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叶以后,商人不仅与文人的交往十分密切,而且积极参与文学创作,从中获得精神的满足,构成了商人创作的现象。
商人从事文学创作的现象,仍然突出地表现在徽商群体中。徽州“重儒”的文化传统,徽商的富有程度,都使得他们较之其他商帮在文学上表现得更为出色。在徽州存世的家谱和地方志里,就有不少关于徽商创作诗文的记载,例如明代中叶歙县商人郑孔曼,在经商的同时,游历各地,他“虽游于贾,然峨冠长剑,褎然儒服,所至挟诗囊,从宾客登临啸咏,翛然若忘世虑。著骚选近体诗若干首,若《吊屈子赋》、《岳阳回雁》、《君山吹台》诸作,皆有古意,称诗人矣”[44]。与郑孔曼同时的歙县商人黄长寿,别号望云,他在扬州经营盐业,“性喜吟咏,所交皆海内名公,如徐正卿、叶司徒等,相与往来赓和,积诗成帙,题曰《江湖览胜》并《壬辰集》”[45]。清代黟县商人胡际瑶“虽业商,然于诗书皆能明大义,舟车往返,必载书箧自随。每遇山水名胜之区,或吟诗或作画以寄兴,著有《浪谈斋诗稿》一册”[46]。陈建华搜集了一些有名家品题的徽商诗文集的记载:郑作,字宜述,歙县人,有《方山子集》,李梦阳作序;佘存脩,歙县人,有诗集《缶音》,李梦阳作序;其子佘育,李梦阳为之作传;程汝义,休宁人,王世贞为其诗集作序;吴德符,歙县人,胡应麟为其诗集作序[47]。其他如扬州马氏兄弟各有诗集和词集流传,乾隆间扬州总商江春与其弟江昉也有《新安二江先生集》之刊刻。到了近代,还有一位叫詹鸣铎的商人撰写了以自己经历为题材的小说《我之小史》。由此可见,商人从事文学创作,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
对于明清时期商人的文学创作,目前学界尚未展开研究,这里仅以晚明时期的汪汝谦为例略作述评。
汪汝谦是明代后期在杭州一带经营盐业的徽商,留下诗文作品比较多的徽商,今存光绪间刊刻的《丛睦汪氏遗书》,收录了他的《不系园集》、《随喜庵集》、《绮咏》、《绮咏续集》、《西湖韵事》、《梦草》、《听雪轩集》、《游草》、《闽游诗纪》、《松溪集》、《梦香楼集》等类型不同的集子。其中,《西湖韵事》收录其《重修水仙王庙记》、《三贤祠记》两篇文章,《不系园集》、《随喜庵集》、《梦草》、《梦香楼集》均收录与其酬唱的文人诗歌,其余则为其本人创作的诗集。这些诗文较全面地反映了作为商人的汪汝谦与文士才女们交往的诸多情形和他个人的生活状况,从中也可窥见晚明的文化风尚。
汪汝谦除了和名士文人交往外,还和柳如是、王微、杨云友、林天素等名媛才女们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以自己的富有为她们提供了栖身和与文士们交往的便利条件,给她们以帮助,另外一方面,他用男性的情感给她们以怜爱,甚至也发生了爱情。这些微妙的情感在他的诗作里得到了细致的表达。例如王微,他们之间只是朋友的关系,唱和的作品不多。对于柳如是,他有倾慕,却未生发出男女感情,《游草》中有《余久出游柳如是校书过访舟泊津关而返赋此致怀》,陈寅恪据此推断柳如是崇祯十一年的踪迹,另有《无题》一首:“明妆忆昨艳湖滨,一片波光欲荡人。罗绮丛中传锦字,笙歌座上度芳辰。老奴愧我非温峤,美女疑君是洛神。欲访仙源违咫尺,几湾柳色隔香尘。”陈寅恪认为此诗“不仅藏有河东君姓名,颇疑此诗中尚有河东君之本事”[48]。就诗意而言,他对柳如是欣羡有加,却又道“老奴愧我非温峤”,不能够像温峤那样再来一段风流韵事了。对于杨云友,他似乎有感情,但这种感情既有才艺上的倾慕,也有男性对女性的怜惜,《听雪轩集》所收诗作均是他为杨云友所作,既有与其他文士一同到杨处观画听琴、登“随喜龛”画舫游览西湖的唱和,也有他独自看望杨云友时的情感抒发,如《雪后过云友》:“幽窗浑曙色,几榻净无尘。却喜宜人处,花飞笑语亲。”这种感情处在浓淡之间,亲而不腻;而在云友去世后所写的诗却带有深切的伤感,又表明他对这份感情的珍惜和重视。相比较而言,他对林天素的感情已完全是爱情了。《梦草》也称得上是一卷“主题诗集”,卷首有汪汝谦写的《幽窗纪梦》一篇,记他梦中遇一女郎,示其林天素之画,他醒后翻检林天素的画作,感慨万分。或许汪氏当时将此梦予以公开,陈继儒、王思任等文士各赋诗吟咏此梦,此集所收即为他们的咏梦之作。《闽游诗纪》为崇祯十四年汪汝谦福建之游所写诗作,陈寅恪认为汪氏此行是“访林天素之行”[49]。集中有多篇未见林天素时的忆怀之作,但在见到林天素后,林天素似乎并没有和他重燃当年的感情,最后他不得不和她分别,集中有《别林天素》四首,其四曰:“一觞一咏一呜咽,肠断春深泣杜鹃。若得重逢如此日,恐应多出再生缘。”诗中表达的伤感凄切之情非常浓烈。
就汪氏现存作品看,大多是记录自己在西湖的风雅生活,或者通过和文士们的酬唱显示自己的风雅,像对林天素那份真切的情感的抒写已属难得。至于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对明末社会动荡的忧虑,似乎完全不是他的创作题材,这样的诗作社会意义很有限,也恰恰显示了商人文学创作的局限性,从而和文人创作有了截然的分野。但是,他们在作品中所表达的丰富的感情,对山水风光的描写,对一定历史时期人情风物的记录,不仅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徽商与明清文学生态》侧重于探讨徽商与文人的交往、徽商与文学传播、徽商家族和文学传统、徽商与明清戏曲、明清文学中的徽商题材的创作。下编《明清徽商的文学创作》在初步梳理明清两代的徽商文学创作的现象及其特点之后,选取了程诰、方承训、方于鲁、汪然明、“扬州二马”、程梦星、江春、鲍廷博(另有民国间徽商詹鸣铎创作的《我之小史》见附录)作为个案,分别予以探讨,既见其具体的创作面貌,亦见徽商之与明清文学生态的关系。
【注释】
[1]邵毅平《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2]较早关注商人与文学发展关系的当是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一书,其第一编第三章《元末江浙文学的社会背景》中论述了“士商关系的历史性转折”问题,第五编第一章《晚明江浙文学与人性解放思潮》中论述了“晚明江浙地区士商关系及其观念形态”问题。陈书禄的《儒商及文化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以及相关论文进一步关注到商人与文学史发展之间关系,如《王阳明的儒商伦理及重商思想与明代中后期的雅俗文学》、《士商契合中转向俚俗与性灵》等文,即就此问题展开了论述。
[3]傅衣凌《明代徽州商人》,系作者《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的一部分(人民出版社1956年),后被收入《徽商研究论文集》,《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4][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原载于日本《东洋学报》第三十六卷第一、二、三、四号,时间为1953年6月、9月、12月及1954年3月。后由傅衣凌、黄焕宗翻译,分载于1958年《安徽历史学报》和1959年《安徽史学通讯》,并收入《徽商研究论文集》。
