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薛暮桥：经世济民，影响20位经济学家

◎文/李伟在中国经济学界，薛暮桥以其实际行动让人们相信，经济学的确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可以造福国家、社会与公众的。薛暮桥在经济学界辛勤耕耘了七十八年之久，他做过旧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调查研究，参加过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写过震撼学术界的传世经济学名篇，直接参与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投身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对中国经济体制产生过重大影响。年少“犯事”，监牢里学习经济学1904年10月25日，薛暮桥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在当地，薛家家道殷实但不引以为傲，父亲薛魁标更是一位人人敬仰的开明士绅，他知书达理，乐善好施。薛暮桥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六岁时即进入无锡东林小学读书。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地时局开始变化，殷实的薛家立时受到了“冲击”，慢慢没落下来。好在小小的薛暮桥渐渐地开始懂事了：在家里，绝不缠着父母闹腾；在学校，抱着书本刻苦学习。1918年，十四岁的薛暮桥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谁知，读到第二年的时候，父亲因害怕债主逼债而在五十大寿的前几天悬梁自尽了，年少的薛暮桥只得辍学回家，随后经人介绍来到沪杭铁路局当练习生。在这里，尽管薛暮桥是年龄最小的“工人”，但也必须像成年人一样没日没夜地干活，因此常常累得“手脚抽筋”。但薛暮桥一声不吭地咬牙坚持着，还在换岗休息的时候继续练习业务技能。就这样，仅仅过了三个月，薛暮桥就熟稔了一切，从而打破了一般人需要六个月才能转正的纪录，被破格录用为正式职工，四年后被提升为车站站长。在工作中，薛暮桥结识了大量的底层劳动者，也目睹了军阀祸国殃民的残酷暴行，最终投身于铁路工人运动，并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6月，“四一二”政变之后的沪杭地区一片白色恐怖，一次，在参加沪杭铁路总工会工作会议的时候，薛暮桥因叛徒告密被捕，旋即被判三年监禁，投入浙江陆军监狱。祸兮福所倚。在狱中，薛暮桥遇见了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张秋人。其时，张秋人已被判处死刑，但每天仍雷打不动地坚持读书五六个小时。见状，年少的薛暮桥一头雾水，但又不好意思明问。这一天，或许是读书读到了兴头上，只见张秋人甩手把书一扔，喝道：“狗日的反动派，怎么还不枪毙我啊？”吃惊了片刻，薛暮桥赶紧接过话茬问了一句：“张同志，既然知道自个儿快要死了，为什么还要每天都读书呢？”张秋人一脸庄重地答道：“作为一名革命者，我们活一天就要做一天革命工作，在牢里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读书。”就是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薛暮桥——打这以后，无论是在监狱里还是在禁闭室中，他都如痴如醉地沉浸在书本里，很快就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这样，在艰苦的监牢环境中，薛暮桥阅读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以及一些自然科学著作，从而获得了一系列经济学基础知识。尤为有意思的是，他还用世界语写了《牢狱生活中的一夜》以记述反动派杀害革命同志的事实，然后通过看不懂世界语的看守寄给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追求光明，投笔从戎，根据地打赢敌后货币战争1930年12月，经人保释，薛暮桥出狱了。由人推荐，薛暮桥赶赴上海找到了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翰笙。陈早年留学美国，后来回北京大学任教，受李大钊和蔡和森的影响，立志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因而吸聚了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比如孙冶方、钱俊瑞、骆耕漠等。

在陈瀚笙的指导下，薛暮桥开始从事中国农村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先是在江苏无锡和河北保定两县，后来扩展到全国各地，深入农村和乡镇进行实地调查，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就家乡无锡的调研写出了揭示农村封建经济必然破产的论文——《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发表于《新创造》杂志的创刊号上，后被当时日本的进步刊物《改造》翻译转载。此外，他还与孙冶方等人一起编辑《中国农村》月刊，与中共党内的托派和以梁漱溟、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改良主义者论战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由此慢慢地形成了严谨的学风。抗日战争开始后，留守江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受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之邀，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担任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在给干部辅导了几堂课之后，薛暮桥就发现大家都无精打采的。经过一番调查，他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用的政治教育辅导教材都是《资本论》的压缩本，且只讲工人不讲农民、只讲帝国主义不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明显不适合时下的现实情况……也就在这个时候，一道灵光闪过：我可否自己编写一些辅导教材呢？想到就要做到。在一次持续三个月的反扫荡战争中，薛暮桥抓住行军的间隙写出了《中国革命问题》和《政治经济学》两本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宣传册子”，这两本册子旋即就因形式生动、内容通俗实用而在队伍中流传开来。后来，刘少奇为此专门下达了一道“命令”：即日起，以薛暮桥同志编写的《政治经济学》为干部读物和学校教科书。1941年，历险皖南事变之后，薛暮桥被中共中央点名抽调前往延安，途经山东时却被山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扣”了下来，要他主持山东根据地的经济工作。还未来得及喘口气，问题就来了：山东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岌岌可危！原来，从1938年起，胶东抗日根据地就开始发行“抗币”，作为国民政府规定银行发行的钞票——“法币”的辅币，进行自由流通。但由于日军在占领区内排挤法币，造成法币币值大跌，物价暴涨。同时，鉴于法币能在全国流通而抗币只能在根据地流通，就使得人们乐于收藏法币，从而造成黑市上法币的币值反而高于抗币。这还不算，日本扶植的伪政府所发行的伪币，在敌占区的黑市上币值更高于法币。于是，在游击区，三种货币同时流通，伪币币值最高，法币次之，抗币最低。这样的直接后果就是：根据地物资流失，通货膨胀。为了改变这种劣势，薛暮桥经过研究后大胆地提出：驱逐法币，使抗币独占市场。