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泉志梵字钱文与屋驮、吐蕃钱的关系

三、论述

（一）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西夏国书钱》，1914年石印本，第29页：

传世西夏蕃书钱凡四种，其文曰，曰，曰，曰。今考之，则是福圣宝钱【毅宗李谅祚】、大安宝钱【惠宗李秉常】、乾祐宝钱【仁宗李仁孝】、天庆宝钱【桓宗李纯祐】是也，【下三钱见诸家泉谱】。此为以前古泉学家所未知，此悉抚印于册，以告世之治古钱学者。

（二）丁福保：《古钱学纲要·十六·西夏》，民国27年（1938年）上海医药学书局石印法影印本；天津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72、173页：

《言钱别录》曰：西夏文钱予所见所得，只此四品而已。《泉志》梵字钱文不可识，大抵类屋驮、吐蕃钱。刘青园曰：凉州出土古钱数瓮，其中唐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皆有，而此种梵字钱币亦有数品。又尝于凉州大云寺访得古碑，碑阳正此等字，碑阴真书，则天祐民安五年，乃知此钱为西夏梵书。《吉金所见录》《古泉汇》悉引据，钱之为西夏始定。按：文右旋读，姑就四品译之：其一品为圣福，即福圣承道，圣字升读成圣福；一品为大安，一品为乾祐，一品为天庆。下、左二字同者，乃宝钱也。背或作月文。当时碑志既行两体书，则钱之西夏文与汉文亦必杂用。《古泉汇》谓开国时物，尚与中华文字不通，迨后改用汉字，始有元德以下诸品。此说因未明文字，出诸臆度。西夏文见乾祐、天庆二号后于元德，足证汉文钱非后，西夏文钱非先也。

《言钱别录》，西夏钱以元德品类为多，天盛、乾祐铜铁有别，元德且作重宝，似折二。《宋史》，夏国仁孝绍兴十七年（牛按：为十九之误）改元天盛；又二十八年始立通济监铸钱。按：天盛元年，人庆六年改，当宋绍兴十九年，《西清古鉴》固不误。《西安载记》：绍兴二十八年，为夏仁宗仁孝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而于以前铸钱，皆若无其事者，是又载籍之疏矣。

《古泉汇》曰：《西清古鉴》夏人庆六年改元天盛，时则南宋高宗之绍兴十九年，而金炀王之天德元年也。《宋史·西夏记》（牛按：即《宋史·夏国传》）天盛十年立通济监铸天盛元宝钱。按：天盛钱有铜铁二种。

《古泉汇考》引陈莱孝曰：愚按：乾祐元宝，西夏仁宗李仁孝改元铸。仁孝天盛二十一年，改元乾祐，为宋孝宗乾道四年【培按：天盛凡二十年为戊寅（牛按：天盛二十二年改元乾祐，故说天盛二十一年是对的；而二十年为戊子非戊寅），则乾祐元年当是乾道五年己丑也（牛按：乾祐元年当是乾道六年庚寅，非五年己丑也）】。此钱有铜铁二种，铁钱西省多致，铜者精好而少。

按：乾祐铜钱，有真书、行书二种。

《古泉汇考》引陈莱孝曰：愚按：天庆元宝钱，西夏桓宗李纯祐铸。为仁孝子，绍熙五年潜元。又按：辽天祚帝铸天庆钱，字文漫漶，不如此钱精好，与天盛、乾祐等同体【建元考：天庆凡十四年，疑丙寅；则元年癸丑，殆绍熙四年也】。培按：天庆元年为绍熙五年，此钱于初氏钱谱见之。后凉州掘河得此，与元德、天盛并储瓶中，制作文字确系夏钱，与天盛、乾祐、皇建、光定诸钱相似，与辽天庆元宝钱迥别。

《泉货汇考》曰：右襄宗李安全皇建元宝钱。《宋史·外国传》，开禧二年，夏赵安全废其主纯祐自立，改元应天，四年改元皇建。按：皇建元年，宋宁宗嘉定三年也。

《吉金所见录》曰：右神宗遵顼光定元宝钱。尚龄按，遵顼为夏之宗室，于襄宗皇建二年潜位，改元光定。此品与皇建文字模范同，是其所铸也。《退庵钱谱》按：神宗遵顼嗣位，改元光定，是为南宋宁宗嘉定四年，金卫绍王大安三年，蒙古太祖六年也。今此钱形制，与天盛、皇建二钱同，为遵顼铸无疑。

