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珍藏本：影响中国经济的20位经济学家

◎文/王海宾胡鞍钢是当代中国对国策制定有影响力的少数学者之一，他撰写的国情报告是中国高层的必读之物。他被称为国宝级的学者，身兼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层决策圈的著名智囊。他虽年近花甲，但做事风风火火，说起话来激情飞扬，极具感染力。他最关注的是平民百姓、弱势群体，愿为贫民讲话，做“草根”的代言人。这位闻名海内外的经济学家身上，最本质的特色，便是“草根”二字。小学毕业参加高考1953年4月27日，胡鞍钢生于辽宁省鞍山市，五岁时，又随父母迁居北京。孩提时代的胡鞍钢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父母都是50年代上海交大的毕业生、热心于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受父母的影响，胡鞍钢自小便酷爱读书学习，并立志长大后做像父母那样的知识分子，报效祖国。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很小的时候，他便像大人一样，常常阅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这样的报刊了解国内外大事。家人朋友们总会回忆起这样的一个场景：不过十来岁的胡鞍钢，常常表情严肃地坐在父亲面前，和他讨论什么古巴危机、中苏论战、越南战争等各种各样的国际问题，有时候他说出来的独特观点，引得大人称奇，甚至让父亲陷入深思。1966年6月，胡鞍钢轻松快乐的日子结束了。十三岁的他刚走出小学校门，甚至连升初中考试还没来得及参加，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和无数的同龄人一样，他失去了继续进校园学习的机会，成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投身于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做了一名农工。在北大荒，年小体弱的胡鞍钢不怕吃苦，白天干完繁重的农活，晚上回去并不像别人那样倒头睡大觉，或围坐在一起侃大山，他总是洗把脸，找个人少的角落，开始挑灯夜读。当时想找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事，胡鞍钢四处搜寻，只要知道哪里有书，他必想方设法借到手。后来胡鞍钢当上了炊事班班长，工作更繁重了，每天很早便得起床做饭，到半夜了还得挑着饭往田间送，每天休息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但他的学习不但没有放下，反而更加拼命了。他每天晚上还偷偷自学数理化，没桌子拿被子来顶，没演草本拿旧报纸来替。就这样，一晃七年过去了，在北大荒这所没有围墙的校园里，胡鞍钢从一个羸弱少年，磨炼成了一个有着钢铁意志的风华青年。1976年10月，胡鞍钢开始了一段更为艰难的生活，他被转调到华北冶金地质勘探队做了一名钻探工人，整日在穷山沟里摸爬滚打，每每累得浑身酸疼，常常是来不及洗掉一身臭汗便躺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学习时间越发少了。每每睡梦中惊醒，他瞪着两只空洞的眼睛看着漆黑的夜，似乎前途也像这个夜晚一样，看不到一丝光明。“读书还有用吗？”胡鞍钢常常问自己。勘探队一般都借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他们所过之处，也都是些穷乡僻壤，看着那些可亲可敬却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为温饱犯难的乡亲，胡鞍钢心酸不已，他常常思考着：为什么中国广大农村仍然“一穷二白”？中国如何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没有人给他答案。困惑之余，他只有不停地读书，发愤学习，他希望知识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广大民众的命运，改变中国的命运。马列选集和《毛选》、历史和哲学、数理化……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他克服一切困难，执着地学习下去。

胡鞍钢终于等来了机会。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胡鞍钢不顾地质勘探队领导的善意提醒——因为他表现优异，马上就要成为“文革”后第一批提工资的工人；也不管个别人的冷嘲热讽，毅然决然地报了名。一个小学生参加高考，这无疑是痴人说梦，但胡鞍钢忐忑之余，心里还是有些把握的，毕竟这些年来，他已经自学完了全部的初高中课程，他对自己有信心。1978年年初，胡鞍钢的命运终于出现了最大的转机，他接到了唐山工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这个做了十年农民和工人的年轻人，终于成了大学校园里的一名令人羡慕的天之骄子。虽然洗掉了身上的泥土和汗味，但十年来劳动者的生活已深深融入他的人生中，成了他的底色。多年以后，回忆那段生活，胡鞍钢充满感慨：“只有了解农村，才能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生活使我亲身体验了中国几亿农民生存之艰难，生活之贫困，文化之落后。”在唐山工学院，胡鞍钢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整天不是在教室里埋头苦学，便是在图书馆里博览群书，在他的生活守则里，没有星期天，没有休闲娱乐，没有睡懒觉的时间。