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史迹：政治、经济与交通驿站

唐廷在沙州设有健全的县、乡、里政权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推行均田制，并选择有作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治理和经营。敦煌县作为沙州的治所，城内坊巷纵横，现知有永宁、修文、定难、临池、政教、儒风、乘安、大贤、钦贤、怀安、修仁、释教、取国、旌坊、兴善、信义等坊。沙州故城^③，现遗址尚存。汉代建，唐代时仍用。故城内外现全为耕地。敦煌县下有燉煌（县城郊）、莫高（县南）、龙勒、神沙、平康、洪池、玉关、效谷、洪润、悬泉、慈惠、寿昌、从化等13个乡，乡下设里，如莫高乡下就有莫高里，以莫高窟而得名。沙州又推行唐廷实行的均田制，这是唐初农业发展、社会安定的基础。那么远在西陲的敦煌是否落实了呢？敦煌石室面世的经卷、户籍给我们以肯定的回答。敦煌石室文书，大多是佛教经文，但也有少量的户籍、账簿、契约等文书。这些看似废纸的文书，却成了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整理出的户籍残卷16件，除1件是西凉时的，其余15件都是唐朝的敦煌农村户籍，从武则天圣历三年（700年）到昭宗大顺二年（891年）的户籍簿，“安史之乱”前的10件。现摘一件，试加解读。

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

天宝六年载籍（714年）P.3354

户主：徐庭芝载17岁小男代姊承户不课户

姊仙仙载27岁中女

婆刘载85岁老寡

母马载48岁寡

姑罗束载47岁中女

姑锦束载47岁中女(www.xing528.com)

合应受田一顷一十二亩，三十亩已受，卄亩永业田，一十亩口分田，八十二亩未受。

下面是已受田三十亩分六块，每块地的地点、四址。

这件公元714年的户籍残卷。伯希和编号3354，现藏巴黎国家图书馆。户主才17岁，不够受田年龄（18岁以上才可受田），因代姊为户主，故受田50亩。这户人家有两个寡妇，应受田60亩，全家6口人，应受园宅地2亩，合计应受田112亩，符合规定。但实际受田30亩，82亩田未受，是纸上的东西。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说明均田制逐步被破坏。这户人家没有18岁以上的男丁，不能负担赋税，故在户主徐庭芝名下注明“不课户”。这说明敦煌实行了不彻底而且正在被破坏的均田制，这户6口之家，总算有了30亩赖以活口的土地，且不纳赋税，可以生活下去。这正是唐朝农业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强大的基础。唐朝前期，敦煌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据敦煌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载：甘泉水（即党河，两汉名氐置水）流入敦煌绿洲，总开马圈口堰、五石口堰、都乡口堰、平河堰等5处拦水堰坝，分流宜秋、五石、东河、都乡、北府等5条干渠，至少30条支渠，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洲灌溉体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积扩大，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自给有余。唐廷每年在粮食收获季节向百姓收购一些粮食，存入粮仓。以供军需。经过百余年发展，天宝时沙州有户6395，口32234，成为十六国以来，户口最多的时期。

敦煌成为东西方交通枢纽，丝绸之路呈现大交流的盛况，文化艺术发展到一个全新的水平。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为中西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敦煌通外道路增多，两汉时，仅有南北二道，敦煌总扼阳关、玉门关，是通西域南北二道枢纽。唐时敦煌外向道路约有8条：一是瓜州道，为内地经瓜州的干道；二是阳关道，由敦煌出阳关至于阗、再去印度；三是沙碛道，通往焉耆、龟兹再向西远行；四是大海道或沙海道，自敦煌出玉门关到高昌，此道甚为艰险；五是矟竿道，又名伊吾道，自敦煌北经咸泉至伊州（今哈密），再向西至哈萨克草原；七是南山道，自敦煌向南至吐谷浑（今青海）；八是紫亭路，自敦煌沿党河经紫亭城（今肃北县城东）抵青海、吐蕃。有了这样的道路驿站，西域各国的使者，中原的戍卒民伕，西行求法和东来弘道的僧侣，内地和中亚、西亚等地商人，不断通过敦煌往来于中原、西域、印度、西亚之间。中原的丝绸、瓷器、汉文经典等通过敦煌西去。在新疆库车，考古发现写本《汉书·张良传》，同时西域、印度、中亚、阿拉伯等地的珍宝、特产、生产技术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继续由敦煌传往内地。贞观元年（627年）玄奘从长安启程，经瓜州、西域去天竺学佛求经。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从天竺经敦煌返回长安，带回佛教经典657部（译出75部），佛像19座，舍利子150颗，是巨大的文化财富。这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佛教传播史上的盛事。贞观十一年（637年）罽宾（今克什米尔）遣使入唐。贞观十三年（639年）波斯及西域诸国遣使经敦煌入贡，而西域高昌的制葡萄酒法也经敦煌传入。唐遣使去印度，也于这年学会并带回熬糖之法。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迁安西都护府于龟兹。武周如意元年（692年）五天竺国遣使来唐。武周征圣元年（695年）高僧义净返回洛阳，带回佛经400部。开元十年（722年）波斯国遣使入唐献狮子。开元十二年（724年）吐火罗（粟特）遣使献药物200余种。天宝十年（751年）安西节度使王仙芝征大食，士兵中有银匠等手工业工匠，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后又传入欧洲，可见丝绸之路之兴盛频繁，敦煌真正是中西交通枢纽，中西不同系统文化交汇的都会、物资集散地。丝绸之路的兴盛，使敦煌这个自魏晋以来形成的商业城市更加繁华，既有内地汉商，也有西域胡商和印度、中亚、西亚外商。敦煌城东的13乡之一的从化乡，就是由善于经商的粟特人（即吐火罗人）^④组成的。中宗神龙元年（705年），散居在西南亚的部分昭武九姓粟特人千余人返回敦煌，唐廷令沙州予以安置，敦煌县遂在沙州城东里许置从化乡安置，他们还修祆教庙祭祠。这些人是西迁800余年后又回到“老家”的。大食^⑤、波斯商人在广东达十几万人，在敦煌的数百人。各地行商坐贾经营着中原的丝绸与瓷器，西域中亚的珍宝、特产，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物品的交易。敦煌是“万商云集”之商城，又是中西不同文化交汇的都市。《唐会要》记，唐代元宵灯会，长安第一，敦煌第二，扬州第三，可见敦煌的繁华。^⑥

