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叔莲：重要中国经济学家，受影响于学校环境

◎文/金翎魏新民他曾经是江南小城一个爱书少年，凭着勤奋攻读和超人的毅力，一步步登上高等学府和中国高层经济研究的殿堂；1977年，在中国改革大幕拉开的前夕，针对“四人帮”此前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诋毁，他怀着一个经济学人应有的社会责任，为这一说法找到了理论依据，并就此与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进行了书信互动，成为1978年科学大会确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划时代主题的美妙前奏；他曾被相关杂志评为中国高产经济学家，近年，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用大量著述为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论证和探索。他就是有着“学术名片”美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曾获1984年、1986年、1990年孙冶方经济学奖，1995年被香港理工大学授予“杰出中国访问学人”称号，2006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周叔莲。2011年春，中国社科院家属院。灰色的小楼和院中高大的白杨树，似乎将时光停留在了过去。徜徉其中，感受着那份闹市中独有的宁静安详，令人在诧然中仿佛穿越了一般。八号楼里住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周叔莲，年逾八旬的他身板依旧笔直硬朗，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铿锵有力。在洁净朴素的客厅和书房之间，他一趟趟穿梭着为笔者取来一本本厚厚的著述。他说，读书看报写文章是他的生活主题，书籍丰富了他的人生，是他一生不离不弃的好伴侣。弟弟为他放弃读书1929年7月，一个莲花盛开的季节，周叔莲出生于江苏溧阳县的一个清贫的家庭。欣喜不已的父亲为这个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取名“莲”，“叔”则是他的辈分。父亲周锁宝在商店做店员，收入不高，勉强维持着全家的生计；母亲王孝根是家庭妇女。周叔莲八岁那年，抗战爆发，家里的生活愈加艰难起来，但父母亲仍然让他上学念书。周叔莲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在一个同学家，他发现了一本描写民族英雄岳飞的小说《精忠岳传》，就借来读。岳飞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周叔莲，一本二十多万字的书，他手不释卷一天一夜就读完了。从此，他的阅读欲望被激发出来，在同龄的孩子调皮玩耍的时候，书籍成了他成长岁月里最好的伙伴。当时家里有一些石印本的中国名著，像《西游记》《水浒传》等。周叔莲不上课的时候，就抱着这些书如饥似渴地看，经常从天明看到天黑，太阳落山了借着余晖继续读。有一次，母亲见他如此痴迷，又心疼又生气，一把夺过他手里的书撕了，周叔莲私下里把书粘起来接着看。1942年，小学毕业的周叔莲和弟弟周叔炎一同考取了溧阳初级中学。考虑到家庭困难，父亲不想让他再上学了，但他坚持要继续读书。最终他进了初中，而小他三岁的弟弟尽管学习成绩同样优秀，因家里负担不起两个人的读书费用，只好辍学当学徒去了。周叔莲明白，是父母的体恤和弟弟的牺牲给了自己学习的机会，自己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报答家人。周叔莲没有辜负家人，1945年初中毕业，他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方名校江苏省立常州中学高中部。在这所“校风好老师好学生好”的学校里，周叔莲有了好环境更加用功读书了。每到周日，同学们大都回家或投亲靠友去了，他在常州既没有家也没有亲戚，也好，这样便可以把一天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了。他读了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鲁迅的《阿Q正传》和《狂人日记》、冰心的《寄小读者》，以及不少社科类书籍。其中他最爱看的就是费孝通的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也因此，高三时学校分文理班，他选择了文科班，准备将来上大学读社会系。1948年高中毕业后，周叔莲到上海考大学。他在上海举目无亲，晚上就住在交通大学的教室里，睡在地板上，准备第二天应试。半夜醒来，觉得有虫子在脸上爬，用手一摸，摸到一种名叫“臭婆娘”的臭虫。这一年，想考上海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的周叔莲却被哲学系录取。9月他去学校报到的时候，暂住在北四川路的一个胡同里。每天吃过饭，周叔莲就到北四川路的一家书店看书，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就是他用几天的时间站着读完的，足见周叔莲对读书的痴迷。在同济大学上学的时候，周叔莲又接触并阅读了郭沫若、翦伯赞、艾思奇、胡绳等学者的进步书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此时国民党发行的金圆券崩溃，市面上物价飞涨，学校因没有粮食储备，一天只吃两顿饭。吃饭的时候，八个人分一脸盆的饭。周叔莲读高中时名字被写成“周淑莲”，管伙食的人以为他是女的，将他和七个女生分到一个桌上。这样一来，吃饭时女生彼此照顾，他一个男生就吃亏了。饿着肚子，时局又乱，加上因为参加学生运动，闻听自己上了当局抓捕的黑名单，年底周叔莲就休学回家，在家乡溧阳东门街示范小学当了个教师。1949年4月溧阳解放。崭新的时代给了周叔莲新的动力，他一方面认真教书，一方面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这一时期出版的《学习》杂志，经常刊发于光远、王惠德等人的经济学论文，周叔莲十分感兴趣。当时恰好郭大力翻译的三卷本《资本论》出版，囊中羞涩的周叔莲向弟弟要钱买了一套。从费孝通的社会学，到于光远的政治经济学，周叔莲的涉猎范围更广了，心中也开始有了重新读大学、学习经济学、寻找经济强国理论的打算。当时，由于周叔莲思想进步、工作认真，领导已决定让周叔莲担任副校长，但为了读书，二十岁的周叔莲还是辞职了，他决定继续上大学。

