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史迹揭示的积极意义

敦煌郡产生的积极意义敦煌和“丝绸之路”

在反击匈奴战争胜利的基础上，河西四郡的设置，对敦煌郡的统治设施，敦煌地区人民的辛勤劳动，不仅有利于西汉这个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统一，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为沟通“丝绸之路”发展，加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敦煌逐渐成为一个内地与西域各族人民，我国同西亚、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交通要道。下面举几件西汉的重大事件来说明。

第一件：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④，首先去招乌孙人^⑤东返敦煌一带，同汉共同抵御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著名战略行动。同时也积极发展与西域各族人民的友好往来。张骞这次去西域，远非第一次的冒险行径可比，匈奴的威胁解除了，河西诸郡建立了，他带了副使及随从人员三百余人，各备战马两匹，牛羊万头，金帛财物价值一万万钱，出长安，经河西、敦煌、伊吾（今哈密），过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焉耆、龟兹（新疆库车）、疏勒（喀什）至乌孙。游说乌孙王东返未能成功，便派副使到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⑥、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咸海与巴尔喀什湖间）^⑦、身毒（印度）^⑧，最远到达安息^⑨的阿湾（今伊朗哈马丹）。

张骞在那里活动了四五年，于武帝元鼎二年（前115年）回到内地，乌孙还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武帝还接连派遣使者到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咸海与里海河的会合处）、犁（即大秦，这里指附属于大秦的今埃及亚历大城）诸国。中国使者到安息受到两万人的盛大欢迎。《汉书·西域传》中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王令将将二万骑迎于东界。”安息等国使者也不断来访长安，从此汉与西域交通建立起来，为加强内地与西域各族人民的联系，为发展我国同亚非各国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应当说敦煌地区的人民对西汉王朝这一重大政治、外交活动是有直接贡献的。张骞凿空打开了中西交通的大门，开拓了中西交通大道、揭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新纪元。^⑩

第二件：西汉王朝进一步向西域发展政治势力，与匈奴继续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激烈斗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派赵破奴等率兵分别击败亲附匈奴的楼兰（今新疆境内的罗布淖尔西北）、姑师（即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两国，俘楼兰王，然后从酒泉列障亭至玉门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数万进攻大宛。李广利进军困难，中途退回敦煌，士兵所剩十之一二，便上书说，路太远，给养困难，士兵不怕打仗，而怕饥饿；兵力小恐怕不足以败大宛，建议罢兵。汉武帝闻听大怒，下令：“军有敢入者斩。”（见《史记·大宛列传》）李广利只好退留敦煌，屯兵近一年，作了一番准备。西汉政府在敦煌集中六万人，牛十万头，马三万匹，驴、骆驼万数，继续进军大宛。同时又在敦煌准备了几万兵马，以接应西征大宛的军队。战争历时三年，大宛败降，汉得大宛好马三千匹，大宛也学得汉人的掘井法（掘井法传入大宛事见《史记·大宛列传》，汉军围大宛城后，因“宛王城中无井，皆后城外流水，于是〈李广利〉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这次出兵，实际上是西汉王朝向西域炫耀武力，虽然西汉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对进一步清除西域的亲匈奴势力有一定作用。后人为祭祀贰师将军李广利，在沙州城东75千米的贰师泉附近修贰师庙，始建莫考。推测当在悬泉谷北口附近。敦煌文书S.5448《敦煌录》记载，五代时此庙还在，供行人祷祀。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王为妻，汉赐大量车辆、服饰、御物及侍从数百人。乌孙王以细君为右夫人，而匈奴亦遣女为乌孙王妻，乌孙王为左夫人。公主远嫁、语言不通、昆莫年老、遂自悲愁作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讬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数年后细君公主生一女死。武帝复以楚王刘戊孙女解忧为公主远嫁乌孙新王翁归糜为妻，生三男二女。汉宣帝（武帝孙）甘露元年（前53年），解忧公主侍者冯缭（都称冯夫人）还解决了乌孙内部争立王位之变，维护了乌孙的稳定及其与西汉的友好关系。公元前51年，解忧公主年且七十，年老思归，汉宣帝准其请，遂携男女三人而归。汉武帝征和四年（前89年），西汉军队由重合侯马通率领四万骑，在西域楼兰、危须、尉犁等六国军队配合下，打败匈奴所支持的车师（前部在今吐鲁番，后部在今吉木萨尔），车师降服，这大大削弱、清除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匈奴又攻打西域大国乌孙（今伊犁河流域），乌孙向汉求援，汉派祁连将军田广明、蒲类将军赵充国、虎牙将军田顺、度辽将军范明、前将军韩增等五人率十五万大军与乌孙五万军队夹击匈奴，获得大胜（见《汉书·武帝记》）。至此，“匈奴遂衰耗”（见《汉书·匈奴传》），西域的统治权，从匈奴贵族手里转到西汉方面来，为进一步建立西汉对西域的完全统治奠定了基础。在上述军事活动中，敦煌是唯一的前哨阵地和后勤粮秣供应基地。

