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解读大朝钱的文字问题

四、“大朝”钱的文字问题

要对“大朝”钱的文字进行研究，似有必要对蒙元时期使用文字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知道蒙古族是游牧民族，成吉思汗以前是没有文字的，部落首领“凡发布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16]。“行于鞑人（即蒙古族）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只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小木即古木契也”^[17]。“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乃蛮部，统一蒙古诸部后，开始使用回鹘字母拼写蒙古语，这就是回鹘式蒙古文，是与明末直至现代使用的蒙古文不完全相同的古代蒙古文。与此同时，也用汉文拼写过蒙古语，即所谓“凡施用文字，皆用汉楷及畏兀字（即回鹘字），以达本朝之言”^[18]。这些记载，反映了在蒙古汗国草创时期蒙古文字不够稳定，使用比较混乱的情况。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即命国师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称为“国字”，1269年正式颁行推广使用，凡皇帝诏旨文书，以及法令、印章、牌符、钱钞等，一律使用“国字”，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八思巴字”，是元代主要使用的文字。

“大朝”钱的文字有正面钱文和背面钤印文字。这两项文字的研究，前人都已涉及，但也都有待充实完善之处。

钱面“大朝通宝”四字，其中的“大”“通”“宝”三字，袁寒云提出“仿大观”说，方若提出“仿大定”说^[19]。此二说似皆可成立，但从银川铅质“大朝”来看，并不完全如此。其中大钱一式，确与其他“大朝”钱一样，与“大观”“大定”有共同之处，但大钱二式，笔画粗细不匀，结体缺少章法，而宝字，竟将字头改成“亠”，写成“”，则与“大观”“大定”风马牛不相及也。铅质“大朝”小钱，将宝字写成“宀”加“王”字的宝字，也难以找到依据。这都表明“大朝”钱文的复杂多变，也为古文字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大朝”钱背钤印文字，宣愚公就注意到“背有隐起之印，似篆文木字，未详其故”。袁寒云还对其字进行了描述：“背平钤印二：一形，一形，咸古文也”^[20]。1980年以来，人们根据新的发现，对这些钤印文字给了更多的关注，其中有的还得到译释，如前述贺兰银质“大朝”背文为畏兀字“蒙兀儿·合罕·钱·宝”四字。但是总的来说，钤印文字究竟是什么文字，尚无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法。有人认为是“纪地”和“纪年”文字；有人笼统地说是“蒙文”，是“中亚古文字”；有人沿袭旧说，说“”是“木”字，也有人说是篆文“铢”字的简写。笼统的说法不能解决具体问题，“中亚古文字”甚多，是何种文字？现代蒙古文与古代蒙古文也不同。说“纪地”和“纪年”，说“木”，说“铢”，也都有待证实。

据手边资料，“大朝”钱背钤印文字，可分为直笔、曲笔两类。直笔字如 “”等，曲笔字如“” 等，因钱文大都模糊不清，所描画之字很难说个个准确，只供参考。图6-3是钤印文字较为清晰的拓片，供辨识。

图6-3　钤印文字较清晰的拓片

关于“大朝”钱背钤印文字，有人提出因其“有阳文，也有阴文，有的带有外框，有的不带外框，各枚银钱打上的文字、记号又不尽相同，说明它不是同一时间、同一场合打上去的”。以此说明钱背钤印文字不是“单一的一种民族文字”。同时，还在天水出土部分“大朝”钱中，发现钱背“有疑是西夏文的戳记”^[21]。笔者对“夏文戳记”提法很感兴趣，并对该文图6-4中4、5两图戳记（即图6-5）仔细比对，的确有类西夏文字形态，但很难确定它就是西夏文字。无论如何，这些种探索，包括戳记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字”的提法，都是很有意义的，应该继续研究下去。

总而言之，“大朝”钱背钤印文字属何种文字，具体是什么字，对“大朝”钱币和蒙古汗国货币经济的研究至关重要。笔者认为或许其中不少与回鹘蒙古文有关，衷心希望我们的古文字学家能介入研究，俾使有所突破。

