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

第二节　一座重要的西夏钱币窖藏——内蒙古乌审旗陶利窖藏

据《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载文报道：1987年2月，在内蒙古乌审旗陶利乡西沙湾，被狂风吹出一座古铜钱窖藏，被居住在附近的蒙古族牧民朝勒盖发现。经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和乌审旗文物保管所派人查证，窖藏为一圆形土坑，底部铺有粟糠，共出土古铜钱605公斤，保存良好。除175公斤被走私贩子套购外，其余430公斤全部征集回收。

经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认真进行分类整理，这批回收钱币总计115707枚，除662枚残损外，钱体完整、字迹清晰的达115045枚。其中包括秦汉、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等十几个朝代的77种钱币，共分为402式，并以《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为题，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近年来，西夏钱币窖藏发现较多，但能认真分类清理并详加报道的不多，以致影响了对它的利用和研究。与此相比，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认真分类排比，及时给以报道，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正是由于这一报道，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一座非常重要的西夏铜钱窖藏。下面就这座窖藏的价值谈几点认识。

第一，是现知出土钱币数量最大的铜钱窖藏。

西夏钱币窖藏，早在清嘉庆年间就有发现^[20]。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在西夏故地的宁夏、甘肃、陕西、内蒙古等地，窖藏发现得更多。窖藏因其所藏钱币质地的不同，分为铜钱窖藏和铁钱窖藏。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近十年来发现的铜钱窖藏有：宁夏盐池八岔梁和萌城窖藏，灵武台子乡窖藏，贺兰山榆树台、大风沟、滚钟口窖藏（分属石嘴山、平罗、银川三地）；甘肃武威窖藏（有数处）；陕西定边堆子梁窖藏；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二道川窖藏等。铁钱窖藏则集中在内蒙古河套地区，有临河高油房窖藏、达拉特旗盐店乡窖藏和包头阿都赖窖藏等。大量古钱币的出土，为研究西夏钱币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研究，西夏铁钱窖藏钱币品种比较单一，但绝对数量很大，如盐店乡窖藏出土铁钱1048公斤，27万多枚，临河高油房窖藏高达数千公斤^[21]。反之，铜钱窖藏钱币品种则比较丰富，但绝对数量较少，一般只有数十公斤，超过百公斤的很少。陶利窖藏出土605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数量最多的西夏铜钱窖藏。

第二，是现知出土钱币品种最多的铜钱窖藏。

就已发现的铜钱窖藏，大都出土两汉、新莽、隋、唐、五代晋、汉、周、十国前蜀、南唐、两宋、辽、西夏、金等十几个朝代的120多种钱币，每个窖藏又互有增损，有的有此，有的缺彼，不太一致。陶利窖藏不仅出土了上述朝代的钱币，而且又有新的突破：有些是朝代的突破，如秦“半两”，北魏“永安五铢”，北齐“常平五铢”，北周“布泉”“五行大布”，南汉“乾亨重宝”等，这些朝代的钱币，为别的窖藏所无。有些是品种的突破，如前蜀“通正元宝”“咸康元宝”，南唐“乾封泉宝”等，这些品种，为别的窖藏所无。这些钱币，在其他朝代的窖藏、墓葬、遗址中也比较少见，多为珍稀品种，对研究相关朝代的钱币及其流布状况也有一定的价值。这些钱币，在西夏窖藏钱币的考古中，都是第一次发现，极大地丰富了西夏窖藏钱币的内涵，对研究西夏货币经济有一定的意义。

第三，是出土西夏铜钱数量最多的窖藏。

在陶利窖藏中，出土西夏文“大安宝钱”20枚，“福圣宝钱”7枚，汉文“天盛元宝”2075枚。这些数字，都是前所未有的。而过去，1984年发现的贺兰山滚钟口窖藏，出土“大安宝钱”5枚，“天盛元宝”292枚^[22]，1985年发现的盐池萌城窖藏，出土“福圣宝钱”2枚^[23]，都算是最多的了。以西夏钱币占窖藏总数的百分比来说，经过精确计量的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窖藏，皆未超过1.3%^[24]，而陶利窖藏，总计5种2112枚，经笔者计算，占到1.8%，也是新的突破。

目前，西夏钱币是否是流通货币，学术界尚有不同看法。如有的同志认为：西夏在设“通济监”（天盛十年，1158年）以后铸造的“天盛”“乾祐”等钱，“是为了流通贸易之用”；而在设监之前铸造的“大安通宝”“元德重宝”等钱，“数量极少”，“极为罕见”，“是作为独立政权的象征和统治阶级中赏赐、祭祀用的”，不是“通货”^[25]。

