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在敦煌郡的统治设施和当时敦煌郡的概况
从敦煌郡产生后西汉王朝在这里的一系列统治设施就可以看出敦煌对于当时西汉王朝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是何等的重要了。
第一，建郡县、据两关、设都尉。
当时敦煌郡管辖的地境，东到渊泉（安西县双塔堡一带），西到阳关，北到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西羌（今青海柴达木）。实际上是疏勒河以西，阳关、玉门关以东，包括今敦煌、瓜州两县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一部分。
当时敦煌郡下冥安、渊泉、广至、敦煌、龙勒、效谷六县，大体位置是：
冥安县：今瓜州县布隆吉一带，以冥水得名，冥水即今疏勒河。
渊泉县：渊泉，东汉时又叫拼泉，在今瓜州县之东约四道沟一带，因“地多泉水故以为名”（《汉书·地理志》）。四道沟一带，泉水特盛，即昌马河，是疏勒河源。
广至县：今瓜州县南踏实乡破城子一带。
敦煌县：郡治所在，在今敦煌县城西南。“沙州之西，本有故城，即汉敦煌郡治；经党水北冲，圯其东南，雍正三年，于故城东另筑卫城。”（常钧《敦煌杂录》）又据吕少卿《重修敦煌县志》说：“城在县西里许，濒临党河西岸，遗址尚存。其西北一角，高犹数丈。”这个遗址就是汉代敦煌县旧城，在党河西0.5千米处，建于汉武帝时，现存残迹呈长方形，东西宽718米，南北长1132米，周长3727米，比现敦煌城大一点。现在的敦煌城建于清雍正三年（1725年），周长1.5千米许。
龙勒县：即现敦煌县南湖乡。因县（指龙勒县）南90千米有龙勒山而得名。据石室本《寿昌县地境》“龙勒山条下”记：“龙勒山，县南百八十里。周时龙马朝出咸阳，暮至寿昌，因以此山之下，失其衔勒，故名龙勒山。”这个地境图是后晋天福十年（945年）翟奉达写的。龙勒县到北魏正光六年（525年）改建为寿昌郡，属瓜州，瓜州就是敦煌，北周武帝时划归敦煌县，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又置为寿昌县。寿昌城遗址，在今敦煌县南湖乡政府驻地东北约两千米处，东临山水沟，北连沙墚湾，南、西紧靠北工一队耕地，城堡总面积为83500平方米。南面只有墙基，残迹尚可辨认，北墙残存300米，东墙270米，西南墙由西向东58米，折向南180米，墙残高4.2米，上厚2米，下厚7米，全系红胶土版筑。寿昌县之名因寿昌城东南5千米有寿昌海而得名。寿昌海就是今南湖黄水坝，当时又叫渥洼池，据说汉武帝时，寿昌海出过“天马”。据巴黎藏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图经》残卷中记：“寿昌海右在寿昌县东南十里，方圆可一里，深浅不测，地多芦花……旧名渥洼水。”石室本《寿昌县地境》中也记：“寿昌海在县（寿昌县）南十里，源出县南十里，方圆一里，深浅不测，即渥洼池水也，长得天马之所。”可见渥洼池是南湖的寿昌海，并非月牙泉。
效谷县：治所不确，约在今敦煌县黄渠乡东北一带。《汉书·地理志》载：“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前105年）济南人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图经》载：“古效谷城在州东北三十里。”但具体位置却未标出，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西征小记》中说效谷县在安西的西湖，似乎太远；近年来亦有人说效谷县在黄渠公社戴家墩城堡，但《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并未标出具体地址，待考证。
西汉时敦煌郡的户口数，据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统计，敦煌郡有11200户，38335人。当时全国有郡国103个，敦煌郡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全国有12233062户，59594978人，敦煌郡人口大约是全国人口的1/1500。