（三）张可中：《清宁馆古泉丛话》。转录自《古钱大辞典·总论》，第57（223）页：

张可中曰：西夏之泉，以光定、皇建、天盛、铁乾祐较为多见。若夏字之元德泉（牛按：此误，考古证明，无夏字元德泉），铜乾祐泉，及天庆泉，则稀如星凤矣。光定元宝神宗铸，皇建元宝襄宗铸，乾祐元宝仁宗铸，天庆元宝桓宗铸。

（四）王建兴、邹志谅编：《王荫嘉品泉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皇建元宝：大样、闽风。戴熙云：夏钱以天盛为多，以元德为少，惟吴逸庵有之。皇建、光定介乎其间。余之拓也，特爱。

大安宝钱（西夏文）：锖。洪遵《泉志》指为梵字钱，曰：“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 《泉志》成书于宋绍兴十九年，大安宝钱铸于宋熙宁、元丰年间，相距不足百年，实非文不可辨，是不识西夏文字之故耳。

（五）《泉币》双月刊，郑家相总编，1940年创刊，1945年停刊，共出32期，连续编期。其中有西夏钱币7篇。

1.王荫嘉：《天盛铁钱背西》，《泉币》1940年第1期：

“天盛元宝”广穿铁钱。四字与常品迥异，而为一手所书，精神贯通，背记“西”字【亦似“一四”二字（牛按：有人研究认为：天盛元宝背“西”为记地钱，其地当为西夏西平府，今宁夏吴忠市^[1]）】。尝忆西夏有“西兴监”（牛按：西夏并无“西兴监”之设，此说纯为臆断）铸铁钱，旅中乏书，容再详考。去年与“圣宋”背月者同为杭产，同为予获。予于铁钱不深嗜，遂应陈君之索举以归之，然世无其二之初见品也。戴葆庭君云，曾见铜铸品于某处，而未克收，则不知何时得令其母子团聚。

2.张叔驯：《西夏大德通宝》，《泉币》1940年第1期：

右“大德通宝”平钱，文字制作，前同元德，后类天盛，具西夏钱气息，无元代钱风韵，其为西夏崇宗大德年间所铸无疑。按：西夏典章文物，多不可考，即其铸钱，史也仅云仁宗天盛十年始立通济监铸钱而已。天盛前后，均无记载。今据实物，足证史氏之疏矣。此大德钱为前谱所无，今亦未见二品，洵属瑰宝。

3.赵权之：《介绍新发现一种西夏文钱》，《泉币》1940年第3期：

西夏文钱，旧称“梵字钱”。其文当宋洪遵作《泉志》时，即谓“字不可识”。逾六百余载至清乾隆初，梁诗正等奉敕撰《钦定钱录》时，“仍不之识”。后刘青园因得凉州出土唐宋及西夏古泉中，夹有此种“梵字钱”，复证之以凉州大云寺天祐民安碑文，始定此种钱文为西夏文。《吉金所见录》及《古泉汇》诸谱，悉引为据。但于钱文之意义仍属茫然。又逾百年，至民国初元，罗氏之《西夏国书略说》《西夏国书类编》两书出，国人之治古泉学者，于此种钱文，始能辨识。

西夏文钱，以前所见不多。洪氏《泉志》仅载一品，《钦定钱录》亦只载一品，显系模自《泉志》者。约略笔画似为“大安”【《泉志》成于南宋绍兴年间，尚在西夏乾祐、天庆以前，故洪氏当日所见，不出“福圣”“大安”两种】。《吉金所见录》所载一品，则为“大安”无疑。《古泉汇》共载三种，审为“大安”“乾祐”“天庆”。虽云所见尚不止此，但当时所见，究有几种，则别无记载。数十年来，地不爱宝，出土日多。现据一般所知所见，计有罗氏《略说》所举“福圣”“大安”“乾祐”“天庆”四种。古货富翁在其《言钱别录》中，亦云所见所得，只此四种。

