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珍惜出土资料，写好优质文章

第五节　珍惜出土资料　写出好的文章

本文发表时，“钱币研究编辑部”加了编者按：牛达生先生的这封来信，既对推动西夏钱币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又对今后钱币爱好者撰写钱币出土发现文章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故全文刊发。（见“钱币研究编辑部”编《钱币研究（二○一三）》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第112页。）

《西部金融·钱币研究》编辑部：

近来，笔者正在编著《西夏钱币研究》一书。当在《西部金融·2008钱币研究增刊》看到《对隆德县西夏钱币存储情况的调查》一文时，十分高兴，但认真、仔细的拜读后，却令人有些茫然。

我们知道，钱币的考古发现和出土，是钱币研究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任何朝代的出土钱币，从横的方面看，是研究这个朝代社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纵的方面看，又是我国钱币学、货币发展史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前社会风气不好，很多窖藏钱币被哄抢，难得看到一个完整窖藏发现的报道。正因为如此，当看到这篇有关宁夏隆德县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的文章时，着实令人兴奋。文中写道：该县职业中学新修教学大楼挖地基时，发现这一窖藏，出土文物很多，据称与宋夏“好水川之战有关”；其中有“铜钱二三百公斤，铁钱几十公斤”。想来下文一定有详尽的出土钱币介绍和根据出土钱币做出的初步研究。然而继续往下看时，却令人失望。我着急地要知道大楼窖藏究竟出土了什么钱币时，却一无所获。

通篇四个小标题，除第一段说“挖掘出的钱币中，北宋钱占98%，另有少量的西夏钱”这句话还合题外。我们无论如何找不到、看不明白在这个窖藏中究竟出土了什么宋代钱币，什么西夏钱币。我们知道定“大德通宝”为西夏钱，主要是依据是传世品。改革开放以来，出土了不少西夏窖藏钱币，包括笔者经手的三批贺兰山窖藏；贵刊2011年增刊“宁夏同心罕见大型西夏钱币窖藏”，出土钱币达数吨之多，这是从来没有的。其中西夏钱币品种之多，学术界公认的西夏文钱只有福圣、大安、贞观、乾祐、天庆五种宝钱，这里都有；汉文钱从元德通宝到光定元宝都有；这是前未所有的重大发现。但是包括这次在内的前前后后的出土资料，就是不见“大德通宝”，这使我们怀疑西夏究竟有无大德钱。隆德出土钱币文中提到的“大德通宝”，如果是这里出土的，可就是了不起的大发现。但是从文字的表述上看，我们不能确认这一点。文中大谈特谈西夏钱币的种类、西夏钱币的分析等，这些内容当然不是不能谈，但人们要的是究竟窖藏中出土了什么钱币，这才是真正有用的。

另外，此文标题为《对隆德县西夏钱币存偖情况的调查》，顾名思义，应是对该县各次出土西夏钱币的调查情况。我们从文中看到该县1986年建商业大楼时出土了不少北宋钱，还有金正隆钱和几枚西夏钱，虽然不够详尽，还是给我们提供了重要信息。但是临近隆德的西吉，出土钱币上至战国贝币，下及清代钱币，以及革命根据地钱币、外国钱币，还有吉语钱、花钱等，无奇不有，藏品达到20万枚，建成西吉县钱币博物馆，被学界誉为“华夏钱币收藏第一县”。据悉，隆德的出土钱币也不少，难道只有这两处吗？如果就文中提到的两处而言，称之为“调查”怕是很不够的。

还有，既然是写西夏钱币的文章，钱币的定名是不应该出错的。文中“民间藏品”两枚西夏文钱，定为福圣宝钱（前者），大安宝钱（后者）是错误的。正确的名称，前者是大安宝钱，后者是比较少见的贞观宝钱，但它被倒置了。

我很希望作者再重新写一篇，一是把窖藏形制、钱币放置情况，特别是究竟有些什么钱币，宋钱、西夏钱，还有其他钱等等，统统如实地写出来。这要比空泛地谈一些西夏钱币的常识，要有价值得多。还有仔细找找县里的出土钱币资料，可能会有新的发现。当然，文中提到窖藏中出土了“枪、剑”等物，也很重要。这批钱币和武器等文物重大价值，就在于它是著名的宋夏“好水川之战”的物证。从这里我们得知宋军、还有宋代百姓花什么钱，是如何消费的。我们研究钱币除钱币本身外，更应该看到窖藏钱币背后所隐藏的信息，从而获得文献上所得不到的资料。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一个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究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应该珍惜有运气能碰上这样的出土资料。应该多动脑筋，认真整理，写出像样的文章。我的看法不一定对，谨供编辑部和作者参考。

