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经济首脑：陈翰笙的传记

《名人传记》珍藏本影响中国的20位经济学家

◎文/曹涵2004年1月25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专程来到北京协和医院七楼，亲切看望卧病在床的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陈翰笙，还为他带来了一个大蛋糕，庆祝他的寿辰。这让虽不能说话但神志很清醒的陈翰笙感动至极。作为一代宗师，陈翰笙最卓著的贡献莫过于对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这一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开创和拓展。正如学者张椿年、陆国俊在编写《陈翰笙文集》时总结的那样：“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材料论证中国农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提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道路。”以史学扬名北大郭沫若说过：“太湖佳绝处，毕竟在鼋头。”赞叹的是无锡的太湖风光。无锡除了绝美秀丽之外，还有“经世致用”的一面，在我国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中，像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姜君辰、秦柳方、张锡昌、王寅生、杨荫溥、孙晓村、陈洪进、薛葆鼎、周小川等巨擘，均来自这块山清水秀之地，因此有“经济学家的摇篮”之说。陈翰笙也是众多无锡学界翘楚之一，他不但是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秦柳方等人的引路者，被誉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而且也是经济学界赫赫有名的“无锡现象”的杰出代表。陈翰笙原名陈枢，1897年2月5日出生于无锡东门城头弄一个书香之家。父亲陈浚，光绪年间秀才，后毕业于清廷南京陆军学堂；母亲顾氏，是江东名门望族顾家的大家闺秀，知书达理。浓厚的人文氛围，让陈翰笙自小就深受修身、爱国等传统思想的熏陶和浸润，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天资聪颖，以及自身的刻苦用功，又让陈翰笙从七岁入东林小学读书时起就品学兼优。

1909年，父亲履新湖南，陈翰笙随母一起迁居长沙，先考入明德中学，后升入雅礼学校，从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五年后，在长沙基督教青年会大礼堂，陈翰笙被美国化学教授罗伯特的一场演讲深深吸引：“在我们美国，有一种水果叫金山橙，皮薄个大，还没有籽，深受大家的喜爱。但在座的各位同学肯定想不到，这种水果却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的农业专家路斯·卜班克用你们中国四川的广柑嫁接而来的……”这番演讲，本是罗伯特劝慰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的肺腑之言，但年少的陈翰笙听了却心驰神往，心想要是自己也掌握了这种嫁接果树的本事，就可以在中国推广种植了，那样就再也不用万里迢迢进口美国金山橙了。于是心里就萌生了拜路斯·卜班克为师的念头。不过，父亲得知后坚决反对，要他高中毕业投考北京大学，等大学毕业再去拜师不迟。心意已决的陈翰笙，却不愿再等数年，遂偷偷地加倍努力学习英文，以期尽快赴美。由于埋头苦读，用脑过度，陈翰笙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两眼的视力也开始急剧下降。但这依然没有影响他出国留学的信心和决心，他甚至还逃课回家，以“绝食”来对抗父命，而且往往一“绝”就是一整天不吃不喝，直把母亲心疼得以泪洗面。功夫不负有心人，陈翰笙终于逼迫父亲松了口。1915年秋天，他拿着母亲变卖陪嫁的首饰换得的两千大洋“留学经费”来到美国，先进入收费较低的马萨诸塞州赫门工读学校适应环境，于第二年顺利通过洛杉矶波莫纳大学的笔试、口试，考入该校，学习植物学专业。然造化弄人，由于严重近视，陈翰笙看不清楚显微镜下的东西，老是搞错植物分类，只好改学地质。但没过多久，就又因在野外勘察时辨别不清岩石的种类，再一次被“好言劝退”。没辙，他只好接受历史系卫斯特加德教授（后成为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著名历史学者）的建议，学习历史。1920年夏天，陈翰笙以名列第三的优异成绩毕业，被卫斯特加德推荐到芝加哥大学做助教。这期间，他继续学习，在认真研究美国宪法及其历史的同时，亦开始熟悉和研究中国的近代历史，并以《茶叶出口与中国内地商业的发展》为题写作学位论文，终于1921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之后，陈翰笙前往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学习欧洲史并准备攻读博士学位。但只待了几个月，他就“急急地”转校去了万里之外的德国柏林大学。原来，那时的波士顿，生活费用昂贵，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德国却在一战后货币贬值厉害，一美元能兑换几亿马克，好多物品质优价廉。当然，若论名气，柏林大学确实稍显逊色。但一样是名牌老校，且其史学研究更在欧洲大陆数一数二。就这样，在史地研究所奥托赫契教授的指导下，陈翰笙系统地学习并研究了欧洲历史，最后以一篇《1911年瓜分阿尔巴尼亚的伦敦六国使节会议》的论文，获得了柏林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学位。当时正在德国游访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看到此文后，大喜过望：“此人可执教于北大也！”遂邀陈翰笙一道回国。这一年是1924年。在当时的北京大学，陈翰笙是年龄最小的教员，仅二十七岁。但他承担的课程却不少，既在历史系讲授欧美通史、史学史，又在法律系兼课，讲授美国宪法史。即便这样，他依然很从容。那时整个未名湖都流传着他“掐点讲课”的故事：上课铃一响，就开始讲课，一字一句，不紧不慢，娓娓道来，那速度刚好使学生能记下笔记；下课铃一响，则正好讲完，从不拖堂。学生复习他讲的笔记时，字字珠玑，连一句多余的话语也没有，堪称一绝！著名的红学家王昆仑，早年亦就读于北京大学，他曾向人介绍说：“陈翰笙是我们北大有名的‘娃娃教授’！”至于他的学识渊博和治学严谨，则得到更多的称道——在执教北大的当年，写了一篇关于鸦片战争前后中英茶叶贸易的文章，全文仅三千多字，但引证的资料却多达五十余种。