寒斋藏泉，寥寥无逸品。丁丑春重游故都，获得西夏文钱一，以视旧有各种形质稍大，文亦不同。据《略说》西夏文钱，文皆作右旋读，穿上穿右二字为年号，穿下穿左为“宝钱”二字。惟“福圣”钱“圣”字升读，文作“圣福宝钱”。此次新获一品，穿上一字作“”，穿右一字作“”，穿下一字作“”，穿左一字作“”，除穿下一字与其他各钱相同，自系“宝”字，其他三字概为前所未见。考“”字，据《略说》释为功德之“德”【详见第十二页第九行，又第十五页第五行，及第十九页第五行】。又考西夏立国，凡九主一百九十五年（牛按：应为一百九十年），其间以“德”字建元者，前后凡三见，即崇宗李乾顺之“元德”“正德”“大德”是也。今“德”字居首，正合“福圣”升读之例。而西夏官印边款，“元德”年号具作“德元”。【根据《略说》】，尤可引为旁证。其第二字，既非钱文中“大德”之“大”字，亦非古印边款之“元德”之“元”字，故最初颇疑此钱年号为“正德”。惟近由蔡君季襄出示《西夏研究》一书，假归详阅，两集百数十页中，“”字凡二百五十九见，其间释“德”者凡一百七十处，释“正”者凡八十一处，释“平”者凡七处，释“方”者一处。凡释“德”处皆升读，如功德作德功。第二字“”，凡二十余见，具释为“观”。按西夏年号中，惟有“贞观”。第一字“”，释“德”、释“正”、释“方”、释“平”，皆属美称。“贞”与“德”相近，是否亦可释为“贞”字，则以书无确据，不敢漫为推定。又第四字“”，与其他各钱之“”字完全不同。据《略说》暨《西夏研究》，释为“本”字，则于“钱”之字义，似不相涉。惟西夏文一字数义者有之【如上述之“”字，释“德”释“正”亦释“方”释“平”；又如“”字，释“福”亦释“祐”】；数字同义者亦有之【如“”“”皆为天字】。然则“”之一字，或为“钱”字之别写欤！望海内之治西夏文者，有以教之。

4.郑家相：《西夏文大安钱》，《泉币》1941年第6期：

此西夏文钱，面文近人释为“大安宝钱”四字。然“大安”钱著汉文者甚多（牛按：著汉文者仅有“大安通宝”一种，极为罕见。考古证明，此论欠当），著西夏文者所见不过七八品，且面文四字笔画多不清晰，欲求一若此品面文清晰，笔画不模糊者，洵不可得。去年冬，泉商携此泉来，余因其精好，购置之。虽非大珍之品，亦属较胜之泉也。

5.戴葆庭：《西夏文大安宝钱两品》，《泉币》1941年第7期：

此西夏文“大安宝钱”两品。前品形制较小，肉厚，背无文，面文首一字似有缺笔。后品形制较大，背上俯月。两品相较，似前品较少于后品。与第六期所刊者，皆不相同也。(www.xing528.com)

6.马定祥藏：《乾祐元宝》，《泉币》1943年第21期：

西夏泉惟天盛、乾祐铜铁并铸。天盛铜铁具多，乾祐则铜品罕有。其中版别亦复不一，长字分大小，所见皆铜，行书及短元数种，间有铜铁同范者。铜者或为铁母，亦未可知。右列马君新得长字一品，属大样一种，文字精美。马君尝收天盛背西铁泉，已载本志创刊号出门品，兹又获此，可谓与西夏泉独有缘矣。

7.北京程伯逊：《天盛背西》，《泉币》1944年第23期：

《宋史·西夏纪》（牛按：即《宋史·夏国传》），“天盛十年立通济监铸天盛元宝钱”。铜铁并铸，铁钱微小，背无文字，所见具多。本志创刊号载《天盛铁钱背西》，大样广穿，允为创见。不意程君竟得铜品母钱，可谓双璧。忆叔驯云，曩年尝游北京，见有此钱，钱主不欲折售，至今念念不忘。嗣叔驯得小样铁母一品于伯埙，“元”字之末画方折，而背无文。“西”字不知何义，荫嘉考为“西兴监”之省，当有所本（牛按：据考：“西兴监”之说，并无所本）。程君性喜版别，闻藏异品不少，容当续以发刊之。（沐）

