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钱币研究：大安通宝的国属问题

一、引论

1981年，内蒙古林西县发现辽代钱币窖藏，出土钱币总计1550多公斤，多达20余万枚，其中不乏精品，是辽代窖藏钱币的一次重大发现^[1]。如今时过30多年，新的发现未有出其右者。而从未见之著录、又仅有一枚的“大安通宝”，因是首次出土面世，倍受包括笔者在内的泉界人士的关注。

在西夏钱币的研究中，有不少问题需要探索。但20多年来，“大安通宝”的国属，竟有夏钱、辽钱，甚至五代幽州刘氏吉语钱诸说^[2]。泉学大师马定祥先生也在其《马定祥批注〈历代古钱图说〉》中，提出该钱“是否属辽钱或西夏钱可研究”。因此，“大安通宝”的国属，可谓是西夏钱币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应该说这是好事，是钱币研究深化的体现，也是钱币事业兴旺发达的体现。

笔者从刘氏吉语钱一文中，得知河北沽源县又发现一枚“大安通宝”，为该钱和西夏钱币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资料。但是，加沽源一品，现知“大安通宝”已有9枚之多，而所谓刘氏吉语钱说一文，可能限于资料，仅依据为其所知之林西品和沽源品两钱，就得出此钱为五代刘氏吉语钱的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该文作者知道还有出土于西夏故地的其他“大安通宝”的话，也许就得不出这样的结论了。再说，“大安通宝”的钱体形制与书法风格，与已知的刘氏父子在幽州所铸之“永安一千”“顺天元宝”“应天元宝”等钱毫无共同之处，怎么能说它就是刘氏铸钱呢！这就是说，应该排除“大安通宝”为五代刘氏吉语钱的可能性。(www.xing528.com)

那么，“大安通宝”究属何国？在我国历史上，“大安”年号有三个，分别属于辽道宗（1085～1094）、西夏惠宗（1074～1084）和金卫绍王（1209～1211）。这就意味着“大安通宝”只能属于这三国中的一国。

“大安通宝”的国属问题，是由林西县出土的一枚钱币而引发的。该窖藏钱币的清理者和研究者吴宗信先生，最早对该钱的国属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1985年著文认为：此钱不是金钱，理由是：窖藏入地时间，当是辽行将灭亡时的战乱之际，距金卫绍王即位尚有近90年的时间；而该窖藏钱币的下限是宋徽宗“政和通宝”和辽天祚帝“天庆元宝”，没有一枚金代钱币。这就意味着该钱产生时金代尚未诞生，当然不存在金代铸“大安通宝”的问题。同时，吴文还对此钱的特征和时代，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论证，认为它“铸造精工”“书体庄重”，结论是西夏惠宗“大安年间所铸无疑”^[3]。应该说，吴先生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其中“非金代所铸”，已成为泉界的共识。

但是，在吴文发表10年之后的1995年，吴先生的“挚友”韩仁信先生，著文在肯定吴先生“非金代所铸”的同时，提出了辽钱说，反对西夏钱说^[4]，从而引发了“大安通宝”是辽钱还是西夏钱的争论^[5]。据悉，吴先生已经逝去，如果他仍健在的话，笔者想他是会面对这一挑战，坚持自己的意见的，因为他是对的。其实，在韩文发表不到一年，林泉先生就著文从辽钱“面文无一直读”，而“大安通宝”面文风格与辽“‘大安’书法截然不同”等方面，得出此钱“绝非辽代铸钱”，肯定吴先生关于“西夏钱的论断是比较正确的”结论^[6]。其后，理泉等先生，又公布了几枚新发现的“大安通宝”，认为其与辽钱“风格相去甚远”，并肯定其“非辽钱”，而为“西夏钱无疑”^[7]。2005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宋辽西夏金编·辽西夏金卷》，也将几枚“大安通宝”，列入“西夏货币”中。无疑，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但是，从理论上讲，这些否定辽钱说的论证，不够充分。故笔者不揣浅陋，对“大安通宝”绝非辽钱，再而是西夏钱的认识，再陈述如下。