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窖藏古钱理化测定报告+西夏钱币研究结果

第四节　贺兰山窖藏古钱理化测定报告

1979年和1980年，相继在宁夏贺兰山大风沟和榆树台发现窖藏钱币。这两座窖藏，出土了两汉、新莽、西魏、唐、五代十国后晋、后汉、后周、前蜀、南唐、两宋、辽、金和西夏等15个朝代的120种钱币。为了对窖藏中历代钱币的铸造工艺进行比较，寻找西夏钱币在铸造工艺上与其他朝代的差异，笔者于1983年特请宁夏机械研究所、宁夏长城机床铸造厂，对部分钱币抽样进行了化学成分测定和金相组织测定。兹将测定报告发表如下。

表9-3　宁夏长城机床铸造厂理化室古钱化学成分测定报告

续表

表9-4　宁夏机械研究所扫描电镜古钱化学成分测定报告

表9-5　长城机床铸造厂理化室古钱币金相分析报告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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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原附金相组织照片，限于篇幅，予以割爱。如需参考，请查阅拙著《西夏钱币论集》第233～243页。

这批测定的钱币共有40枚。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包含了从汉代到西夏各个朝代的钱币。因为每种只选一枚测定，所以数据不免带有偶然性。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在金相组织测定，特别是化学成分定性定量的数字中，可以看到我国各代钱币铸造工艺的内在联系，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一，从汉代历经唐宋到西夏，在钱币的金属构成和铸造工艺上没有显著的变化。如表9-3所示，铜含量的百分比，一般在63%～72%之间，最低的“治平元宝”是61.73%（序号22）；最高的“货泉”是82.62%（序号2）。比重一般在8.400至8.800之间，个别的低到8.126（序号27，元祐通宝），最高的是9.091（序号1，西汉五铢）。

宁夏机械研究所的扫描电镜数字，因其得自钱币本身针尖大的一点上，加之金属构成不够匀称，偶然性更大。如报告（表9-4）中，钱币锡含量有的高达14.40%，有的少到0.07%；铅含量有的多到20.35%，有的少到1.00%，这显然是既不合理，也不可能的。这些数字证明，以点代面取得的数字，其结果是不理想的。

第二，这次测定的钱币，北宋31枚，占总数的3/4。总观其金属成分，大体稳定，没有奇高或奇低的。如铜的含量，当十“崇宁重宝”最高，达到73.56%（序号32）；“治平元宝”和折二“元丰通宝”最低，都是61.73%（序号22、26）；一般都在63%～66%之间。这与我们选样一般都选较好的（不是最好的，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有损测定）、是出自官铸的有关。但直到宋代末年的钱币，如宋徽宗的“政和”钱，“宣和”钱，其铜的百分比也没有明显下降，证明有宋一代，钱币质量大体是稳定的。当然，蔡京在陕西发行的“夹锡钱”另当别论。

第三，西夏钱币在金相组织（表9-5）和化学成分上，与中原王朝的钱币并无明显不同。笔者曾请著名冶金学家凌业勤总工程师进行鉴定。他认为，西夏“钱币肉厚均匀，外郭及字迹清晰，与中原宋代货币无异”。

西夏“天盛”“皇建”“光定”三钱，如表9-3所示，含铜量分别为72.76%、76.45%、73.37%（序号38、39、40）成色比宋钱高，与唐钱接近。唐“开元”钱为72.77%，“乾元”钱为71.65%（序号3、4）。

在这三个窖藏钱币中，唐“开元”钱的数量很大。《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西夏钱成色较高，与唐接近，可能与唐代的影响有关。

在测定工作中，宁夏机械研究所田晓村、朱名森同志和长城机床铸造厂凌业勤总工程师、徐邦升、刘玉久同志，都出力良多，谨致谢意。

【注释】

[1]（明）胡汝砺撰，管律重修，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

[2]牛达生、许成：《贺兰山文物古迹考察与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3]（元）脱脱等：《宋史·夏国传》卷四八五，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4]（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一〇，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22页；宁夏博物馆：《宁夏石嘴山市西夏城址试掘》，《考古》1981年第1期。

[5]（明）胡汝砺：《弘治宁夏新志》卷六。又：宁夏博物馆在银川“西夏陵”的发掘中发现：在陵园建筑废墟中有火烧痕迹；每座碑刻被砸成数百千数块的残片；墓室也从地表挖到墓底等。这显然是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的破坏行动的结果。笔者认为，这可能是灭亡西夏的蒙古军队干的。西夏文物典章制度的残缺，显然是蒙古军队肆无忌惮地破坏造成的恶果。

[6]（元）脱脱等：《宋史·夏国传》卷四八六，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