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商人与文学的交融

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所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商人题材在传统诗文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在明代中叶后的文集中，商人传记的数量之多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有学者统计，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有墓志铭90篇，为商人所作的有15篇，占总数的16.6%；《弇州山人续稿》中墓志铭250篇，为商人所作的有44篇，占总数的17.6%；^[33]出自徽州的汪道昆有商人传记76篇，李维桢《大泌山房集》中商人传记同样很多。这些传记的文体大多是寿序、墓志、行状之类，大部分缺乏文学性，但它们往往表现了作者对商人的态度，记载了当时的文士和商人之间关系密切的事实，具有史料价值。

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商人传记有文学性可言，作者能够通过人物的对话、细节，写出所传商人的性格和精神，例如汪道昆的《明故处士谿阳吴长公墓志铭》:

处士生九年而孤，戴子之如适，既从程登仕受室，请受经为儒。戴泣下而执处士手命曰:“自尔之先诸大父鼎立，而父从诸父固当岳立，不幸崩析，独不得视三公。……且而父资斧不收，蚕食者不啻过半，而儒固善，缓急奚赖耶?”处士退而深惟，三越日而后反命，则曰:“儒者直孜孜为名高，名亦利也。藉令承亲之志，无庸显亲扬名，利亦名也。不顺不可以为子，尚安事儒?乃今自母主计而财择之，敢不惟命!”于是收责齐鲁，什一仅存。瞿然而思去国:“余三千里，徒以锥刀而沮将母，即巨万何为?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贩缯则中贾耳，恶用远游?”乃去之吴淞江，以泉布起，时时奉母起居，捆载相及，月计者月至，岁计者岁输。戴孺人笑曰:“幸哉!孺子以贾胜儒，吾策得矣!脱或堪舆果验，无忧子姓不儒。”^[34]

汪道昆传写的是当地一个叫吴良儒的人，上引的这段文字是写其思想转变的过程。他本来是想走读书业儒的道路，而且已经拜师受业，但是，养母戴氏向他分析了家庭经济窘迫的现实，要他按照先后缓急的思路进行选择。他经过了一番思考，选择了经商；在跑了一趟齐鲁之后，他分析了经商的策略，又选择经营布业，并且以“坐贾”的方式，不影响奉母行孝。这段文字其实写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吴良儒本人，一个是他的养母戴氏。对于吴良儒，汪道昆使用了对话和独白的手法，表现了他由“儒”而“贾”的思想转变以及对商场策略的分析，从而写出了他作为商人的精明性格；对于戴氏，除了使用对话的手法外，他用“泣下而执处士手”和“笑曰”两个细节，将她的前忧后喜的神态以及对为贾的开明态度表现得十分生动。这只是一个信手拈来的例子，像这样的商人传记，为数并不少，大约是可以作为文学作品读的。

相对于文人撰写的商人传记，戏曲小说以商人及商人生活为题材的现象更为突出。正如许多研究者早已注意到的，形形色色的商贩作为文学的新主角在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学作品中粉墨登场了。长篇小说《金瓶梅》以商人西门庆作为主要人物来描写，“三言”、“两拍”等短篇小说集中，商人形象更为丰富。仅以徽商为例，据我们统计，“三言”中涉及徽商的篇目有9篇，“两拍”中涉及篇目有8篇，《杜骗新书》涉及篇目有5篇，《石点头》涉及篇目3篇。这些作品既真实地表现了商人阶层的活动和特征，也反映了文人对商人的微妙心态。在文言小说和戏曲里，描写商人的作品和笔墨也很多，对此，已有学者作过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35]，这里就不一一论列了。(www.xing528.com)

明清两代的文学，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体裁的扩展。在宋代以前，文学体裁以传统的诗歌、散文为主。到了元代，作为戏曲的元杂剧勃兴。而到明代以后，不仅有了各种类型的小说，传奇戏曲也成为主要的文学体裁之一。这一重要变化，既因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也与商人阶层壮大后的购买能力和阅读需要有密切关系。

相对诗歌和散文而言，作为叙事文学的戏曲和小说，必须有广泛的读者对象。反之，读者的审美趣味也决定了文学体裁的变异和革新。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曾经分析了读者大众对小说兴起的作用，作者从人口中受教育的比例、收入程度和书籍价格、闲暇时间等三个方面入手，指出:“尽管读者大众的队伍有了相当大的扩展，但一般说来它还未扩大到商人和店主的范围之外去，比较幸运的学徒和家庭佣人是很重要的例外。虽然它的人数有了增加，但它主要还是由日益增多的富裕的人数众多的与商业和制造业有关的社会集团中得到人员补充。”^[36]明代中叶后小说戏曲的兴起和繁荣，同样是由读者队伍的受教育程度、消费能力以及闲暇时间所决定的。按照这些条件，即便是在明代中叶，除了文士，也只有商人才是戏曲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商人有购买能力。据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万历间舒载阳刊刻的《封神演义》，封面上盖有“每部定价纹银贰两”的木戳。这个价钱，按照万历时的平均米价，可购米三石有余^[37]，一般的农民或工匠恐怕是难以购买的，唯有商人的消费能力可以接受。商人的文化水平决定了他们有一定的阅读能力，他们有的从小就准备读书应考，只是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或科举道路过于拥挤才放弃科举道路；有的在长期经商的过程中逐渐读书识字，因此不同于文盲状态的农民和工匠。他们也有闲暇时间，漫长路途上的寂寞、生意之余的时光都需要打发，和农民、工匠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规律完全不一样。

当然，仅仅有这些条件还不够，决定体裁变化的还有阅读兴趣或者审美兴趣。商人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又不同于饱读诗书的文人。虽然有少部分商人仍然对高雅的文学典籍感兴趣，但大部分商人在经商之余的阅读，更侧重于休闲娱乐式的阅读。有的文献记载就透露了商人对于小说阅读的兴趣，例如，余英时注意到，顾宪成的父亲是一位商人，早年就对小说尤其是《水浒传》特别有兴趣；清代道光年间的一位叫舒遵刚的徽商也说道:“人皆读四书，及长习为商贾，置不复问，有暇则观演义说部。”^[38]汪道昆小的时候，喜好阅读小说野史，前提也是他的商人家庭里有这些书籍^[39]。关于商人喜好戏曲的文献记载更多，那是因为戏曲不仅是读的，还是演的，可以满足他们的声色娱乐需要。明代中叶后，文人蓄养家班很普遍。商人有的是银子，自然也不甘寂寞，出自徽商世家的潘之恒就特别喜爱戏曲，同时，他也记载了汪季玄和吴越石两个徽商蓄养戏班的情况，并赋诗赞扬戏班的演员，而吴越石的家班还演出了汤显祖的《牡丹亭》。冯梦祯在《快雪堂日记》里提到他曾经观看过“吴徽州班”的演出，应该也是徽商蓄养的戏班。既然蓄养了戏班，演出就不能没有剧本，商人们自然也成为戏曲剧本的读者和需求者。商人的这种审美趣味和需求，显然是小说、戏曲被大量刊刻，进而勃兴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