[5]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6][日]重田德《清代徽州商人之一面》,分析了徽商“弃儒就贾”的问题。见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年。
[7][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69页。
[8]〔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中华书局1997年,111页。
[9]〔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74页。
[10]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394页。
[11]〔明〕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阜成篇》,黄山书社2004年,372页。
[12]〔清〕金声《金忠节公文集》卷四《与歙令君书》,光绪十七年刊本。
[13]吴自法《徽商便览·缘起》,民国八年铅印本。
[14]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三联书店2000年,310页。
[15]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见《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6]〔明〕周晖《二续金陵琐事》上卷,清光绪刊本。
[17]休宁《汪氏统宗谱》卷三十七《传》,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441页。
[18]歙县《郑氏宗谱》《明故诗人郑方山先生墓图志》,《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50页。
[19]陈田《明诗纪事》丁签卷十七录郑作诗二首,云有《方山子诗选》;复引《空同集》语:“方山子诗才敏兴速,援笔辄成。空同子每抑之曰:不精不取。乃兀坐沉思,炼句证体,亦往往入格。”又引《静志居诗话》:“宜述诗颇俊利,远胜五岳山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389页。
[20]《方氏会宗统谱》卷十九《坤斋方君传》,《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47页。
[21]休宁《陈氏宗谱》卷三,《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49页。(www.xing528.com)
[22]歙县《泽富王氏宗谱》卷四,《明清徽商研究资料选编》,457页。
[23]《丛睦汪氏遗书》卷一所刊传记,光绪刊本。
[24]见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第四章《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三联书店2001年。
[25]〔清〕厉鹗《樊榭山房续集集外文·分赋钟馗画引》,《四部丛刊》本。
[26]〔清〕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八,中华书局1960年,180页。
[27]〔清〕全祖望《鲒埼亭集》卷二十《姚薏田圹志铭》,《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60页。
[28]《全谢山年谱》载:“又十日,呼纯之榻前,命尽检所著述,总为一大篓,顾纯曰:好藏之。而所抄文集五十卷,命移交维扬马氏藏书楼。”《鲒埼亭集内编》附,《全祖望集汇校集注》,25页。
[29]〔明〕王阳明《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171页。
[30]〔明〕何心隐《何心隐集》卷三,中华书局1984年,53—54页。
[31]〔明〕李贽《焚书》卷二《又与焦弱候》,中华书局1974年,138页。
[32]〔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华书局1981年,41页。
[33]见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335页。
[34]〔明〕汪道昆《太函集》卷五十四,黄山书社2004年,1142—1143页。
[35]如邵毅平的《中国文学中的商人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36][美]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高原、董红钧译,三联书店1992年,46页。
[37]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173页。
[38]《黟县三志》卷十五《舒遵刚传》,均见余英时《明清变迁时期社会与文化的转变》,《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60页。
[39]《太函副墨》所附汪道昆年谱载:“公年十二,喜涉猎书史,父封翁禁之。乃中夜篝火启箧诵读。时以文为戏,按稗官氏为传奇。”
[40]〔清〕钱泳《履园丛话·耆旧类》,中华书局1979年,170页。
[41]〔明〕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59年,665页。
[42]〔明〕谢肇淛《五杂俎》卷之十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75页。
[43]参见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
[44]歙县《双桥郑氏墓地图志·明故徕松郑处士墓志铭》。
[45]歙县《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
[46]清同治《黟县三志》卷十五《艺文·人物》。
[47]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六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334—335页。
[48]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356页。
[49]陈寅恪《柳如是别传》,三联书店2001年,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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