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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钱币研究揭示大量铸铁钱的物质条件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40]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的生产,大多仰仗于铁。夏人将铁的生产,与盐并提,可见其重视程度。他们将铁器分为粗铁器、细铁器和水磨铁器三类,并规定了生产每类铁器的耗减率。铁器的分类和耗损率的规定,显示了西夏对铁器生产的管理能力。

西夏钱币研究揭示大量铸铁钱的物质条件

四、具备了大量铸铁钱的物质条件

所谓物质条件,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是硬件,即有无铁矿,有无冶铸锻造技术;二是软件,即政府是否有能力管理和组织生产。这两方面的条件,西夏都是具备了的。

首先,西夏境内有铁矿,亦有冶铸能力。西夏文辞书《文海》载:“铁,此者矿也,使石熔为铁也。”[35]西夏文百科全书《圣立义海》载:“(巴陵)黑山郁郁,溪谷长流,生诸种树,熔石炼铁,民庶制器。”[36]“(西边宝山)淘水有金,熔石炼银、铜,物进国昌,郊产丝宝也。”[37] 巴陵黑山、西边宝山的地望,尚待探讨,但西夏境内有铁矿,且能冶铸制器,则是明白无误的。

西夏境内有铁矿藏,也见诸汉文文献:西夏在景宗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就因“夏州多铁,州东设铁冶务”[38]。“西贼所恃,茶山冶铁、竹箭,财用之府。”[39]横山亘袤,千里沃壤,人物劲悍善战,多马且有盐铁,夏人恃以为生。”[40]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的生产,大多仰仗于铁。夏人将铁的生产,与盐并提,可见其重视程度。西夏“茶山铁冶”,曾一度被宋朝占有,造成西夏“乏铁”,不得不“常以青盐易陕西大铁钱为用”[41] ,可见,铁在西夏经济中所占的地位。西夏境内的铁矿,除夏州外,今内蒙古白云鄂博(包头)大铁矿也在河套地区内,不知开采于何时,是否与西夏有关。

西夏不仅有很好的冶铸能力,还有很好的锻造能力。安西榆林窟第3窟“千手经变”壁画有西夏《锻铁图》(图4-3),为我们了解和认识西夏锻铁工艺是提供了图像资料。《锻铁图》画面上有鼓风装置,有人在铁砧上打铁,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锻铁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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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西夏《锻铁图》

鼓风装置是锻铁中最重要的设备。人类早期鼓风,大多采用皮囊,宋元时期使用木板启闭鼓风的风扇[42]。如图所示,西夏也是使用这种风扇,它为梯形木柜,一面有通风管连接火炉,一面为开合的盖子,通过对盖子的推拉,将风连续吹入炉内,从而使炉膛持续保持高温。它比皮囊鼓风更为先进,是后世抽拉式风箱的过渡阶段。《锻铁图》说明,西夏的锻铁技术已相当发达,大体与中原地区保持同一水平。因为有先进的锻铁技术,故其所锻造甲胄、宝剑享誉内外。宋人叹曰,西夏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可入。自京齎去衣甲皆软,不足当矢石。以朝廷之事力,中国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43]西夏的兵器犀利异常,“夏国刀”为诗人陆游所赞赏,诗云:“金络洮州马,珠装夏国刀。”“夏人剑”被誉为“天下第一”[44],连北宋皇帝钦宗,也“佩夏国宝剑”[45]

再则,西夏政府有能力管理和组织生产。西夏在开国皇帝景宗时,就在夏州“州东设铁冶务”,负责铁矿的生产。西夏后期,又设有“铁匠局”,负责铁器的生产。他们将铁器分为粗铁器、细铁器和水磨铁器三类,并规定了生产每类铁器的耗减率。如打制头、斧头等粗铁器,“一斤耗八两”;打造灯柱、钥匙等细铁器,“一斤耗十两”;打造刀剑、剪刀等水磨铁器,“一斤耗十一两”;还有生铁熔为熟铁“十斤耗一斤”的规定[46]。铁器的分类和耗损率的规定,显示了西夏对铁器生产的管理能力。

【注释】

[1]陈炳应:《西夏货币制度概述》,《中国钱币》,2002年第3期。

[2]陈炳应:《西夏货币述论》,《甘肃金融》,1987年增2。

[3]陈炳应:《西夏货币述论》,《甘肃金融》,1987年增2。

[4]肖云兰:《张掖文化馆收回一批古钱币》,《考古文物》1987年第3期。

[5]彭金章、沙武田:《试论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期。

[6]庞文秀:《阿拉善盟发现的西夏货币述评》,《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2002年第2期。

[7]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乌审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乌审旗陶利出土西夏窖藏古钱》,《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