为此，1943年6月初，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政府在报纸上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币。”动员人们把法币兑换成抗币，或到敌占区换回物资。结果，市场上的法币闻声下跌，囤积法币的地主老财更是纷纷抛出法币，抗币迅速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与此同时，为防止物价继续下挫，薛暮桥接着建议根据地政府加大抗币发行量以购进物资，从而稳定物价。就这样，薛暮桥成功地领导了山东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和贸易斗争。1946年春夏之交，薛暮桥在总结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经验时，提出了独立的货币发行是稳定物价的前提、“良币驱逐劣币规律”等关于货币、价格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并著文发表。事后，有外文媒体记者采访薛暮桥：“在解放区，既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你怎么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对此，就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薛暮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而不取决于它所包含的黄金价值。”文章刊发后，有西方经济学家嗤之以鼻：“噢，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但实际情况是：短短三十年后，世界各国即废止了金本位制，“币值决定于货币发行数量”成为大家公认的原理了。1947年，薛暮桥调任中共中央华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一年后又调任中共中央财经部秘书长，协助周恩来领导经济工作，支援解放战争。动荡岁月，因言获罪，牛棚里总结经济建设得失新中国成立后，薛暮桥先后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及秘书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重要职务，直接参与最高层的经济决策。在实际工作中，薛暮桥慢慢地“发现”：受计划经济的束缚和影响，一些工作已经进入死胡同！也就是说，计划经济存在着制度缺陷。为了改变这种现状，薛暮桥“悄悄地”摸索起来，随后提出了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新思想和新主张：改革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改革僵化的计划经济工作，发挥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切勿对集体经济完全采用指令性计划，私有经济不妨由市场来自发调节；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超越国力去追求不实际的高速度……很显然，这些思想和主张是“不合时宜”的。于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薛暮桥就被戴上了“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贩卖苏联修正主义统计学”等大帽子，整天挨批不说，就连官也丢了；时隔不久，又被“勒令”搬离部长楼，搬到真武庙附近和一个姓张的老太太合住一套房子。1968年3月，红卫兵把薛暮桥关进了“牛棚”里。谁知道，在“牛棚”里，薛暮桥获得了难得的读书机会，他读书的劲头比年少蹲监牢的时候更大：有一次，红卫兵押着薛暮桥来到晒谷场看晾晒的花生，临走时抛下一句话：“好好看着啊，别让馋嘴的小家伙们偷吃了！”薛暮桥嘴里应着，心早钻进揣在怀里的书本里去了。于是，就在薛暮桥读书浑然忘记一切的时候，一伙小孩子大摇大摆地搬走了一袋又一袋新收的花生。还有一次，在烧猪食的时候，薛暮桥一边看书一边往锅灶里填柴草。看到得意处，完全忘记了是在火堆边，一颗火星爆落在他的棉裤腿上，慢慢地引燃了起来，直到疼痛难忍了他才醒过神来——赶紧舀了一瓢水浇上去，但半个裤脚已经被烧没了。就这样，薛暮桥先后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还对凯恩斯主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www.xing528.com)

书读得多了，就有了写点什么的冲动。思索了一阵子，薛暮桥很自然地把笔触落在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上。于是，每天收工回到“牛棚”后，薛暮桥就搬来小马扎就着床沿写呀写，写完后装订成册，包裹在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里，然后藏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初稿。几年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终于写完了，并完成了六稿的修正，只是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无法公开面世。1979年12月，受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鼓舞，薛暮桥把历时十一年并做七次修改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交付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可以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的出版恰逢其时：“文革”结束，中国经济学界正是一片荒芜，需要“一点火星”引燃大家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伊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需要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该书出版之后，立刻就因系统地批评总结了二十多年来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经济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和强调调整国民经济和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而广受好评——其中最为典型的一句褒奖就是：“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他（指薛暮桥）都亲身经历。此书系统详尽，许多原本不了解二十多年“左”倾错误的人读了，也很信服。”与此同时，该书迅速脱销——日本《产经新闻》描述了当时的情景：“中国有一本书，跑遍全北京都买不到，这就是薛暮桥所著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北京各经济机关、公司和在北京的各国大使馆都想买，也买不到。”一时之间，各省紧急加印，发行量高达一千万册，从而创下了专业理论著作发行量的纪录。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改革中全面阐述市场经济1980年9月，国务院组建经济研究中心，已过古稀之年的薛暮桥出任总干事。