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经济的20位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

◎文/姜猛段绍译2009年1月14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大寿。可以说，在中国当代的知名经济学家当中，茅于轼是“最为独特”的一位了：年近半百，才开始跨进经济学圈；非科班出身，却以自己原创的“择优分配原理”重新构建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行将老至，又把自己定位于一个向社会普及经济学知识的“传道士”，并尽余热致力于实践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社会责任的扶贫活动……在几十年的经济学术研究生涯中，“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的茅于轼不但以通俗直白、精练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系列引导读者进行自我思考的高质量经济学论文与专著，而且还一直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与此同时，茅于轼还把注意力投向了道德、人权、自由主义等社会课题，用刀锋一样的笔头深刻地剖析和揭示了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非常重大的问题。由此，茅于轼获得了“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和“中国的亚当·斯密”的美誉，而且还被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录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选为“世界名人”。尤为有趣的是，曾经有人为华人经济学家排出了一个座次，没想到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没有经济学学位、“经济学基本上是自己悟出来的”茅于轼——有喜好调侃的媒体就拿着这份座次表去询问排名在第二位的张五常，这位“狂人学者”也叹服地说道：“那是没有问题的。”出身世家，适逢战乱：在颠沛流离中成长和成熟1929年1月14日，茅于轼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这是一个堪称名门望族的大户人家：茅于轼的祖父茅乃登是清朝末期的一名武官；父亲茅以新是早期留学美国并获得铁路机车硕士学位的第一代铁路机械工程师；二伯父茅以升是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和美国加利基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的桥梁设计专家；母亲陈景湘女士也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亲陈吟诗是清朝末期的一名举人，三哥陈章曾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大哥陈霆锐是上海最有名的大律师……在祥和务实的家庭氛围中，小小的茅于轼无忧无虑地开始了人生当中既安定且幸福的童年时光。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出于抗战的需要，身为高级机械工程师的茅以新受命赴广西组建柳江机器厂，八岁的茅于轼只好跟随父母从南京来到柳州，随后又因战争形势的不断恶化被迫辗转于桂林、重庆、贵阳等地。在不断的迁徙中，茅于轼的书也读得“磕磕绊绊”，今天在这儿上课，明天在那儿上课，以至于小学换了六所学校、中学换了七所学校。1944年10月，日军在连克河南、湖南之后开始进逼广西桂林。这个时候，茅于轼才十五岁，正在桂林智德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只好中断学业跟随着母亲（父亲茅以新在忙着工厂的搬迁事宜）坐在挤满了人的大卡车驾驶室棚顶上颠簸着沿黔桂铁路线往贵阳方向撤退。一路上，雨雪夹击、饥寒交迫，无论是逃难的人群、丢弃的物资，还是凄惨的哭声、轰炸的敌机，都给茅于轼留下了一生都不会磨灭的印象……除了“不能正常读书”之外，颠沛流离的生活还在茅于轼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另外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记——馋。当时因为抗战压缩各级公职人员的工资，而物价却在不断地上涨，茅家本来就靠茅以新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如此一来用度也就更加捉襟见肘了，所以很少能吃到肉。青少年时代，茅于轼是在“馋”的欲望下度过来的。

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也使得茅于轼愈发地成熟和自律了。每天，看着父亲需要忙碌公务、母亲需要操持家务，懂事的茅于轼就非常自觉地坚持读书、学习——即便是在放假的时候也丝毫不松劲儿，然后带着弟弟妹妹到一边去玩耍，而且还时不时地帮着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于是，在艰难的时事中，茅家始终都洋溢着驱散寒夜的乐观且融洽的家庭气氛。值得庆幸的是，颠沛流离的生活很快就结束了。1945年2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茅以新接到国民政府交通部“尽快到战时陪都重庆报到”的命令，就带着一家人从贵阳来到了重庆，在沙坪坝中央大学附近的一处寓所里安顿了下来。随即，已经读到高中二年级的茅于轼也“插班”进入重庆一中，接着又考入重庆南开中学的理科班。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学校的伙食有了改善，饿和馋不再困扰他，一直到1960年的大饥荒他才再次尝到了极端挨饿的滋味。那是一种要命的痛苦。一年之后，也就是1946年的夏天，茅于轼顺利地考入了上海交通大学。中年转行，迎难而上：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1950年夏天，二十一岁的茅于轼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毕业了。摆在他面前的有几个选择：一、留在上海。这里距离老家比较近，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找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是很容易的事。二、到北京去。此前，父亲已应邀到新中国的铁道部担任机务总局副局长，家人也都迁往了北京定居。三、响应祖国的号召，到最急需人才的地方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茅于轼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前两个条件优越的去向，选择了既寒冷又遥远的东北边陲之地——黑龙江齐齐哈尔铁路局，做了一名火车司机。在实习过程中，茅于轼用从大学里学到的物理学和热力学原理解释进而指导机车的操纵。