现代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吴觉农后来回忆说：“他的文章立论有据，内容充实，真是掷地有声，令人折服……”对陈翰笙的这篇著述给予了高度评价。陈翰笙很快在人才济济的北京大学脱颖而出。在李大钊的引导下阅读《资本论》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逐步推进，中国收回主权和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民族运动空前高涨。但由于军阀割据并掌控政权，使得各地进步与反动两派力量的斗争屡有发生，其中尤数北京为甚。这一时期，陈翰笙亦积极投身进步活动。他与李大钊、胡适、鲁迅这些优秀的前辈一样，或引领学生进行游行示威，或撰写文章抨击执政当局，同段祺瑞政府腐败、反动、卖国的行径做坚决斗争，很快就成了北大有名的“圣斗士”。教课之余，他秉笔直书，先后撰写出五十五篇评论文章，发表在胡适和王世杰创办的《现代评论》上。这些文章文笔犀利，揭露毫不留情，使杂志名声大振，而他自己也赢得了“圣手书生”的美誉。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他第一时间赶赴上海发动英租界的印度巡捕罢工，而后回到北京组织学生声援运动，上街游行。他参加“三一八”示威游行时，耳闻目睹段祺瑞政府的军警凶狠残杀学生的整个过程，愤怒地写下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一文，投给《独立评论》。文章发表之后，掀起轩然大波，短短数日即引得多省声援，令段祺瑞焦头烂额，难以招架。陈翰笙在北京大学执教时，李大钊是校长室秘书，兼任学校评议会评议员。两人有同事之谊，加上陈翰笙在革命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卓越才干和满腔热情，作为中共北方地区负责人的李大钊，当然是熟知而欣赏的。所以，当陈翰笙提出要参加共产党时，李大钊当即引导他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并常常抽出时间来为他系统地讲解书中的重点难点，比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集中与垄断理论等。苦读《资本论》让陈翰笙的思想发生了嬗变，他说：“通过学习《资本论》，使我懂得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了解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马克思花费四十年时间写成的《资本论》，对解释社会发展史确有独到之处。相比之下，我过去在欧美学的历史却没有使我了解历史，而只是些史料、史实的堆砌，读了《资本论》才使我了解了真正的历史。”言语深处，满是对李大钊的感激之意。后来，李大钊遭段祺瑞政府通缉躲进苏联驻华使馆后，还引荐陈翰笙认识了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文化参赞加托诺维奇和俄专教师格里涅维基。从他们那里，陈翰笙得以详细了解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发展情况，思想愈发“马克思主义化”。其间，陈翰笙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第三国际，他一边做地下情报工作，一边为其机关刊物《国际通讯》撰写新闻通讯和经济评论。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入狱（不久即遭杀害），而后又发生了“四一二”事变。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陈翰笙的处境亦变得极其危险，他被迫离开北大，流亡苏联。(www.xing528.com)

从结识到离别，陈翰笙和李大钊只交往了短短三年。但陈后来却将李视为自己的人生导师，由此可见李大钊对陈翰笙的影响之深。第三次实地调查，得到了宋庆龄的帮助莫斯科那时正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是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有人认为是革命阵营内国民党右派的突然背叛，有人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不够成熟和对中国革命的规律懂得不多。但回到主观层面，各方还是达成了共识，那就是作为领导机构的第三国际没有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故而没有能够制订出正确的革命战略。因此，为加强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第三国际随即成立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而随后到来的陈翰笙，因正好来自中国相对比较熟悉情况，亦被吸纳进去做了研究员。初涉经济学领域，陈翰笙的主要任务是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进行研究。可还没来得及完全投入工作，他就卷入了一场论战之中。当时，主持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东方部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季亚尔，正以自己1926年游历中国时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素材，着力编写一本《中国农村经济》。他认为：“中国自原始社会解体后，既无奴隶社会，又无封建社会，而只是一种亚细亚方式的‘水利社会’。而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就成了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的农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农村。”陈翰笙不同意顶头上司的这种观点，遂辩驳：“你讲的只是农产品商品化的问题，实际上农产品商品化，早在宋代就已经开始了，如烟草、丝、麻等。但这只是商业资本，而不是工业资本，所以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社会……”这场“以下犯上”的论战，让陈翰笙在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崭露头角。不过，因为常常拿不出确切有力的材料来说服马季亚尔，他深深感到自己对中国农村经济缺乏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便于1928年5月执意回国，开始了前后三次的中国农村经济实地调查。00陈翰笙第一次实地调查，是在1929年7月。