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记》特别收录:20位影响中国经济学家

◎文/周盛平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兼职教授魏杰在别人对他的各种评价中，唯独喜欢“勤奋善良”四字。这位从西安农村走出来的著名经济学家，用国家图书馆所收录的他的一百零一本专（合）著，用他在中国经济学领域独特的影响力，诠释了“勤奋努力、与人为善”这种平凡人生哲学的非凡力量。总是吃不饱民以食为天。小时候，魏杰的“天”却总是残缺不全。魏杰的祖籍在山东烟台，祖父一辈都是医学名家，医术高明，在当地声望很高。魏杰的爷爷，继承家风，学了一身治病救人的本事。可是，到后来，他连自己也救不活了，因为鸦片像毒蛇一样缠上了他。爷爷成了一个瘾君子，大烟越吸越多，原本厚实的家底越来越空虚。屋漏又遭连阴雨。爷爷整天抽烟，昏昏欲睡，在为一个国民党的官太太治病的时候，发生了医疗事故。国民党大官龙颜大怒，准备好好收拾一下爷爷。爷爷不得不打点行装，扶老携幼，背井离乡逃到了西安市西边的一个名为西江渡的小村子。遭此变故，医生的香火从此断绝。魏杰的父亲从来没有上过学，七岁起就为人放牛打零工，五年后成为长工。1952年10月，在极为贫穷的家境中，魏杰出生了。六岁时，他开始在一个“四面透风、不时漏雨”的神庙里读小学。神庙里没有桌子，由每个家长负责为自己的小孩用土坯垒成一个小土桌。神庙里也没有凳子，学生必须自己带。有风四面透，有雨时时漏。条件虽然如此艰苦，但还是有很多小孩不能读完小学。家里实在太穷，需要他们干活，尽管他们刚刚能够从事一点体力劳动。魏杰能够读到小学毕业，已经是万幸了。小学毕业后，魏杰考上了沛西中学。学校的食堂，是不属于他的。他每星期天下午去学校时，带上三天的干粮和一些咸菜，每顿饭就是干粮——包谷面掺少许白面做的粗粮粑粑加咸菜，喝学校免费提供的开水。周三下午再回到十五里以外的家，取能够维持到周六的又硬又难吃的干粮和咸菜。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魏杰就回到家里帮父亲挣工分。那时全国“左”风盛行，生活极为艰苦，魏杰一天累死累活，也只能挣到值七分钱的工分。生活虽苦，魏杰却没有停止自己的幻想，总想着有一天会考上大学，因此，劳作以外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了。1970年9月，农村又开始恢复高中制度，魏杰以工农兵学员身份上高中读了两年。这种学习，本来是没有升大学希望的。所以高中毕业前夕，他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崭新的农具，准备一辈子当农民。这时候，好事发生了：西安市要求每个中学选拔一名优秀学生到西安师专上学，毕业后分到中学充实师资。魏杰作为所在中学最好的学生，被选到西安师专读大学，留下了那套为做一辈子农民新购置的农具，也摆脱了像其他工农兵高中生一样重新成为农民的命运。1972年，魏杰进入西安师专学习。当时，国内“左”风愈演愈烈，全国经济极为紧张。学生补贴的生活费实在太少，只能八个人吃一份饭。魏杰当时个子一米八一，正在长身体，因此老是饿肚子。那时，他最盼望的日子是星期天。因为一到周末，八个同学中的六个城里孩子回家，他就可以和另外一个农村学生饱食。六天饥饿、一天暴食的无规律生活，最终使魏杰大病一场，得了肠梗阻，只得动手术。而给他动手术的是水平很低的工农兵实习生，结果伤口感染。魏杰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

饥饿只有开始没有结束，为他贫穷的生活，做着崭新的见证。1978年魏杰参加第一届高考，进入西北大学经济系。因为工龄不长，他只能拿十五元的生活补贴，无法维持生活，恰逢1979年研究生也恢复招生，魏杰就在大二的时候考上了研究生，生活补贴比原来高四倍。回忆起这段艰辛的生活，魏杰坦言：我上学从来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我努力学习的目的，不像伟人那样，是为了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贫穷处境，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为自己自强不息，取得成绩，社会认可你，就是为国家做贡献。总是拼命学自懂事以后，魏杰的父亲就经常对他说：我们这样的农民家庭，要摆脱贫穷，只有好好上学，别无出路。少年魏杰把这些话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即使在拼死累活的艰苦岁月里，在“读书无用论”的喧嚣声中，读书仍然是他的爱好和主要业余生活。上高中后，魏杰更加努力。读书、做学问对于魏杰来说，就像吃饭，也总是“吃不饱”。在西安师专两年的艰辛生活里，魏杰读了包括《资本论》在内的大量经济学名著，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4年7月，因为成绩优秀，魏杰被分配到西安市政府机关当秘书。魏杰的领导叫张允端，是当时西安市文教部的副部长。此人以前做过地下党，是学生运动的领袖。张副部长的文字功夫很好，逻辑思维能力强，他出口成章的本事让魏杰羡慕得要死。