第三件：西域都护府的建立。在上述情况下，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日逐王先贤擅降汉，汉命护鄯善以西使者郑吉迎日逐王，并封他为归德侯，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匈奴设在西域的统治机构“僮仆都尉由此罢”。（见《汉书·西域传》）。经过几十年的顽强斗争和辛苦经营，西域和内地早已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终于在西域正式设置了一个代表西汉中央王朝的统治机构叫西域都护府，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附近），管辖从阳关、玉门关以西包括今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方古代叫西域。西域都护府设置以后，任命郑吉为第一任西域都护，这是西域正式归属西汉王朝的开始，也是西汉反击匈奴战争后经营西域几十年，西域同内地联系日益密切的必然结果。这对西汉王朝的统一、多民族的国家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对防御匈奴的骚扰破坏，对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有重大意义。敦煌是连接内地与西域的交通枢纽，敦煌人民对此也作出了贡献。经查，从西汉宣帝到王莽新朝，先后担任西域都护的有十八人，但姓名见于史册者十人，其余不详。这十人按任职先后排列是：郑吉、韩宣、甘延寿、段会宗、廉褒、韩立、郭舜、杜建、但钦、李崇。西域都护的任务，就是在西域广大地区内，推行西汉中央王朝的政令，保障天山南北交通的安全，主要是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更重要的是防止匈奴势力卷土重来。如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而郅支单于却西迁入康居（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直接威胁着西域都护府统治下的乌孙和大宛各地，威胁着“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汉元帝建昭四年（前35年），西域都护甘延寿和校尉陈汤率西域十五处兵马，消灭了郅支单于，解除了匈奴对西域的威胁，也保证了“丝绸之路”的安全。西域都护都十分重视调解西域各族之间的矛盾纠纷，以便联合力量反对匈奴的骚扰破坏。汉宣帝时两任西域都护的段会宗，年过七旬，还亲自去乌孙处理问题，以致死于乌孙。最后一位西域都护李崇，于王莽天凤三年（16年）到西域任职，死于龟兹。前几年在新疆沙雅县发现了这位西域都护的大印，文曰：“李崇之印信。”同时该县还出土了“汉归义羌长印”，这是西汉中央政府颁发给当时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羌族首领的印章。