宁夏考古所　牛达生

2012年12月20日

【注释】

[1]（清）梁份著，赵盛世等校注：《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84～285页。

[2]在《西夏地形图》中，在“韦州”之西，“萧关”之东（宋萧关在今海原高崖乡），标有“大青山”“小青山”之名。青山堡子之名，可能与此有关。《西夏地形图》见（清）张鉴撰，龚世俊等校点：《西夏记事本末》插页，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29、178页。

[4]（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〇，中华书局，第1099页。

[5]（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中华书局，第3129页。

[6]（元）脱脱等：《宋史·何常传》，影印本《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432页。

[7]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3～364页。

[8]王天顺主编：《西夏地理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113页。

[9]史金波：《西夏汉文本〈杂字〉初探》，《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国民族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一一章，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4页。

[10]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9、373页。据《西夏律令》载，西夏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沿用了唐宋的府、州（郡）、军、县制度，将西夏的行政建制分为上等、次等、中等、下等、末等及等外六级，一些州城堡寨列入不同等级中。如西夏都城中兴府、西凉府等地列入次等司，与御使、三司同级；将鸣沙军、五原县等地列入中等司，与审判司、群牧司、农田司同级；将怀远县、临河县、灵武郡等地列入下等司，与行宫司、择人司同级；将绥远寨、须弥寨（西鸣寨）、安远堡等地列入末等司，与刻字司、铁工院同级。在不同等级的机构中，根据实际需要，委派不同级别和数量的官员，如中等司委派的官员有：正、承旨、都案、案头、城主、副、通判、城守、大人、刺使、同判、习判、安抚、行主等。

[11]（明）宋濂：《元史·地理志》卷六〇：“鸣沙州：隋置环州立鸣沙县，唐革州以县隶灵州，宋没于夏国，仍旧名。”影印本《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7405页。

[12]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〇，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368～369、373页。(www.xing528.com)

[13]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七，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34页。在西夏的产业中，粬的生产、销售和粮食一样占有重要地位，在京师、都督府、灵武郡等重要州城，或设有“踏粬库”，或设有“卖粬库”“卖粬税院”等，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

[14]（元）脱脱：《宋史·刘昌祚传》卷三四九：元丰四年，“昌祚出葫芦川，次磨济隘。夏众十万扼险，不可前。昌祚挟两盾先登，夏人小却。师乘之斩首千七百级，进次鸣沙川，取其窖粟，遂薄灵州城。”影印本《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第6419页。（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二五，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

[15]黄振华：《评苏联近三十年的西夏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16]（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一，中华书局，第7739页。

[17]（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一，中华书局，第7742页。

[18]（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六八，中华书局，第11175页。

[19]（宋）李涛：《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〇，中华书局，第11228页。

[20] 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一三“宋伪品·西夏·西夏梵字钱”：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发现钱币窖藏，内“开元最多、北宋、辽及西夏元德、天盛、乾祐、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亦复不少，而此种梵字钱亦有数品”。据此，该书第一次系统地著录了西夏钱币。笔者认为这是一处非常重要的西夏钱窖藏。

[21]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西夏铁钱的发现及分布特点》。

[22]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

[23]吴峰云、任永训：《盐池发现西夏官印和西夏钱币》，《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

[24]见本书第五章《西夏货币经济研究》。

[25]陈炳应：《西夏钱币述论》，《甘肃金融·钱币专辑增二》，1987年。

[26]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本文撰写较早，如表1-1所示，2011年在宁夏同心发现了更大的钱币窖藏，但文物部门难以更多干预，钱币多流散民间，散失了窖藏相关的信息，十分可惜。

[27]卫月望：《四朝钱补》，《内蒙古金融·钱币增刊》1985年。

[28]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元德通宝”论考》。

[29]（明）胡汝砺撰，陈明猷校勘：《嘉靖宁夏新志》卷六：蒙古灭亡西夏时，西夏人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39页。

[30]见本书第五章《西夏货币经济研究》。

[31]《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文称，“唐钱四种88式，计18355枚”，这个数字漏计字迹模糊不清的会昌“开元”30枚。

[32]见本书第五章《西夏货币经济研究》。

[33]在宁夏贺兰山、盐池，内蒙古鄂托克旗，陕西定边，甘肃武威等地，都有西夏窖藏钱币发现。就其内含，无论品种、数量，北宋钱币都占绝对多数，证明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北宋货币。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西夏境内主要流通北宋货币》。

[34]刘喜海：《嘉荫移泉说》：“高丽国泉，篆书则有东国、海东诸品，正书则有三韩、朝鲜诸品，皆精好，不易得”。高焕文：《癖泉臆说》：“高丽泉有东国、海东、三韩等品……而三韩钱最少”。物以稀为贵，三韩钱今天少，过去也少。

[3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东夷传》卷一一五，中华书局，1965年，第2818页。

[36]（元）脱脱等《宋史·高丽传》，“颙”作“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