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史文化：独特厚重、灿烂辉煌

第十一章　独特厚重、灿烂辉煌的敦煌历史文化

敦煌的历史文化，是祖国灿烂辉煌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从敦煌历史文化两千余年的发展历程就不难看出，敦煌，曾经在世界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扮演过非常重要的角色：

东西方陆上交通枢纽。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丝绸之路”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之路，也是世界与西域、敦煌以及整个中国沟通之路。丝绸之路上远去的驼铃声，是象征着古老文明的消失还是传递着某种精神、足音和信息？

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汇点的敦煌，不只是西方文化的中转站和储存库，而是撞击、交融，不是照搬、移植，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在自己传统的基础上，将东西方文化艺术熔于一炉，进行独特的文化艺术创造。从而创造出了穿越历史时空，至今仍向全世界释放出耀眼光芒，具有强大生命力、吸引力的敦煌文化艺术。所以敦煌历史文化的这种开放性，既表现了海纳百川的包容接纳，又表现了敦煌旺盛非凡的创造精神。

敦煌是中国和外部世界第一次握手的地方，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敦煌历史文化的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地理环境的开放，更有民族心理的开放和包容。

中国和中亚诸多的古老民族曾在敦煌上演过一幕幕壮观的话剧。敦煌的历史文化，可以说是中华各族碰撞、交融、自强不息发展历史的缩影；是古代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形成、巩固、发展的盛衰史；也是丝绸之路形成、发展，我国古代对外开放、人类东西方文明的交通史、友好交流史。因此敦煌的历史文化独特、厚重、精深、沧桑，波澜壮阔、灿烂辉煌。

那么这样独特、深邃的敦煌历史文化是怎样形成的？是在古代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形成、巩固、发展中形成的；是在丝绸之路的沟通、形成、发展中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发展兴盛，丝绸之路造就了敦煌的盛大辉煌，而敦煌又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发展、巩固，为保障丝绸之路交通、中西友好交流作出了独特贡献。

应当看到，敦煌也有形成这样独特历史文化的自身条件。

第一，移民大开发。敦煌是个移民区，从汉到唐一直是这样。最早实现了中原文化和西部开发区文化的交流交融，这对敦煌历史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汉武帝时的移民开发，使敦煌在数十年内就完成了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移民开发使敦煌郡形成发展了6个县城，河西四郡形成了35个县城。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我国是世界上城市形成最早的国家之一。

移民来自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江淮。其中有些世家大族也迁至敦煌，如张氏（司隶校尉，山东青河）、索氏（都尉，河北钜鹿）、阴氏（河南中州）、宋氏（河北、前凉出了4位将军、1位大儒）、侯氏（东汉文学家）、氾氏、吕氏、唐氏、随氏、翟氏、令狐氏等。这些世家大族，累世为官，饱读经史，带来并保存了中原所藏的先秦汉魏典籍，到东汉后期已在敦煌站稳脚跟，积累发展，到了西晋十六国时期，这些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有雄厚实力，且人才辈出、才兼文武、名人荟萃。政治上，操持权柄，左右形势；经济上掌握当地民生命脉，如前凉张冲“家资巨万，悉以济贫”。为将者领兵出征，保境安民；文化上博古通今、兴教昌文、开馆讲学、著书立说、引领文化潮流。移民至敦煌的世家大族贡献是突出的，“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考》）。

第二，敦煌自建郡立县以来，就成为以汉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这就使敦煌历史文化最早实现了胡、汉文化的交流融合，从而推动了敦煌历史文化的发展。

大家知道，敦煌原本不是汉族活动的地域。尧、舜、禹时是三苗在生息，夏、商、西周、春秋时是羌戎在这里活动，战国时期是月氏人、乌孙人、塞种胡人在这里生活。秦时大月氏人又赶走了乌孙人、塞种胡人，西汉初匈奴人又赶走大月氏人（西迁今阿姆河、古称吐火罗）在这里游牧。

河西大捷败匈奴，建郡立县后大量移民，多为汉族。但也有不少其他民族：匈奴、鲜卑、氏、羌、西域胡（西域、哈密、高昌等地），敦煌成为以汉族为主诸多民族的聚居地。

胡汉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而创新出敦煌文化，如西凉乐（隋朝颁行的九部乐之一）是秦汉音乐、河西胡乐和西域龟兹乐交融而成，连《隋书·音乐志》都说西凉乐是“变龟兹而为之”。还形成了《敦煌乐》（据《乐府诗集》卷七十八《通志卷》四十九）。北魏诗人温子升有诗：“客从远方来，相随歌且笑；自有敦煌乐，不减安陵调。”

