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的成长之路：从学渣到中国经济界的影响力巨擘

◎文/刘晨芳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只要和郎咸平沾边的事儿，都会引起关注。有人说他是经济学界的李敖；有人说他是民企教父、为中小股民代言的“郎监管”，是中国经济学界的良心；有人说他是民企“杀手”；有人说他搞的是学术摇滚；有人说他是敢于直言的斗士；也有人说他是“疯子”经济学家；有人说他是“浪得虚名”、一介狂生，是“郎闲评”，张扬、独行；有人说他是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郎咸平则自认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说真话的孩子。笔者请郎咸平先生讲讲他的人生故事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个苦孩子。”了解了他的经历以后，笔者知道了答案——他并不是那种大人眼中的“好学生”和“乖男孩”，他从小便是桀骜不驯的调皮捣蛋鬼。他在而立之年之前，运程屡屡不顺，命运女神似乎没有要在将来多么垂青于他的迹象——顽劣的少年时代郎咸平的父亲是一个山东籍的老兵，解放战争时期到了台湾。当时，从内地去台湾的军官一般都带一箱子的金银细软，但郎爸爸却带了一箱青岛啤酒，而且在船上就喝完了。1956年，郎咸平生于台湾桃园县农村。少年郎咸平学习成绩并不出色。从小学开始，每一次考试、升学都仿佛是他难以逾越的坎儿。那时候的郎咸平几乎没有看到命运女神对他挤出来哪怕一点点的笑容。唯一能跟现在敢说敢讲的个性联系在一起的是他的“胆大妄为”，他从小到大没什么可怕的，就连“血淋淋”的生猛的东西也敢吃——除了怕念书、考试、写文章之外，而这些现在倒成了他最拿手的。读小学时，郎咸平甚至曾有过满分一百分的数学考试仅得五分的尴尬经历，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台湾突然实行了“不考试直接升初中”的新政策，郎咸平可能连继续上学的机会都没有了。他曾因初中成绩太差被分到不能升学的“放牛班”，只能选择大抵是木工（他一度因学习不开窍转而对木工有了兴趣）之类的职业。在以学习成绩为唯一考核指标的当时，郎咸平充满了对自己的怀疑和不认可。高中的第一次月考，他考了倒数第二名。上化学课时，老师让他去讲台为化学方程式配平，他居然做不出来，老师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看你这个不肖子，你妈妈教化学，而你连这都不会。”台湾的高中到了高二就分成社会、自然两组。自然组主要是搞理、工、医、农，社会组是学文、法、商，通常都是比较差的学生分社会组。高一时郎咸平的英文和数学不及格，很担心被留级。由于老师通常不会为难转到社会组的学生，所以他就决定转到社会组去。当时二十六个班有两个班是社会组，基本上是接收高一被淘汰下来的“残兵败将”，有相当比例的同学是黑社会帮派的混混。武功高强的侠客梦很多男孩子都做过，郎咸平也不例外。由于初中时个子小常被同学欺负，因此一上高中就恶补“武功”以扬眉吐气。那时，武功高强成了他最大的光荣和梦想。学校的一位老师卫笑堂是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功夫造诣很高。郎咸平把聪明的禀赋都用在了师从这位老师舞拳弄棒上，这样，包括班上的混混没有什么人再敢惹他了。

高一升高二暑假时，他和另一位同门师兄弟到台北的闹市区西门町逛街，和当地一群地头蛇发生了冲突，倚仗自己的“武功高强”，郎咸平稀里哗啦就和他们打在了一处，单打独斗迅速演变成了“群殴血战”。郎咸平觉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苦练的螳螂拳这时派上了用场，他真过了把侠客瘾，打得好不痛快。当时有上百人围观，这也让年轻气盛的郎咸平好不得意。但他自己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左手手腕被打成骨折，养了两三个月才好。然而，他在街头逞英雄的消息却不胫而走，最后大家干脆开玩笑叫他“西门町之虎”。思想开了小差，学习成绩便可想而知了。他到了社会组后，成绩总是在最后几名徘徊，到了高三才开始很用功地准备高考，但努力念了一年，始终没怎么开窍。最后，他很勉强地考上了台中市东海大学经济系，那是个很一般的学校。峰回路转：西行“取经”得正果没想到大学毕业后，郎咸平竟顺利地考上了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那是台湾最好的经济学家的摇篮，台湾财经界人物大部分来自那里。直到那时，一直对他不抱什么希望的父亲才开始以子为骄傲。1983年，已为人父的郎咸平在台湾一边做记者，一边申请留学。他申请了七所美国大学。“我的运气不好，只有一所学校回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而且没有奖学金。”他说。那个时候，台湾消息闭塞，很少有人知道沃顿，等到了沃顿后才知道这所学校原来大名鼎鼎，是世界著名商学院，多项排名居世界第一。“我当时报的那个商业经济系才开办一年，那年全世界招生十个，也只有七个人报名。我一辈子不觉得我聪明，但是我很用功。”郎妈妈把房子卖掉，得来两万美金，作为他去一所还不知底细的学校的学费——这笔钱还差一点被郎爸爸拿去做生意，因为郎咸平此前的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只有郎妈妈对他很有信心。