四年后，胡鞍钢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只有经历过没有书读的日子的人才更懂得学习的重要。拿到学士学位后，胡鞍钢继续攻读了北京科技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又一口气从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取得了博士学位。已经是工科博士的胡鞍钢，忘不了自己曾经走过的艰难岁月，更忘不掉那些被当代社会称为“草根”的普通群众及贫民，诸多原因促使他由研究工学开始转攻经济，并于1991年至1992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进行了博士后研究。是的，他忘不掉自己的身份，他是从“北大荒”走出来的，他永远是“草根型”的专家。走进社会为“草根”问计1985年，胡鞍钢开始在周立三教授领导的中科院国情分析小组做课题，从此，“国情研究”就成了他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胡鞍钢坚持着自己最初的理想——关注普通民众，为普通民众的利益代言。有人这样评价他：为中央说话，他的研究总是站在决策层的高度，并屡屡被决策层采纳；为平民说话，他关注着平民的利益得失，义无反顾地充当起他们的代言人。胡鞍钢知道，要想做平民的代言人，就得走到平民中间去，融入他们，多听听他们的声音。他说，“坐在学术机构里就如同待在宝塔尖，最大的特点就是脱离实际，不知道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老百姓想什么。所以我提出来走出宝塔尖，到人民中去，到实践中去做调查研究”。他强制自己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实践中去调查研究。为了写关于“贵州现象”的文章，他的调研行程超过了三千公里，贵州农民那极端贫困的家一次次震撼着他——白天他们吃住的窑洞里黑糊糊的，举着火把才能看清楚里面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摆设：歪歪扭扭的床上扔着几床露着棉絮的破被子，地上摆几块石头便是灶台，上面支着一口熏黑的锅……看到这些，他的心灵受到了强烈冲击，他痛心地说，这太令我震惊了！这些地区竟然比我二十多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而且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地区！他立志要为改变这种落后愚昧的状况大声呐喊。很快，他写出了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政策调整》，报告里说：“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为了研究下岗失业问题，他一趟趟地跑；为了了解农民收入问题，他一家一家地问……不知跑坏了多少双鞋，偷偷地流下过多少同情的泪。跑得越多，感受也越多，坐在书桌前的他下笔就越有力量。作为平民的代言人，他也是“草根”心里的靠山，常常有群众给他写信，向他诉苦，寻求他的帮助，甚至有群众给他写来的信竟然是血书。“草根”的贫苦深深刺痛着他的心，他深感自己肩上的担子沉重，一刻不敢休息，整日下基层，钻图书馆，钻数据库，不停地算，他的很多报告中测算数据的时间坐标甚至能跨越一百年。他要用事实说话，用数据说话，从而为国家决策层建言。每天超负荷的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他成了一个严重依赖胰岛素的糖尿病人，为了能一直工作，他不得不在腰上别着胰岛素泵，这相当于他每时每刻都在打针。家人担心他的身体，劝他说：“你研究中国怎么可持续发展，你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怎么才能可持续发展。”他无奈地摇头，他何尝不知道自己身体“折旧”的速度越来越快，但他停不下自己的事业。(www.xing528.com)

胡鞍钢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清楚自己的目标，参加部委的政策讨论，他很少讲什么学术，他只讲中国的实际情况，只讲政府的政策调整应该是什么，一心一意替老百姓呼吁。他说：“一个学者的心要和老百姓的心息息相通，要知道他们的疾苦。所以作为一个学者，当你和人民息息相通的时候，你自己的学术定位就很清楚了，就是富民为本，替老百姓呼吁。”这种责任感，使他扮演了“挑刺者”的角色，不满社会发展中的短视行为。他痛心地说：“中国的发展是谁都不可想象的，但很多地方更多考虑的却是地方利益。拿城镇化来说，城镇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过程。目前阻碍这种要素市场化流动的最大障碍，就是人为的市场壁垒。市场壁垒造就了市场行为中巨大的交易成本，比如一些行业，物流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高达百分之三十到四十。”胡鞍钢的大胆直言是出了名的，他不仅指出中国发展中一些尖锐的矛盾问题，甚至还批评中央部门的做法，有时甚至点名道姓地批评。但他的“挑刺”不但没招来大祸，反而赢得了中南海的特殊评价——潇洒的胡鞍钢。于是就有外国人问他是不是有什么靠山。他不由笑了，他的靠山，就是十三亿中国人民。他明白，无论自己的批评有多尖锐，都不会有个人风险，因为这些批评都是出于爱护的角度，都是出于他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和信仰。在国务院经济调研领导小组参加专题讨论的时候，他提出了富民为本的学术宗旨。