第三，敦煌地处中西交通枢纽、通西域的门户，实际上是中西大交流的枢纽。遂不仅为中西物资交流的集散地，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中、印、希腊、伊斯兰文化），是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这就促进了敦煌历史文化的发展进步。敦煌历史文化的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在地理环境的开放，更有民族心理的开放和包容。而且使敦煌历史文化很早就形成了开放包容、绚丽多彩、博大精深的特点。正如季羡林先生的《兰州碑林》诗云：

丝绸之路，历时悠久。

东西文化，赖以交流。

敦煌巍然，东方枢纽。

石窟众宝，彪炳千秋。

这样，敦煌文化艺术，就是世界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敦煌被誉为“艺术之都”是当之无愧的。在这样条件下形成的敦煌文化艺术不仅底蕴深厚，内涵丰富深刻，而且博大精深。

第四，水成了文化命脉，大河西流，党水北流。

水是人类活动的前提，这是共性。

但敦煌的水，使敦煌历史文化具有了明显特征，丝绸之路沿水而行，水养育了丝路文化，长城并非据险而建，是傍水而建，水养育了长城文化；阳关，玉门关并非据险而守，是据水源水道而守，水，养育了两关文化。水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文化，水文化拥有正心、修身、万物之源、博大精深的内涵。

现在水资源枯竭，水成了敦煌生存发展、关系甘肃发展大局、国家生态安全、保护人类文脉的大事。拯救月牙泉，绝不能让敦煌成为第二个楼兰的警示震撼人心。(www.xing528.com)

可见，敦煌历史文化是在拓疆、开发、开放、交流中，交汇了中原与西部、胡汉、中西文化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交汇、创新的特点。

只要把敦煌历史文化两千余年发展历程加以概括，描述出敦煌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从中就可发现一些历史的必然联系。

西汉：经移民大开发，几十年间就实现了从游牧文明到农耕文明的历史性跨越，敦煌也成为以汉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通西域的门户，进击西域匈奴势力的前沿和后勤供给基地，成为屏蔽河西，关系中原王朝安危的战略要地；西汉对外开放的窗口，中国和外部世界第一次握手的地方，自此，敦煌逐步成为东西方交通枢纽，东西方大交流的都会。出了农学家氾胜之。

东汉：敦煌政治地位较西汉上升。安帝元初七年（120年），汉廷设“护西域副校尉”以代替原西域都护，并由敦煌郡守兼领，负起“制御西域、总护南北道”的重大责任，这就是“都护驻兵”的显赫历史。西域各国作为政治人质的王子，均居留敦煌，敦煌是西部政治军事重镇，成为“弃敦煌则河西不保，中原不宁”，关系东汉王朝全局的战略要地和“华戎所交”的一大都会。敦煌出了大儒张奂、书法家张芝、文学家侯瑾。

三国曹魏：担当经略西域、沟通中西交通重任，发展成为西部重要商业都市和粮食产地。

西晋、十六国、北朝：敦煌历经九个封建王朝或割据政权统辖。这316年，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民族冲突严重的战乱年代，中原大地悉为战区，唯凉州、敦煌尚称安定。这就为敦煌获得了继续发展的机遇，学术文化空前繁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敦煌出了天文学家赵、地理学家阚骃等一大批学者。敦煌在经史、文学、天文、地理等方面均有不凡成就，其文化教育在全国属先进地区。佛教大兴，敦煌成为写经中心，译经中心。出了书法家、敦煌“写经体”的代表令狐崇哲。这一切使敦煌历史文化独特异彩而光照祖国历史，因此笔者把这一时期定位为敦煌历史文化宝贵的蕴蓄积累期，为以后隋唐时期敦煌文化、教育、艺术诸如绘画、彩塑、音乐、舞蹈、书法、诗歌、文学创作和佛教的兴盛积累了必要条件；而民族大融合、各少数民族完成了封建化的大进步，使民族矛盾和阶级关系有了新的调度，为后来隋唐时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民族关系和政治环境。敦煌仍是经略西域、屏蔽河西的战略要地。

隋唐五代：是敦煌历史文化的盛大辉煌期，敦煌成为“中国之心腹”（盛唐重臣褚遂良奏呈），沙州归义军节度使驻地，是“节度建衙”之地，西北军事政治中心；丝绸之路空前繁荣，中西经济文化大交流，敦煌是中西交通枢纽，中西不同系统文化交汇的都会，农业发展、商业繁荣，是中西“万商云集”之地；敦煌教育、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在敦煌莫高窟得到充分体现（莫高窟的文化艺术有两个特点：一是成就辉煌，二是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这使敦煌莫高窟文化艺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敦煌出了文史大家令狐德棻等13人。著书33部1132卷，也有写经书法家令狐石住。唐代还出了一批诗人：杜太初、悟真、张球、张永、王梵志，其中张球的《敦煌卄咏》、张永的《白雀歌》足以使其在敦煌文学史上千古流芳。总之，敦煌是“中西交通枢纽、宗教繁兴的圣城、文化极盛的都市”。

