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史迹：西域南北道的军事政治中心

制御西域总护南北道的军事政治中心

东汉建立之时，北匈奴控制了西域。敦煌郡既担负着防御匈奴进攻的重任，还要参与对西域的一些进攻性的军事活动，敦煌的战略地位是很重要的。敦煌郡连同河西诸郡是关系到东汉封建政权安危的战略要地。敦煌成为汉廷统辖西域的军事政治中心，负有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的职责。是东西往来交流的交通枢纽。这是因为敦煌总是不可避免的和反击匈奴、经营西域、巩固封建政权、维护国家统一、加强中西交流等大事连在一起的。

东汉初，始终没有归服汉王朝的北匈奴势力比较强大，它又征服和统治了曾是西汉统属的西域大部分地区，著名的“丝绸之路”又被阻断。匈奴贵族对西域各国人民非常残暴苛酷，“敛税重课，诸国不堪命”（《后汉书·西域传》），曾引起西域莎车诸国的联合反抗，西域诸国也迫切希望与东汉封建政权恢复联系，并借助东汉之力共同斗争，解除来自匈奴贵族的威胁。东汉初刘秀统治时期，西域各国“皆遣使求内属愿请（重新设置）都护（府）”，要求东汉保护他们。但东汉初建，久经战乱，力量薄弱，还无力反击匈奴和恢复与西域的关系。刘秀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为词，没有答应。到公元1世纪60年代的汉明帝中期，匈奴贵族变本加厉，竟驱使各国“共寇河西”，使河西地区郡县城门白天都关闭起来，对东汉封建王朝造成很大威胁，也破坏了生产。因此反击匈奴是汉族人民和西域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巩固东汉封建政权的需要，终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东汉明帝永平15年（72年），派窦固率张掖、酒泉、敦煌等地甲卒与羌胡骑兵12000从酒泉出塞打败了匈奴的呼衍王，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巴里坤湖）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敦煌作为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前哨基地，起了应有作用。

班超在这次战役中崭露头角，他以假（代）司马领兵一路，出击伊吾卢（哈密附近）大战蒲类海，立了战功。窦固很赏识他的才能和勇敢，便派他和郭恂率36人于同年出使西域，他到鄯善击杀了匈奴使臣，争取了鄯善国王脱离匈奴贵族的控制而与东汉王朝复通和好。接着东汉王朝命班超作为汉使继续西行到于阗，他争取了于阗国王，使其攻杀了匈奴派在那里“监护”的使者。第二年春天，班超到达疏勒，派部下杀掉了匈奴贵族用强力所立的疏勒王、龟兹人兜勒，重新扶立原来疏勒王室后人为王，终于得到疏勒人的拥护。经过班超的艰苦努力，西域大部分地区和东汉王朝恢复了关系，东汉王朝和西域中断了60多年的交通又恢复了。公元75年，班超奉命从西域撤回，疏勒人知道后“举国忧恐”，不愿让他离去，他途经于阗，上下人等坚决挽留，不少人抱住他的马腿不让他走，他终于又留下来回到疏勒，这是人心所向，他一直在那里经营了30多年。

就在班超出使西域的第二年，即公元74年，东汉政府下令重设西域都护府，驻龟兹它乾城，陈睦为都护，设戊己校尉，率兵驻高昌壁（吐鲁番东南）；设宜禾都尉，屯田伊吾（哈密西）；又设护西域副校尉，主管西域事务，治所在敦煌。敦煌成为东汉在西部的军政中心，敦煌郡太守，实际代行了护西域副校尉，“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的重要职责。东汉封建王朝终于又恢复了在西域的统治。班超从公元91年担任西域都护先后在西域活动了30年，东汉王朝并没有派更多的军事力量支援他，仅在公元80年派徐斡率兵1000，后又增派800和他会合，但他始终能控制西域局面，西域50余国，逐步都归服东汉，从此改变了“匈奴独擅西域、盗寇河西”的被动局面。这绝非偶然，也不难理解。基本原因是人心所向，在东汉的后面，有东汉和西域交通的需要，前面有西域人民脱离匈奴贵族治和内地加强联系的强烈愿望。班超的杰出就在于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使这两种愿望结合起来，表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以后，班超以久在西域，年老思土，上书乞归，还有“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至此，朝廷才诏他回京。

从此东西方人民的友好之路——“丝绸之路”又复通了，在上述有利条件下，班超才派副使甘英于公元97年出使大秦（东罗马帝国）沿丝绸之路到达条支海（波斯湾）边。虽因风浪险恶未能到达东罗马帝国，但也发展了与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了解了各国情况，为以后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几十年之后即公元166年，大秦使者终于来到中原，以大秦国王安敦的名义送给桓帝一些礼物，这是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正式通使、往来的开始，为中欧人民的友好往来揭开了新的一页。上述事实表明，东汉时期的敦煌总是和反击匈奴经营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加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等关系东汉封建政权的巩固，维护国家统一，沟通丝绸之路等大事紧密相连的。敦煌确为西抚诸国，总护南北道的军事政治重镇。班超的一生，也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他青年时期，不安于现状而立志报效国家，干一番事业，立功于异域，遂投笔从戎。他通西域降服匈奴兵时，发出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誓言，以36人击败匈奴兵，表现了他的勇气，智谋和胆略。他在西域活动近30年与当地人民命运与共。奉诏回京时，西域人拦道顿哭，抱住马腿不让他走，他毅然留在那里，反映了他与西域人民命运与共深得民心；他年近古稀，请求回京时还说出“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的壮志豪言，反映了他壮心不已，积极进取，献身边疆的可贵精神。

