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与明清文学：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成果

明清时期，商人与文学家交往的事实屡见于文献记载。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中记载的一段逸事常常为人们所征引:“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羶。’东图云:‘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羶。’凤洲公笑而不语。”^[16]这则逸事对于商人和文人都有讽刺，却道出了两者交往非常密切或者说互相利用的事实。

周晖所记的“新安贾人”其实就是徽州商人，他们与文学家交往的密切程度最高，这是因为徽州地区向来有着“重儒”的传统。在大量的徽商传记里可以看到，很多商人都是因家计窘迫或者科举不利而走上经商的道路。因为曾经读过书，即使他们经商之后，也仍然留心于经史诗赋，保持着文人的风调。如明代休宁商人汪贵，“自幼奇伟不群，读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于是通习经传，旁及子史百家，至于音律之妙，靡不究竟”^[17]。又如明代歙县商人郑作，“字宜述，号方山子。尝读书方山中，已，弃去为商。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识者谓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18]。商人因为和钱打交道，所以形象往往带有铜臭气，可是这位叫郑作的明代徽商却大不一样。他号方山子，虽然四处经商，却“挟束书，弄扁舟，孤琴短剑，往来宋梁间”，难怪熟悉他的人都说:“郑生虽商也，而实非商也。”不仅如此，郑作在诗歌创作上还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因此，徽商虽然是商人，却是有文化素养的商人，这正是徽商留下的历史背影。

正因为如此，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商——新安贾人——和当时的文学家们就有了非常密切的交往。在一般情形下，徽商“贾而好儒”，是为了得到文士们的肯定，以获得精神上心理上的满足；同时，他们广结文士名流，也能够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经商过程中获得更有力的支持。如明代嘉靖、万历间的歙县商人方勉柔，从小读书，因为家计艰难，不得不到开封经商。当生意做得很大以后，他就“谢去游闲，专精化居，所接者皆端人正士，虽贵倨如周蕃及诸戚畹，亦且折节下交，争相引重”^[20]。明代休宁商人陈尤德，“长嗜学古，博通群书。性孝友，然意气自豪。家世素封，善交游，海内名流恒欲得而交之，故座客常满，樽酒不空，有北海之遗风焉”^[21]。明代歙县商人王廷宾“商游吴、越、齐、鲁，且性颖敏，好吟咏，士人多乐与之交，而诗名日起”，有人对他的母亲说，“业不两成，汝子耽于吟咏，恐将不利于商也”。他母亲回答说:“吾家世承商贾，吾子能以诗起家，得从士游，幸矣，商之不利何足道耶!”^[22]这些传记资料多少都有些夸大事实的成分，好像文士们真的对徽商“如蝇聚一羶”，但也充分说明了徽商与文士们密切交往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徽商汪汝谦可以算得上商人与文人交往的典型人物。他“号松溪道人，太学生，生于明季，慕西湖之胜，自歙县丛睦迁杭州，遂家钱塘，居缸儿巷，延纳名流，文采照映，董尚书其昌以陈大邛推之。制画舫于西湖，曰不系园，曰随喜龛，其小者曰团瓢，曰观叶，曰雨丝、风片。又建白苏阁，葺湖心、放鹤二亭及甘园、水仙、王庙，四方名流至此，必选伎徵歌，连宵达旦，即席分韵，墨汁淋漓。或缓急相投，立为排解，故有湖山主人之目”^[23]。凭着资财的富有，他在西湖建造了多个画舫，以此延揽文士，交接名流，享受湖山之胜和声歌之乐。董其昌、陈继儒、王思任、茅暎、李渔、钱谦益等明末清初的文士均曾到过他的画舫和园林，并题额赋诗。除了和文人交往之外，汪然明还和当时的名媛才女有密切来往，如王薇、林天素、杨云友等，其留存的《听雪轩集》就是专收写杨云友诗作的集子。他和柳如是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柳如是到杭州后，他不仅为之安排了住处，而且对她多方关心，后来又刊刻了她的《湖上草》和《尺牍》。对此，陈寅恪《柳如是别传》^[24]曾作详细的考证。(www.xing528.com)

商人与文学家的交往有种种情形。有的纯粹是附庸风雅，有的则是崇尚风雅，也有的商人本来就品第不俗，不宜一概而论。例如清代扬州的马曰琯、马曰璐兄弟，他们是商人，但嗜好文化，研习经史，马曰璐筑街南书屋，藏书逾十万卷。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开四库馆，马曰璐儿子马振伯献书776种。他们自己也从事诗文创作，马曰琯著有诗集《沙河逸老小稿》六卷、词集《嶰谷词》一卷；马曰璐有《南斋词》二卷。他们又筑小玲珑山馆，成为文人雅集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曾经举行过多种文会活动，如在乾隆八年(1743)十月，马曰琯从金陵移古梅植于馆内，厉鹗、全祖望等十多位文人都有诗吟咏唱和；乾隆十二年(1747)，马曰琯邀集文友们为“重五之会”，厉鹗撰文记载道:“岁丁卯五月十五日，马君半槎招同人展重五之会于小玲珑山馆。维时梅候未除，绿阴满庭，偏悬旧人钟馗画于壁，……遂人占一画，各就画中物色，赋七言古诗一篇。”^[25]类似这样的活动很多，它们在参与者的诗集、文集中都有记录。《扬州画舫录》记载道:“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26]除此以外，马氏兄弟还为当时的文学家们提供了不少的帮助，如著名词人和诗人厉鹗利用他们丰富的藏书辑录了《宋诗纪事》一百卷，而马氏兄弟也分别参与其中。在文友们去世后，他们都为之料理后事，并为之刊刻诗文集，据全祖望记载，姚世钰去世后，“吾友马曰琯、曰璐、张四科为之料理其身后，周恤其家，又为之收拾遗文，将开雕焉，可谓行古之道也”^[27]。而全祖望本人眼疾严重，马氏兄弟邀他到扬州，为之请医疗疾。正因为如此，全祖望去世的时候，特命弟子董秉纯将其所抄文集五十卷交给马氏藏书楼。^[28]作为商人的马氏兄弟对文人们尊重有加，与文人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以自己的经济实力，为一批潦倒的文人提供了从事文学创作、文史研讨的物质条件和温馨的氛围，抚慰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保持了文化的自尊。

商人和文人之间，必然存在着互相利用的关系。从和文人的交往中，商人或者获得精神满足，或者提升社会地位，从而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商人的银子，又是文人们获得充足笔资的来源。文人对于商人虽有利用，但在经常的交往中也逐渐加深了对商人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和理解，并给予理性的肯定。王阳明提出“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29]。在他看来，职业无贵贱之分，即使是作商人，只要善于修身养性，也能够成为圣贤之人，这一认识，客观上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同时期的哲学家何心隐认为:“商贾大于农工，士大于商贾，圣贤大于士。”^[30]他把社会阶层重新作出划分，认为依次应该是:圣贤、士、商贾、农、工。商贾尽管依然排在士的后面，但是已经跃居农、工之前，而不是排在“四民”之末了。明代先哲李贽则给予商人以充分的同情:“且商贾亦何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淘之险，受辱于关吏，忍垢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31]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也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32]这些思想观念，悄然渗透到明清两代的文学创作之中，不仅使得商人生活成为重要的文学题材，许多作品对商人的描写，与以往文学的贬斥态度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仍然有贬斥乃至嘲笑，却增加了同情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