附1，郑家相：《契丹文大钱》，《泉币》1942年第15期（牛按：文中部分内容涉及西夏钱币，故摘附于此）：

……惟西夏文钱发现极早，《泉志》已载之，谓其文不可辨，大抵类屋驮、吐蕃钱。盖洪氏不但不识其文，且不知其为西夏钱也。自刘青园证之以大云寺天祐民安碑文，始知其为西夏文钱，而尚不能识其文字之意义。迨民初，上虞罗氏搜罗西夏碑文、印文等，作《西夏国书略说》及《类编》（牛按：即《西夏国书类编》，1915年东山学社铅印本），并释所见四种西夏文钱，为“福圣”“大安”“乾祐”“天庆”四品，而钱文之意义，于焉乃明。

附2，陈仁涛：《泉文书体变迁概述》，《古泉学》第1期，民国25年（1936）。转录自《古钱大辞典·总论》第11（131）页：

辽自天赞至天庆，皆为隶书。西夏除梵书外，皆为真书。元德小样平钱有隶书者，恐非夏钱，待考（牛按：考古已经证明，隶书元德为夏钱）。西夏固有元德，皆真书，见小平、当二两种，绝罕。金钱除泰和当十、崇庆折三为篆书外，余皆真书。并刘豫阜昌大小三种，真篆相对，字体遒美，犹有徽宗遗风。

（六）彭信威：《中国货币史·西夏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增订本，第547～549页：

西夏的领袖，在唐末曾被中国政府封为夏国公，赐姓李；宋朝政府赐姓赵，仁宗时封为夏王，但元昊自称大夏皇帝，为中国西陲一个强国，随时有寇边的可能。中国要纳岁币二十五万。宋初川陕的币制，受他们的军事压力的影响不小。可惜关于他们的历史还没有好好地研究出来。

西夏的钱币，证诸实物，有一二十种，以币材分，有铜钱和铁钱；以文字分，则有西夏文和汉文。西夏文钱为从前的钱币学家所不识，说是什么屋驮钱。近代在凉州大云寺发现古碑，正面为西夏文，背面为汉文，有天祐民安五年1095年（牛按：应为1094年）的纪年，才知道是西夏文。西夏文已是一种死文字，除了碑文刻经和官印腰牌等外，钱币也算是重要的历史资料。现在所发现的五种西夏文钱，即毅宗的福圣钱【1053～1057年】，惠宗的大安钱【1074～1085年】，崇宗的贞观钱【1101～1114年】，仁宗的乾祐钱【1170～1194年】，桓宗的天庆钱【1194～1206年】。西夏文的钱多称宝钱，如天庆宝钱，但贞观钱似乎是元宝。有阔缘和狭缘两种，文字笔画较肥。

单从钱币上来看西夏文字，就可以看出他的发展过程来，福圣承道时的文字，笔画简朴，到了乾祐天庆年间，笔画就整齐有力了。

汉文钱有元德通宝和重宝【1119～1126年】、天盛元宝【1149～1170年】、乾祐元宝、天庆元宝（牛按：夏文此二钱未注起迄年代）、皇建元宝【1210～1211年】、光定元宝【1211～1223年】。只有天盛元宝比较多，其余都留传很少，特别是天德（牛按：为元德之误）、天庆等钱，大概当时铸得不多。

西夏有铁钱，所见有天盛和乾祐，而以乾祐比较多。

西夏钱的制作，一般都很精整，文字也规矩，看来他们的文化，要远超过契丹人。（七）蔡美彪等：《中国通史·西夏的经济和文化》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12、213页：

西夏起初没有自己的货币，贸易是通过实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货币。景宗元昊时开始铸钱。现在见到最早的钱是天授【1038～1049年】通宝（牛按：至今未见天授通宝钱出土，元昊是否开铸，尚难认定），此外还有大安【1075～1085年】、贞观【1101～1113年】、大德【1135～1139】年、乾祐【1170～1193年】和天庆【1194～1205年】等（牛按：此处所列大安等均为西夏文钱，但西夏文钱中无大德）。又有番汉字并列的天赐【天赐礼盛国庆 1069～1074年】和大安宝钱（牛按：此说源自向达先生的《斯坦因黑水获古纪略》一文，但至今未见任何番汉两体钱币）。