张允端对当时还在进行的“文革”很有看法，不像其他人一样轻视知识分子。他很喜欢好学的魏杰，时常跟他讲多读书的好处，给了魏杰很大帮助。在张允端的身边，魏杰读到了许多当时被列为禁书的理论著作，眼界大开。一年后，张允端被打倒，魏杰也被下放到陕西省大荔县一个黄河边的小村接受锻炼。那是一个偏僻的角落，人烟稀少，正好使魏杰有了更多自己支配的时间。除了继续钻研著作外，他还对方圆几十里的村子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几十万字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粉碎“四人帮”后，魏杰重新回到了市级机关工作。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魏杰一考即中，进入了西北大学经济系学习，终于圆了大学梦。魏杰还是难受。一是吃不饱，另外就是发现老师讲的东西自己都学过，“坐在教室里听自己已掌握的东西实在难受”。穷则思变，两年之后，魏杰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西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何炼成。1981年，魏杰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当时硕士还不多，在学校很受重视，魏杰做出了一些成绩，发表了不少论文，还与导师合作出版了《价值学说史》。可是，由于研究的方向偏向于宏观经济研究，为了学习和掌握更多更深刻的知识，拓展研究的领域，魏杰考进了当时经济学研究实力最强的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日本京都街头骑车被警察盘问1987年，魏杰博士毕业后，东渡日本，来到京都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进修。尴尬的事情发生了。刚到日本时，一位朋友借了一辆自行车给他。他高兴地骑着上街了。在街上，魏杰发现情况有点不对。首先，就是京都街头没有自行车道，自行车只能在人行道上走；更主要的是骑自行车的男人特别少。魏杰骑的自行车很小，而他个子一米八多，异常显眼。很快，警察来了，叫住了魏杰。“你是刚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吗？”“是啊。”魏杰回答，心里嘀咕自己是不是犯了什么错。“你的自行车哪里来的？”魏杰就告诉这位看起来不讲情理的警察，是一位同学借给他的。于是警察问了那位同学的联系电话。电话打完后，警察对魏杰说话了：“非常抱歉。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叫住你盘问吗？”魏杰当然不知道。警察就告诉他：在京都，男人是很少骑自行车的。而且，京都街头的自行车是不锁的。人们骑完了一放就走了。可是自从中国留学生来了后，情况就不同了。街头经常有骑自行车的留学生，而且，经常有人丢自行车，所以日本人不得不锁车了。一番谈话之后，魏杰闷闷不乐。平时，他也看到，日本人喜欢排队，排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还隔得较开，一点也不挤。而中国留学生就不同了，一排队就是挤、挤。魏杰在国内受的教育就是：中国只是物质生活比较贫穷，物质文明相对落后，而精神文明却是最好的。可到了日本，他发现日本不但物质文明发达，日本人的精神文明也不错。在京都，几乎看不到小偷，很有安全感。在国内，很多书都是讽刺富人，专挑富人的毛病。在日本的深造，让魏杰进一步明白，其实，精神是离不开物质的。很多不文明的事情，都是与贫穷有关。这些在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的观念，在当年的中国可是异类思想。1988年，魏杰回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被破格升为副教授；1991年，又被破格升为教授；1992年，四十一岁的魏杰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经济学博士生导师。在人民大学期间，魏杰还担任过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系主任等职。随着研究的深入，魏杰强烈感觉到需要有实践来与从书本到书本的理论相结合。1996年，他进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担任研究所所长。三年之后，管理局完成其使命后解散，魏杰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任教。“京城四少”动京城“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这首曾唱遍大江南北的《潇洒走一回》，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台湾电视剧《京城四少》的主题曲。