西汉不仅在敦煌郡内设立六个县，而且建立了两关，就是阳关、玉门关，为通西域的门户。玉门关位于现敦煌县西北80千米处，俗名小方盘，南距阳关70千米。相传和阗（今新疆和田）玉经此传入内地，故名玉门关，是西汉玉门都尉治所，为“丝绸之路”北路的必经关口。玉门关遗址现保存较为完整。关呈长方形，西北两墙各有一门。北门已堵塞；西门因年久而墙土剥落，形如土洞，关墙全由黄胶夯土版筑。面积633平方米，关墙东西长24米，南北宽26.4米，残高9.7米，墙垣裂缝较多，距关80米处有一土台。斯坦因于1907年在此盗挖过汉简。除《汉书·地理志》《寿昌县地境》等均有记载外，巴黎藏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更明确记载，玉门关城堡“周徊一百二十丈、高三丈”，和小方盘大小吻合。1943年夏鼐、阎文儒教授来敦煌，曾在此挖得汉简多枚，其中一枚文曰“酒泉玉门都尉”，又是一证。它说明玉门关的设置，更早于敦煌郡，隶属于酒泉郡。雄踞在丝绸之路上的玉门关，历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李白诗云：“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渡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都是玉门关的真实写照。③
阳关，就在今敦煌县西南70千米处的南湖乡，因在玉门关之阳，故名阳关。西汉时在敦煌郡龙勒县境，为阳关都尉治所，是古代丝绸之路上南路的必经关口。由于两千多年来风沙侵蚀，阳关遗址荡然无存。《新唐书·地理志》：“沙州寿昌县（即西汉龙勒县）十里至阳关古城。”那里大风过后常有兵器、陶器、货币等遗物出现。所以群众把那一块戈壁滩叫古董滩，有人提出，古阳关可能就在古董滩上。古董滩上至今尚有烽燧十多个，各相距约2.5千米，其中墩墩山烽燧保存较为完整，高5.3米、下宽东西7.5米、南北9.2米，气势雄伟，好似阳关眼目。唐朝诗人王维的《渭城曲》云：“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www.xing528.com)
为了加强防御，敦煌郡内设了四个军事机构——玉门都尉（治所在玉门关）、阳关都尉（治所在阳关）、宜禾都尉（治所在昆仑障，广至县境内）、中部都尉。都尉统辖各亭、障戍卒，守卫在汉长城沿线，这对巩固西汉边防，保卫“丝绸之路”的畅通，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修长城、设亭障，即修塞设障。
塞，就是长城。公元前127年卫青反击匈奴战役胜利，收复河南地以后，就采取了这一重要措施，把秦始皇时修的长城向西延伸，修筑了从现在甘肃永登以西到酒泉的塞垣（长城）。事见《汉书·张骞传》“臣瓒注”：从令居（永登县）“筑塞到酒泉郡”。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又将此段长城向西修筑至敦煌郡龙勒县，这就把秦长城向西伸延了一千多千米，为万里长城增添了新的光彩。直到现在还有遗迹可见。从敦煌与瓜州县交界处的北湖起沿疏勒河南岸向西经党河入汇处的东泉到哈拉淖尔、大方盘、玉门关、后坑子、吐火洛等一带，全长约150千米。玉门关附近的长城保存尚好，这是劳动人民血汗智慧的结晶，而敦煌人民曾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长城修好后每隔约5千米设一小城堡，兼有施放警报的烽台或烽墩，名字就叫亭或燧，驻有一定数量的屯戍士卒，约几十人或百余人不等，由侯长或燧长管理。隔若干亭、燧，又设有较大的城堡，叫障，由侯官率领。各侯官都隶属于都尉，亭、障有戍卒，他们有垦田生产、保卫边疆的双重职责。戍屯吏卒不经上级批准不得擅离职守。遇有敌情，白天用烽表或烽烟报警，夜晚用炬火或积薪报警。烽表是用红色或其他颜色的织物做成帆状之物悬于竿头，有的烽墩上可升起高8米多的烽表，15千米外都可看到。烽烟是焚薪取烟。烽墩壁上设有烟筒，使烟冒高一点，远处均可看见。晚上有情况就以炬火或积薪报警，近年来在居延考古中，发现了炬火报警的实物，是用长约82厘米，口径8厘米的芨芨草把，中间插入两到三根短木棒，用时点燃一端，悬于高竿，这就是炬火。积薪就是点燃柴草堆。与此同时还有一系列的管理检查制度，居延汉简均有记载，相当严密（见《文物》1978年第1期中《居延汉代遗址的挖掘和部分出土的简册文物》。西汉封建王朝在敦煌地区修长城、设亭障等统治措施，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还有遗迹可见。当你从县城驱车前往，经七里镇向西北沿戈壁便道，经芦草井行30千米，可到玉门关。它雄踞在通西域的交通枢纽，咽喉要道上，像威武的指挥官举目远眺，警惕瞭望，并点头迎送“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距关4.5千米处的长城，是至今保存最好的一段，现高2.6米，底基宽8米，蜿蜒起伏，向西伸展，立于玉门关附近，像雄赳赳、气昂昂的战士，整队排列，严阵以待。而距汉长城8米处就有一烽燧墩，叫当谷燧（S13：D23），高7.25米，底周长30米，上烽燧顶的台阶仍清晰可见。它像带队的军官挺胸矗立，目视前方，抱有必胜信心，站立在列队战士的一旁。距当谷燧约70米处，至今还有报警用的积薪四堆，高1.3米，面积约为1.9×2.5米，主要是芦苇，也有少量红柳，尽管已两千多年，但积薪层次分明，堆而不乱，芦苇清晰可认。