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究竟铸造过多少种钱币,这是研究西夏钱币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问题。先贤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如果要图省事,现成的答案是有的: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吴天墀《西夏史稿》,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千家驹、郭彦岗《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再版时改为《中国货币史纲要》)等,这些研究历代货币经济和钱币的权威著作,都或多或少写到了西夏钱币。先辈们的研究成果,我们不能不给以格外的重视。但是,我们又不能不问,这些著作说有这种钱币有那种钱币的根据又是什么?是不是把所有的西夏钱币都写进去了?为什么有的书上有“天授”“大德”等钱,有的书上却没有呢?这些问题,在这些权威著作中都找不到答案。彭信威先生是当代研究货币史和钱币学的泰斗,在其传世之作、洋洋70万言的《中国货币史》中,涉及西夏钱币的则不足千字。这说明有关西夏钱币的许多问题,尚待我们去发掘、去研究。如何去研究,我觉得只有溯其源、导其流,打破砂锅问到底,再结合考古发现的资料(这是一个前人所不具备的优势),或许能梳理清楚西夏钱币的脉络,大体搞清楚西夏钱币的品种。
如何溯其源,导其流,当然首先想到的是正史。历代铸造钱币情况,正史《食货志》多有记述。《宋史·夏国传》也载有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孝在天盛十年(1158年)“始立通济监铸钱”的事,也就是说西夏设置钱监,铸造了“天盛”钱。这是正史中有关西夏铸钱仅有的一条史料。清代吴广成《西夏书事》,民国戴锡章《西夏记》,都沿袭了这一说法,而无另外的品种。难道西夏就铸过“天盛”一种钱币吗?考古材料说明远非如此。与此同时,我不能不将注意力转移到考古界所不太了解的钱谱上来。
钱谱是专门著录和研究钱币的著作。如前述,现知我国最早的钱谱是南朝的《顾氏钱谱》。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产生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的洪遵《泉志》。这不仅因为它是现存最早的钱谱,更主要的是《泉志》产生的时期,正是西夏封建文化最为繁荣的仁宗时期。要找西夏钱币的源头,只能从这里开始。记得是在北京柏林寺原北京图书馆古籍部看到这本书的,当时还没有复印机,只能抄录了有关部分。《泉志》对辽钱记述颇详,而涉及西夏钱的只有一枚,就是包括彭信威、千家驹都认为是西夏钱的“梵字钱”。当时觉得查《泉志》收获不大,有点遗憾。后来逐渐意识到这不是什么遗憾,是个很大的收获:以后的研究表明,洪遵并不是将“梵字钱”作为西夏钱来著录的。(www.xing528.com)
元明两代的钱谱当然不能不注意到。似乎这两代传下来的钱谱著作不多,后来看到的明代胡我琨《钱通》,李世熊《钱神志》,或是沿袭《泉志》说法,或是所记极为简略,都未涉及西夏钱币。令人感叹的是,西夏钱币在钱谱中得到著录,是在西夏灭亡已500多年之后的清乾隆时期。乾隆《钦定钱录》明文著录了西夏钱“天盛元宝”,这是钱谱中明文著录的第一枚西夏钱币,尽管它延袭了《宋史》的说法,却是钱谱中西夏钱“零的突破”,在西夏钱币研究史上还是有意义的。
《钦定钱录》著录“天盛元宝”,是钱谱著录西夏钱币西夏钱币的前奏,还算不上真正的源头。在清代乾嘉学派考据之风的影响下,人们重视包括钱币在内的金石文物的收藏和研究,据有关资料,从乾嘉时期到清末民国,钱币学论著的刊本和抄本竟有百种之多,其中部分钱谱著录了西夏钱币。经过数年的查找收集,择其重要者按刊出时间先后排出,终于发现刊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的初尚龄《吉金所见录》,是系统著录西夏钱币最早的钱谱,应该说人们对西夏钱币的研究,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该书卷十三记著述了清代金石学家刘青园在1805年发现凉州(今甘肃武威)西夏窖藏钱币的情况:“土人拙地,得古钱数瓮,其中开元最多,北宋、辽钱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还有被称为“梵字钱”的西夏文钱,并将这些钱逐一著录,使西夏钱币在钱谱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为后人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其后所出重要钱谱,诸如《钱志新编》《古今钱略》《古泉汇》等,都相沿著录,或稍有损益。刘青园的发现和初尚龄的记述,在西夏钱币研究上是有重大价值的,应该大书特书。西夏钱币的源头就在这里。
西夏钱币源头的探索和对西钱币的梳理,经历了一个收集资料,整理排比,理解消化的过程。一旦问题解决后,还真有点“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在此基础上,再看到有关的资料,似乎就好理解多了。我们所以能梳理出西夏钱币的脉络,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综合考察的结果。源头清楚了,顺流而下,它的流向也就明白了。这时,我们对先贤们的论著和古钱谱的著述,不仅不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而且还可以评头论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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