夏崇宗乾顺时开始铸造汉字钱，元德【1119～1126年】通宝（牛按：考古证明，最早的汉字钱为惠宗大安通宝，而非崇宗元德通宝）。仁宗以后，陆续铸造天盛【1149～1169年】、乾祐、天庆（牛按：此二钱未注起迄年代，原文如此）、皇建【1210～1211年】、光定【1211～1223年】元宝。一一五八年，仁宗仁孝正式建立铸钱的专门机构通济监，大量铸造天盛元宝钱。天盛钱传世较多，铸钱技术也超过辽钱。

（八）吴天墀：《西夏史稿·西夏的经济状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初版，1983年二版，第187～188页：

西夏由于铜、铁原料很缺乏，铸造货币不免受到限制。西夏钱币遗存到现在的，以毅宗谅祚时的“福圣宝钱”【夏字作“”】为最早。其余有“天祐宝钱”【夏字作“”；按谅祚有天祐垂圣年号，崇宗乾顺有天祐民安年号，当属谅祚或乾顺时所铸；仁宗仁孝有乾祐而无天祐，罗福成注为仁孝时铸，似有错误（牛按：罗福成，为罗福苌之误。西夏文钱中，有仁宗“乾祐宝钱”。而无毅宗或崇宗“天祐宝钱”）】。“大安宝钱”【夏字作“”，惠宗秉常时铸】。“元德通宝”【汉字书，乾顺时铸】。“天盛元宝”及“乾祐元宝”汉字书，各有铜，铁二品，并仁孝时铸。“天庆宝钱”【夏字作“”】及“天庆元宝”【汉字书，系桓宗纯祐时铸】。“皇建元宝”【汉字书，襄宗安全时铸】。“光定元宝”【汉字书，神宗遵顼时铸】等钱。过去的钱谱家曾分别著录【见洪遵《泉志》，倪模《钱略》，李佐贤《古泉汇》等书】。但文献上记载西夏正式设立通济监铸钱【《宋史·夏国传下》】是在公元一一五八年仁孝天盛十年。《西夏书事》卷三六说：“自茶山铁冶入于‘中国’，国中乏铁，常以青白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及金人据关右，置兰州等处榷场，若以‘中国’钱贸易，价辄倍增，商人苦之。仁孝乃立通济监，命监察御史梁惟忠掌之，铸天盛永【‘永’字疑作‘元’】宝钱，与金正隆元宝钱通用。金主禁之。仁孝再表请，乃许通行。”钱币的较大量铸造，说明西夏王国的后期时代，货币经济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所发展了。

（九）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西夏的货币与货币流通》，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6～258页：

西夏是党项族建立的国家，从元昊于1038年正式建国，号大夏，到公元1227年为蒙古军所灭，历时约二百年。在西夏境内，汉人主要从事农业，党项人及吐蕃、回鹘人等则主要从事畜牧。

西夏畜牧业在整个经济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主要牲畜为马、驼、牛、羊等，也是西夏对宋的主要输出品。宋朝缺乏战马，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出内库绢20万匹买马于府州、岢岚军；至和二年【1055年】，又以银10万两买马于秦州；以后，岁以为常【《宋史·兵志十二·马政》】。由于元昊向宋称臣，宋每年向西夏赏赐银、绢、茶等物【《宋史·仁宗纪三》庆历四年十月。《宋大诏令集》卷二三三《赐西夏诏》庆历四年十月庚寅，“今立誓以后……朝廷每年所赐绢一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进奉乾元节回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茶五千斤；进奉贺正回赐银五千两，绢五千匹，茶五千斤；每年中冬时服银五千两，绢五千匹；并赐臣生日礼物银器两千两，细衣著一千匹，衣著一千匹……俯阅来誓，一皆如约。”】