在这种情况下，“丝绸之路”逐步形成、加强了，敦煌和“丝绸之路”紧紧连接在一起。从此成为东起我国长安，西到罗马的古代东西方贸易通道，中西方友好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是中国各族人民与亚、非各国人民顽强走出来的。汉代，“丝绸之路”东起长安，沿渭水西行，经河西走廊至敦煌，然后分南北两路。南路从敦煌西南出阳关，至楼兰（今新疆若羌东北），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于阗（今和田）、莎车，越葱岭（帕米尔高原）南，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11]、安息和更远的条支（波斯湾口）^[12]、大秦（罗马帝国）^[13]。北路从敦煌西北出玉门关，经车师前王庭（吐鲁番），沿天山西行，经龟兹（今库车）、疏勒（喀什），越葱岭到大宛（费尔干纳）、康居（咸海与巴尔喀什湖之间）、奄蔡（今里海与咸海间），再往西南经安息，可西达犁（大秦）。汉代还有自哈密西行缘天山北麓西去大宛、康居的一条道，后来形成一条北新道：从敦煌出发，经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流河（今伊犁河）西行至扶林（东罗马帝国）、西海（今地中海）。这条“丝绸之路”，横贯亚洲，连接非、欧，长达7000多千米，连接着世界最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印度、两河流域、埃及以及著名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所在地，这条路非经敦煌不可。

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呈繁荣状况，赴西域的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一年之中，使者多十余，少者五六辈”（《史记·大宛列传》）。敦煌是必经之地，接待供应了来往使者。“敦煌……西至盐水，往往有亭，而仑头有田卒数百人，因置使者护田积粟，以给使外国者。”（《史记·大宛列传》）元封六年（前105年），汉武帝以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王，官员随从数百人、赠送了很多礼品；稍后汉廷又以楚王刘戊的孙女解忧为公主远嫁乌孙。公主出塞路过敦煌，官员迎送武卫相随。宣帝元康元年（前65年），龟兹王及夫人乌孙公主来朝，汉赐以车骑、旗鼓，并赠礼品数千万。神爵二年（前60年），乌孙又遣使者三百余人又来请婚，宣帝以相夫为公主，官员侍御一百多人，隆重地送相夫到敦煌。从此，汉族装束的人，中国西北各兄弟民族装束的人，外国打扮的人，驾驭着一队队骆驼，骑着一匹匹骏马，负着行囊，驮着丝绸，披满陕甘高原的风尘，踏破河西走廊的寂静，带着敦煌土地的清香，唤醒沉睡的塔里木盆地，顽强地前进，再前进……敦煌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逐步成为东西方沟通交往的交通枢纽。

公元1世纪，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流中，有从小仰慕张骞而投笔从戎的班超。公元73年，他随窦固经敦煌北击匈奴取伊吾（今哈密）地，又率三十六人出使西域，后期连年担任西域都护，同当地人命运与共。公元76年，他奉诏将回洛阳，于阗人从上到下拦道痛哭，抱着马腿挽留他。他终于继续留在西域，在那里整整经营了三十一年，由于年老才上书东汉皇帝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他于公元102年再次奉诏返回洛阳，已是眉鬓雪白，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这条路上，前秦时（351年—394年）著名的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14]也走过，他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人，生长在中国，是西域公认的佛学大师。公元384年他41岁时，从西域东传佛教到中原，途经敦煌古城，不料所乘白马病死，他建塔埋之，据说就是现在敦煌城西南的白马塔。

公元7世纪唐代著名佛学家玄奘也在这条友谊之路上行走过。公元628年，他冒着千难万险，穿过甘肃、新疆间八百里石砾戈壁，后又在天山穆素尔岭的雪山冰峰，经过七天的生死挣扎，最终到达印度。他在那里学习、讲学十余年，于公元645年驮带六百多部佛典经论，沿丝绸之路，取道敦煌返回长安。他为促进中印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辛苦一生。他口授的《大唐西域记》，既是一部古代史地实录，又是一部古代文学名著。

这条“丝绸之路”在公元13世纪又迎来了欧洲著名的旅行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15]。他随其父、叔父沿“丝绸之路”来我国，还在元朝政府当官十七年，足迹遍中国，他把在我国的见闻著成《马可·波罗游记》，在书中盛赞中国之富庶，文物之昌盛，欧洲人视为奇闻，他是中世纪向欧洲介绍中国和西亚情况的著名旅行家，他为增进中国和欧洲人民的相互了解、友谊、文化交流而辛苦一生。