同时，茅于轼经过努力研究和亲身实践，还帮助机车驾驶员制定了一套利用动能闯坡的操纵方法，从而有效地解决了齐齐哈尔铁路局所辖的绥佳铁路上火车通过坡道的难题。后来，茅于轼进一步把实际驾驶经验和理论知识结合起来，写成了《蒸汽机车的操纵和焚火》一书，交由人民铁道出版社出版。因为勤奋、踏实和贡献突出，茅于轼两次被齐齐哈尔铁路局评选为先进工作者，并且先后被提升为技术员、工程师、主任工程师。1955年，年仅二十六岁的茅于轼调入铁道部科学研究院机车车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从事机车车辆性能的研究。就在茅于轼一帆风顺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1958年，在愈演愈烈的反右运动中，一心扑在科学研究工作上的茅于轼，因为之前发出过“为什么不能用市场价格来调整经济”和“如果毛泽东要见一位科学家，是毛泽东前往科学家处，还是科学家去见毛泽东”的提问，先是被认定为“思想上有问题，但立场上没有问题”，继而又被宣布为右派——这样，挨批和整天受教育不说，就连工资也连降了两级；时隔不久，又被送到了北京东郊环形铁道试验线当养路工，1960年再度被下放到了山东滕县（现滕州市）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当时正值灾荒，到处都有人饿死。茅于轼住在村支书的家里，起初还能保证一天一斤粮，后来粮食紧缺造成极端的饥饿。很快，茅于轼的身上就浮肿了，没有一点劲儿，每走一步路都好像是在爬山。很多时候饿急了，茅于轼就去捉蚂蚱烧着吃。蚂蚱吃的草在肚子里消化成了味道奇苦的黑色黏质物，但饿急了的茅于轼也顾不上这些了，照吃不误。可以说，正是蚂蚱救了茅于轼一命。灾荒过后，有一段安稳日子。也就是在这短暂的两三年里，茅于轼出了不少科研成果。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位自认“革命”的街道积极分子领导，为了立功邀奖诬陷茅于轼家是“资本家”，结果引来了红卫兵的翻箱倒柜和大打出手，茅于轼也以“首都危险分子”的罪名被发配到了山西大同机车厂进行“劳动改造”。值得庆幸的是，大同机车厂的领导和工人发现这个从京城下放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别人“确实不一样”之后，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态度——除了允许他在晚上看专业方面的书籍之外，还大胆地起用他参与内燃汽轮机车的设计，为厂里解决一些技术上的疑点和难题。如此一来，茅于轼得以继续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而且不少课题还颇具典型性与价值性。

20世纪70年代初期，国家计委、经委、科委等下达系列科学研究课题，有关部门就把茅于轼从山西大同机车厂借调到了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运输经济研究所，参与两个铁路建设项目的论证与评估工作。在这两个项目的论证与评估的过程中，茅于轼以一个讲求实事求是的铁路工程师的眼光敏锐地意识到了经济学的重要性——经济学是要研究资源在约束条件下求得效益最大化的问题。与此同时，深厚的数学修养更使得茅于轼豁然领悟到：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的问题。认识到这两点后，茅于轼顿时有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发现”：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赶上并超过发达国家直至富强起来，尤为需要经济学。于是，茅于轼慢慢地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5年，四十六岁的茅于轼开始从事微观经济学研究。在学习的过程中，茅于轼摸索和总结出了一套独特的学习方法：学东西，不一定非得注重做题或者是学习技巧，而是要注重对定理的深刻理解。比如说，学习一个原理的时候，除了要知道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成立的之外，还要找出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也就是说要找出一个反例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弄懂它。同样，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也一定要尽可能地尝试着去再“发现”一遍，这样才可以保证有新的认识乃至收获。就是靠着这种最为简单但却是最为直接的思考方法，茅于轼经过潜心研究终于在1979年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中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1980年，茅于轼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教授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培训班。这次培训，使得茅于轼正式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的全貌，也极大地启发了他的经济学思路。此后，茅于轼开始大量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然后和自己的想法进行印证，不断地完善着原先的经济思想。为了寻求一个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氛围，茅于轼申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所，却因不是学经济出身而遭到了拒绝；随后，茅于轼又去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商谈，没想到还是被拒绝了。吃了多次的闭门羹，茅于轼却丝毫不在乎，继续四处奔走，最后事情终于有了转机。有一次，茅于轼偶然和择优分配原理的另外一位发现者——王国乡相遇了，就谈起了工作调换的事。恰好，王国乡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的所长李慎之，就把茅于轼介绍给了他。一番闲聊之后，李慎之当即拍板：“这样吧，你就来美国研究所好了……”说起来，事情多少有些好笑——李慎之看中茅于轼的并不只是经济学方面的才识，还有与自己一样当过右派。当然，在李慎之看来，右派多少都是有些才能的。对此，茅于轼也曾开玩笑地说：“大概因为他是右派，所以特别照顾我这个右派。”而谈起对李慎之的感觉，茅于轼的用词也是“喜欢”和“佩服”。1984年9月，茅于轼终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从此，茅于轼的身份由机械工程师转换成了经济学者。1985年，应“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之邀，茅于轼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经济学专著——《择优分配原理——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该书出版之后深受读者的欢迎，前后印刷了七万册仍旧脱销。