需要说明，这种看法，笔者是不敢苟同的。首先，据现有出土资料，以铜钱论，天盛以后铸造的钱币，除“天盛元宝”“光定元宝”较多外，其他诸如西夏文“乾祐宝钱”“天庆宝钱”，远比“大安宝钱”为少，就是汉文“乾祐元宝”“天庆元宝”也不多。这又当如何解释？其次，北朝、五代十国钱币中的部分品种，如陶利窖藏出土的“布泉”“五行大布”“通正元宝”“乾亨重宝”等，传世和出土数量都很有限，至今被泉家所珍视；与西夏同时的宋、辽、金都有些少见的品种；少则少矣，能因其少而说这些钱币只是纪念品不是通行货币吗？我看不能。现在所见每种钱币的多少，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如本身铸造量的多少，较晚的朝代对其回收销熔的多少，今天考古发现的多少等。如西夏文“大安宝钱”，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凉州窖藏有所谓“西夏梵字钱”，实为“大安宝钱”外，尚未有正式的出土记录，人们所见皆为传世品，数量很少，视为珍奇。到了80年代，不仅西夏窖藏中屡有出土，远在甘肃和东北的宋、辽、金窖藏中也屡有发现^[26]，而“天盛元宝”更为多见。这些事实说明，其他朝代的钱币，可以流入西夏，西夏的钱币，通过商品贸易，也同样流入其他地区。这是因为方孔小平钱，不论是哪个朝代的，大体上是等值的，在商品交易中，人们并不关心钱币是哪个朝代的，上面是什么文字，当然不会把西夏钱币挑出不用，况且西夏钱币的质量，一般说来是好的。铸造出来的钱币，总是要走向社会，进入流通领域的，怎么能说不是“通货”呢？陶利窖藏这几种西夏钱的数字，是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的。

第四，是首次明文报道出土隶书“元德通宝”的窖藏。

陶利窖藏出土隶书小平钱“元德通宝”3枚，因其是明文报道首次出土而引人注目。它的价值，不仅因其极为少见而弥足珍贵，而且为最后认定隶书“元德”是西夏钱而不是安南钱，提供了直接的证据。(www.xing528.com)

据《吉金所见录》著录，在清嘉庆年间凉州出土钱币中，有“元德通宝”真书、隶书小平钱各一品，说它是西夏钱应是没有问题的。大概是因为这种钱太少了，从嘉庆初到民国的近百年中，竟再无出土消息，加之它具有安南钱宽边肉薄的特点，就有人提出隶书“元德”是安南钱的问题。1925年，著名泉家方若先生在《古货杂咏》中对此论加以驳斥，在谈及“元德”钱时，说“且疑隶书一种为安南钱，则更拘泥矣”。1935年，丁福保重编《泉苑菁华·古泉丛话合刻》（简称刘戴合刻），将此钱列入“西夏”。然而，丁氏在1940年出版的《历代古钱图说》，竟改变陈说，列入“安南”钱中，造成很大影响。近几年来，有人仍持“安南”钱说，所据就是丁说^[27]。

隶书“元德”究竟是什么钱，是笔者关心的问题之一。1988年7月，在宁夏钱币学会成立大会上，笔者著文《隶书“元德”是西夏钱辨》，对此做了肯定的答复^[28]。文中涉及两品新发现的“元德”钱；一品是甘肃翁某赠我的，一品是甘肃贾海生文章中的。根据翁、贾二君来信所提供的情况，虽说这两品钱他们都是购自货郎担，但可以认定是流散在社会上的新出土品，并且是出自与西夏有关的宁夏海原、隆德一带。虽然我深信自己推论的正确，但终因没有正式出土记录而令人遗憾。不得不在文章中说，“期待着新的出土品和新的材料的发现”，以便证实我的“看法”。

陶利窖藏的报道，太令人兴奋了！想不到竟是3枚隶书“元德”。要感谢内蒙古的同志，及时惠赠大刊，在其他十几处西夏钱币窖藏中，从未发现过一枚安南钱；在陶利窖藏的11万枚钱币中，也没有一枚安南钱；谁还能说陶利窖藏的“元德”钱是安南钱呢！这场争论可以结束了，隶书“元德”是西夏钱。

第五，是唯一没有出土“光定元宝”的铜钱窖藏。

在陶利窖藏出土的西夏钱币中，既没有“天庆”“皇建”，更没有“光定”。而“乾祐”钱也只有1枚铜钱和5枚铁钱，是窖藏中最晚的钱币。这个情况，与其他铜钱窖藏相比，是不寻常的。

