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之一

◎文/吴伉伉在群星璀璨的中国经济学界，著名经济学家董辅是其中一颗闪耀异彩的明星。他的许多主张和见解不仅在学术界得到认同，而且被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和立法机构采纳，被誉为“为中国所有制改革提供理论支持的元老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经济学研究生涯里，董辅始终秉执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关注民族命运，将个人的命运完全糅进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于光远先生曾赠他一个看似矛盾实则蕴意丰富的称号——“年轻的老经济学家”。孙冶方点将步入中国的“智囊团”1950年，董辅从武汉大学经济系毕业，并留校任经济系助教。从此，董辅一生再没有离开经济学圈子。他说：“当时留校工作实在非我所愿。但组织的这一决定确定了我的一生必须定在经济学的道路上。”这实在是他的幸运，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幸运。1953年秋，董辅被保送赴苏联国立莫斯科经济学院读研究生。四年里，董辅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及国民经济计划原理和国民经济平衡理论，掌握了进行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四年后，董辅取得了副博士学位，告别莫斯科回国。1959年，他将留苏学位论文中的前半部分整理成一本名为《苏联国民收入动态分析》的专著，这是他第一本公开发表的经济学著作。在董辅的经济学道路上，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对他的赏识和提携功不可没。1956年夏，时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孙冶方率统计工作考察团到苏联考察，临时向中国驻苏使馆提出需配备俄语过关、专业对口的翻译。于是，才华出众的董辅被挑中了。他出色的翻译水平、谦逊的为人给孙冶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孙冶方离开苏联时，对董辅说，我看到了未来中国经济的希望，因为有你们。1959年2月，孙冶方点名将已回国的董辅从武汉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成为专业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从此，董辅在经济学道路上开始了一个奋进的新起点。在孙冶方领导下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段工作历程，董辅感受颇深：“孙冶方同志给了我许多教诲，也为我创造了许多获得长进的机会。”1983年2月，孙冶方去世，董辅写了一本名为《论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书和论述其学术思想的一系列文章。这可以说是董辅对中国一代经济学大师的超越师生情谊的理性总结。然而，也正因与孙冶方走得近，董辅在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挨批斗的“老运动队员”。1964年，孙冶方被戴上一顶“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帽子遭到批判，作为孙冶方的得意弟子之一，又是留苏学生，董辅被称为孙冶方的“八大员”干将之一，陷入了政治运动的旋涡中。但是回过头来审视这段历史，董辅很清楚——如果没有孙冶方，自己不会那么快就脱颖而出；而且就算没有孙冶方，自己同样逃脱不了那一段历史的摆布。从1964年到1976年的十二年时间里，董辅挣扎在政治运动的泥淖中，远离了经济学研究，但这不幸的十二年恰恰为董辅补上了对实践认识的一课。对董辅而言，在大学和留苏的学习生活以及在经济研究所的工作经历，都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经济学。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要了解经济规律的波动和政策制订的关系在社会底层究竟是怎样演变的，单靠一两次调查是不能有深刻认识的。当他在漂泊不定的社会动荡中以“流放者”的身份参与到社会底层的实践时，那些令他吃惊甚至难以想象的弊端毫无掩饰地暴露在他眼皮底下。尽管那时他没有机会提笔著作，但他的思维是没人能阻止的，正是这些来自于基层的印象充实了董辅对于经济实践的认识。

粉碎“四人帮”的时候，董辅已将近五十岁了。五十岁意味着人生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对于董辅来说，人生中精力最旺盛、最有可能出成果的一段时光已经被无情剥夺了，当自由重新握在手中时，怎么能不倾情喷发压抑已久的能量，为自己追回已逝的人生年华？如同一个飞速跳动的梭子，董辅开始不知疲倦地“纺织”着他的经济理论篇章。在新中国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董辅对中国每一个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发表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他以博大精深的经济学理论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非同寻常的贡献。他的足迹，覆盖了新中国经济的发展史。1997年7月27日，是董辅从事经济学研究五十周年和寿辰七十周年的双喜日子。这一天，许多朋友和学生自发赶来向他祝贺，中央电视台的《对话》栏目也做了一期特别专访。在董辅看来，种种辉煌都已成为过去，自己的研究还将“从零开始”，创造是永无止境的。奋勇当先为中国改革助跑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已经翻卷过二十多个年头，值得人们铭记的是，改革进程融会了无数人的智慧与勇气。众所周知，董辅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推动者，由于他很早就开始主张引入市场机制，主张由市场调节经济运行，所以社会上有称他为“董机制”的说法。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60年代初算是相对平稳的一段岁月，董辅利用政治运动以外的时间继续着在苏联开始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国民收入和国民经济平衡等课题的研究工作，并陆续发表了一些影响深远的文章，他也因此成为国际瞩目的经济学家。日本学者山名正孝著文称董辅是“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从此，这个称呼就在国内外逐渐传播开来。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经济推向危险境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如风中累卵，摇摇欲坠。“中国向何处去”是摆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者面前的一道历史课题。我国对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步掀起热潮，董辅是我国最早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之一，他在构建我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形成我国自己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向西开放”的战略思想，并认为梯度理论不应成为东中西部发展次序的刻板公式。