没有想到，“京城四少”这个名字却安到了四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身上了。樊纲、钟朋荣、魏杰、刘伟——这四个名字，曾经名扬海内外学术界和经济界，而且，他们经常一起去参加会议，发表演讲，更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一旦同台亮相，就会引起轰动。仔细看来，他们的确是趣味相投。从年龄上看，他们四个都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成长经历上，四人更是相似。读中学时插过队、参加“文革”后第一届高考、大学毕业后又读研究生，进行经济学的学术研究。他们都是1977届的大学毕业生。当时人才紧缺，大部分人都从政了，像他们一样埋头于学术研究的就比较少，能够有丰富学术成果的就更少了。事实上，他们四个人是非常好的朋友，学术观点比较接近，都主张市场经济，一起沟通也非常容易。在当时，他们的观点往往引发激烈的争论。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过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魏杰在香港一家报纸发表了《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腐败》的文章，大胆指出，这次经济过热，主要是因为政府行政干预太多，压迫银行发放贷款，所以政府必须撤出银行，银行必须改革为商业银行。后来，在全国治理通货膨胀的金融会议上，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在会上说：我非常赞同魏杰教授的观点。当时，魏杰并没有参加会议。会后，有人就告诉魏杰：镕基同志表扬你了。魏杰并没有飘飘然。他本来就是一个不太过多在意外界的人。他其实最看重的是自我评价。他说：“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是靠自己努力起来的。我们出身于农村的孩子，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这么多人，为什么冒出来你？就是这样，自强不息，干自己该干的事。”(www.xing528.com)

不变的是敏锐和独特农村的艰辛经历使魏杰对中国经济改革很有自觉性，对改革开放也是一往情深。他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三次改变：1979年开始研究宏观经济，研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1996年到国资局研究所后研究国有资产问题；进入清华大学后，开始潜心关注企业问题。无论是从理论研究到政策研究，还是从政策研究到实证研究，魏杰总是站在所在领域的最前沿，发出自己敏锐而独特的声音。1981年，人们还是普遍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魏杰却在硕士论文里面主张：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生产的要求而不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因此，答辩委员会里有人认为论文“否定计划经济规律，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不同意通过。魏杰不得不对自己的观点反复论述，还删去论文的一部分，才获得通过。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证明了魏杰的先见之明。1994年，魏杰发表《维护私产就是维护稳定》一文。文章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财产同公有财产一样，是完全合法的……既然个人财产具有合法性，就应该给予保护。个人财产同公有财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2004年，国家修宪，把“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写进宪法，证明了魏杰的远见卓识。在国有企业改革如火如荼的初期，魏杰说：国有企业不只是改的问题，而是要分“卖、租、变、送、改”等五种。媒体记者常用诸如此类的词语来形容魏杰：“快人快语”“常有惊人之语”“力排众议”“谈锋健锐”。即使是一些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魏杰也常常“一语惊人”。谈到知识分子贬值的问题时，魏杰说：“人们对教授卖馅饼议论纷纷，我看教授卖馅饼没有什么不好，学术也不是那么好搞的。创不了新，没有什么成绩，不去卖馅饼，还能做什么？”魏杰认为，经济学的实验室是广阔的社会，自己不能整天在书斋里研究，而应该深入基层，加深与企业的交流，接触最前沿与最尖锐的现实问题。中国地市一级的地方，他差不多都跑遍了，亲耳听过他讲课的企业界、商界人士，每年不会少于五万人。他兼任了数十家企业以及十几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同时还在十五所大学做兼职教授。