不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针对当时中国经济上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薛暮桥牵头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并作了《对〈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几点说明》的报告，明确并系统地提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基础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的商品经济。说来，这条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开创性地提出的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来源于薛暮桥的一次无意间的闲聊：有一次，薛暮桥把北京城里的一个木匠请到家里做家具。其间，见木匠做活心急火燎，就起了疑：“伙计，你可要做得细密一点儿啊……”木匠听了，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放心吧，保证把活儿做得漂漂亮亮的！”随即，话锋又一转：“嗨，活儿太多了，忙不过来啊，那边还正等着哩！”薛暮桥就奇怪了：“嘿，有这么多的活儿，干吗不招几个徒弟帮着干？”谁知，木匠立刻就压低了嗓音，说：“哪敢呀，被人家说成是资本主义可不是闹着玩的……”按照当时的政策，雇用八人以上者即属于剥削性质。立时，薛暮桥顿足长叹，从此开始关注起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来。在提出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变得丰富多样的建议之后，薛暮桥还就通货膨胀的情况，极力推动一项新的制度改革，即物价改革——当时，有关部门对物价调整的顾虑极大，担心导致物价水平猛涨而引发群众不满，因此常常为“一斤大米是涨五厘钱还是涨一分钱”和“一盒火柴是涨一分钱还是涨两分钱”之类的事多次开会研究，但始终没有个结果。在薛暮桥看来，这正是改革的症结：计划经济思想作怪——政府总想把什么事都揽下来；改革触及部门利益：生产环节希望涨价，而流通环节则反对。于是，一番调查研究之后，薛暮桥首先把改革的目光盯在了化纤制品和棉制品的价格上：化纤制品较贵，因而积压较多，而棉制品则供应紧张。他大胆地提出：取消布票，化纤品价格降下来，棉制品涨价。最终，国务院批准了薛暮桥的建议，开始着手调价——结果很顺利，既解决了棉布的供应紧张问题，又使化纤布得以大量生产。这次成功大大提高了大家对调整价格的信心。当然，在阐述此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时候，薛暮桥也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众矢之的”。比如：在一篇文章里，薛暮桥指出，从1957年到1977年，中国搞了整整二十年“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这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说得严重一点儿，是空想社会主义”。再比如：有一次，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薛暮桥这样说道：“资本主义‘有一点也可以，现在还不可能叫资本主义绝种’。”像这样的阐述，在当时还是一片沉寂的经济学术界，自然显得“格格不入”。因此，薛暮桥没少在小范围内受到批评，以至于被列为“第四类人”。其实，不独于此。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里，薛暮桥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条件和发展阶段，对价值规律、所有制问题、分配与流通制度、商品与市场、货币与价格政策、宏观管理体制、区域经济发展等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有针对性地献计献策，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年迈“多事”，病床上琢磨新问题1987年，薛暮桥从职位上退了下来。多年的劳碌奔波和过度操劳，使薛暮桥的身体出现了病变，只得卧床休养——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潜心于经济生活和经济理论的研究，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如果我不思考经济发展问题，那么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1990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各种保守思想回潮。为此，7月5日，中共中央邀请一些经济学家座谈经济形势和对策。会上，年届八十六岁的薛暮桥条理清晰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苏（联）东（欧）剧变仅仅以资本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解释是远远不够的。他认为，苏（联）东（欧）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未作彻底改革，而采取零敲碎打、修修补补的改革做法，这种做法至多是延迟矛盾的爆发，把国民经济引入慢性危机，而不可能求得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和同资本主义竞赛的胜利。回来之后，琢磨了好久，薛暮桥有了新的想法，就提笔写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常委的信》，建议抓住时机，在改革开放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结构和效率问题，把市场经济改革推向前进。1991年春天，针对怀疑甚至否定改革的思想再度抬头的状况，薛暮桥一气呵成写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从商品、货币、市场经济、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企业制度等多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开放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全面的论述。就在同一年，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薛暮桥还撰写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结合起来》一文，直言：“马克思生前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他不可能为如何走社会主义指明具体道路，具体道路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开辟。”1992年仲夏，薛暮桥因患帕金森症住院检查治疗。此时的他虽耳聋眼花、手脚发抖且不能执笔，但脑子依然清晰，因而依旧得以发表和提出了不少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著作和观点，比如：以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作为改革的主要方针；建立全国统一市场；改革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管住货币，放开价格；理顺价格，平整市场……2005年7月22日17时12分，薛暮桥生命耗尽，在北京与世长辞。如今，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都已经把薛暮桥尊崇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以薛暮桥的名字命名的“薛暮桥价格研究奖”也已成为中国价格学术研究的最高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