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心发现罕见大型西夏钱币窖藏及其意义

二、西夏对钱的品种

西夏钱币属少数民族钱币，有汉文和西夏文两种。就以汉文钱而言，尽管有篆隶真行诸体，但品种不多，数量更少，而这屈指可数的几种钱、几枚钱，又分属各有关部门或个人收藏，只能根据发表的资料和钱拓进行选配。如果按“高标准”选配西夏对钱，其结果就无西夏对钱可言。而放宽条件，以“低标准”进行选配，选出3种3对，它们或多或少体现了一点“对称美”。这样的实践，丰富了西夏钱币的内涵，加深了对西夏钱币的认识。

另外，同一年号的汉文钱和西夏文钱能否配成“对钱”？鉴于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字，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两种书体，笔者很难回答。文中权将其配上作为附录，以供同好鉴赏和研究。

（一）“元德通宝”隶真对钱

“元德通宝”，铸造于崇宗乾顺元德年间，清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著录隶真各一品，是嘉庆年间刘青园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窖藏发现的西夏钱币之一。此后170多年，未见出土消息，直至20世纪80年代，始见出土报道。

隶书“元德”，20世纪80年代初，宁夏隆德有出土品传世^[32]。1987年，内蒙古乌审旗陶利西夏铜钱窖藏出土3枚，十分难得。该钱径长23.6毫米，厚1.1毫米，重3.2克；“通宝”二字，隶兼八分，犹存唐风^[33]。此后，宁夏盐池、同心，远至浙江宁波也有出土和发现，其形制与陶利品全同，总计不下10枚。

真书“元德”，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载有一品，下有戴葆庭（鉴定）印章，据图径23.8毫米，穿6.5毫米，大样广穿，品相端好。山西省博物馆藏有一仿品，据图径22毫米，穿5毫米，小样狭穿，与《历代古钱图说》所载不类，当属另一版别。1990年，内蒙古伊克昭盟出土一品，径22.1毫米，穿0.45毫米，重3.95克，“生坑绿锈”，为至今仅见之出土品^[34]，与山西所藏为同一版别。21世纪以来，甘肃武威、宁夏青铜峡、同心等地又有出土。

据报道，2011年6月，同心发现罕见大型西夏钱币窖藏，出土西夏钱币多种，其中也有；隶书“元德通宝”。该钱制作精美，大小与真书元德较为接近，唯边郭宽窄不一，权作一对（图7-1）。

图7-1　元德通宝隶、真对钱

（二）“乾祐元宝”行真对钱

“乾祐元宝”，仁宗仁孝乾祐年间铸。真书钱，清嘉庆年间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出土，最早著录于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并称“字体精妙，质地光明”。此后钱谱皆相沿著录。20世纪80年代以来，宁夏、甘肃、内蒙古多有出土。行书钱，旧谱未见著录，《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仅有钱图，未明所据。1984年秋，银川滚钟口西夏钱币窖藏出土一枚，字文深峻，书法流畅，属大珍之品^[35]。

据实物测定，真书“乾祐”径24～24.3毫米，穿5.4～5.6毫米，厚1.3～1.6毫米，重3.4～4.5克。行书“乾祐”银川品，径25.6毫米，穿5.7毫米，厚1.7毫米，重5.8克。此后，宁夏、甘肃等地又有出土，大小、字体与银川品相类。同心罕见大型西夏钱币窖藏，同时出土行真两体“乾祐元宝”，皆制作精美，大小相当，品相上好。兹选两品，配成行真对钱（图7-2）。

图7-2　乾祐元宝行、真对钱

（三）“光定元宝”篆真对钱

“光定元宝”，神宗光定年间铸。真书钱，清嘉庆年间凉州西夏钱币窖藏出土，最早著录于《历代钟官图经》《吉金所见录》，此后钱谱皆相沿著录。新中国成立后，宁夏、陕西、甘肃、内蒙古多有出土。是出土最多的西夏钱币之一。据宁夏出土实物测定，标准钱径25.1毫米、穿5.4毫米、厚1.5毫米，重4.1克。

篆书“光定”，史籍、古谱未载。1984年秋，与行书“乾祐”同时出土，是第一次发现的西夏钱币新品种。在近三万枚古钱中仅得此一枚，十分难得。据测定径25.3毫米，穿5.6毫米，厚1.4毫米，重4.3克。书法精妙，品相极好^[36]。所测数据与真书钱相差甚微，堪称对钱（图7-3）。

