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创办与发展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前前后后

1943年3月24日，常书鸿一行6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汽车颠簸，终于到达敦煌莫高窟，这标志着以常书鸿为所长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启动了，敦煌莫高窟收归国家所有了。这是敦煌莫高窟命运的转折，是敦煌学研究发展史上的转折。可是有关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的重要事实却鲜为人知。1987年3月28日，窦景椿公自台北给窦侠父信中称：“回忆三十年秋（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随于右任老敦煌之行，往事历历，犹如昨日。记得右老考察西北，给我们敦煌促成了两件大事。当时正值对日抗战时期，后方差徭繁重，灾害频仍。一为敦煌豁免田赋一年，俾苏民困。一为建议筹设敦煌艺术研究机构，借以保存古迹，提升学术界研究兴趣。于是三十二年（1943年）教育当局聘定高一涵、常书鸿、张庚由、张大千、窦景椿为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前来敦煌筹备成立。”这封信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提出来两个重要事实：一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和于右任有直接关系，于右任起了重要作用；二是教育部聘请成立了五人筹备委员会，经筹备正式成立。这些史实和具体情节，鲜为人知。后经王渊考证，得以弄清真相（见王渊《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筹备委员们》）。

1941年甘新公路竣工通车，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在陕、甘、宁、青、新监察使署监察使高一涵等人陪同下视察甘肃，于10月2日抵达敦煌。窦景椿作为监察院第二巡查团干事，一个下属小员全程陪同。1941年春，张大千已到敦煌莫高窟临摹壁画，就住在那里。于右任老一行参观莫高窟时，目睹其败破景象，又谈起文物瑰宝被任意劫掠时，无不扼腕长叹感慨万端。张大千对于右任说：“我张大千是一个小小百姓，只是为了追求艺术事业而到处奔波。你是政府要员，有责任出来为保护我们祖先创建的灿烂文化遗产说几句话！莫高窟是国宝，给斯坦因、伯希和一偷就是几十骆驼，运到英国等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我作为一个中国老百姓，感到羞耻！”张大千建议，国家应尽快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把莫高窟管起来，好好管理、保护、研究敦煌文化艺术。于右任对张大千的建议极为欣赏和重视，即提出建立敦煌艺术学院的设想，于右任当时有诗：“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这一天是中秋节，即1941年10月5日晚。于右任离敦煌返回重庆，即令窦景椿草拟出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保护敦煌莫高窟的提案稿。同年12月，于右任向国民政府提出议案。议案中说：“为建议建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似此次东方民族之艺术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则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系学生，就地学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教育部负责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此提案同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发表，即引起各界的关注。1942年2月12日，于右任的议案在《文史杂志》发表。

1942年1月17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设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隶属教育部，即日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

聘请：

主任委员：高一涵(www.xing528.com)

副主任委员：常书鸿

秘书长：王子云

委员：张庚由郑通和张大千窦景椿

主任委员高一涵，时任陕、甘、宁、青、新监察使署监察使、社会活动家、学者。1916年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副主任委员常书鸿，时年38岁，1936年从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校毕业回国，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造型艺术部主任、教授。1939年北平艺专迁到昆明。1940年常书鸿离开艺专前往重庆，并在成都、青城山等地写生，举办个人画展。常书鸿的出任，可能与徐悲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的推荐、鼓励有关。秘书长王子云，雕塑家，安徽人，法国留学专攻雕塑8年而回国，时任国立杭州艺专教授。南京中山陵孙中山先生汉白玉坐像，就是王子云和老师雄多朗斯联袂创作。1940年王子云到河南、陕西考察艺术文物，并去敦煌考察一年半，拍摄敦煌壁画照片120张，这大概是被聘的原因吧！筹备委员张庚由，时任中央研究院秘书，也是陪同于右任视察敦煌参与“莫高窟下作中秋”的学者；郑通和，时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张大千，这位出生于四川内江、别号大千居士的国画大家，当时还在敦煌莫高窟；窦景椿、敦煌人，时调任晋、陕监察使署秘书，工作在西安。以上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建立的由来。身为国民党元老，位高言重的于右任，确实起了直接的作用，终于促成此事。当时正值抗战吃紧，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而行政院竟批准提案，很快筹备成立，实属难得。学者、专家、艺术家聚集于敦煌，筹划建立保护研究机构，此乃敦煌莫高窟之大幸，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之大幸，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之大幸！

接到聘书的常书鸿，于1943年初由重庆到兰州，与筹备会主任高一涵会见，商讨了有关事宜，拜会了甘肃省的军政长官，招聘人员，然后带李廷赞（原天水中学校长）、龚祥礼（国立北平艺专学生）、陈延儒（小学美术老师）、辛普德（会计训练班学员）、刘荣曾（甘肃公路局职员）一行6人，乘卡车前往敦煌。1943年3月24日，经月余颠簸，终于到达敦煌莫高窟，在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艰辛地开展工作。自此，常书鸿和窦景桂、窦景椿成了深交，敦煌城内窦家成了常书鸿进城的“歇脚点”，和窦景桂吃住在一起。不久，常书鸿在国立艺专的学生董希文、张琳、李浴、周绍森、潘洁兹先后来到敦煌，增加充实了专业人员，开始了临摹工作。1944年2月11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出任所长。1945年，他们在重庆举行了临摹作品展，以期国人关注。抗战胜利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由傅斯年为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接管，但董希文、张琳、李浴、周绍森、乌密风几位艺术专业人员也走了。1946年初，常书鸿转辗到重庆向中央研究院汇报工作，招兵买马，同年5月又带着新聘的专业人才郭世清（中央大学艺术系）、范文（四川省立艺专图案系）、刘缦云（南京师大艺术系）、凌春德（国立艺专雕塑系）、霍熙亮（国立艺专）等人踏上了去敦煌的征程。路过兰州，又吸收了段文杰（重庆国立艺专）同行，这又充实增加了专业艺术人才。1947年夏天，孙儒涧、黄文馥、欧阳琳、李承仙、史苇湘等艺术专业人员也参加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保护、临摹工作全面展开。洞窟编号到1948年圆满完成，临摹壁画800多幅，并于1948年在南京举办“敦煌艺展”。1949年9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莫高窟，历经劫难的敦煌莫高窟终于回到人民手中。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隶属文化部。1951年4月，敦煌文物展在北京开幕，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人民群众的欢迎。195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给敦煌文物研究所颁发了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郭沫若亲笔书写的奖状。全文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全体工作人员在所长常书鸿领导下，长期埋头工作，八年来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从事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摹绘和研究工作，成绩很大，对我国自北魏、隋唐以来千余年间劳动人民辉煌的文化遗产，尽了宣传和保护之功。特呈请政务院批准，发给该所全体工作人员奖状及奖金，以示鼓励”。这是对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所长及全体人员保护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历史性总结，在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工作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