在“丝绸之路”上行进的人流中，还有公元2世纪（东汉时）到洛阳的安息王子安世高，三国时第一个往西域求法的朱士行；六十五岁才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又以七十八岁高龄回国的西晋名僧法显（约337年—415年）；还有公元6世纪时往返于君士坦丁堡和新疆之间，把中国的蚕种、桑种西传东罗马帝国的两个印度僧人；更有无数的商人、工匠、牧民、士兵、文艺家、宗教家……这络绎不绝的人群，他们冒风雪严寒、顶烈日酷暑、过戈壁沙漠，越高山峻岭，为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为各国人民的友谊历尽艰辛，为丝绸之路增添异彩。友好使者的足迹深深留在敦煌的土地上，敦煌的名字自然和“丝绸之路”紧紧联系在一起。

这条友谊之路的形成、畅通，大大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国的丝绸不断运到西方，丝绸在公元前5世纪（战国时期）之前传到阿尔泰地区，这里出土的凤纹丝绸鞍褥就是证明。公元前4—5世纪，丝绸传到欧洲，因此古代希腊称中国为塞里斯（Seres），意思是“丝国”。他们认为中国人“举止温厚”、“住在大地的边缘”，丝绸“由地球的东端传到西端，故极其辛苦”。他们当时只知丝绸之美，却不知丝绸怎么来，他们把丝绸想象成是从树叶上抽取出来用水湿润后理成丝；有的把桑树叫做黄金树。中国的养蚕、缫丝技术直到公元4世纪才传到中亚、西亚，公元6世纪传到希腊。我国的丝绸以制作精巧、色彩绚丽而享有很高声誉。中国丝绸西传以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又传送着沿途各国人民的友谊。所以公元19世纪的欧洲学者便把古代这条东起长安，西至罗马，横贯亚洲，连接非欧，万里迢迢的长途称为“丝绸之路”。由于这个名称恰当地表达了这条通道的特色，很快便被人们接受，流传于世界^[16]。制作精巧、色彩绚丽，备受欢迎的中国丝绸不断传到西方。现在，在中亚、伊朗、叙利亚、地中海沿岸、意大利都发现了汉、唐丝绸，就是证明。

我国人民的四大发明，经此路而传。为人类文化的发展、交流作出了伟大贡献。其中造纸术早在公元3世纪传到西域，公元8世纪，阿拉伯人从中国学会造纸，约公元10世纪传到埃及，公元12世纪传入欧洲。

我国的钢铁早于公元初就经丝绸之路而西传罗马。当时罗马的著名作家普林尼^[17]也赞不绝口说：“中国的钢铁是优良的、卓越的产品之一。”（见安作璋《两汉与西域关系史》）我国炼钢技术由汉代使者和士兵传给大宛，印度人纳刺哈里于1235年—1250年所著《药学字典》中记有“钢”字，其中之一的Cmaga译音是“中国生”，说明中国钢曾经此传到印度。

西域和西方的物产也沿丝绸之路一一传入，狮子、孔雀等奇兽珍禽从此在我国安家落户，繁衍后代；大家也早已尝到了葱岭南北的大葱、大蒜；西域及中亚各地的芝麻、苜蓿、核桃、葡萄、石榴、橄榄、芫荽、胡椒、黄瓜、蚕豆、西瓜都在我们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

各种宗教也沿“丝绸之路”而来，佛教在公元前后传入，而后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接踵而来。文艺往往是伴随宗教而来，印度的犍陀罗艺术给中国的雕塑、绘画带来新的养分，这从千佛洞的北魏洞窟里可明显看到。天文、数学、历法、医学的交流导致互相促进，中亚、西亚的乐器传入，使汉民族音乐、舞蹈吸取了新的养料。就音乐而言，既有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又吸收外来精华。张骞从西域带来《摩珂兜勒》乐曲，汉乐府因此发展到十部乐，而其中八部是西北兄弟民族的音乐和外国音乐。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是唐代东西方音乐融合的优秀作品。唐代长安、洛阳民间也流行着兄弟民族的音乐和外来音乐。唐诗写：“胡音、胡服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如若不信，大家请到敦煌莫高窟去观看，洞窟内的乐手为我们年年吹奏。有8人至20人的乐队。乐器有箜篌、琵琶、五弦、拍板、法螺、排箫、腰鼓、横笛、铜钹、笙、琴等。其中箜篌、五弦等已失传。壁画上的舞队，为我们长年起舞。

