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宋每种货币流入量多少的决定因素
贺兰山西夏钱币窖藏出土的北宋货币，有的品种多达近千枚，有的只有数枚、数十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经对大风沟、榆树台两窖藏出土钱币数字统计发现，两个窖藏中同一货币品种数量的多少，与在各窖藏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大体一致，说明它实际上就是北宋每种货币流入量的反映。每种货币流入量的多少，是受到多种因素影响的，其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一是宋夏关系的好坏；二是宋朝此种货币铸造量的多少；三是宋朝执行“阑出”政策的宽严。
比如“祥符”钱，大风沟为553枚，榆树台为320枚，约占总数的7.58%和6.74%，而“庆历重宝”，大风沟没有，榆树台也只有一枚[7]。为什么一多一少，数字如此悬殊？据分析，“祥符”钱所以多，究其原因，一是宋真宗祥符年间铸钱较多，每年达125万贯[8]；更主要的是宋景德元年，李德明继位，他连年上表“归顺”称臣，宋朝对李德明也多次加官晋爵，厚加赏赐。宋夏关系空前良好。这当然有利于双方贸易的进行和货币的流通。
仁宗庆历年间，每年铸钱300万贯，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祥符”，而庆历钱为什么仅有一枚？究其原因，这是因为1038年元昊公开称帝，这一重大事件，引起宋皇室的强烈愤懑，于是下诏削元昊官爵，撤销所赐赵姓，断绝和市，停止贸易往来，并揭榜于边，命人擒拿元昊，使宋夏关系急剧恶化并引发了连年的战争。“庆历重宝”就是在宋朝对西夏用兵，财政发生困难的背景下铸造的。再者，宋仁宗重申“阑出铜钱”，规定“钱千，为首者抵死”[9]。这是有宋一代，钱币法最严厉之时。这两点，就是“庆历重宝”极少的原因。
宋神宗熙宁、元丰钱的数量，为什么能占到窖藏北宋货币总数的25%～28%？这是因为：一则，此时北宋每年铸钱数额达到顶峰，熙宁末年岁铸373万贯，元丰年间岁铸506万贯（元丰以后再未超过300万贯）。二则，熙宁、元丰年间实行新政，“削除钱禁”，以至“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直到元丰末年，才“复申钱币阑出之禁”[10]，减少了钱币的出口量。(www.xing528.com)
北宋晚期，金人南侵，宋朝被迫南迁，北方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北宋货币流入西夏，自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关于这点，在第九章表9-2中，从宋哲宗“元祐”钱开始，每种货币的数量逐渐下降，是看得很清楚的。有鉴于此，西夏不得不增加自己钱币的品种和数量[11]。这便是西夏后期货币品种和数量较多的原因。与此同时，西夏经过多次请求，得到金代“正隆通宝”与西夏货币同时在西夏境内流通的许诺[12]，这或许就是“正隆通宝”较多的原因。
后期的西夏，与南宋、金鼎足而立，为什么这时境内流通的依然主要是北宋货币？原来，金和西夏一样，虽然自己铸造货币，但在其境内，主要流通的也是北宋货币（辽也一样）[13]。因此，西夏和金之间的贸易往来，主要使用的只能是北宋货币。所以，在西夏后期的近百年中，除较多补充自己的铸币外，主要流通的仍是北宋货币。
西夏和北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多次发生战争，但总的说来关系还是好的。如《宋史·夏国传》所说，西夏形式上对宋称臣，而“宋之待遇也得其道，厚其委积而不计其贡输”，正是双方交往的基础。西夏境内长期流通北宋货币，反映了西夏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对宋朝的依赖，这是宋夏关系方面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夏社会经济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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