1978年7月，董辅在《光明日报》发表《不能用小生产的方法管理社会主义大生产》一文，以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勇气，在全国首先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改革全民所有制的国家所有制形式”的精辟论点。同年9月，董辅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上作报告，大胆发出改革国家所有制的“政企分开”和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的“政社分开”的历史性呐喊。“两个分开”的理论，吹响了中国生产资料国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1983年9月，董辅写就《价值规律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一文，首先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调节、杠杆和核心”等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的根本性观点。在董辅看来，社会主义道路是任何改革都不能偏移的根，但是在这条“命脉”之下，还要有健康的肌体、健壮的双腿和充满活力的经济细胞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所以就要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形式，要有灵活适应的调节机制和运行机制，还要有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等等。在党的十四大之前，董辅在不同场合多次使用过“市场经济”这个概念，而且最早洞察到指令性计划与市场是没有结合点的，主张以单一的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的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国家所有制改革，使市场经济有了赖以生存的微观基础，这更是市场经济的实质性内容。1985年，董辅在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与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交谈了半天，在交谈中他们形成了一些共同看法，即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混合经济。此后，董辅又以此为基础拓展出一系列的新颖思想，如他提出以多种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条件，在这样的所有制结构的基础上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国有企业改革是董辅的所有制改革内容理论中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要从国有企业的功能出发分别不同类型改革国有企业。而他最大的担忧，就是国有企业面临的形势很紧迫，时间拖得越长，困难越大，损失也越大，如思路不当，可能会拖延改革的进程。1992年，党的十四大集中了董辅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正确意见，确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概念，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经济体制？董辅主张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指出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的结合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他看来，社会公平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效率，特别是资源配置的效率，则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特征。他的观点，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历史性课题。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接受马克思主义1927年7月董辅出生在浙江省宁波市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从小所受的教育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父亲董浚敏喜爱读书，家里的藏书很多。于是，董辅很早就开始识字，爱读书也成了他的终身习惯。十岁那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局动荡不安，董家也随着长长的逃难队伍，西迁来到重庆。国破山河碎的民族危机感，令当时只是中学生的董辅过早地学会沉思，关心时局。有一次放学回家，他恳求父母给他订一份《新华日报》，父亲说那是大人看的报纸，小孩看不懂。董辅反驳说，关心抗战怎可分大人小孩？父亲无言以对，便为他订了报纸。于是，董辅每天放学后的最大兴趣就是阅读报纸，科学救国强国的志愿也就潜移默化地扎根到他的心田。那时，董辅一家居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小工厂，这个厂子里有一些思想进步的工人，董辅常去那儿找他们聊天。时间长了，与他接触过的进步工人便拿些马克思主义书籍给他看，这可以说是董辅对马克思主义最早的接触。当时对书里的内容虽然不是很懂，但这段经历却在董辅心里定格，成为他以后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历史渊源。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工作的需要，董辅的父母带着一家在武汉安了家。1946年，董辅考取了武汉大学的法学院经济系。当时，报考武汉大学法学院经济系的有两三千名学生，但录取名额只有六十个，足见他的学习成绩是多么优秀。武汉大学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大学，汇聚了一大群堪称楷模的学术精英。而法学院经济系更是招揽了如张培刚、杨端六等当时国内知名经济学家，他们中的一些人刚从国外回来，把当时国际先进的经济学理论带给了武汉大学的学生。董辅从这些老师那里学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得到了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许多年以后，董辅仍对那些曾教导过他的老师们感念不已。(www.xing528.com)

董辅是一个精力充沛、求知欲强的人。进入大学后，他不仅学经济系的全部课程，还挤时间跑到其他系去听课，世界通史、中国通史、欧美文学、日语、法语……什么他都听，只要自己感兴趣。那时他看了好多英文原版的书籍，英文底子非常深厚。后来一连几十年都没有使用英文，但他到了六十岁的时候再看英文居然还能将英文水平恢复起来。董辅自己也常说，他在大学一年级时确实是学了些东西。当时，解放战争正在进行，国内政治形势动荡。班上有两个从台湾来的同学，他们带来了日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著，在他们的带动下，董辅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吸引了，他觉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了自己莫大的启示。后来他又部分地读了《资本论》，读了香港印刷的、秘密传入内地的薛暮桥等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著作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从理论上了解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47年5月22日，武汉大学请愿学生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帜，上街游行示威，并拥进省府大院。