“您怎么有那么多时间？”魏杰回答说：我几乎是没有节假日的，时间只能以小时为单位来计算，我下一个月乃至两个月的时间，都已经排满了。我得学会利用时间，经常在飞机上、咖啡馆里写东西。问及治学的秘诀，魏杰忍俊不禁，干脆地说：没有！就像一个作家不可能教你怎样写作一样，经济学的研究只能靠自己去领悟，治学是一个“通”与“不通”的问题，学问不是讲出来的，是“天赋”，领悟到了就通了。所以教育只具有开发功能。这样一来，选对职业就很重要。不过魏杰还是提到，“抽象思维能力”对成为一个经济学家至关重要。“风光”与“风波”不断魏杰从进入经济学研究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争议的引发，成为焦点的魏杰和他的观点也经常受到批评，可以说是“风光”与“风波”不断。特别是1999年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后，魏杰已是国内最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同时还担任着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诸多职务，他的言行，更容易引起关注。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受到批判最多的是对国有经济的研究。因为魏杰的研究倾向一直是强调市场化及市场的基础作用。在《真理的追求》这类杂志上，在直送中央常委的文件里，魏杰都被点名批判过。在处变不惊中历练起来的魏杰说：我历来是自己干自己的事情。一个人老是担心别人怎么说，会影响你干事。有些人就是老是说你，要你干不成事。魏杰把这些当作“别人的圈套”而“泰然处之”。魏杰对付批判的秘诀其实就是“不吭声”。别人不管怎么评价他，他不同意的就是不同意，也懒得去理，遭到误解也无所谓，“志不同者道不合”。他不服别人，而是让别人服他，这就需要艰苦努力，干出成绩来。魏杰把这当作自己的责任。有时候，魏杰也犯一些无可奈何的错误。例如，他赞扬和总结过一些发展良好的企业的经验，结果这些企业垮了，造成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但是，尴尬不能够白白承受，魏杰在思考、在探索。成果又出来了，一本近三十万字的《企业哲学》产生了，并且很快得以出版。在该书的导论里，魏杰说：“我是一介教书匠，既无权，也无钱，虽然有些话语权，但这话语权也是属于那种人微言轻之类，因而企业家在我这里既不可能实现商与权的勾结，也不能实现钱与私利的结合。”如何看待经济学在前沿领域的对与错呢？魏杰在《自述：人生与学问》一文中说：“学者千万不可以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视为‘永恒’，处处以老大自居。我们的研究对象都是客观规律，但研究成果并非一成不变……学者要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这反映到教学上，就是他不喜欢学生仅仅接受他的观点，而是希望学生能够深化它，甚至提出反对意见，“否则，那有什么意思”？上课不用讲稿却总能滔滔不绝的博士生导师魏杰把课堂当作思想交流、训练思维方法的地方，而不是树立权威、传播知识的场所。他特别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反对他。学生如果能够自圆其说，他就特别表扬。魏杰在课堂上从来不点名，而他引导的思想交流场所，从来不缺少听众。勤奋善良：终身一言以行之有志气的人，都会有最能鼓舞自己、提醒自己的一句话，使自己非常得力、受用。魏杰很喜欢《论语》里说的“终身一言以行之”，他的这“一言”只有四个字：勤奋善良。在魏杰看来，成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勤奋就是要工作上努力干出成绩。对自己遇到的困难，他不会轻易地去说出来，而是自己想办法解决。而善良，就是善待一切事物，泰然处之。别人有负于你，也不责备，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就行了。“‘勤奋善良’是我心灵的寄托。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勤奋善良’就是我的人生哲学。”坐在椅子上的魏杰老师边说边仰望着半空，洪亮的嗓门中透露出一种撼人的深沉和柔情。魏杰曾给自己写过一幅字条：“你以为你是谁？”每当遭到误解和批评时，他就想到这句话，安慰自己：你不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你还要怎么样？“当你以善良为生活准则的时候，心胸就会很开阔。”魏杰努力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准则，在日复一日的生活磨砺中，他成了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忠实追随者和标准执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