他在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后，招募了一批有志青年（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的王寅生、薛暮桥、孙冶方、钱俊瑞、张锡昌、姜君辰、秦柳方、张稼夫等），成立了一个由四十五人组成的农村经济调查团，以无锡为试点调查各种类型自然村的农村经济实况。没想到，陈翰笙的这次实地调查险象环生。那些土豪劣绅和顽固分子常常过来刁难和阻挠，见不起作用就转而纠集打手进行围攻，更有甚者还放出恶狗来撕咬。幸运的是，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为采访和报道也跟随在调查团中，总会挺身而出以自己的特殊身份进行“掩护”，这才使调查得以顺利进行。第二次实地调查是在1930年。是年的5月至8月，陈翰笙联合北平社会调查所，组成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六十八人的调查团，进入河北保定清苑县农村进行调查。这次调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帝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已逐渐破坏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农民还受商业上的剥削，而且有越来越重之势。”第三次是1933年11月至1934年5月对广东农村经济的实地调查。相较于前两次，陈翰笙的这次调查无论是规模还是范围抑或是力度都要大得多，而且一帆风顺，因为他得到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的帮助以及广东中山县县长唐绍仪的支持。他带领调查团人员，先用三个半月时间，完成了对梅县、潮安、惠阳、中山、台山、广宁、英德、曲江、茂名等十六个县的概况调查，继而又对番禺有代表性的十个村的一千二百多户农家进行了为时一个半月的挨门挨户走访，最后还以问卷的方式进行了五十个县三百多个村的通信调查。但这次调查的结果，却让陈翰笙痛苦不已：劳动力在广东一文不值，兵灾匪祸使得成片业已耕种的田地变成了长满杂草的荒野，香港、广州、汕头等地的银行、银号中堆积着大量的货币却不能用到农业生产上去……他喟叹道：“这便是农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解除这个矛盾，然后使可耕的土地尽量地开发，可用的人力合理地利用，可投放的资本大批地流转于农村。这样，农村的生产关系便能改善，而农村生产力也必然会提高。这样，中国今日的农村便不难从危机中挽救出来。”调查结束后，他依据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先后写出了多篇调查报告，科学、准确地论证和揭示了中国农村经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特点，同时指出：“农村的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因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陈翰笙给自己招惹来了麻烦。因为他的农村经济调查，驳斥了中国托派分子所散布的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的谬论，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关于“农村复兴”的谎言，更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路线进行了理论上的论证，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仇恨和敌视，他很快就被排挤出了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内心是委屈的，他在离开南京时悲愤地叹道：“一介书生，只想以学报国，却也不得！”抒发了心中的郁闷和伤感。好在，他郁闷而不灰心，伤感而不绝望，甚至托人捎话给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中国问题，在于农村，虽死必事之。”表达了进行农村经济研究的决心和信心。自1929年至1934年，经历了三次实地调查，农村经济调查团虽然尚未组建成统一的社团组织，但由于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并借此产生了强烈反响，还是赢得了“中国农村派”的美誉。在被解除职务之后，陈翰笙为了留住这些已然掌握了理论并学会了实际操作的农村经济工作者，将先前的农村经济调查工作继续向前推进，遂召集薛暮桥、孙冶方、秦柳方、吴觉农、孙晓村、冯和法、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陈洪进、姜君辰等调查团的骨干人员，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对这个研究会，陈翰笙付出的心血更多。他亲自带着薛暮桥、张锡昌、陈洪进和孙冶方，主持研究会刊物《中国农村》月刊的编辑工作，刊发调查报告，交流研究论文，登载农村通讯，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持续关注，很快就将当时关于中国农村问题形形色色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在这个过程中，因《中国农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逐渐团结了一大批用革命理论研究中国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有许多人由于阅读《中国农村》而参加了革命，走进了经济学领域。这让陈翰笙甚是欣慰。1936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发展会员达到五百多人，然而陈翰笙也因宣传马克思主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只好再次流亡海外。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非常关心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发展，除了每个时期提出工作方针和工作计划并给予财力上的支持，还指导薛暮桥、孙冶方等人先后创办了“中国经济情报社”和“文化资料供应社”，同时定期编印出刊《中国经济年报》《中国经济半年报》和《中国经济情报周刊》《世界经济情报周刊》，以进一步扩大理论宣传阵地，配合做好农村经济研究工作。