“丝绸之路”虽然已成为遥远的过去，但今天仍引起世界的关注，因为它是中外人民的友谊和经济、文化交流的象征。

“丝绸之路”是友谊之路，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之路。丝绸之路是劳动人民顽强、艰辛开辟的，这里面有敦煌人民的汗水。“丝绸之路”是人民长途跋涉奔走的，这里面有敦煌人民的艰辛。“丝绸之路”是劳动人民英勇保卫的，这里面有敦煌人民的斗争。“丝绸之路”上交流的物质、文化财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这里面有敦煌人民的智慧。丝绸之路上有敦煌人民的艰辛、汗水、斗争、智慧，而敦煌土地上又有友好使者的足迹和撒下的种子，敦煌的名字自然和“丝绸之路”紧紧联在一起而引世人注目。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敦煌，这就是我们现在工作、劳动、学习、生活的敦煌。

注

①西汉前中原与西域就早有联系。

远古时中原与新疆地区就有联系，古代文献中曾记黄帝涉流沙登昆仑。如《庄子·天地篇》中“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一句。贾谊《新书》中也有黄帝“涉流沙登乎昆仑”的记载。岑仲勉等人考证，主张昆仑就是今和田南山一带，还记有传说中的尧曾身涉流沙地，会见西王母（贾谊《新书·修政篇》）。

成书于战国的《穆天子传》，记录了周穆王游历西域，从宗周（今长安）出发，经今新疆各地，翻越了帕米尔高原，到达吉尔吉斯草原，又返回内地（见丁谦《穆天子传地理考证》，岑仲勉《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

上述记载不一定可靠，但却反映了远古代中原与西域有接触和联系。

内地和西域也有物产交流。如西域的玉石传入内地。《吕氏春秋》《淮南子》谈到来自西域的“昆山之玉”“钟山之玉”。成书于战国的《逸周书》还谈到大夏、莎车等地以骆驼、野马、骡子输向内地。《穆天子传》中记：周穆王游西域，曾赠内地铜器、贝币、丝绢给当地部落首领，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阿尔泰地区的古墓中发现战国初期的丝绸、织锦、青铜镜等。

②有关敦煌郡的设置。

《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四万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以其地为武威、酒泉郡。下注：“师古曰武威今凉州也，酒泉今肃州。”

又记：元鼎六年（前111年）“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遂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又据《汉书·地理志》记：

武威郡……武帝太初四年开（前101年）……

张掖郡……武帝太初元年开（前104年）……

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前104年）……(www.xing528.com)

“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郡置（前88年）……”

同一《汉书》，《纪》与《志》所记时间自相矛盾，这一点在《汉书·地理志》的注释中，齐召南已作了辩证。他说：“志与纪自相矛盾，应以《纪》为实。”其又列举了一个旁证：“纪于太初元年（前104年）书，蝗从东方飞到敦煌，则置郡久矣。”

还可找出一些旁证：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乌维单于立，十岁而死，子乌师庐立为单于，年少，号为儿单于。是岁元封六年（前105年）也，自此以后，单于立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郡。”

这说明敦煌郡的设置在公元前105年之前。

《汉书·刘屈厘传》记：“征和二年（前91年）诸太子宾客，尝出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这说明公元前91年时就有了敦煌郡。

以上都说明敦煌郡设置，以元鼎六年为信。

③关于玉门关的设置。

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玉门关一开始不设在敦煌，到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前104年—前102年）后，才西移至敦煌；另一种意见认为：玉门关一开始就设在敦煌西北原龙勒县境内。