中西不同文化交汇的都会、文化艺术教育的高度成就中西友好往来和商品交流的扩大，带来了不同系统文化的大交汇。不同的宗教：佛教、道教、祆教（波斯人创，又称拜火教）^⑦、摩尼教（公元3世纪波斯摩尼创，到唐代已日渐佛教化，于公元649年武周时传入）^⑧、景教（即基督教，公元635年贞观年间传入中国，在长安建寺传教）^⑨。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大食国（阿拉伯）使者来唐，这是中阿的开始来往，由此，伊斯兰教经敦煌而传入内地，也交汇于敦煌。敦煌石室文书中也保存下来不少景教、祆教、摩尼教经文，甚至有公元9世纪的希伯来文的犹太教祈祷文（P.1412）。沙州敦煌县的从化乡（县城东郊）就有粟特人信奉的祆教神祠。敦煌的佛教大兴，当时有永安、慈恩、三界等16所大寺院，僧尼近千人。这也是莫高窟的鼎盛时期，现存的敦研编号492个洞窟，唐代修造的有228个，开窟最多，反映了唐代敦煌佛教的兴盛。唐朝文化艺术的高度成就，在敦煌莫高窟得到了充分反映。最有代表性的洞窟、最有历史艺术价值的洞窟、最精美的彩塑壁画、最灵动的飞天，都在唐代洞窟。如第158窟（俗称睡佛洞）的佛祖涅槃塑像和各国王子图、第45窟的千手观音、第159窟有“东方维纳斯”美誉的菩萨彩塑、第320窟的飞天、第217窟的北壁的无量寿经变、第445窟的曲辕犁、第156窟的张议潮出行图、第323窟北壁的雨中耕作图、第112窟的反弹琵琶伎乐天图以及榆林窟第25窟的送老人入墓图等。第158窟的佛祖涅槃塑像不是塑一个睡觉的人，更不是塑一个死了的人，而是塑一个达到“圆满一切功德、寂灭一切邪念”佛家最高境界不生不灭、恬静安详、寂灭为乐的佛祖。塑像都根据人物的身份、年龄、心理、感情，恰如其分地把内心活动、性格特征表现出来，如佛祖的明哲睿智，菩萨的美丽、善良、智慧、尊严，天王的威严、刚毅，弟子阿难的天真、纯朴，弟子迦叶的深沉、世故等，使人感到：生命在泥土中跳动。第156窟的张议潮出行图，长约8米，绘出了各有神情的人物120个，姿态不一的马80匹及职责不同表情各异的卫队、乐队、舞队。全画气势宏伟，反映了这位封疆大吏节度使的严整威武军容，是张议潮收复河西、维护国家统一、保障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壁画上的飞天，使人感到风动满壁、灵动飘逸，连画中的鼓乐都在不鼓自鸣。第445窟的曲辕犁，则是唐代最先进的生产农具，根据这个壁画，研究制作了一副曲辕犁，陈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厅。唐代的莫高窟艺术成就有两个特点：一是高度的艺术成就；二是壁画内容和绘画风格上的重大变化和创新——中国化、本土化、世俗化，是形象的历史，这正是莫高窟艺术的价值所在。与此同时，语言、文学、哲学、数学、医药、天文、历法、绘画、音乐、舞蹈也伴随宗教和商品而来。真是文化艺术的大交汇。以音乐而言，在敦煌莫高窟数万平方米的壁画中，不断描绘着各个时期的伎乐歌舞和乐器图像。