宋、夏经济交往频繁，官民们在官府设立的榷场进行贸易；就是在两国关系紧张，榷场停闭时，夏国边民也私行驱赶牛马或用境内所产的青白盐在边境博籴米谷。

在建国以前，夏国境内民间交易还多为物物交换或使用宋朝的钱币；建国以后，西夏本身也开始铸造钱币。传世的西夏钱币中，用西夏文的有夏景宗元昊时的天授钱【1038～1048年（牛按：此说误，西夏文钱币中没有“天授”钱）】，毅宗的福圣钱【1053～1056年】，惠宗的大安钱【1075～1085年】，崇宗的贞观钱【1101～1113年】，仁宗的乾祐钱【1170～1193年】，桓宗的天庆钱【1194～1205年等】；用汉文的有崇宗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1119～1126年】，仁宗的天盛元宝【1149～1169年】、乾祐元宝，桓宗的天庆元宝（牛按：原文此两钱未注起迄年代），襄宗的皇建元宝【1210～1211年】，神宗的光定元宝【1211～1221年】等钱。仁宗时，设立通济监专司铸钱事宜，【见《宋史·夏国下》】，所以传世的天盛钱及乾祐钱较为常见；这两种钱都有铜、铁钱，乾祐铁钱更比较多。

西夏虽然一直铸造钱币，可是境内流通的钱币仍以宋钱为主，这一状况从考古发掘材料也可获知。如1953年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那林镇西夏遗址，搜集到一批铜钱共四十余种，皆为宋钱，西夏钱只发现有乾祐元宝铁钱；另据云，该地在建国前还曾发现一大窖铁钱，重约一万二千斤，皆为宋天圣铁钱及西夏乾祐铁钱【《文物工作报导》，《考古通讯》1954年第2期】。又如，1972年对宁夏银川西的贺兰山东麓西夏神宗李遵顼陵墓的发掘中，出土的钱币绝大部分都是宋钱，包括北宋太宗到徽宗各朝的钱币及少量五铢钱、开元通宝钱，而西夏钱币则只有一枚光定元宝【《西夏八号陵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

总括看来，到西夏后期，货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如甘肃武威曾发现一件天庆年间的西夏文“会款票”，来会者计10人，每人出钱或50钱、或100钱、或150钱，共计950钱【王静如：《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考释》，《考古》1974年第3期；黄振华：《读者来信》1974年第6期】。这是民间合会性质的互助组织，反映着货币关系已经发展到民间借贷中了。

可是一般民间借贷占统治优势的，大概仍是实物关系。《敦煌资料》一书载有天庆年间的西夏典麦契十五件，如典“袄子裘一领”、或“马毯一条”、或“皮毯一领”（牛按：“皮毯”应为“皮裘”之误）等，全都是以麦计本利，如言“本利大麦九斗一升”等【《敦煌资料》第一辑（五）契约文书·附录，中华书局，1961年】。

（十）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史纲要·西夏钱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8、69页：

西夏1038～1227年是以羌族中分支党项族为主体，联合回鹘、吐蕃、蒙古及西北地区各民族，在西北甘肃、宁夏、陕北地区崛起的一个强国，由党项族八部中最强的拓跋氏后改姓李氏建立了西夏王朝。它对北宋的川陕各地经常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宋王朝年年向西夏王朝以“岁赐”方式进贡，从而影响了川陕地区的货币流通状况极不稳定。在西夏建国期间，除了长期大量使用宋钱外，还自铸多种西夏钱币。据现有资料，已肯定的有十五种，还有八种有待研究考证。西夏钱币也有铜钱和铁钱，形制仿唐初开元，制作精美，文字清秀，铸工很好，无一般钱币铸造之弊，规格统一，轻重、厚薄、外圆、内方大体一致。这说明西夏的经济、文化及冶铸工艺水平都比较高，反映西夏的商品货币经济相当发达，手工艺品也很精美。钱币文字有西夏文和汉文两种，西夏文的钱文，方整有规矩，笔画多，好像叠床架屋形状。洪遵《泉志》说这种钱的钱文字迹不好辨认，大抵类吐蕃“屋驮钱”，后世因此又把这种西夏文钱别名“屋驮钱”。但是，这种解释及名称，都不妥当。已知的西夏钱币计有西夏文钱六种（牛按：六种中包括已被否定的折二“大安宝钱”，正确的说法应为五种），汉文钱九种。在1979年宁夏盐池出土的大批西夏钱币，已经对此证实。这些钱币，同碑文、官印、腰牌等文物一样，都是今天探索西夏文化和政治经济状况的重要历史资料。【参见《宋史·夏国传》，吴天墀《西夏史稿》，彭信威《中国货币史》，李佐贤《古泉汇》，洪遵《泉志》，倪模《钱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