历史事实还表明，西域的存亡也直接关系着敦煌连同河西地区的安危，敦煌和西域、丝绸之路实在是息息相关。(www.xing528.com)

整个东汉时期，西域不能像西汉时那样久通。自东汉光武帝到汉安帝（25年—107年）的82年间，呈三绝三通状况：

第一次绝：公元16年—73年，原因是王莽乱后，国内元气未复，放弃西域。弃西域则敦煌危，西域被北匈奴控制，驱使西域各国骚扰掠夺敦煌等河西诸郡，河西诸郡县白天关闭城门，人民遭殃。

第一次通：公元73年—77年，击走北匈奴，取伊吾，交通恢复，河西稳定，敦煌首获其利。

第二次绝：公元77年—91年，东汉对北匈奴退让，丢掉伊吾，放弃西域，河西复受其害，敦煌也在其内。

第二次通：公元97年—107年，窦宪又打败北匈奴，班超经营西域完全成功，西域畅通，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第三次绝：公元107年—124年，东汉官吏庸劣，被北匈奴和一部分西域国攻杀，这是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年）的事。西域都护任尚、段禧频繁遭到北匈奴和一部分西域小国攻击。昏庸的东汉封建王朝便罢都护，放弃西域，以为闭玉门关便可无事，不料北匈奴残余部又征服西域诸国，威胁敦煌、河西。历史是无情的。事实教训了东汉统治者，“弃西域则河西不能自存”。敦煌地区的统治者则体会更深。所以，安帝元初元年（114年），敦煌郡太守曹宗遣长史索班率千余人又屯伊吾，主动收复西域，保卫丝绸之路的畅通，结果车师前王鄯善王皆降东汉，这时班勇（班超于102年回洛阳，次年死）也力谏东汉中央王朝，公元120年汉廷又置西域副校尉驻敦煌，代行原西域都护职责，由敦煌郡太守兼任，敦煌政治军事地位上升。恢复敦煌营兵300人（见《后汉书·梁列传》），不久东汉中央王朝又决定闭玉门关时，安帝延光二年（123年），敦煌郡太守张朗冒死上书苦谏不能放弃西域，关闭玉门关，提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请求从酒泉郡派2000军队驻敦煌郡广至县（今安西境内）的昆仑障为敦煌后盾，然后发兵击败北匈奴呼衍王以绝其根，同时征鄯善兵5000人威胁车师后部，便可在西域站住脚。可见敦煌在当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确实是沟通西域、保卫丝绸之路的战略基地。但东汉王朝听不进去，接着，中央大臣，尚书陈忠又上书慷慨陈词，说如放弃西域闭玉门关，“如此则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得不救，则百倍之役兴，不訾之费发矣”。这确实说出了敦煌连同河西四郡的存亡，事关整个东汉封建王朝的安危。接着他说：“如今敦煌孤危，远来告急，复不辅助，内无以慰劳吏民，外无以威示百蛮。臣以为敦煌宜置校尉，案旧增四郡屯兵，以西抚诸国，庶足折冲万里，震怖匈奴。”这就进一步阐明了敦煌在这场关系全局的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突出地位（见《后汉书·匈奴传》）。尚书陈忠的意见才被东汉中央王朝采纳。公元123年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改为西域长史。同时任命班超的三儿子班勇为长官，率兵500从敦煌出玉门关，西屯柳中（今新疆鄯善县西）。第二年班勇成功地争取了楼兰、车师前王庭。公元125年，班勇又发敦煌、张掖、酒泉兵6000及部分西域小国兵卒，打败车师后部的王子军就，俘8000人，马畜50000余头，于是车师六国平。再第二年（126年）班勇又上书中央王朝请攻元孟（焉耆王），汉廷还是派遣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兵3000人配合班勇，同时发西域诸国兵40000余人，分骑为两道夹击之，勇从南道，敦煌太守张朗从北道，约期会师焉耆，终于降服了焉耆，西域得以复通（但昏庸的东汉政府对立了大功的班勇以不按时会师焉耆而逮捕下狱，后免罪卒于家）。十年后，即公元137年，面对北匈奴的骚扰破坏，敦煌郡太守裴岑亲率郡兵3000人，诛灭北匈奴呼衍王大获全胜，他死后敦煌人为他修祠立碑，事隔1600年后的清雍正七年（1729年），大将岳钟琪率兵西征伊犁的噶尔丹策零部（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在巴尔库尔城西25千米地石人子地方发掘出裴岑记功碑，碑文曰：“惟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裴岑将郡兵三千人逐呼衍王等，斩馘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边境艾安，振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岳钟琪将碑移置汉寿亭侯庙（1735年）。这是历史见证。窦景椿先生1986年在台北有《裴岑纪功碑文考》之论文发表。碑文记于《金石萃编》第七卷第三页。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敦煌当时处于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敦煌地区人民在艰苦条件下为巩固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沟通西域、保卫丝绸之路确实做出了直接的、重大的贡献，敦煌和西域、和丝绸之路实在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