专家已统计出在敦研编号的492个洞窟中，有乐舞洞窟240个，其中绘有乐器44种，4000余件；乐伎3000余身；不同类型乐队500余组。其中有不少就是“胡乐”“胡舞”。为了把千年灿烂的文化展现给世人，音乐教育家、敦煌学家郑汝中先生经几十年潜心研究、考证、反复设计，经敦煌研究院、北京昭明万邦敦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试制，成功仿制成吹、拉、弹、打4大类，44种，上百件敦煌壁画乐器，包括古代文献有记载，今日失传的箜篌、方响等乐器；壁画中出现过但文献中未记载的弯琴、葫芦琴、花边阮等乐器及其流传至今普遍使用，但形制和结构与现在有变化的琵琶、阮、筝等乐器。壁画上的乐器变“活”了，柔美悠然的箜篌、清脆响亮的胡琴、圆润铿锵的号筒、深沉洪亮的扁鼓，都能令今人吹、拉、弹、打，真是“千年绝响声犹在，考索精作音更清”。至于舞蹈，更是多样美妙：荷叶杯舞、经变乐舞、宴会嫁娶乐舞、民间宴饮乐舞、五欲娱乐乐舞（声、色、香、味、触五欲而诱）、腰鼓舞、密宗舞、方舞、年舞（在年末岁初为庆丰收和祈盼来年五谷丰登，戴上面具跳的舞）、八人舞、龟兹舞、西夏舞、队舞、床上舞、儿童嬉戏舞、胡旋舞、反弹琵琶舞、莲花童子舞、波斯舞、霓裳羽衣舞等等。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的诗句；元稹、白居易还有《胡旋女》诗，白居易云：“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歌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旋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启白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胡旋舞是由西域经敦煌传入内地，风靡于唐朝坊间和宫廷的乐舞。唐代的长安、洛阳也流行这些乐舞。唐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胡音、胡服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现在，敦煌舞也由墙上变“活”了。20世纪70年代，一部分舞蹈界的教学研究人员，对敦煌壁画中的舞蹈进行研究、教学、创作，甘肃省艺术学校高金荣教授，编出了敦煌舞蹈基本训练教材，出版了《敦煌舞蹈》，创作出了舞剧《丝路花雨》、舞蹈《千手观音》、独舞《敦煌彩塑》等舞蹈精品。敦煌确是中国、希腊、印度、中亚、西亚等不同系统文化交汇的都会，“敦煌艺术是世界艺术的集大成者”。

敦煌尽管是中西交通枢纽、中西不同系统文化的交汇点，但汉文化仍占据着主导地位。那些从内地来到敦煌或西行的人们不断将中原文化带到此地，使敦煌文化始终保持与中原同步发展，也大大促进了敦煌教育的提高。当时敦煌城内建有州、县两级学校，设有儒家经典、史学、佛学、道学、医学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规定的汉文化典籍。此外还有不少私人学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为主。敦煌石窟遗书中保存了不少当时官私学校或学生使用的各种写本汉文化典籍。在先朝文化积累的基础上，有唐一代、敦煌名人辈出，人才济济。可查者，唐代敦煌考取进士11人（唐以后无），出了大史学家文人名士令狐德棻，是唐初有名的十八学士之一，修撰《后周书》《新晋书》《唐史》《唐太宗实录》《大唐氏族志》等307卷，官至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学士。张太素，修撰《北齐书》《隋书》《说林》等600余卷。令狐峘，修撰《玄宗实录》《代宗实录》等百余卷。才思俊丽的文学家令狐楚，有文集100卷，著名诗人李商隐为其朋友，从属。敦煌有文史名家13人，著书33部、1132卷，还有写经书法家令狐石住，他于总章二年（669年），用楷书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书法上乘，接近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墨迹。敦煌也出了勇冠三军、战功显赫的将军薛万钧、薛万彻、薛万淑，为李靖、侯君集、薛仁贵等名将之副，为唐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天宝十四年（755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都护府等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长达八年的混战，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兴起的吐蕃势力，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联系。随后，又由东向西进攻河西。公元764年，吐蕃攻占凉州，唐廷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公元766年，吐蕃又连克甘州、肃州。继杨志烈为河西节度使的杨休明，被迫移节沙州。公元776年，吐蕃攻陷瓜州，并于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坚守五年多的敦煌城内矢尽粮绝，敦煌人在得到吐蕃不屠城，不迁徙别地的承诺后，与吐蕃结盟而降（吐蕃攻陷沙州，还有贞元三年〈787年〉、贞元二年〈786年〉之说）。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