董辅参加了这次请愿活动，并从此成为武汉大学进步力量的骨干成员。他参加了武汉地下党组织的“助学运动”，并响应武汉大学党组织指示，秘密刻印思想进步的文章，还参加了武汉大学保校保产运动。经过艰苦斗争的考验，董辅在武汉解放前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不满二十二岁。1950年，董辅被选为武汉大学学生武装自治会主席，并以学生代表的资格成为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这期间，他作为中共党员、学生领袖，积极发动和组织广大同学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民主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一系列重大运动，施展了他卓越的才能和智慧。琴瑟同奏美满和谐之曲董辅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夫人刘蔼年在他事业上给予的支持。在著作中，董辅总会对妻子的支持表示感谢，尽管多是寥寥数笔，却表达了他的一往情深。董辅与刘蔼年是武汉大学的校友，相识相恋在美丽的武大校园，经过七载相恋于1957年8月1日缔结百年之好。刘蔼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武汉姑娘，文静大方，十八岁考入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刘蔼年先在武汉中南同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当医师，同时以助教身份从事医学教学，不久又被调到中南同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协助组建眼科。留苏四年期间，董辅身边的好些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结交了女朋友，有的还缔结了跨国姻缘，但他在给恋人刘蔼年的第一封信里就许下誓言：此生唯此一人，相知相守。1958年，董辅调动工作北上。那时，他和妻子成家还不到一年。对于聚少离多的夫妻来说，鸿雁传书的日子又要开始了。董辅和刘蔼年都不是那种喜欢把感情挂在嘴边的人，但在彼此的心中，却都存着一份浓得化不开的爱。次年，女儿董欣年出生，可董辅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研究他的经济理论，他第一次见到女儿已经是孩子出生几个月之后了。1961年年底，在孙冶方的鼎力相助下，刘蔼年调到了北京同仁医院工作，董辅一家便在北京扎下根了。几年后，儿子董欣中出生，给董辅夫妇带来更多的欢乐。在声名显赫的董辅夫妇眼中，一双儿女才是他们这一生最大的骄傲。女儿和儿子先后考入父母的母校武汉大学，学习生物学。如今，女儿已经在美国著名的杜克大学领导一个实验室，被聘为终身教授，在生物学领域做出了不凡的成绩。儿子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博士学位，现在也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董辅对妻子的珍爱更是由衷的，每当与人说起刘蔼年时，他也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赞叹。如果刘蔼年工作忙，董辅便主动在时间上和条件上为她让路，全力支持她的工作。也许人们不会想到，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董辅在家里买菜、做饭，什么家务活都能拿得下来。每当妻子、儿女在事业上取得成果时，他就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菜，以示庆贺。走在学术研究与参政议政之间在经济研究所，董辅担任过经济所业务行政小组组长和副所长，1985年6月又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研究所是一个老资格的研究机构，蔡元培先生曾兼任过所长。到任后，董辅首先对经济研究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分类方法重新设计各个科室的功能，还不拘一格起用一大批有能力的年轻研究人员。1988年，董辅离开了经济研究所所长的岗位，此后连续十年当选为第七届和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98年他又转任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从1988年到1998年的十年里，特别是担任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他参与了多部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如他亲自主持起草了《期货交易法》，还参与《证券法》的制定并负责该法的修改。这段工作期间，他对经济立法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和独特的看法，写了一些经济立法和执法的文章。进入政界后，接触的方方面面多了起来，董辅这个经济学家对经济理论比一般的经济学家有更深刻的实践印证。而作为经济学家参政，他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比其他类型的官员更加有发言权和决策权。从年轻时代从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学生运动开始，董辅就一直有很强的“入世”精神。在他看来，经济学家应该有经世济民的社会责任感，以研究推进“民富国强”，加快建立现代化的、公平而又富有效率的、富裕而又和谐的社会。他说，我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可能说得不对，却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如果迎合权势，那就背弃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董辅的勤奋是有口皆碑的，他每天晚上都是工作到12点钟后才睡觉，早晨6点多钟起床。就算是平时坐飞机一般只有一两个小时的航程，董辅也要抓紧这点时间写点东西。一次，他去丹麦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世界发展高峰会，一上飞机就开始写文章，到哥本哈根下飞机前刚好写完，整整写了一万字。还有一次去奥地利，每天不断地参观、访问，一回到旅馆他就不断地写。十五天的行程，他写了十二篇文章。他经常对人说，不管个人能力大小，勤于耕耘，总会有收获的。在许多人看来，董辅已经是功成名就，应该安度晚年了。可是，董辅却丝毫没有休息的念头，他常说，“中国的难题还多着呢”，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农业问题、环境问题。尽管难题很多，但他认为前景是光明的，只是需要去摸索、尝试，他甘以自己的年迈之躯做国家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块铺路石。董辅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所做出的贡献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1988年法国政府授予董辅“军官级教育勋章”，法国驻华大使亲手为他佩戴勋章。法国政府的表彰信中写着：“……您以慎重的态度为改革打下了基础，致使改革必将载入中国当代史册……您所做出的贡献尤为法国政府所瞩目……”2004年7月30日，董辅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在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去世，享年七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