图7-3　光定元宝篆、真对钱

（四）汉文夏文对钱

在西夏钱币中，同年号的汉文和西夏文小平钱计有三对：汉文“大安通宝”和西夏文“大安宝钱”（图7-4），汉文“乾祐元宝”和西夏文“乾祐宝钱”（图7-5），汉文“天庆元宝”和西夏文“天庆宝钱”（图7-6）。这几种钱轮郭规整，铸工精美，除文字不同外，其形制如钱径、穿宽、边厚、郭宽，文字大小、位置、深浅、笔画粗细等，比上述汉文“对钱”更为接近，笔者觉得只要明白西夏文的字义，然后仔细琢磨品味，似乎仍能体会到一种“对称美”。同一年号的夏文、汉文“对钱”能成立的话，不仅丰富了“对钱”的内涵，而且是西夏钱币的一大特色。

图7-4　大安钱汉文、夏文对钱

图7-5　乾祐钱汉文、夏文对钱

图7-6　天庆钱汉文、夏文对钱

西夏的钱币制度，主要受北宋的影响。西夏对钱的存在，进一步说明北宋钱币制度对西夏影响之深。“对钱”从五代南唐到南宋淳熙，盛行了两个多世纪。而乾祐、光定都在淳熙之后，光定比淳熙晚了约40年。这就是说，在南宋孝宗币制改革停止铸造对钱后，西夏仍然铸造对钱，从而使我国对钱的历史后延了约40年。

【注释】

[1]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2（113）页。(www.xing528.com)

[2]王献唐：《中国古代货币通考》，齐鲁书社，1979年。

[3]（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卷三〇，中华书局，1972年，第1434～1435页。

[4]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科学出版社，1957年。

[5]（唐）魏徵：《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692页。

[6]（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6页。

[7]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98页。

[8]陈直：《史记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8页。“直按：集解以均输、锺官、辨铜为上林铸钱之三官，其说本于张晏。以余考之，当为锺官、辨铜、技巧三令丞，皆属于水衡都尉。因水衡设在上林苑，故称为上林三官。”

[9]戴志强、周卫荣：《中国历代铜铸币合金成分探讨》，载《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166页

[10]余少英集释、李庆善整理：《汉书食货志集释》，引《广雅玉篇》云：“链，铅矿也。”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286页。

[11]（唐）魏徵：《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692页。

[12]（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6页。

[13]戴志强、周卫荣：《中国历代铜铸币合金成分探讨》，载《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167页。

[14]有关资料见：戴志强、王体鸿：《北宋铜钱金属成分试析》；水上正胜著，阿祥译：《志海苔出土古钱的金属成分》。此二文载《中国钱币》1985年第3期，又收入《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赵匡华、华觉明、张宏礼：《北宋铜钱化学成分剖析及夹锡钱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6年第3期。1983～1985年期间，宁夏博物馆对贺兰山西夏窖藏钱币中的31枚北宋钱进行了化学成分和金相组织测定，报告见本书第九章第四节《贺兰山窖藏古钱理化测定报告》。经核算，其金属成分为：铜65.16%，铅19.25%，锡8.11%。与上述诸家测定数字大体一致。

[15]戴志强、周卫荣：《中国历代铜铸币合金成分探讨》，载《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168页。

[16]游战洪、李仲均、华觉明：《宋代的铸币和币政——〈大冶赋〉研究之五》，《中国钱币》1994年第1期。

[17]（唐）魏徵：《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691页。

[18]（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卷五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384页。

[19]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古泉汇考序》，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2（113）页。

[20]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四、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96页。

[21]（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钱币》卷一八〇：北宋大观元年“颁行大观新修钱法于天下”，中华书局，1977年，第4390页。

[22]（元）脱脱等：《宋史·职官志·三》卷一六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3682页。

[2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四、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2版，第414页。

[24]宋代钱监虽有设在矿区的，但并非“即山造钱”。在铸钱铜中按定规加入铅锡，怕是很难从钱币的金属成分上判断出该钱为何地所铸的。

[25]华觉明、张宏礼：《宋代铸钱工艺研究》，《中国钱币论文集》第二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据研究，宋代铸钱每副铸型定额装钱64枚，说明宋代铸钱工艺已经高度规范化了。

[26]见本书第一章第二节《西夏钱币的发现与研究》。

[27]翁树培：《古泉汇考序》，转引自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总论》，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2（113、114）页。

[28]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第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05页。

[29]本书出版于日本仁孝皇帝文政十年（清道光七年，1827年）。

[30]戴志强：《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第432页。

[31]戴志强：《戴志强钱币学文集·对钱浅释》，中华书局，2006年，第105～106页。戴志强先生在1985年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讲义《两宋钱币》中，首次首次使用了“高标准”和“低标准”的概念，在《戴志强钱币学文集》中，做了更为完整、系统的表述。

[32]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元德通宝”论考》。

[33]内蒙古乌审旗文物保管所：《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

[34]郝朝元：《元德通宝与圣宋通宝母线》，《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第3期。

[35]牛达生：《银川首次出土篆书光定平钱》，《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

[36]牛达生：《银川首次出土篆书光定平钱》，《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