[8]朱安:《甘肃武威出土一批窖藏钱币》,《考古与文物》1994年第3期;彭金章、沙田武:《浅论敦煌莫高窟北区的波斯银币和西夏钱币》,《文物》1998年第10期。

[9]陈之伟,张秀莲:《党项人与其铸造的铁质钱币》,《丝绸之路》2009年第16期。

[10]《文物工作报导》,《考古通讯》1954年第2期。

[11]张秀峰:《对西夏铁钱的几点认识》,《内蒙古金融·钱币两会专刊》,1986年。

[12]郑隆、陆思贤:《临河县高油房西夏城址的调查》,1981年“西夏学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该文对古城铁钱调查情况,做了生动的描述:“在古城东北部,东门内五六十米的范围内,大跃进时挖出了大批铁钱,锈结成数百斤或千数斤的大块,砸碎后投入小高炉炼铁,现在还保留了几大块,砍削方整,放在供销社门侧供人踏坐。我们到现场拣拾时,数十斤一块的还很多,字迹都已不能辨识,从钱缝中砸开,只认到过一次‘乾祐元宝’四字”。根据描述,这里很可能是一处铸造铁钱场所,钱币数量恐怕在万斤左右。

[13]伊克昭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达拉特旗盐店乡出土西夏窖藏铁钱》,《内蒙古金融》1989年第3期。

[14]张秀峰:《对西夏铁钱的几点认识》,《内蒙古金融·钱币两会专刊》,1986年。

[15]张秀峰:《对西夏铁钱的几点认识》,《内蒙古金融·钱币两会专刊》,1986年。

[16]金申:《包头郊区发现一批西夏铁钱》,《中国钱币》1983年第3期。

[17]师宝珍:《包头出土天盛元宝背“西”铁钱》,《中国钱币》1985年第2期。

[18]本文钱图选自张秀峰《对西夏铁钱的几点认识》、谭振离《乾祐元宝铁钱的版别划分及化学成分》,两文皆载《内蒙古金融·钱币两会专刊》,1986年。其中“天盛”背“西”第2枚为张志超先生提供,是首次发表,仅致谢忱。(www.xing528.com)

[19]金申:《西夏铁钱小议》,《中国钱币》1985年4期。

[20]张秀峰:《对西夏铁钱的几点认识》,《内蒙古金融·钱币两会专刊》,1986年。

[21]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七“敕禁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87页。

[22]这里的东南西北四院,是以中兴府为中心的四方,而不是西夏疆域的四方。有人推定东院在今陕西榆林或是靖边白城子(夏州),西院在今甘肃武威或是永昌,都有一定道理。

[23]杨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第138页。

[24]杨蕤:《西夏地理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1页、第138页。

[25]鲁人勇:《西夏地理志》,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04页。

[26]高至喜:《长沙、衡阳西汉墓发现铁半两钱》,《文物》1963年第11期。

[27]马定祥批注:《丁福保·历代古钱图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7页。

[28](唐)姚思廉:《梁书·武帝纪下》卷三“十二月戊午,始铸铁钱”。中华书局,1973年,第67页。

[29](唐)魏徵等:《隋书·食货志》卷二四,中华书局,1973年,第690页。

[30](北齐)魏收:《魏书·岛夷萧衍传》卷九八,中华书局,1973年,第2185页。

[31](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钱币》卷一八〇,中华书局,1977年,第4377页。

[32](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钱币》卷一八〇,中华书局,1977年,第4387页。

[3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10937~10938页。

[34]见本书第五章《西夏货币经济研究》。

[35]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487页。

[36](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37](俄)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页。

[38](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一四,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39](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〇,中华书局,1985年,第5345页。

[40](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7893页。

[41](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西夏书事校证》卷三六,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423页。

[42](宋)曾公亮《武经总要·行炉图》,(元)王祯《农书·水排图》,皆为竖式梯形风扇,与西夏《锻铁图》风扇的结构基本相同,所异者,夏为双扇。其使用方法,与后世风箱的抽拉不同,而是推拉。

[4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中华书局,1985年,第3137页。

[44](宋)太平老人:《袖中锦》,转引自吴天墀:《西夏史稿》,第177页。又:(宋)赵补之:《鸡肋集》卷九,也记述了苏东坡看到西夏刀剑后极为欣赏的情况。

[45](元)脱脱等:《宋史·王伦传》卷三七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11522页。传云:“汴京失守,钦宗御宣德门,都人喧呼不已。伦乘势径造御前,曰:臣能弹压之。钦宗解所佩夏国宝剑,以赐伦。”

[46]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一七“物离库门”,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555~5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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