西夏：是敦煌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由盛到衰的转折。西夏统辖敦煌时正值北宋中晚期和南宋时期，由于西夏始终与北宋为敌，阻止西域各国和西亚欧洲商贾使团经敦煌向北宋朝贡，与中原经商；更由于北宋、南宋时海上交通兴起，因此中西陆上交通主干线即丝绸之路已居于次要地位而冷清下来。到西夏末，敦煌作为中西交通枢纽，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都会已不复存在，敦煌的经济文化教育都远远落后于内地而失去往日的繁荣和先进。

蒙元：敦煌仅是从内地去西域交通线岔路上的补给站。公元1271年，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看到的是“人们信奉佛教，有少部分基督教徒和回教徒，不经营商业，盛产小麦”的沙州。敦煌只不过是一个偏远、荒凉的农业小县而已。

明朝时，敦煌未置州县，只在公元1404年—1446年设了沙州卫，公元1479年—1528年设罕东左卫共91年，其余186年被废弃成为新疆游牧民族的游牧地，以农耕为主的农业敦煌消失了。从明世宗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关闭嘉峪关，沙州废。

清朝时经雍正移民（1725年）、乾隆建县（1760年）一个正在恢复农林业的农业小县敦煌才姗姗走来。这距汉武帝在敦煌建郡立县整整1871年。

这就是从西汉建郡置县到清代两千年间敦煌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从丝绸之路上的中西交通枢纽到仅是一个交通补给站（元朝）；从河西的屏蔽、经略西域、关系全局的战略要地到其得失对全国并无多大影响（明朝）；从中西不同文化系统交汇的都会到文化教育远远落后于内地；从佛教文化的兴盛，为西域和内地佛教徒仰慕的佛国圣地，到佛教东渐的途径被阻断，佛教文化成为无源之水，佛教文化的衰落；从西汉就形成并持续近1500余年的农耕文明、戍垦重地，到游牧民族的游牧地，农耕文明的暂时消失（明、清初），这就是敦煌历史文化的发展轨迹，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深深思考！

据上可知，有三个因素强烈影响敦煌历史文化发展：一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盛衰；二是丝绸之路的盛衰；三是国家安全战略防卫重点的转移。第三点在明朝最为突出。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元朝被推翻但并未灭亡。元顺帝北逃，占蒙古、西域，称北元，和明对峙266年，到公元1634年才被东北崛起的后金皇太极灭亡。因此有明一代，防卫重点北移，这就是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修长城、沿线设总兵率兵防范的由来。因此，明洪武五年（1372年），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占领肃州，在瓜、沙一带击败元朝河西守军残部，只在肃州西修嘉峪关“以为国门”，而后收兵东还的背景。从此关外任由各族游牧部落占据放牧。

这就是敦煌历史文化发展由历史的必然到必然的历史的历史。

尽管敦煌的历史文化由辉煌走向衰落，但敦煌历史文化深厚的积淀、辉煌的成就、凝结的精神与智慧却是永存的。

第一，敦煌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敦煌的古郡县城、长城烽燧、两关遗址、丝绸古道、莫高宝藏、敦煌石室遗书、汉晋木简，把我们带到了亘古千年的时空隧道而穿梭，从这里领略到敦煌历史文化的深厚积累和博大精深。公认为世界古代最大的艺术馆——敦煌莫高窟，是世界古代艺术的集大成者。敦煌艺术之花在这里绽放，至今仍让人感受到敦煌文化艺术的神奇，也显示了敦煌文化艺术的强大生命力。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数万件敦煌遗书，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史上的三大发现之一（三大发现是：殷墟甲骨、敦煌文书、流沙坠简〈汉简〉），被誉为是中世纪历史的“百科全书”，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国家图书馆藏书2700万册〈件〉，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四大镇馆”之宝是：《永乐大典》；1909年调拨的承德文津阁《四库全书》；1909年运缴的敦煌劫余遗书8679号珍贵文献；1949年4月由八路军抢救保护的全部《赵城金藏》4813卷，系金代刻印的汉文大藏经，原秘藏于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敦煌汉简连同居延汉简，被认为是历史文化宝藏，是公元前2～4世纪的档案文书、原始记录。就是凭这些竹木简牍，中国的古代典籍得以传世，中国的历史文化得以保存，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知识得以传承弘扬。当时这些木简作为书写材料和文字载体，承担了记录传承历史文化的历史重任。敦煌境内先后10次发掘获得汉简，其中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有两次。1979年10月在敦煌市西北95千米的汉塞烽燧遗址发现的1217枚“马圈湾汉简”；1990年—1992年在悬泉置遗址发掘得35000多枚“悬泉汉简”，其中有字简23000多枚，已整理编号者18000多枚。悬泉汉简，就其数量、内容和发掘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言，都可推许为近百年西北简牍出土之最。最早纪年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最晚为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主要反映这218年的史实。因为它是原始记录、文书档案，对我们研究汉代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中亚西域、邮驿交通、丝绸之路、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科学文化、河西地区的历史地理、经济发展、社会生活都提供了重要而具体的材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古郡遗址、两关长城，犹如一座无字丰碑，它刻录着一代英主的雄才大略和统一团结、开拓进取、坚强不屈、开放包容的那个时代精神，积淀着一代代千万将士“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那种英勇不屈、艰苦卓绝的斗争以及先民们的智慧、胆识和勇气。总之那无字丰碑上刻录着千余年波澜壮阔、威武雄壮、动人心魄、盛大辉煌的敦煌历史画卷。那“秦时明月汉时关”的阳关、玉门关和丝路古道上，永远流淌着中西往来使者、宗教徒、商旅们的涓涓友情，敦煌土地上深深印着他们的足迹，我们至今仿佛还能听到悠远的驼铃声……这就是敦煌，厚重、沧桑、深邃的敦煌，永远的敦煌。

