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职业的商人，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尚书·酒诰》记载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的弦高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商人。司马迁作《史记》，专列《货殖列传》，为汉代及其以前的商人留下了难得的一笔记录，在他的史笔下，“既雪会稽之耻”的范蠡变名易姓做了商人；孔子的弟子子赣、子贡经商也都取得了成功；周人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成为天下“治生”之祖；猗顿靠盬盐起家，郭纵以铁冶成业，他们的财富能够与王者相比；巴蜀寡妇清靠着祖上的丹穴，“用财自卫，不见侵犯”。《汉书》亦列《货殖列传》，撰写了范蠡等13位商人的传记。此后，受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正史不再为商人列传。但是，商人作为一个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仍然活跃于各个时代。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其《白银资本》一书中指出，从16到19世纪，“整个世界经济秩序当时名副其实地是以中国为中心的”[7]。弗兰克通过大量的事例对同时期的东西方进行比较，对“西方中心论”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16至19世纪，“中国中心”地位的确立，显然是由中国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促成中国经济地位提升的原因当然有多种，生产力的发达，人口的增长，城市经济的活跃，都是其原因。但商人数量的增加、经商风气的蔚起、商品流通的活跃，无疑也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明代正德前后经商风气的变化:“余谓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盖因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田，无有他志。今去农而改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8]而在嘉靖、万历年担任朝廷重臣的张瀚，在其《松窗梦语》卷四，还专门撰写了《商贾纪》一节，记载和描述了东西南北各地商贾活跃的情形和地域特点，如:“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鱼粟之利遍于天下，而谷土泥涂甚于《禹贡》。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梁、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矣!”[9]何氏、张氏的记载，说明在正德以后，进入商人队伍的百姓越来越多，经商已成为农、工之外的又一重要社会分工，商人阶层较之以前成倍地扩增。
要准确地统计出明代或清代商人在社会职业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四卷第十章《其他人口结构》在考述了明代设立“商籍”后有一个推测:“1630年，中国人口约为19200万，这一年的中国城市化率大约为8%，如是，城市人口大约1536万。假定商人及其家属占城市人口的40%，则全国城市商业人口大约为610万。加上乡居的商业人口，明代商人及其家属的人口总数可能达到700万。”[10]限于文献的不足，这一数字还只是推测。但我们可以以徽州为例看出大致的情形。(www.xing528.com)
从明代中叶开始，徽州人大量外出经商。与其他地区相比，徽州人经商的和从事农耕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明代中叶后的各种文献记载里，我们可以经常看到，徽州人从事农耕的只占到十分之三，而经商的则达到十分之七。例如，出生于徽州的明代文人汪道昆就说过“新都业贾者什七八”[11]。这个比例当然只是指男性，即便如此，也是十分惊人的。从明清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徽州人外出经商，并非个体式的，而是成群结队，明末徽州文士金声就这样描述道:“夫两邑(歙、休两县)人以业贾故，挈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且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者亦无几焉。”[12]由此可见，徽州人走出家乡从事经商，是群体性的行为，他们人数众多，所谓的“徽商”其实是一个地域性的商帮。
商人阶层的扩增，与自然环境、人口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徽州经商风气的形成，就与地理环境大有关系。这个地方僻处山区，土地偏少而贫瘠，随着人口的增加，生存发生困难，所以大批徽州人外出经商谋生，民国徽人吴自法撰《徽商便览》就说道:“吾徽居万山环绕中，川谷崎岖，峰峦掩映，山多而地少。遇山川平衍处，人民即聚族而居之。以人口孳乳故，徽地所产之食料，不足供徽地所居之人口，于是经商事业以起。”[13]关于人口增长的问题，何炳棣《1368—1953年中国人口研究》将洪武二十六年和嘉靖二十一年各省人口加以对比，得出了“中国的人口从14世纪后期的约6500万增加到了万历二十八年的约1.5亿”的估测[14]。全国人口增长，徽州也不例外。土地有限，加上皇室和地主兼并土地，必然带来职业结构的调整，商人的比例越来越大。
明代中叶以后商人阶层不断壮大的事实，还有其他文献可以佐证。明清文人为商人撰写了为数不少的传记，例如大名鼎鼎的王世贞写有64篇，汪道昆写过76篇，大量商人的生活经历和行状都赖他们的笔墨得以保存。大量的商人传记说明，商人的确成为了一个数量巨大、影响力甚强的阶层。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一文还从人口和科举名额的角度分析读书人“弃儒就贾”现象的发生原因，他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为据，得出以下数字:苏州地区1500名生员，三年之间只有50人可以成为贡生或举人，则每一生员三年之中的成功率只有三十分之一。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书人与其盘桓于成功率低下的科举道路上，不如“弃儒就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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