他把更多的研究时间放在了民生问题上，像“村村通”“路路通”，无一不是群众的切实利益。以前农民出去打工，往往几年时间都不能和家人联系说句话，但“村村通”之后，现在随时随地都可以给家里打电话。除了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是一位博导，他还要带博士生。但他太忙了，他的博士生经常只能靠电子邮件和他联系。他也总是带着笔记本电脑，随时随地看学生的邮件。有好几次，疲累到极点的他晕倒了，但醒过来又接着看。他对学生的教育，也和他的调研一样，要求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社会中去。他对学生是按照两所大学的要求来培养的，一所是清华大学，一所是“社会大学”。清华大学强调学生扎实的功底和勤奋的求学态度。“社会大学”是要求学生能深入社会，思考民生。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培养和身体力行的影响下，也纷纷投身到为国建言出谋划策的行列中，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这是胡鞍钢作为老师，最感欣慰的地方。代言“草根”，为人民和国家做学问胡鞍钢选择的是一条充满挑战的学术之路。他说：“在一个民主化程度愈来愈高的社会里，人人都可以成为建言献策的智者。这取决于你是否获取了全球最新的知识，取决于你对人类已有的最好知识的了解、吸收、体会和积累，取决于你对这些知识的本土化。这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胡鞍钢的成名作是他1988年著的《生存与发展》，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中央还专门组织专家进行讨论，邓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也调阅了全文。这一年，他才三十五岁。第二年，他与别人合作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研究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成为这一年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国经济发展指导方针的重要内容。而1993年6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再次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关注，有多项建议先后被采纳和实施，从而奠定了他在学术界无可争议的地位。之后，他发表的《中国地区差距报告》《为人民创造工作：中国的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全面积极应对全球SARS危机》《中国:新发展观》等，无不是关注民生，关注“草根”的利益和国家的发展。与其他学者相比，胡鞍钢的建议总是更容易被领导人采纳，有时候他并不是业界第一个提出相应观点的人，但是他往往是第一个把观点引渡到政界的。他在中国高层中已经树立了可以信赖的品牌和信誉。之所以总被接受，是因为胡鞍钢在写报告时，并不是单纯地列举现象提出问题，而是能从国家和大多数人的立场，提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既在经济上行得通，在政治上也行得通，从而更有利于决策者采纳。他说，中国的很多问题不从政治上着手是解决不了的，只有使决策者产生共鸣，形成政治共识，制定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政策，才有可能最终形成社会共识，推动中国发展与变革。胡鞍钢认为，中国先从毛泽东时代个人决策进步到邓小平时代集体决策，又进入江泽民时代的集体决策加上咨询决策阶段，进一步发展为公共政策决策制度化、民主化和科学化时代，中国政府的决策越来越多地重视听取、采纳各方面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可以认为是集体决策加上咨询参与型模式。作为决策思想库里的一分子，在这样好的一个时代里，他更应该积极建言，而不是做一个封闭的学者，他的学问应该为国家和人民而做。职工下岗失业、社会保障、农民收入、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通货紧缩等社会公共问题，都是胡鞍钢研究国情所关注的重点人群和重点问题。他要找出应对之策成为国家决策，最终使人民富裕、国家富强。如今，胡鞍钢已出版中国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四十多部，多次应中国政府有关部委邀请参与国家长远规划制定和部门咨询。1991年，他被中国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学者”。1995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同年还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2000年主持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课题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他说：“我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找到了人生之路，它的真正含义是：与中国发展同行，与中国开放相伴，与中国变革俱进，与中国兴盛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