入学后，因所有的学科均需要微积分知识，而他的微积分成绩又极差，不得已转到了金融系——这是一个不需要微积分考试的系。自此，他曲折的学术之路才变得顺畅起来，少时学业上的压抑和苦闷一扫而空！郎咸平这只丑小鸭终于变成美丽的天鹅，振翅欲飞了。沃顿商学院是全美最为著名的商学院之一，1986年，郎咸平只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在沃顿拿下博士学位，据说他是沃顿商学院有史以来获得博士学位最快的人之一。此后他在沃顿商学院、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曾担任世界银行公司治理顾问。他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全球第一的作者就是郎咸平。2003年，郎咸平荣登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李嘉诚办长江商学院时，邀他加盟。郎咸平在全世界最权威的学术刊物上的研究成果也令人惊讶，仅仅在全世界经济类杂志排名第一、全世界经济类杂志排名第二和全世界金融类杂志排名第一、全世界金融类杂志排名第二的杂志上，就发表了十七篇学术论文，内容涉及财务、内幕交易、企业行为、股权结构、公司控制等方面。在他看来，学术是不容挑战、不容置疑的！他特别强调自己发表论文的标准是全世界创造的标准，不是郎咸平个人创造的标准。他的梦想就是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他认为自己可以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郎咸平的这些英文学术论文的中文介绍和文章精髓——《郎咸平学术文选》在2008年已经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他移居香港，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但后来开始进入内地发展。郎咸平本来可以在香港大学里优哉游哉地做他的教授，缘何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内地？原来，香港人对深层次的理念不感兴趣，只在乎股票赚多少钱、房地产什么时候涨。而十几年来的积累使他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他仍然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教职，工作和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内地。郎咸平当时抱定的信念是，要争做大陆民众的利益代表，要为捍卫国家资产不被侵吞私占而四处奔走呼号、仗义执言。进入内地后一度一事无成 2001年6月，郎咸平来到了内地，在大鹏证券研究所担任技术顾问。工作就是把研究所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数字化，并与整个公司的电脑化结合在一起。但一年后他就离开了，郎笑称自己被炒了鱿鱼。“正因为技术不是我的专长，所以失败了。这里有一个理念的问题，大家都觉得自己挺行，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很复杂，部门之间的协调也不容易。”郎咸平说。他做了一年以后，发现自己有点志大才疏，做不下去了。出任《新财富》杂志的学术顾问，是他在内地做的第二件事。“在《新财富》也被炒鱿鱼了。不同的是，大鹏证券认为我能力不足，《新财富》认为我太偏激。”(www.xing528.com)

心志专精者往往失之迂直，但郎咸平却善于在生活的流变中迂回地把握自己。不是每一条偏僻的小路都通向辉煌的殿堂，但是每一条康庄大道都有走到尽头的时候，在一条黑暗的道路上走到光明，比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走到黑暗是要好些。郎咸平的高明之处在于知道取舍的智慧，另辟一条未曾走过的道路。试想，如果郎咸平还待在证券公司做技术或者在《新财富》做顾问，中国的财经讲台会有多么冷清。席卷内地的“郎旋风”在与《新财富》的合作中，郎咸平创下了“郎骂”的名声，并向当时如日中天的德隆系发起进攻，说“最近几年通过一些操作手段，赚取利润高达五十亿元，但大家投入德隆系的钱是拿不回来的”。德隆“天下第一庄”，其勾当在坊间不是秘密，只是无人说破而已。郎咸平以学者身份第一个站出来痛骂德隆，举世哗然，一语成谶，预言应验。郎咸平凭“德隆事件”一举成名，从此被当作中小股东代言人，博得“郎监管”之名。其实在此之前，郎咸平因为在2002年7月担任香港第一龙浩农业的独立非执行董事，为此他遭人诟病，被媒体称为“终于堕入了红尘”。担任这一职位两三天之后，在独立董事的板凳上还没有坐热的郎咸平，旋即被内地媒体质疑为加盟“德隆盟军”。“当时很被动，不敢在第一龙浩干下去了。”郎咸平说。2003年6月30日，郎咸平退任。后来郎咸平表示：“现在我很谨慎，再不接任何公司的邀请做顾问、独立董事。因为社会对我有期望。”2003年以后几十家公司找过他，他都不愿做，他说主要是因为瓜田李下说不清楚。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又制造了一起又一起的“郎咸平公案”：骂完德隆骂海尔，再从TCL骂到格林柯尔的董事长顾雏军，说顾巧取豪夺、卷走大量国家财富……他还提出要立即停止目前的产权改革，建立一套国有企业职业经理人制度。他当时的演讲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经济学家、网民、媒体都参与进来。