图6-4　天水出土大朝通宝拓片

图6-5　图6-4中4、5图两钱类西夏文特写

综上所说，“大朝”钱除一致认为是蒙元时期蒙古汗国所铸外，如它是否是正用品，流通范围的划定，钱币文字的辨认等，笔者所谈只是引玉之砖，尚待学界新的研究成果；而版别划分，银、铜、铅钱及大小钱比值等，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期待着更多的科学发掘的新发现，更多新的研究成果面世。

【注释】

[1]“元代”“蒙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过去，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比较混乱。蒙元时期的蒙古，是指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漠北，至1271年忽必烈升中都为大都（今北京），改国号为大元的一段。这一时期，又称为“大蒙古国”“蒙古汗国”。

[2]道润梯步：《蒙古秘史》（简译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60页；（波斯）拉施特主编：《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53页。(www.xing528.com)

[3]（明）宋濂等：《元史·世祖纪一》卷四，中华书局，1976年，第74页。

[4]丁福保：《古钱大辞典拾遗·古泉目录》，第32（2407）页。有将“应圣”断为日本钱的，如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第465（2101）页称：“袁寒云曰，厥泉为倭岛旧制，绝罕见，即彼邦也稀有矣。”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

[5]见本书第九章第一节《贺兰山发现西夏窖藏钱币》。

[6]据李逸友先生《“大朝通宝”考》一文考证（《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5年2期，总68期），除罗列与上表相同的近年出土品外，还对各家论著中的多枚，进行了考证，涉及银2、铜3。兹简述如下：
一、银钱两枚：1.直径19～20毫米，源于宣愚公《银大朝通宝钱考》一文（原载《古泉学》第二期，1936年）。其后，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1695条所称“背有一似木字戳者”，朱活《元钱通论》、王贵忱《元钱拓集》、孙仲汇《简明钱币辞典》中一枚，皆同此枚。2.直径19～20毫米，首发孙仲汇《简明钱币辞典》中的另一枚银品，华光普《中国古钱目录》中的一枚，亦即此钱。
二、铜钱三枚：1.直径23毫米，重3.4克，首发朱活《古钱新典》，其《元钱通论》所用即此品。2.直径23毫米，重3克，首发《古钱介绍》。3.直径22毫米，重2.7克，首发高汉铭《简明古钱辞典》。这5枚银、铜“大朝”，或许与表中所列诸家谱录，有相重者，故未补列表内。

[7]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圆钱类·大朝通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96（1361～1362）页

[8]宣愚公：《大朝通宝续考》。转引自《古钱大辞典·下编》“圆钱类·大朝通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97（1365）页。

[9]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圆钱类·大朝通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97（1366）页。

[10]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古代建筑·西夏古塔》，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90页；雷润泽等：《宁夏拜寺口双塔发现的大朝通宝和中统元宝交钞》，《中国钱币》1989年第4期。

[11]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圆钱类·大朝通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97（1365）页。

[12]罗伯昭：《元代权钞钱说》，转引自《古钱大辞典·总论》，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58（225）～61（231）页。

[13]“蒙古”时期，没有明确的官铸正品钱，此处似可理解为“不类元代官铸正用品”。

[14]罗伯昭：《元代权钞钱说》，转引自《古钱大辞典·总论》，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59（227）页。

[15]俞伟超主编：《中国古钱大系》，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

[16]（南宋）赵珙撰、王国维笺证：《蒙鞑备录》，1926年。是今存最早记载蒙古事迹的专书。

[17]（南宋）彭大雅撰、徐霆疏、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1925年。是研究13世纪前半期蒙古史的珍贵资料。

[18]（明）宋濂等：《元史·释老志·八思巴传》卷二〇二，中华书局，1976年，第4518页。

[19]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圆钱类·大朝通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97（1366）页。

[20]丁福保：《古钱大辞典·下编》“圆钱类·大朝通宝”，中华书局影印本，1982年，第97（1366）页。

[21]邹志谅：《太朝通宝银钱研究——兼谈钱背疑似西夏文戳记》，《西部金融·2008钱币研究增刊》，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