第二，敦煌历史文化的民族精神和价值取向。敦煌历史文化是祖国历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统一团结的多民族的中国，是中华各族人民几千年来共同缔造、发展、维护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多民族一体的国家。中华各族共同创造了自强不息、波澜壮阔、绚丽多彩、辉煌灿烂的祖国历史文化。中华各民族血浓于水的凝聚力、亲和力和对祖国文化强烈的认同感，犹如一条纽带，把中国各族人民紧密联结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统一、团结是我们的命根子，中华文化是各族人民薪火相传的“文脉”。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华各族同文同种、同根同祖最早的族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华各族“文脉”的记录。这是《史记》最大的、影响最为深远的贡献。《史记》确立了黄帝、炎帝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大一统、“胡汉和同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统一团结思想、民本思想；“礼之行，和为贵”、“天人合一”即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伦理道德等全社会共有的道德：孝、悌、忠、信、仁、礼等道德规范；“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等等。这就是《史记》中记录，在两千年前就形成的，中华各民族认同的、代代传承的“文脉”，这些“文脉”也早已融入敦煌历史文化中，表现为一种智慧、力量和精神，就是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爱国精神；开放、友善、包容、创新的智慧、胸怀和气魄以及“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这都是敦煌历史文化鲜明的特征，可贵的品格，传统的优势，是敦煌历史文化中的大智慧、深哲理。从汉代以来，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统一和团结是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民族气节是一脉相承的民族骨气。氾胜之、张芝、索靖、竺法护、郭瑀、刘昞、赵、阚骃、令狐崇哲、令狐德棻等敦煌十大文化名人，代表了敦煌在经学、史学、农学、佛学、翻译、天文、地理、书法艺术等方面的不凡成就，为祖国历史文化作出了应有贡献。

第三，敦煌、两关、长城、丝绸之路孕育了风格瑰奇、秀色独具的文化艺术。唐代以岑参、高适、王昌龄为代表的边塞诗，雄浑苍凉；为王维所作《送元二使安西》而谱的琴歌《阳关三叠》（1491年），感情凝重、情意绵绵；舞剧《丝路花雨》《大梦敦煌》^①，音乐剧《敦煌古乐》，京剧《夏王悲歌》《丝路花雨》等则成为20世纪的经典。至于敦煌书法艺术，可说是中国书法的基因库。从敦煌汉简，张芝、索靖书法，藏经洞数万件七百余年的墨迹，乃是研究中国文字楷化历史及书法艺术最丰富、最系统的第一手资料，从中了解中国书法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显现了敦煌书法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历史性贡献。赵朴初称赞敦煌经文书法：“书生妙有传神笔，写尽灵山万卷经。”这些诗歌、小说、绘画、音乐、舞蹈、戏剧、书法、篆刻都是我国文学艺术百花苑中的“一枝独秀”。展现了风云变幻、波澜壮阔、动人心弦的历史画卷，边塞风光的奇丽壮伟、民族融合、开放交流的涓涓友情。其文辞之豪放、格调之高昂、汉风唐韵之优美，独树一帜，至今仍倾倒亿万观众。敦煌孕育的敦煌文化艺术，穿越历史时空，仍向全世界释放出耀眼的光芒。

注

1.敦煌舞的创作者高金荣，女，汉族，原甘肃省艺校校长，一级编导、教授，获甘肃省文艺终身奖。

《丝路花雨》中英娘反弹琵琶伎乐天原型出自莫高窟第112窟（中唐）。

千手观音原型出自莫高窟第三窟（元），据考证系史小玉画师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