在别人跳舞时候读书1950年，周叔莲参加了全国高等学校考试。回忆往事，周叔莲说：“当时，各个大学都是单独考试，不像现在统一考试。我到南京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考试，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华东区的录取名单上，我的名字在法律系的第一位，心里非常高兴，也很向往北大。”但遗憾的是，由于邮递问题，周叔莲起初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恰在这时，周叔莲原来就读的同济大学哲学系的学籍在新中国成立后已转到复旦大学，对经济感兴趣的周叔莲转入该校的经济系。有意思的是，就在周叔莲打好行李准备第二天到复旦大学报到的时候，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才姗姗而来。就这样，周叔莲与北京大学擦肩而过。在复旦的校园里，周叔莲依然是最用功读书学生中的一个，他或端坐读书或捧书而行的身影，成为人们眼中的“一景”。不过，那时好读书并不被肯定，甚至有可能被人说成走白专道路。但周叔莲依然故我，除了上课，课余时间和星期天都把自己深埋在书堆里，饱览复旦大学图书馆丰富的藏书。当时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已经发表，周叔莲第一时间就在报刊上认真阅读了。大量的课外阅读不仅没有影响周叔莲的学习，反而对他帮助很大。考资本论一课前，周叔莲还在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20世纪50年代初，从“苏联老大哥”那儿刮过来一股跳舞风，全国各地乐曲声声，舞姿翩翩。大学校园也不例外，每逢周六晚上都有舞会，但几乎看不见周叔莲的身影。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华东地区的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金陵大学的经济系也并入复旦大学经济系，吴敬琏随着过来，与周叔莲成了同班同学。为了欢迎新同学，系里举办了一场欢迎会，会后大家一起跳舞联欢。欢迎仪式一结束，周叔莲就打算回阅览室看书。见状，吴敬琏对他说，还是跳舞吧，联欢嘛。周叔莲只好留下来勉强参加了跳集体舞。这是周叔莲和吴敬琏的第一次接触，此后他们成了事业和生活上的好朋友，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不仅仅是跳舞，班里组织到杭州旅游他也不愿去，因为来回要花三块钱和一天的时间。在周叔莲看来，他宁可把这三块钱用来买书，把一天的时间用来读书。有付出就会有收获。周叔莲大学成绩优异，由于勤于阅读，常常是老师上课还没有讲到的内容他已早早地从课外书中掌握了。1953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为给社会输送人才，周叔莲那届学生提前一年与应届生一起毕业，带着自己的所学，走向社会广阔的天地。下放农村，吴敬琏砌墙他和泥1953年，年轻的周叔莲怀着一腔报国的热情，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庄严的北京城，走进位于北京南池子大街上一个两进四合院里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了这个只有三十几个人的集体的一员。两年后，晚他一个学年毕业的吴敬琏也来到这里。起初，周叔莲被分配到经济史组，后来，因研究需要，他又被分到现实经济组，曾去河南、河北、山西等地调查手工业、畜牧业和水土保持。1956年经济研究所成立农业经济组，他成为该组的第一批成员。从1956年开始，周叔莲经过调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农业的地位和作用、农业扩大再生产、级差地租等方面的论文。当时，年轻人多读书多写文章并不被肯定，运动中还会受到“走白专道路”的警告。接踵而来的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进一步打乱了正常的研究工作。周叔莲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无奈中等待着一张平静的书桌。然而，平静的岁月并没有在期盼中到来，相反，一场更大的风暴悄然逼近。1964年经济所开始批判孙冶方，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是非颠倒，群魔乱舞。周叔莲像一片掉进激流中的树叶，茫然间失去了方向。最终，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一起，被集体下放“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那是1969年，“文革”正如热油烹火一般进行着。周叔莲一行的下放地是河南信阳息县，而且全家老小都要去，住房要上交。临行前，想着此一去山高水远的，不知何时是归期，人人都在处理家里的东西。周叔莲同院住的是吕叔湘。有一天，中国书店来院里收购旧书，周叔莲去卖书，见吕叔湘的夫人也在卖书。在她的书堆中，周叔莲发现了钱锺书的《围城》和老舍的《四世同堂》，而《围城》竟然就是他入同济大学时在书店站着读完的那个版本。惊喜之余，周叔莲用自己的几本书换下了这两本书。值得一提的是，时隔四十多年，2011年年初，周叔莲被社科书店评为优秀作者，无法分身的周叔莲请夫人到现场，周夫人讲述了周叔莲和《围城》的渊源，她手拿《围城》的照片和消息一同出现在当天的《光明日报》上。这是后话。(www.xing528.com)