同时他也被以空前高的频率曝光在媒体的镜头前。不同寻常的是，郎咸平并无因批评政府过度控制经济而引起争议。和中国其他经济学家相比，郎咸平是因抨击贱卖国有资产给私营企业家而著称。郎咸平认为，在中国内地经济转型、企业改制，即所谓产权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理论误导和“内部人”的运作之下，大量原本公有的资产被中饱私囊。他提出，国有资产并非国资委或国有企业所属，国有企业是属于老百姓的。买卖双方交易的是别人的东西，唯独事主不在场，这是国企改革的最大问题。郎咸平提出，需要对产权改革进行严格监管，而监管的主体必须重新建立和确认，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具有政治意义。被郎咸平“盯上”或点名的改制企业的老总们，对郎极为恼火，在这些利益团体的压力下，郎咸平因此被迫离开长江商学院。响应这些老总们的舆论及一些学者更指责郎作为局外人本不该来“搅局”，坏人好事。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者认为郎咸平在一些风口浪尖的敏感问题上贸然引爆不满情绪，只破坏不建设，对中国的改革缺乏具体贡献。企业界的反应强烈，科龙集团营销总裁严友松批郎咸平为无聊、无知、无赖的“三无书生”，而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更以涉嫌诽谤在香港起诉郎咸平。更有一位名为吴丁杰的撰写《郎咸平真相》一书，曝料郎咸平人身和学术中不光彩的一面。在这些批评之下，郎咸平似乎超脱了，他以更轻松的态度一笑置之，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说终究这些事件都是他复杂人生的不同历练，而这似乎也是自己的魅力来源之一。也许从2001年郎咸平走入公众视线的那一刻起，他就注定是一个话题人物，一个或许永远不能以主流或者非主流来界定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一度自嘲是一个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也有人拿他开玩笑说过的“我想成为经济学界的谢霆锋”来诟病他，认为他是出风头，喜欢个人炒作。郎咸平说，我只是做了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也许郎咸平用鞭辟入里、嬉笑怒骂的语言寄予他对这个时代的冷静思考。但如今，他已经不在意加在头衔之前的那些或褒或贬的定语和帽子，一如他的名片——只有“郎咸平”三个字，大道至简。从2006年开始，郎咸平战术大变，与人正面论战交锋明显减少，而在接受媒体访问或者公开演讲的时候，将炮火直接对准某个企业的情况也已不多见。和前两年的“愤青”态度相比，他现在更宽容。他笑称自己“长大了”，因此表现出“更深刻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从2006年底，他开始对中国制造业忧心忡忡，他一直在说，中国的经济搞不好要出大问题。2008年，郎咸平开始走上电视节目的舞台，他的新节目《郎咸平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地方台开播，收视率不俗。郎咸平似乎更喜欢接受时尚杂志的采访，看来，他又向明星之路踏上了一步，他似乎很喜欢这种角色的转变。2009年，当人们都在谈论全球金融危机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他却说：“就算没有国际金融危机，中国国内的问题也足以让我们的制造业陷入衰退。”在很多粉丝眼里，郎咸平有着哲人式的思维、诗人般的激情、纵横家的口才、政治家的立场，常常“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做一个“小的经济学家”还不是郎咸平的最终梦想。他的野心是做一个大思想家。“我想走大思想家的路子，一个大思想家，必须要博览群书，博古通今自成一派，而且还要保持独立的地位。”他说这样才会无欲则刚，才会在精神上、言论上不折脊梁，而真正回到自由的知识分子风格、思维和文化判断中去。为了保持研究课题的独立性，郎咸平对无数邀请他做独立董事的请求，一概拒绝，潜心治学。他在全国各地讲坛上穿梭忙碌，演讲最密集的时候，N天安排了N+1场演讲！他却精神抖擞，乐此不疲。天生具有非凡演讲能力和现场表现力的郎咸平，也同样极为享受这种在讲台上和他的听众直接交流的感觉。他在讲台上的激情是否也来源于他想做大思想家的野心呢？讲台下童心未泯见过郎咸平的人，可能会觉得他很凶。不过，这位教授却被人发现了很多秘密：他像孩子一样喜欢看焰火；最爱吃台湾的桃园街牛肉面，嘴馋了却不能回台北时，总要央告家人带给他；以前酒量不错，白酒能喝一两瓶，但现在却滴酒不沾；生平养过无数宠物——从猫、狗、鱼到乌龟、泥鳅、蜥蜴、海壁虎甚至蚂蚁。年过半百却还童心未泯。他忙得很少与家人见面。他习惯了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郎咸平开玩笑说：“我是个不‘坐台’的教授，上课亦讲完就走……”对于郎咸平这样一位经历坎坷、众说纷纭的人，郎咸平自己说：“我穿梭于各地的讲台，是为了让人知道，一些人是为了一个理念在奔走的。”他说这个理念关乎这个社会的良知和关爱，关乎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知识和理想的追求及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