所有这些关、燧、长城、积薪，它们饱经风霜，历经沧桑，直到现在还频频接待来客，倾吐当年艰苦斗争的壮志豪情。李白有诗：“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岑参也有诗曰：“苜蓿烽边逢立春，葫芦河上泪沾巾。”（苜蓿烽、葫芦河均在古代玉门关附近）这反映了敦煌地区的人民、士兵当年的斗争是何等的艰苦，付出的代价是何等大。王昌龄的诗《从军行》曰：“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又反映了当年艰苦卓绝斗争中的敦煌地区的人民和士兵，英勇战斗的钢铁意志和英雄气概。所有这些诗篇，都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见证。
第三，徙民实边。
西汉王朝在加强边备的同时，还大量移民于河西，包括敦煌地区，以求进一步开发这个地区，见于史书记载的有：
《汉书·西域传》记：“设置酒泉郡后稍发徙民充实之。”设置敦煌郡后，“再次徙民以实之”。这是从内地移民来这一地区的开始。《资治通鉴·汉记》中也有记载。
《史记·平准书》记：“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设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约在此期间，南阳暴利长“武帝时遭刑，屯田敦煌界”。说明内地刑犯也被驱至敦煌屯田。
据《汉书·地理志》记：武帝元封六年（前105年），“济南人崔不意为渔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就是效谷县。这也说明西汉政府在此屯田，大量移民于敦煌，不仅增加了劳力、人口，而且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对敦煌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移民来自陕西、河南、河北、山东，有些世家大族也迁至敦煌，如张氏、索氏、宋氏、候氏、氾氏、吕氏、翟氏、曹氏等，他们带来了先秦汉魏典籍，并为之传承。西汉的移民开发是成功的，使敦煌几十年间就完成了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历史性转变。移民开发使敦煌郡形成了六个县城，河西四郡共形成了三十五个县城。我国是世界上城市形成最早的国家之一。敦煌出了大农学家氾胜之，官至武帝时议郎、御史，其子氾辑，任敦煌郡太守。
很明显，军队的增加，无数中外使者的往来，生活的供应是个大问题，靠内地运输是不可能的，只有就地解决，于是实行屯田。亭障都尉统辖的士卒，本身就一面生产，一面戍边。政府贷给耕牛、农器，统一管理使用，解决军队的吃粮问题。沿长城的一切障燧都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如“敦煌郡广至县”，下注有“宜禾都尉，治昆仑障”。在敦煌境内还发现有“美稷侯田”印。现距玉门关遗址约20千米的大方盘城，原称河仓城，就是粮秣供应点。
由于敦煌地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开发，辛勤劳动，加之当时同西域各族人民、同亚洲各族人民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推动，当时敦煌地区的农业有了很大发展。代田法和牛耕已在这里推行。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代田法，使产量提高，连同牛耕推广到边郡，也在敦煌推行，代田法和牛耕是当时的先进生产技术。
水利事业的兴修也反映了当时敦煌农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下”记：“南籍端水，西北入泽中，灌民田。”端水就是疏勒河，利用它灌田。在“龙勒县下”也记：“氏置水……灌民田。”另外石室本《沙州都督府图经》中也有关于敦煌水利事业的零星记载：马圈口堰，在州北二十五里，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造，依马圈山造，“因山为名焉”。南北150步，宽20步，高二丈，开五个闸门，分水以灌田园。其水流三十里至沙州城。其还提到一项水利工程叫大井泽，在州北十五里。《汉书·西域传》中说西汉派破羌将军辛武贤讨昆弥（人名）到敦煌“遣使者按行表穿大井，因号其泽，大井泽”（原件照片影印件见罗振玉《鸣沙石室遗书》）。
从1956年发现的敦煌甜水井遗址，也可清楚地看出引水灌田的痕迹。甜水井遗址可能是汉代军屯重地，当时那里都垦荒种地，引水灌田，就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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