对此，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曾在《中国：发展与改革》中撰文评介道：“这是一本真正的原著，而不是评著，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笔法写作。”这在当时的中国学术写作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凭借着这本专著，茅于轼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1986年，作为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者，茅于轼来到哈佛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回来之后，茅于轼以随笔的形式从就业、生活、制度、价值观到宏观经济全面地介绍了美国的经济体制，用经济学的原理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具体运作，从而引导读者进行自我思考以便从中体会出自己所能够掌握的经济学。后来，茅于轼把这些随笔文章汇编成一本生动精致的书——《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从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一连续十年畅销不衰的经济学著作。1987年，应瑞典政府出资建立的非洲能源政策研究网的邀请，茅于轼开始担任其顾问，前后长达七年之久。在这个有着若干工作小组的国际研究机构中，茅于轼是唯一一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茅于轼还不遗余力地从事着引介现代经济学前沿知识、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化的事业，先后写出了《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感悟世界——我的新经济观》等畅销著作。“学问之道的高级境界是深入浅出，经济理论也必须逐条地都可还原为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也必定有相应的理论可以解释。”本着这样的信念，茅于轼写报刊随笔和长篇专著的时候力求用通俗直白的语言进行叙说，字里行间充满着坚持正义、为民请命的激情，并理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科学性与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尤为有趣的是，茅于轼的随笔和专著还慢慢地在一些高层次的读者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培养出了一大批忠实的“茅于轼迷”。新加坡经济学家王建国就对茅于轼的经济学文章颇有研究，认为茅于轼的经济学体现了对平民阶层深厚的人文关怀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当之无愧为“中国经济学界的‘鲁迅’”。老骥伏枥，壮心不已：(www.xing528.com)

在不懈的追求中追逐梦想和享受快乐1993年，六十四岁的茅于轼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退休了。按照常人的逻辑，退休之后就该好好地享享清福了。然而，茅于轼却比上班时更忙碌了。除了继续进行经济学研究，他还在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另外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山西成立扶贫基金会，开展乡村小额贷款项目。1993年9月，茅于轼把自己的五百元现金交给山西省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的教师雒玉鳌，尝试用民办小额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救急解困和脱贫致富，从而实现“缩小城乡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和共同富裕的理想。几年之后，茅于轼的扶贫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但帮助当地的很多村民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还从运作过程中有效地总结出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运作管理制度。更为重要的是，培养了农民的市场意识，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支付利息，要按时还款。慢慢地，茅于轼的这种做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吸引了更多的人加入到他的扶贫基金中来。2002年6月的一天，世界银行行长给茅于轼写来了一封亲笔信：“我对你在贫困山区创办小额贷款的项目情况深感兴趣，这正是我想在中国积极推动的工作。我知道你能够以百分之六的利率动员储蓄，然后根据不同的用途，以无息或百分之十二的利率把款贷出，并且保持高水平的还贷率，这是不同寻常的事情。我已经叫我们的北京办事机构会同你一起探讨，如何沿着你的经验进一步开展有益的合作……”第二件事是，在北京成立富平家政学校，拓展农村弱势群体的就业渠道。2002年3月，针对农村女孩就业无门和城市需求大量保姆的现实情况，茅于轼和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在北京通州创办了一所面向市场、成本低廉、所学实用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门吸收和培训来自农村的女孩，再把她们介绍到城市的家庭里从事保姆工作。到2008年为止，已经有来自甘肃、河南、山西、湖南、陕西等地的一万三千名农村妇女通过“富平学校”的培训得以从贫困的乡村走了出来。可以说，从茅于轼身上体现出来的智慧、慈悲以及平民化等精神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难能可贵的。正因为如此，有人把他称为“中国经济学家中离真理最近的人”“当代中国一个最值得尊敬的人”“中国经济学界第一人”。据说，一个二十九岁的小青年还把茅于轼的照片挂在了自己的床头用作精神激励。而经济学家盛洪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茅老师的所有这些贡献，都将融入我们的社会与文明，并将超越生命，与社会和文明一起永存。”可能有人会问了：都一大把年纪了，茅老还这么拼命地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相信，从茅于轼的两句普普通通的话语里，人们能够找到足以让自己信服的答案——“我要为社会提供最为需要的东西，普及经济学知识，让中国人更快地致富。”“我追求的效用最大化是快乐的最大化。自己快乐，也让别人快乐，正是我自己的快乐。财富不是快乐的唯一源泉，而快乐本身才是人生的最大目的，我甚至还设想能创建一门‘快乐学’，从而让更多的人增加快乐，而不让任何一个人的快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