就这样，一群研究经济的学者转瞬之间成了五七干校的战士。一切都得自力更生，他们先从盖房子做起。吴敬琏砌墙的技术非常高，不但砌得直，尤其拐角处也处理得好。周叔莲的技术不如吴敬琏，只能和泥。和泥虽然技术性不强，但周叔莲就像对待读书一样，依然很认真。很快，他们就住上了自己盖的新房。时代对一群本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的改造，令人吃惊且无奈。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前后，追查“五一六”分子的行动再次将人们置于惶恐之中，周叔莲周围许多人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周叔莲感到清查扩大化了，认为这样会给党造成不好的影响。他出于关心经常打听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也有不少“五一六”分子向他诉说自己被逼供的过程。这种书呆子行为后来被揭发，结果周叔莲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依据是：他关心“五一六”分子，自己一定也是“五一六”分子。而且还因为他到处打听清查“五一六”的情况，斗争时给他送了顶“串联大王”的帽子。说来冥冥之中似有神示：周叔莲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的头天晚上，干校连里改选干部后开联欢会，大家起哄让他唱歌，从不唱歌的周叔莲却阴差阳错唱了《红灯记》里的“临行喝妈一碗酒”一段。谁知，第二天就被揪出来了。有人笑称他知道自己要倒霉，所以唱这首歌壮胆。这个往事不啻为一个黑色幽默。读书毕竟是周叔莲一生“无法戒掉的瘾”。1970年，同室的经济所副所长严中平从北京取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周叔莲不顾工宣队、军宣队对读书的限制，从他那里一本一本借来认真阅读。在前途叵测的情况下，很多人都失去了读书学习的积极性，但周叔莲仍认真读书，他坚信国家是不可能不要经济研究工作的，知识分子的才能迟早会有施展的那一天。1972年经济研究所结束办“五七”干校回到北京。1974年周叔莲被借调到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务是研究社会主义工业化、固定生产投资等问题。为了尽快适应工作的需要，周叔莲到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借阅了欧美经济史、西方经济史等著作来看。为了看懂国外原版的经济类图书，周叔莲又开始学英语，曾经拜顾准为师。有了一定的英语水平，周叔莲阅读了大量的英文原版经济类书籍，其中库兹涅茨的英文版《现代经济增长》是他爱读的一本。在经济研究的道路上，他的视野更宽阔了。与胡耀邦的书信互动“文革”的阴霾终于开始消散。1977年，人们迎来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但是乍暖还寒，对十年来“四人帮”对国家经济建设的破坏，许多人害怕挨批噤若寒蝉。认真且执着的周叔莲准备发力了。事情的前因是这样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当时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向邓小平汇报，提出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和“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的观点。没想到，这一观点遭到了“四人帮”的肆意攻击，污蔑《汇报提纲》是“大毒草”，还造谣说马克思没有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进而达到批倒邓小平的目的。见此，做事认真的周叔莲决意要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找到理论依据。此后，他认真研究了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并研读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大胆地撰写了一篇题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文章，系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这篇六七千字的文稿写成后，周叔莲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理论部的编辑看后觉得文章很重要，但有些观点自己不好把握，就在发表前将校样交由胡耀邦审阅。当时正值五一假期，胡耀邦在校样的空白处密密麻麻地写了一千多字的批改意见。批改后的文章校样再次回到周叔莲手中，周叔莲按照批改意见进行了补充完善。不久，《光明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但删去了两千多字，周叔莲看后不太满意，就写了信给胡耀邦汇报这件事。很快胡耀邦就回信给周叔莲，信中写道：经过你钻研过的这篇论文，在《光明日报》同志的支持下，终于同广大读者见面了。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感受着胡耀邦的劝慰鼓励之意，周叔莲一切释然了。随后，由自己执笔，周叔莲又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工资及具体形式》的文章，批判了“四人帮”污蔑社会主义工资和奖金是资本主义余孽的谬论，为工资奖金恢复名誉。周叔莲把文章寄给胡耀邦，希望得到胡耀邦的点评。繁忙之中的胡耀邦认真阅读后，给周叔莲写了一封短信：粗略地翻了一遍，你们敢于接触实际问题，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我看很好！内容在总的方面我是赞成的，个别地方还要斟酌。请酌。退周叔莲同志。1978年，党中央采纳了理论界关于职工工资奖金的讨论意见，至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职工不同程度地增加了工资。这是十多年来的第一次。中国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1981年，时任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的马洪交给周叔莲一个任务：撰写一篇论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的文章。