前一个意见的依据是《史记·大宛列传》中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中途而还，至敦煌，使使上书中央，请求罢兵而归，武帝闻之大怒曰：“而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因留敦煌。”即意李广利留敦煌而未入玉门关，故玉门关在敦煌以东。但查《汉书·李广利传》记到此事，文与《史记》同，仅在“而使使遮玉门曰”一句中为“而使使遮玉关曰”增了一个关字，恐《汉书》有误，增了一个“关”字。

又据《后汉书·班超传》载班超在西域几十年，年老思土，上书中央乞归，书中云，“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这也说明玉门关在酒泉郡管辖地区以西，可为一旁证。

又据石室本《寿昌县地境》“玉门关条下”记：“县（寿昌）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西域传东即限以玉门关、阳关也。”足以证明玉门关一开始就在敦煌郡龙勒县内，阳关北，当然《寿昌县地境》的这一条也有错误，说是汉武帝元鼎九年置，经查元鼎年号只用六年，从公元前116年—前111年，没有九年。

又1943年夏鼐、阎文儒二教授来敦煌考古，在敦煌玉门关遗址附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的地图上标为TXπV）发现汉简数枚，其中一枚有字两行，首作“酒泉玉门都尉”，这就足以说明玉门关设置在敦煌郡之前（前111年之前）。隶属于酒泉郡。而酒泉郡设于公元前121年，这也证明《寿昌县地境》中所记可靠，这更证明玉门关一开始就设在敦煌郡，而不在敦煌郡以东。

上述各点，向达先生作了实地考查辩证以后，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有充分说明。

另据阳关得名也可说明，何以名为阳关？因在玉门关之阳，故名阳关，所以阳关、玉门关同时存置，南北对峙，如果玉门关一开始设于敦煌以东，则与阳关成为东西相望，何言阳关在玉门关之阳？

④西域：汉以后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地域的总称，始见于《汉书·西域传》。其义有二：狭义专指葱岭以东；广义则指凡通过狭义西域所能达到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印度半岛、欧洲东部都在内。

汉武帝派张骞初通西域（前119年—前115年）建立了与乌孙（今哈萨克斯坦）、大宛（今吉尔吉斯、乌兹别克）、身毒（今印度）、直至安息（波斯）等国关系，以后又派使者前往乌孙、康居（今乌兹别克东部）、奄蔡（咸海与里海间）、大宛、安息、黎（罗马帝国、波斯湾沿岸）诸国，中西交通终于开拓，友好往来从此建立，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置西域都护，保障和促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敦煌逐步成为东西方交通枢纽。

⑤乌孙：古族名，原居敦煌祁连间，约汉武帝初年（前139年-前129年间）西迁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都赤谷城，故址在今伊塞克湖南，汉武帝曾两次以宗室女为公主（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乌孙王，后属西域都护。南北朝时又西迁葱岭北，和北魏关系密切，后与邻族融合，现代哈萨族中尚有乌孙部落。

⑥大宛：古西域国名，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今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一带，王治贵山城（今乌兹别克卡散赛，又一说为今塔吉克列宁纳巴德）。南北朝时我国古籍中又称破洛那，隋唐称钹汗、钹汗那。公元744年唐玄宗又改国名为宁远，曾封宗室女为和义公主，妻其王。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得汗血马，即是此地。《史记·大宛列传》，“宛有善马，在贰师城”。汉武帝遣使“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王贰师城善马”，即此。贰师城，故址在今吉尔吉斯西南部马尔哈马特。从此大宛与西汉建立了密切关系，归属西汉，隶西域都护。东汉时附属西域莎车国，这种关系直到南北朝，隋唐时。

⑦康居：古西域国名，在今乌兹别克东境。东界乌孙，西达奄蔡，南接大月氏，东南临大宛，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之间，王都卑阗城故址可能在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与西汉建立交通关系至晋不绝。南北朝时曾役属哒，唐高宗时在其地设都督府，故地在今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城。八世纪后，大食势力东进而废弃。

