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与文学传播：商人的文化贡献与赢利

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明代中叶后的文学传播发生了重要变化，那就是大量文学作品得到刊刻。

商人对于文学作品的刊刻，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富有而具备很高文化素养的商人的刊刻。他们出资刊刻文学作品的目的不是为了赢利，而是为了保存文学遗产，或者是出于尊敬文学家的动机。二是以刻书为商途，刻书业成为他们获取利润的新的商业领地。他们刻书的目的就是赢利，但他们善于把握书籍的市场需要，从而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学传播。

以保存文学遗产和尊敬文学家为目的的文学刊刻，在徽商中有较多的事例。这是因为徽商秉承了徽州崇尚文化的传统，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文化素养也很高。他们的刊刻以保存文学遗产为主，同时也留心于当代文学家的创作，所刊刻的书籍质量精良。明代后期的汪廷讷是一位戏曲家，也是一个徽商，他开设了环翠堂书坊，不仅刊刻了自己创作的戏曲作品《环翠堂乐府》，还刊刻了《文坛列俎》、《元本出相西厢记》和王磐、冯惟敏、梁辰鱼、陈所闻等人的散曲集。清代，以刊刻书籍而得名的徽商更多，上文所引的马氏兄弟不仅刊刻了自己的诗词集，也刊刻了他们和其他文人酬唱的诗文作品，马曰琯刊有《韩江雅集》、《焦山纪游集》、《林屋酬唱集》，马曰璐则刊刻了《摄山游草》；他们还刊刻了同时代其他作家的作品，如王士禛的《感旧集》、汪士慎的《巢林集》，乃至不惜千金刊刻朱彝尊的《经义考》。著名的藏书家和刻书家鲍廷博也是一位徽商，他原籍徽州歙县，“少习会计，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为世业”^[40]。《四库全书》开馆时，他献书600余种，所刊刻的《知不足斋丛书》享誉士林，还刊刻了《聊斋志异》等多种文学作品。扬州程梦星是徽商世家，他曾经中进士，却以亲丧归养扬州，不复出仕，把精力用于经商、读书和著述上，既刊刻了自己的《今有堂诗集》，也刊刻了《重订李义山诗集笺注》等前代作品；和马氏兄弟一样，他在扬州也和文士们多所唱和，他把这些唱和之作刊刻为《广陵唱和集》、《山心室唱和甲乙集》、《城南联句诗》等。这些商人凭借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对文化、文学事业的热爱，为保存文学遗产和传播当代文学创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明中叶后，书坊刻书占有越来越大的比例。书坊主就是靠刻书发财的商人。他们注重成本和获利的核算，因此，有些书贾不惜损害质量以求得利润，明人郎瑛就记载了福建书商做假的情形:“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害。盖闽专以货利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货半部之价，人争购之。”^[41]但是，书坊主们的刻书适应市场的需要，注重读者的阅读兴趣，注重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的刊刻，在书籍刊刻的形式上也有许多新的创造发明，因而在客观上大大推动了文学传播和文学创作，可以说，明清两代文学创作特别是通俗文学创作的兴盛局面是和书坊刻书的推动作用分不开的。(www.xing528.com)

明万历间谢肇淛在其《五杂俎》中说道:“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寻常耳。闽建阳有书坊，刻书最多，而板纸俱最恶滥，盖徒为射利计，非以传世也。大凡书刻急于射利者，必不能精，盖不能捐重价故耳。近来吴兴、金陵駸駸蹈此病矣。”^[42]根据谢氏的这段话，徽州人开设的书坊，其刻书质量在当时应该是最好的。例如明代徽州歙县人汪云鹏在金陵开设玩虎轩书坊，曾经刻印过包括焦竑编定的《养正图解》、王世贞辑录的《有像列仙全传》等大量图书。戏曲小说是这个开设在南京的书坊突出的刊刻特色，它刊刻的戏曲作品有《北西厢记》、《琵琶记》、《重校孝义祝发记》、《新镌红拂记》、《会真记》等。从刊刻质量上看，玩虎轩本比起同期的富春堂、继志斋等刊本无疑也更加精致，例如《琵琶记》就有插图38幅，且多为其他书坊所翻刻。又如尊生馆，也是明代中叶后有名的书坊，该坊主人为黄正位，歙县虬村人，它曾经刊刻过瞿佑的《剪灯新话》和李昌祺《剪灯余话》两部文言小说集；该坊还刊刻了杂剧选集《阳春奏》，共选刊36种元杂剧，现存马致远《西华山陈抟高卧》、戴善夫《陶学士醉写风光好》、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3种。再如胡文焕，是万历间著名的书坊主，所刻书籍甚多，尤以《格致丛书》最有影响。胡氏刊刻的戏曲选本《群音类选》篇幅浩大，共约46卷，今存39卷。全书分官腔类(昆腔)、诸腔类(地方声腔)、北腔类、清腔类，为现存散曲和戏曲最丰富的选本，尤为可贵的是保存了59种已经散佚的戏曲作品片段，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其他如汪士贤编刻的《汉魏名家集》，潘是仁编、刊的《宋元名家诗集》等^[43]，它们对保存文学遗产，传播当代创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中国出版史而言，明清两代无疑是一个繁荣时期。无论是官刻、家刻、坊刻数量较之宋元时期都突飞猛增，所刊刻的书籍种类大为丰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出版业的商业化，书籍刊刻的技术和水平得到了提高，徽州制墨名家程君房创造了套版印刷术，同样是徽州人的胡正言则创造了彩色印刷术。在徽商和徽州籍文士刊刻书籍需求的推动下，徽州又走出了以虬村黄氏为代表的一大批刻工，他们雕镌的书籍版式精美，而精美的版画插图更让人赏心悦目。凡此，都促进了文学传播，进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