如第一章表1-1所示，在所发现的铜钱窖藏中，西夏钱币除“天盛”“乾祐”外，还有“天庆”“皇建”“光定”诸品。“乾祐”“天庆”“皇建”不是每座窖藏都有，而“光定”则是每座窖藏所必有的（“天盛”也是每处必有），数量也较大。“光定”（1211～1223）是西夏神宗李遵顼的年号，它的最后一年距西夏在1227年被蒙古灭亡，仅有5年的时间。“光定”钱是西夏最后一种钱币，也是每座窖藏中最晚的钱币。联系到成吉思汗灭亡西夏战争的残酷性^[29]，联系到窖藏的位置多在深山峡谷、荒郊野外，“光定”钱对我们认识钱币入窖的社会背景就有重要意义。也就是说，这些出土“光定”钱的窖藏，可以解释为都是逃避战争灾难的西夏难民埋藏的。这些钱币的主人，因故未能回来将窖藏钱币取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性。再进一步看，这些窖藏钱币在未被埋藏之前，不正是西夏社会流通的普通货币吗！详细研究每座窖藏的内涵，认真进行计量分析，对我们认识西夏社会经济状况具有重大的价值。西夏社会经济是西夏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笔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初步尝试^[30]。

前面谈到陶利窖藏没有出土“光定”，最晚的钱币是“乾祐”，说明窖藏是在“乾祐”以后埋藏的。“乾祐”是西夏仁宗李仁孝的第4个年号，时间是1170～1193年。这时，成吉思汗尚未成为蒙古大汗，蒙古各部族尚未统一起来，更未与西夏发生战争，当然，陶利窖藏不会与蒙古灭夏战争有关。那么，这批钱币是在什么社会背景下入藏的呢？由于文献资料的短缺，这个问题很难具体回答。一般说来，财主们的金银财宝总是埋藏在深宅大院，而埋藏在荒郊野外，多与危及人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社会动乱有关。仁宗李仁孝统治长达54年（1140～1193），是西夏封建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虽然也发生过社会动乱，但规模不大，时间很短，总的说来社会是比较安定的。特别是“乾祐”的24年中，西夏先后在1178年、1190年和1191年，侵扰过金的沿边州县，如麟州、鄜州、坊州、岚州、石州等地，这些在境外的战争，当然不会引起西夏境内的社会不安。陶利窖藏的发现，是否向我们暗示：在西夏的封建盛世，特别是在“乾祐”年以后不久，在西夏境内曾经发生过失于记载的严重社会动乱。

第六，唐钱和北宋钱在窖藏中占有重要地位。

和其他西夏铜钱窖藏一样，唐钱和北宋钱在陶利窖藏中占有重要地位。

笔者根据报道数字统计，在北宋以前的37种、20151枚钱币中，有唐代以前的12种，计1311枚，五代十国的11种，计455枚，而唐代的4种，竟多达18385枚^[31]，占北宋以前总数的91%。为什么唐代钱币会有如此高的比例，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西夏的疆土，皆为唐朝旧地，此时自然流通唐钱；对西夏来说，唐以前已是时代久远，加之西北地区经济不够发达，故唐以前钱币较少；五代时，诸国纷争，铸钱也少；反之，唐代立国近三个世纪，铸钱最多，流布最广，并为后世所用。《宋史·食货志》载：“盖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其别铸者殊鲜。”西夏窖藏中唐钱多，五代钱绝少，正是《宋史》记载的真实反映。

在陶利窖藏中，北宋钱币占有突出的地位。看来，这一问题报道者也是注意到了。文中称，北宋钱“共33种，2143式，92651枚，居窖藏首位，占总枚数的81%”。在笔者经手的贺兰山大风沟、榆树台、滚钟口三处窑藏中，北宋钱分别占三处窖藏总数的85%、88%、86%。笔者据此得出“西夏虽然自己铸造货币，但在其建国前后，直到被蒙古所灭的200多年中，在西夏境内主要流通的不是西夏货币，而是北宋货币”^[32]的重要结论。陶利窑藏的数字，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乌审旗在西夏时属夏州地。夏州治所即今陕北横山县白城子，地处无定河上游。夏州是十六国赫连夏的国都统万城的所在，又是西夏王朝的发祥地，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夏时期在这里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诸如西夏奠基人李继迁据此抗衡宋朝，多次发生战争；宋朝为扼制李继迁势力的发展，于994年将此城毁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与宋朝友好相处，1007年在此设立“迎辉馆舍”，专门接待宋朝使者；1140年，夏州统领萧合达叛乱，兵锋曾达贺兰山下；等等。陶利窖藏的发现，不仅对研究西夏钱币和社会经济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夏州，以至西夏的历史，也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