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证明“大安通宝”是西夏钱而不是辽钱。
1.出土地多在西夏故地。上述9枚“大安通宝”，除“赤峰品”“林西品”“沽源品”3枚，出土地远离西夏故土外，其余6枚中，5枚皆有明确出土地点，无一不在西夏故地；“西安品”虽出处不明，但其出土地概率，多半应在西夏故地，不大可能会在远离西夏故地的其他地方。
还有，上述9枚“大安通宝”的发现与研究，涉及多位考古学家、钱币收藏者和研究者。但值得注意的是，除“沽源品”外，无一不被当事人认定为西夏钱币。
2.林西窖藏的西夏钱币并非仅此一品。在林西县出土的20多万枚钱币中，西夏钱并非只有“大安通宝”一枚，而是还有西夏文“大安宝钱”一枚与它做伴。据悉：1982年林西县文物普查时，又发现西夏文“大安宝钱”和汉文“乾祐元宝”各一枚，也是出土于三道营子窖藏的[15]。难道有人会怀疑这些钱是西夏钱吗！可是有关文章对此只字不提。
3.钱币远离故土并不稀奇。据表1-3统计，西夏钱币在远离故土的浙江、湖南、湖北、山东、山西、吉林、黑龙江等地发现[16]，有的还渡过鸭绿江流到朝鲜[17]。也有外国钱流到西夏的实例。1985年，在宁夏盐池县发现的西夏钱币窖藏中，就有王氏高丽（918～1392）所铸“三韩通宝”一枚[18]。那么，在辽朝故地发现个把西夏钱币又有什么稀奇！货币是流通的，个别的钱可能流得很远。
4.辽、夏两种“大安”形制、风格完全不同。首先，仁孝以前的西夏钱如“元德通宝”是隶书直读[19]；而辽钱中的年号钱，从最早的“神册通宝”到最晚的“天庆元宝”，无一例外都是旋读[20]。“大安通宝”是直读而非旋读，辽钱中掺和一种直读钱，似乎也不尽合理。
我们注意到，韩文也谈到“大安通宝”为直读的问题，谈到尽人皆知的“长安”和“短安”两品。但却要在辽“大安”钱中再加一个什么“直安”钱，似乎有欠严谨、认真！
韩文认为，辽钱有“唐代遗风”，“尤其是隶楷相参的钱文是辽钱独有的特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辽钱形制不够规整，钱文攲斜不正，哪有“开元通宝”那种形制极工，欧阳洵所书，隶含八分的强劲气势！倒是与辽钱不同的“大安通宝”，具有轮郭规整，书兼隶楷，品相精好的唐代遗风。
5.辽、夏钱制作精粗不一，很易区分。历来，泉界对辽钱评价不高。早在清代，就有人认为辽钱“文质粗劣”“字迹模糊”“其文攲斜不清”[21]。经济学家、货币史、泉学大师彭信威先生用最通俗的话，概述了辽钱的不精：“辽钱的制作都不精美，钱背常常错范，文字也不好……”[22]经济学家、货币史、钱币学家千家驹、郭彦岗先生也说：“因受冶炼及铸造技术限制，制作粗糙，钱背常有错范，钱文书法不及宋钱精湛。”[23](www.xing528.com)
与辽钱相反，历代泉家对西夏钱则是众口一词，多有赞美：（清）翁树培《古泉汇考》说，西夏钱“史册不载，据所见西夏钱，字端楷，制精好”。（清）初尚龄《吉金所见录》说：西夏钱“字体精妙，质地光明”。彭信威也大加称赞，说西夏钱“制作精制，文字整齐”。1982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货币图册》，也用珍贵的篇幅称赞：“西夏钱币的制作很精美，文字也规矩，他们的文化看来要超过契丹人”。如果将如此精美的“大安通宝”放在辽钱中，不是也太协调了嘛！
其实，与西夏钱有关的官司，并非仅此一端。“元德通宝”因其略显轮宽、肉薄的特点，就有人认为是“安南钱”。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夏故地屡有出土，从而否定了安南钱说，成为公认的西夏钱[24]。辽、夏都有“天庆元宝”，因有人不辨其形制差异，而将西夏“天庆”当作辽“天庆”。泉人张可中早就指出：取辽、夏“天庆”两钱相比，“则字体、铜质，皆有明显之分，不可混为一谈也”[25]。现在玩泉者，大概不会再将二者混为一谈了。
现附西夏林西品“大安通宝”（图3-1）和辽“大安元宝”常见两品（“安”字长短各一，图3-2），供泉友们对比参考。看两钱制作精粗、文字风格是否一致，看哪个更具有唐“开元通宝”的神韵。
图3-1 林西出土大安通宝
图3-2 辽钱大安元宝两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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