⑧身毒：古印度的别译。见《史记》《汉书》。

⑨安息：安息是音译，本来译帕提亚，是波斯帝国的行省，后来属于亚历山大帝国，公元前3世纪中叶独立，当时帕提亚已全部占领伊朗高原和两河流域，成为亚洲大国。

⑩奄蔡：西域古族名，在咸海至里海间，又称阖苏，东汉时称阿兰卿，三国时称阿兰，东汉时又属康居，部分西迁至伏尔加河和顿河下游间。

[11]大月氏：古族名，周秦时与乌孙共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在乌孙东，以今甘肃张掖一带。秦汉之间击溃乌孙，乌孙西迁。西汉初又为匈奴击败，大部西迁伊犁河流域。汉文帝时，又遭匈奴与乌孙合击，南迁阿姆河，攻入大夏。（今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公元一世纪贵霜部统一各部建贵霜王国，中国称大月氏，印度称吐火罗。二世纪迁都布路沙布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此地原名犍陀罗，故又称犍陀罗国，东汉、魏、两晋时，佛教经大月氏东传中国，月氏高僧，均经敦煌东行。五世纪末，贵霜王国或大月氏国遭哒人攻击而灭亡，散居在中亚的月氏人又以其姓建立许多小国，这就是昭武九姓国。当时，西汉初大月氏西迁时尚有一部留在河西，与羌人杂居，名小月氏，又称月支胡，中心在湟中，又称湟中胡。

[12]条支：古西域国名、地名。当在今伊朗西南部布什尔港、临波斯湾。汉代属安息，以后属波斯，所以我国古代（北魏）称波斯为条支。

[13]大秦：古国名。又名犁靬、海西。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东汉和帝永元九年（90年）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至条支（当在今伊朗西），临海而回。公元166年有叙利亚商人来中国，自称大秦皇帝安敦的使者。西晋时公元286年-289年间，大秦派使者来与中国通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后，我国称东罗马帝国为大秦。

[14]鸠摩罗什：十六国时前秦人，父亲是印度人，母亲是龟兹人，生长于西域，七岁出家学佛，游历西域诸国，访求名师，青年时代就成为西域公认的佛学大师。公元384年，前秦苻坚派大将吕光灭龟兹，鸠摩罗什是年41岁，随吕光来中原，途经敦煌。公元385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公元401年，后秦的姚兴灭后凉，又恭恭敬敬地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尊为国师，从事翻译工作，译出印度佛经凡三百卷。鸠摩罗什和扶南（现柬埔寨）的高僧真谛、唐代的佛学大师玄奘合称古代佛经三大翻译家，他们对增进我国和印度半岛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谊作出了贡献。

[15]马可·波罗：意大利人，公元1271年他随其父、叔父经两河流域、伊朗高原过帕米尔高原，沿丝绸之路来华，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当官十七年，游历几遍中国。1291年，从上海离华，1292年才回到威尼斯。1298年他在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中当了俘虏，在监狱中口述了东方见闻，由难友鲁士提谦笔录成书，是为《马可波罗行记》，1299年他获释回到威尼斯。

[16]“丝绸之路”名称的由来。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他的《中国》一书中首先提出。以后德国东洋史学家阿尔巴特·赫尔曼又提出，应将这个涵义延长到通向西方叙利亚的道路上去，这个观点得到学者的认同。以后，“丝绸之路”一词，终被广泛应用。

[17]普林尼（23年—79年）：古罗马著名作家，他曾担任过罗马的骑兵指挥、海军司令等职，公元78年8月，意大利维苏威火山爆发，他亲往救援、调查，不幸中毒，窒息而死。他一生著有哲学、历史、修辞学等书，现仅存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自然史》，共三十七卷，包括生物、天文、地理、医药、艺术等。他生于今意大利科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