《目连救母劝善戏文》胡元禄跋。

[49]民国《祁门县志·艺文考》。

[50]参见朱万曙《徽州戏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51]〔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中华书局1960年，179页。

[52]〔明〕郑元勋辑《影园瑶华集》中卷。

[53]〔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七，中华书局1960年，168页。

[54]关于扬州徽商的园林，参见朱正海《盐商与扬州》第四章第一节“盐商与园林”，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

[55]如明代万历间休宁吴文奎的《荪堂集》卷七就有《适园记》、《荪园记》，可见当时徽州本地的园林已有不小规模和不低的层次。

[56]见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五，黄山书社2001年，504页。

[57]《扬州画舫录》卷七记汪氏南园之盛，云“王躬符曾于是园徵城南宴集诗”，《城南宴集诗》今存“高选阁丛书”所收刻本，国家图书馆藏。其卷首有廖腾奎之序言，言其门人王符躬请他为城南宴集众所赋诗数十篇作序，末署时间为康熙五十一年夏四月。集前云:“立夏前一日集城南古渡桥汪氏园亭各赋七言古体”，所收诗人计有:吴瞻泰(东嵒)、梁家稷(五楘)、汪洋度(殷庵)、张师孔(柘园)、费锡琮(厚蕃)、王棠(勿翦)、张潜(子昭)、颜敏(不敏)、费锡璜(滋衡)、萧旸(冶堂)、闵奕佐(榕皋)、刘珊(梧冈)、闵奕佑(右诚)、程元愈(谐柳)、汪荃(民长)、程庭(若庵)、陈于堂(衢室)、程启(依闻)、王朝(王獻)(瑮亭)、汪涵仙(泳思)、汪艾(沂谿)、卞恒久(格斋)、张曰伦(序四)、程钟(嶰谷)、汪文蓍(义尚)、汪玉树(圣郊)、施铨(在宽)、汪玉枢(辰垣)、费轩(执御)、费继起(延举)、汪蒹(宛在)、汪文枢(澹嵒)、王文奎(柘谷)、唐继祖(序皇)、汪汉倬(大章)、刘可禄、穆士熹(履安)、刘濬(汇东)、王煐(紫谸)、殷誉庆(蘧斋)、汪琪(宸玉)、张绍基(系舟)、黄衮(补臣)、程崟(夔州)、汪璧(尺玉)、汪衡(珮苍)、王元衡。所列人名与《扬州画舫录》相同。汪玉枢诗作:“鼠姑映日笼朝雾，柳絮东西飞古渡。共道文章属舍人，千金置酒城南圃。车马喧阗绣陌来，挥毫击钵征词赋。黄河倒泻昆仑水，锋锷如霜欧冶铸。开筵劝客莫言归，芳晨之恐今朝暮。青帝暂迟东陆辔，日影依依春欲住。留得春光在薄帷。笑看百卉斗芳菲。黄鸟莫催花落尽，明日重来红紫稀。”从“开筵劝客莫言归”句看，此宴集在他的南园举行。

[58]《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