这时，周叔莲已经再次回到经济研究所工作。周叔莲和吴敬琏、汪海波把文章写好，经马洪审定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1981年第14期《红旗》杂志上，题为《满足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崇高使命》。收到稿费后，周叔莲将其中的一半送交马洪。马洪当即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送上文章和稿费。周叔莲这才明白他们写的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布置的。胡耀邦对经济理论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令周叔莲至今记忆犹新，他常说，胡耀邦可是个了不起的人啊！和中国经济改革同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十年“文革”给经济带来的重创，中国踏上了艰难的经济改革之路。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经济专业人才，蓄势已久的周叔莲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很多想法要表达，用大家的话说，他思考问题就像鸡生蛋一样，一个蛋刚下来，另一个蛋马上又要下。他的很多想法与吴敬琏和汪海波一致，三个人又是老同学，七八十年代起一起写过很多文章，他们的组合当时被人戏称为经济学界的“三家村”。“三家村”的部分文章由周叔莲执笔，而讨论常在他家里进行。吴敬琏的女儿吴晓莲在《爸爸吴敬琏》一书中曾经这样描写他眼中的周叔莲：“在我印象里他是一个比我爸爸更书呆子的人，一门心思就是经济学，进了我们家的门，便目不斜视地到爸爸房间去，坐下来就开谈。”当时周叔莲与吴敬琏两家院子只一墙之隔，墙上有个能走人的豁口，为了缩短路程，这个豁口成了他们来往的通道。他们的研究与主张，始终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当时，由于片面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农产品供应紧张，轻工业用品供应也很紧张，粮食、肉类、食油、食糖、棉布、糕点等都要凭票证供应，甚至买个灯泡都需要票证。针对这种状况，周叔莲和吴敬琏写了《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一文发表在1979年8月31日的《人民日报》上。由于调整时期优先发展轻工业，轻工业产品日益丰富，我国逐步取消了凭票供应制度。企业缺乏活力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普遍现象。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三人认真研究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积极寻找对策，于1978年12月3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动性》一文，论证了国有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计划经济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限制物价、取消价值规律的作用。1979年，周叔莲执笔和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发表了《价值规律和社会主义企业自动调节》一文，为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当时，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建设既缺乏可行的理论指导，又没有经验可循。周叔莲他们通过撰文提出的很多观点被人们普遍接受，成为党和国家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重要根据。在五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周叔莲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颇多，写下了大量文章。1997年《经济学家》杂志曾经发表过一项统计数字：1978—1995年间，发文量超过一百篇的经济学家有五十六人，周叔莲以二百九十七篇的数目位居第五名。文章还列表显示同期间高摘用率的经济学家四十八人，周叔莲排在于光远之后，位居第二名。周叔莲的高产来自他的勤奋，也来自他的高效率，用吴敬琏的话说他“对一个问题的构思非常快”。每天吃了晚饭，周叔莲喜欢围着东交民巷一边散步一边想问题。回到家刷牙的时候灵感来了，牙刷还在嘴里就拿起笔开始写提纲。这样的思考习惯成了他的常态。有一次，他鲜有地陪着夫人去看话剧，看着看着，思维就离开了话剧情节，回到经济问题上了。有了思路需要及时记下来，但剧场灯光很暗，他就摸索着把提纲写在一张纸上，回家一看，字迹歪七扭八。当时《人民日报》的编辑常跑到他家里要稿子，而周叔莲也是个急性子，一大摞材料拿回来，头天晚上看完，第二天就动手写，一个晚上能写上万字。有时候思路形成之后，为了不打断思路，常常是周叔莲讲，夫人记，之后在此基础上周叔莲再改。2009年，周叔莲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寿诞，吴敬琏、张卓元、汪海波等二十余位经济学界的知名学者会聚一堂，为他庆贺寿辰。席间，他们不约而同地揭起周叔莲的“短”来——“周叔莲先生担任过多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评委，每次评奖后，参评的图书很多被他借走了。”“周叔莲老师曾任经济管理出版社社长，他退下后见到后来的社领导，往往二话不说就问最近有什么好书。”这何尝不是人们对一个爱读书的人、一个经济学家最朴实的褒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