后来，为了打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他又多方筹措资金，指示《中国农村》编辑部，开办了一家专门用于出版农村经济研究成果的“新知书店”——当时，新知书店出书既快又多，颇受读者欢迎，常常是一本书刚出来马上就被抢购一空。事实上，在海外十余年，陈翰笙并非只把研究视野局限于农村经济，他亦与时俱进关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1944年，在梳理了早先主持工业合作运动工作的经验之后，他发表了一篇《如何走上工业化正轨》的论文，针对中国实现工业化建设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尤其是如何正确学习外国工业化经验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方面，他的论断，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中国工业化进程中被演绎得淋漓尽致。拒绝周恩来，不做官做学问新中国成立后，陈翰笙应邀回国，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器重。周恩来很欣赏陈翰笙，不但知道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饱学之士，而且通过陈翰笙以往游历海外时发表和出版的文章，知道他精通英、俄、德、法、日等诸种语言。1951年1月，周恩来在中南海设宴，既为陈翰笙接风洗尘，亦特别邀请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以助自己一臂之力（周当时还兼任外交部部长）。然而，陈翰笙却没有接受，他直接对周恩来说：“总理啊，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个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刀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在座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又发出邀请：“要不这样吧，你到北大做副校长，帮马寅初的忙。”陆定一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当时北京大学的学术气氛和环境都很好，非常适合像陈翰笙这样曾游学、活动于多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大展身手，因此他认为陈翰笙定会答应。但不想，陈翰笙还是不“领情”，以自己一介书生“不善于办事”为由婉言谢绝。周恩来只好接受宋庆龄的提议，给他“分派了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筹办旨在向外界介绍新中国各方面建设成就的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陈翰笙愉快地接受了。《中国建设》创刊以后，按照周恩来和宋庆龄的指示，将中国的声音源源不断地传播给世界各国人民。陈翰笙和具有丰富国际宣传经验的金仲华一起，策划选题，审读稿件，研究报道与宣传的方向和内容，讨论发行与推广的方式和渠道，常常忙到深夜。在此期间，陈翰笙运用自己广泛的社会关系，为刚刚问世的《中国建设》争取各界的大力支持——每当人大、政协开会时，他就出面邀请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座谈会，出谋划策，并亲自邀请权威人士和专家学者为杂志撰写专稿，受到广泛的好评。“文革”中，陈翰笙受到冲击，被打倒并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虽遭迫害，但他没有低头折腰，而是想方设法继续致力于学术研究。1971年，陈翰笙被“解放”。回到北京，因没有安排工作，他便在家中办起了免费学习班，自编教材，教授英语和德语。一时间，登门学习者众，既有小孩，也有大人，甚至连工人、厂长、演员也跑来了。人太多屋子里常常难以坐下，只好搬到院里上课。有趣的是，这些学生当中，有不少是“黑帮子女”，比如“头号走资派”刘少奇以及万里、宋任穷、陈云等被“打倒”的老革命的子女，这在当时是非常危险的。然而，陈翰笙并不畏惧，他对好心相劝的人这样说道：“任何人的子女都有权利要求学习！我是教授，教书是我的本分。”言语掷地有声，丝毫不改“硬骨头”精神。同时，为将“自己肚里的那点货”留存下来，陈翰笙亦摸索着编起书来。他先独自整理自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收集资料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继而又与薛暮桥、冯和法一起，将先前实地调查时搜集来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文件、著作整理编成《解放前的中国农村》。后来，十辑《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由中华书局于1985年出版，三册《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由北京展望出版社分别于1985年、1986年、1989年出版，均成为历史和政策研究的宝贵资料。1979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大幕。这时候，陈翰笙已八十二岁高龄，且患上了严重的眼疾——青光眼和白内障，双目几近失明。但他心情舒畅，戏称自己是“二十八岁不倒翁”，先后担任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兼职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以及世界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等职，此外还担任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编委会主任、商务印书馆外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主任等。每天，他干劲十足，常常一忙就是八九个小时。胡耀邦曾称赞陈翰笙：“这是一个好老头，我们这些人应该向做过好事的老人多问安！”但到底岁月不饶人，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大，陈翰笙既看不见也听不太清楚了，好在脑子还够清楚，他就转变工作方式，自己口述，别人代笔。2002年2月，陈翰笙因呼吸道感染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行动自此不便起来。他这才非常不情愿地过起了卧床静养的晚年生活，直至2004年3月13日在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